说说茅于轼：不向任何人卖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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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11-05-26
茅于轼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坚持自由市场理论。在现代经济学中，这个流派即使在西方国家都不是主流，在中国更谈不上主流。在经济学上我们通常把这个流派叫作奥地利学派，因为其发起人是奥地利人门格尔。中国的年轻学者中有个叫“铅笔社”的学术组织属于这个学派，而在老一代中，茅于轼可能是唯一的一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
奥地利学派反对客观价值论，主张基于边际理论下的主观价值论。在与其他现代经济学（也都是基于边际理论下）的冲突中，它的最大特点是反对政府以任何形式干预自由市场。这个学派的著名观点是：政府干预从来就没有真正解决过任何经济问题，它最多是把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通过权力干预变成一个复杂的问题，把危机变得更大，埋藏得更深，直至最终躲不过了，以猛烈的形式爆发。也就是说，政府干预实际上是以将来更大痛苦的代价来逃避眼前的不舒服。或形象地说：瘾君子用注射海洛因来逃避眼前的痛苦！
我喜欢茅于轼的第一个原因，是我本人也认同奥地利学派。但接触了很多茅于轼的文章后，我发现他的另一个闪光的人品。中国很多的高级经济学家不可避免地屈服于权力（可以理解），写出的文章有向权力卖淫的嫌疑。中国也有一些人，打着经济学的旗号搞政治投机，向公众卖淫（搞煽动）。而茅于轼不向任何一方卖淫，他坚持讲自己的道理，不管对方是谁！下面我来解析一下茅于轼最有争议的观点。
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天下没有一个社会的最终目的是大家都变成穷人。过上富足、舒适的生活，是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人们的共同愿望。这个共同的愿望，导致人类有两个标准的行为：第一，当我们遇到机会能使得自己比别人更富裕时，我们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即使这个机会不太道德；第二，当别人比我们富裕时，我们心里不舒服，我们非常愿意看到此人的丑闻！
在任何一个社会，富裕的人是那些一生不停地奋斗的人。由于他们不停地奋斗，他们干的事情必然比普通人多；由于他们干的事情多，那么不太地道的事情也必然比普通人多。也就是说，富人的丑闻远远比穷人多，这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容忍这种自然现象，那么这个社会就必然会惩罚奋斗的人们，这个社会也就永远无法富裕。
有人说，富裕没必要非得缺德。这是一句冠冕堂皇的废话。如果人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地球就不是人间了，地球就变成天堂了，人就变成天使了，我们也就不再需要政府了！正因为我们是人，人有不可克服的自利性和劣根性，所以我们就不要愚蠢地把人想象成天使，用天使的标准来衡量富人。我们连自己的自利性和劣根性都控制不住，为什么要要求别人呢？
所以我们要为富人说话，讲富裕的道理，面对自己的自利性和劣根性，承认别人比我们强。但为什么我们要为穷人办事呢？争取自己做富人是本分，是我们的目标。帮助别人成富人是道德高尚！我们达到了本分之后要追求高尚。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尔达人。”这是做人的最高境界。我们虽然达不到这种最高境界，但我们要努力去做，试图去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不过请记住，如果你自己没有解决自己的富裕问题，你最好把次序摆正，先解决你自己的问题。
如果你在自己都没有成功的情况下，为了高尚而高尚，那么我告诉你，你那是假的，不但不高尚，反而很卑鄙！第一，既然你不知道自己如何致富，那么你必然不知道如何帮助别人致富，那么你那“高尚”的虚情假意无非是在表演。由于你致富无术，你的表演必然不但帮不了别人，而且会伤害别人；第二，你那虚情假意的表演，无非是自己致富的“曲线救国”手段。也就是说，你在通过伤害别人（因为无知）而达到自己致富的目的，这不是高尚，是卑鄙！
18亿亩地。在这个问题上引起争论的是茅于轼大胆对抗中央政府的言论。大跃进的惨痛教训让中国人饿怕了，在粮食问题上有点患得患失的神经病，这可以理解。但这种安全感不可以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粮食多多当然好，但这个多多的代价是什么？谁来承担这个代价？中国农民的收入只是中国城市人口收入的1/3不到。让这穷得叮当响的农民来承担比他们富裕三倍的人们的粮食安全代价？喂，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怎么不去到西部农村去种地来保护自己的粮食安全呢？吞噬别人的血汗，这是寄生虫行为！
农村耕地需要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农村有多少人“愿意”种地！如果你拒绝为种地的农民提供种地的动机，那么请不要谈你的粮食安全！你宁愿花钱买汽车，买房子，不愿意多花钱买粮食，可见粮食在你的眼中没有你的汽车、房子重要。什么时候你认为粮食更重要，愿意彻底解决农民的不平等待遇，把他们看作与自己完全平等的公民，认同他们的劳动与你的劳动一样值钱，那个时候再谈粮食安全问题吧！总之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粮食？自己种去！
廉价房问题。茅于轼在廉价房问题上曾提出，廉价房不能有厕所，这个言论被公众骂花了！但这正是一个正直、负责任的经济学者所应该预见到的。廉价房必须建筑廉价，把市场价格100万的房子按照10万来硬性定价，这叫补贴！补贴就产生了谁将得到这笔巨大补贴的问题，这势必产生权力寻租的恶劣现象。
如果政府在一套房子上补贴50万，先不谈政府的财政压力，单说谁能得到这50万！穷人会得到这50万？持这种观点的人是生活在梦中！分配这笔巨大财富的权力决不允许穷人独吞这个利益，权力必然要侵吞这个利益的一大部分。这势必造成社会舆论反弹，民众不但不会买这个好，而且会被大面积的腐败而激怒！
农村高利贷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茅于轼被又懒又自私的左翼给描述成了恶霸。农村贷款有其独特性，每笔贷款数目非常小。在城市商业贷款中，由于每笔贷款数额较大，这使得贷款可以承担信用审查所带来的巨大开销，和银行其他程序开销。但农村的小额贷款无法承担正常银行的程序和信用审查开销，这就使得农村贷款的坏债率偏高，投资人在坏债和程序上的损失远远大于正常的商业贷款。为了使小额贷款能长期生存下来服务农民，贷款利息必然要高。这不是不道德，而是这个行业的特性决定的。
那些在这个问题上咒骂茅于轼的人们，我来问你一句：你为什么不把你自己的工资低息贷款给农民呢？你懒得不去做这个工作，自私的铁公鸡一毛不拔，你有什么资格去谴责干事的人们？
茅于轼的个人品质，就表现在他讲自己的道理，不怕得罪任何人。那些咒骂这个正直的老人的人，不管来自哪边都怀着一颗极端自私的心：钱没到我家就是不好；或你破坏了我的“革命事业”，你就是我的敌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无知。无知者只会靠自己的屁股的感觉来判断是非对错，这实际上就是简单动物（如猴子）的判断方式。人无知则变猴子，这是放之四海皆准的规律。
茅于轼,1929年1月14日生于南京。经济学者，美日民间经济学者的重要代表。原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民间学术机构“人文经济学会”的理事长。2014年4月26日，成为英国Prospect杂志评选的“2014世界思想家”十位获奖者之一，名列第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