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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研究】李贵梅:缅甸历史上缅族王朝民族关系治理困境探析

2016-10-04 李贵梅 国关国政外交学人

学人简介

作者系红河学院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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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缅甸的族群关系自古至今较为复杂,其中缅族与孟族、掸族、克伦族之间的纠葛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本文通过阐述缅甸王朝历史上缅族和孟族、掸族、克伦族的关系,揭示出缅族封建王朝的民族治理政策,即同化孟族,控制掸族,忽视与遏制克伦族等,正是导致缅甸各族产生离心趋势的历史根源。

缅族王朝时期缅族统治者实施部族国家治理,奉行大缅族主义,轻视其他非缅族。对孟族进行同化,对掸族实施控制,忽视与遏制克伦族,因民族治理政策失当而导致认同建设缺失。孟族终究没被同化,且一直致力于恢复其历史上的辉煌;掸族没被征服,不断坚持为自由而战;克伦族非但没有被遏制,缅克两族关系反而长期紧张。缅族王朝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龃龉持续不断,仅在英国殖民期间,双方之间的摩擦暂时得以平息。缅甸独立后,再次爆发以克伦民族联盟为首的民族冲突。缅族王朝失当的民族治理政策为缅甸政府自独立以来一直陷入旷日持久的内战埋下祸端。


一、缅族王朝时期的主要民族及地位

缅甸各族从青藏高原、缅北地区相继进入缅甸。每一波的迁移大潮逼迫着早先的移民向更南边迁徙。孟族人、钦族人、阿拉干人、掸族人和克伦族人逐渐地纷纷散落到高山、平原定居下来。起先没有什么政治组织,家庭是社会最小的单元,村庄是部落的基本组织单位。大约公元300年,印度文明从海上传入,缅甸南部孟族国家最早接受了印度的文化、艺术和佛教。大约公元1~10世纪,缅甸地区最主要的国家是中缅甸灌溉区的骠国。除骠国之外,缅甸南部丹那沙林沿海地区北部、锡唐河下游和伊洛瓦底江河谷有孟人国家,伊洛瓦底江上游和上缅甸东部有高原国家掸国,缅甸西部阿拉干有若开族人建立的国家。


古代缅甸,孟族是最早建立起国家的民族。在缅甸南部伊洛瓦底江下游地区,公元前后已有孟人居住。到10世纪,缅甸南部的孟人国家主要有郎迦戍(今缅甸最南部的丹那沙林)、土瓦(今缅甸南部土瓦)、直通(今萨尔温江入海口的马达班)、勃固(今缅甸勃固)和勃生(今缅甸南部勃生)等。


约在公元1世纪时,掸族已迁徙到中国南部的云南和缅甸边境。7世纪时进入上缅甸,到公元650年左右掸族的力量也强大起来并建立了掸国。

 

在古代,克伦族人主要分布在缅甸中部。6~7世纪的时候克伦族从中国南部迁徙至缅甸地区,是古代缅甸最早的居民之一,有人甚至认为克伦族人大约在公元5世纪左右就进入了孟高棉语族的地区。


缅族起源于中国西北戈壁沙漠和青藏高原西北部之间的甘肃省一带,9世纪中期至10世纪中期进入缅甸,在中国最早的文字记载中称他们为“羌”,封建统治者的压迫迫使他们躲避到西藏东北部,大约公元2世纪,越过崇山峻岭逃往南方,销声匿迹许多世纪后重新出现在南诏境内。随后又逃出南诏进入缅甸平原,穿过恩梅开江和萨尔温江之间的地区,最后定居在叫栖地区一带。缅族人向南诏学会了使用水牛、山坡梯田耕作和水稻种植,学会了战争的艺术和养殖马的技术。他们先前在南诏居住的云南西南部以养马为业,缅族人成了缅北有名的育马专家。这为他们培养精良骑兵以及之后征服缅甸各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缅族在缅甸地区居于强势并建立了几代强大的王朝,这与其人口众多和善于学习别的民族是分不开的。缅族在迁徙过程中经过掸族统治达两百年之久的缅甸北部南至八莫县的广大地区,向掸族学习政治统治制度和语言等。缅族部落所处的地区正是伊洛瓦底江、钦敦江等主要大河汇流处,又是骠国都城室利差呾罗与另一座城市汗林南北交往的必经之途,这一优越的地理环境既有利于缅族诸部落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又有利于缅族吸收先进的骠人文化。到公元10世纪时,缅族的势力越来越强大。公元1044年,阿奴律陀创建了蒲甘王朝(1044~1287年),成为第一个缅族国王,建立了缅甸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1057年,阿奴律陀率军南下,进攻南方孟人诸国,直通、勃固等孟人国家归附了蒲甘。阿奴律陀把在直通得到的许多小乘佛教的经典佛宝及众多僧侣带回蒲甘,对蒲甘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077年阿奴律陀去世时,蒲甘王国的统治范围已扩大到缅甸的大部分区域,西到北阿拉干,南到丹那沙林北部,东到掸族山区。

 

从1044年阿奴律陀统一缅甸开始至1895年缅甸全部被英国吞并,缅甸历史上的封建社会(按著名学者贺圣达的划分方法)历经蒲甘王朝(1044~1287年)、分裂时期(1287~1531年)、东吁王朝(1531~1752年)、雍籍牙王朝(1752~1885年),其中蒲甘王朝、东吁王朝、雍籍牙王朝(即贡榜王朝)都是缅族建立的。缅甸长达824年的封建社会有597年是处于缅族统治之下。

 

缅族在缅甸地区征服了其他各族之后,为巩固其统治、防范其他民族的谋反,对其他非缅族采取了不同的遏制政策。

 

二、缅族封建王朝失当的民族治理政策

在缅甸封建社会时期,缅族是缅甸的主体民族,经济文化较为发达和先进,政治上居统治地位。为了稳固其统治地位,缅族封建王朝实行不同的民族治理政策,对文明程度不同的缅甸各民族区别对待,采取不同的遏制政策。

 

强大的孟族历史上曾经建立过孟王国,人口数量多,文明程度远远超出迁移到缅甸的其他民族。他们最先直接接触印度文明并信奉小乘佛教,发明了字母表和书写文字,学习印度法律以治理国家。被缅族征服后,一旦缅族王朝虚弱,孟族就联合其他民族起来反抗。缅族历代国王视其为最大威胁,都十分重视与孟族的关系,对孟族竭力采取亲善、同化政策。


(一)  缅族王朝对孟族的亲善与同化

蒲甘、东吁的国王都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力求赢得孟族人的好感,为同化、消解孟族奠定基础。缅王阿奴律陀十分重视孟族文化,征服孟国以后将他们的国王、学者、所有得道高僧、工匠总共3万人迁回蒲甘。使用孟文作为书面语言,根据孟文发展了缅文字母。一旦时机成熟孟族就奋起反叛,几乎摧毁王国,蒲甘国王江喜佗(Kyanzittha1084~1112年)因此特别重视孟族,他的大部分碑文都使用孟语。江喜佗继位时,将孟族公主立为王妃;按孟族的风俗习惯举行加冕典礼,记载加冕典礼盛况的碑铭也是用孟族文字镌刻的;任用了许多孟族的文武大臣,把自己的女儿瑞因梯嫁给孟族国王摩奴诃的曾孙那格达门;立具有孟族也有缅族血统的外孙阿隆悉都(Alaungsithu1113~1169年)为王,使正在酝酿骚乱暴动的孟族能够安定下来。东吁国王莽应龙(Bayinnaung1551~1581年)称缅族、孟族、掸族为“最重要”的民族,而称其他民族为“被征服”的非缅族。东吁国王莽瑞体(Tabinshwehti1531~1550年)战胜白古(即勃固)以后,以孟族和缅族国王的身份受加冕典礼,并按孟族习惯修剪发髻,使自己成为一位孟族特别信任的国王。征服孟族之后,没有虐待和压迫孟族,而且保留孟族华丽的建筑;虽然征服了孟族各邦,仍任用当地的首领来统治这些地区。在宫廷中参与国家事务的大臣和官吏,孟族和缅族几乎各占一半。在国家军队中也有孟族士兵。缅族人与孟族人之间历经了长期的战争一直持续到18世纪,当贡榜王朝国王雍籍牙(Alaungpaya1752~1760年)和他的继任者打败孟族人以后试图同化这两个民族。在缅族王朝的最后时期,孟族人可以获得最高职位。缅族人征服南方以后吸收了孟族的小乘佛教和文化,通过长期的通婚、交融,坚持接纳相同的文化和社会价值观,使两个民族完全融合在一起。在经济发展和经济生活方面逐步接近,民族差异逐步缩小。一些会讲缅、孟两种语言的南方孟族人逐渐自认为是缅族人。越来越多的孟人讲缅族语,与缅族人通婚,加速了孟族的缅化。


(二)缅族王朝对掸族的“优待”与控制

掸族地区紧邻强大的中国,一直是缅族王朝重视的地区。美国缅甸专家维克多·李伯曼认为,缅甸中央政府最为关注是与掸邦高原泰族群统治者的关系。特别是到了贡榜王朝时期,开明的敏同王(Mindo1853~1879年)看到掸族土司主动出兵镇压国内叛乱、抗击英殖民军队,更加意识到缅族王朝与掸族首领合作的重要性。无奈山川阻隔、路途遥远,只得派缅族官员监管,派军队驻守。通常,缅族中央王朝政府通过派驻缅族官员监督之下的土司、谬沙(myosa)等官员驻扎在掸族地区都城,加强对掸族的监督、控制。那些驻扎在掸族地区北部的官员直接对曼德勒王室负责,驻扎在掸族地区南部的在孟乃(MongNai)设有自己的办事处,驻军亦在掸族地区建立了战略据点,就在英国占领掸邦前还有约1万缅族士兵驻扎在掸邦。


掸族同缅族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更为接近一些,关系也更为密切。掸族和缅族都信仰小乘佛教,古老的宗教信仰活动把掸族和缅族连接在一起,两个民族在他们混居的地区日益融合,特别明显的是常见的装扮、语言和农业劳作方式。到孟云(Bodawpaya1782~1819年)时代为止,缅甸的臣属掸邦诸土司一直受到很大的尊敬,他们奉召至首都参加国王的加冕典礼和一年一度的布维节,此时他们在国王面前被授予荣誉和地位。佩戴十八条金线的饰带(或称萨维尔),这种饰带只授予王族中的亲王。他们在自己的都城里获准在住处内使用白伞,出外则使用金伞,掸族公主在后宫受到尊敬。土司在其统治区内具有公认的全权,包括生杀之权。征招而来的掸族士兵在国王军队中服役,有他们自己的领导。掸族地区是雍籍牙时期缅甸唯一独立自治的区域。

 

掸族土司对缅族中央王朝宣誓效忠、提供无偿服务、定期进贡、纳税等。作为回报,掸族首领由朝廷委任,通过缅王确认其统治地位的合法性,拥有管理本族内部事务而不受中央政府干扰的权力。东吁王朝承认掸族土司在当地的统治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但是保留废立土司的权力。

 

缅王通过与掸族土司联姻对掸族地区实行控制。为了加强对掸邦的控制,掸族首领子女和缅族首领子女互相通婚。缅族国王经常娶掸族公主为妻。在敏同王时代,孟乃王后是敏同最得宠的妻子之一,因此,孟乃的土司被赋予特权,并授予特殊徽章。

 

缅族王朝为控制掸族首领,要求他们必须把儿子和女儿送到缅族宫廷,他们从小被教导熟悉和掌握缅甸行政体制。事实上他们是被扣押在缅族宫廷中的人质,当父辈反叛时,他们可能被判入狱、被折磨甚至处决。下级首领对中央政府的反叛是一项严重的罪行,将遭到无情镇压,财产被没收,其邦国被夷为平地,反叛首领被判有罪并驱逐出境。

 

从莽应龙起,东吁王朝诸国王重视在掸邦修建寺院,传播佛教,对掸族地区进行文化控制。实际上,掸族的地位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高,有些掸族地区并没有被缅王视作缅甸本部的一部分,仅仅被看成朝贡地区而已。维克多·李伯曼也说掸族(他把掸族称为“Thai”)的“威望在许多情况下等同于缅族诸侯,但是就与宫廷的关系和政治自主权而言他们类似于低地头人”。


(三)缅族王朝对克伦族人的忽视与遏制

虽然与缅族、孟族、掸族为邻,但是克伦族的境遇却有天壤之别。

 

克伦族被缅族向西、向南驱逐。公元6或7世纪,克伦族居住在缅族现在居住的区域———缅甸中部,发展了叫栖和敏布灌溉区,他们在那里挖沟渠、建村庄等。1353年,萨林地区的一块石碑文提到“大萨郭”、“小萨郭”、“萨郭灌渠”、“萨郭人遗弃的村庄”和“Plow人和Cakraw人居住的地区”;蒲甘时期的两块碑铭中提到了“卑谬以西的萨郭岛”。1473年叫栖地区的一块石碑碑文中出现了一个“大Pro头人”(prokrisukri)。卢斯认为,“Plaw、Plow、Plo和Praw等各种异写都是指波克伦人(PwoKarens)。”萨郭、Cakraw指斯戈克伦人。1194年的石碑铭文提到叫栖(Kyaukse)地区的一个Plaw村;1208年的一块石碑碑文提到三墩村(Samthuin)附近的一个Plo村和一些稻田;1238年的一块石碑碑文提到番雷地区的一个Plaw人村庄和许多稻田;在蒲甘王朝建立以前克伦族人就居住在缅甸了,曾经在公元8世纪时导致骠人的都城室利差旦罗(SriKsetra)的衰落,公元9世纪中期逐渐被缅族赶到南部,饱受侵扰之苦。缅王治理时期的克伦族和缅甸其他居住相对集中的民族不一样,大部分是和缅族、掸族、暹罗人和钦族等其他民族杂居在一起,少部分聚居在东吁地区的山区。


两类地区管理模式稍有差异。在唯一聚居的地区,克伦族实行部落或民族的首领统治。蒲甘王朝结束后,克伦首领建立了东吁。缅甸国王曾在克伦族聚居的地区,封以克伦“谬萨”(酋长、镇区头人)、“牙萨”(侯、村寨头人)、“嗦客儿”(土司),以此来赏赐克伦族。他们对缅族王朝的关系多限于进贡。其他克伦族人主要散居在伊洛瓦底江三角洲、萨尔温江等地区,“和孟、缅族村民住在一起……”。和其他民族杂居的大多数克伦族以村社的方式聚居在一起,由头人通过当地的“谬都纪”向缅王提供实物地租、纳税、徭役和战时提供兵员等。克伦族由于经济不发达、文明程度不高,受缅族轻视。会读缅语的克伦族人不多,哪怕是会写一点的也很少。克伦族人没有自己的文字。缅甸封建社会时期,克伦族从来没有超越村庄水平的政治组织。当时克伦族不是佛教徒,也不像掸族、孟族或者是若开族崇尚印度文明。缅族人往往看不起他们。直到19世纪缅甸被吞并时,克伦族人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居住在山区和森林里的一个没有文字的族群,在缅甸历史的记录中显得非常边缘。克伦族被缅族统治者另眼相待,不允许他们进入统治阶层,几乎没有机会与缅族交往,更谈不上“通婚”。克伦族人被迫承受繁重的劳役。许多缅族人严格地对待克伦族人。1826年,一个克伦族人对印度总督抱怨道:缅族人强迫他们拖船、拉木头、削藤条、收集蜂蜡、剥树皮、清理城市废墟、构筑工事、编制草席等,这些职责使男人一离开家就是几个星期。其他还包括提供蔬菜、守卫堡垒,在战争时期担任警卫等。为逃避长期的沉重负担,山区克伦族人逃到伊洛瓦底江三角洲或者是泰国和阿拉干边境避难。贡榜时代的克伦族人在孟族人、掸族人特别是缅族人手中遭受了长期的钳制。


一个克伦人声称缅甸中部的城市密铁拉的名字实际上是来源于斯戈克伦的语言“mehtilawn”,意思是“掉下了眼泪”,因为缅族人强迫克伦奴隶在那儿挖一个人工湖,苦不堪言。克伦族人承担着比其他民族更沉重的税收。下缅甸的克伦村庄经常迁徙,经常迁徙和落后的克伦族被分配到一个特殊的缅族官员管辖的区域,征收沉重划一的人头税和其他苛捐杂税。在贡榜王朝国王敏同(Mindon,1853~1879年)统治之前,克伦族要缴纳沉重的人头税等税赋,每年每个家庭加上各种各样的捐助要交税收18泰铢,按惯例是缅族人的两倍。克伦族因靠近权力中心居住遭受更多灾难。在近代之前,克伦族不像孟族、若开族和掸族都有自己的国家,也不像钦族和克钦族因远离权力中心得以保持相对的独立和自治。克伦族居住在缅族与缅甸南部的孟族、西部的若开族、东部的暹罗国经常交战的下缅甸,历朝缅王为了自己的荣光东征西伐,征服阿拉干、孟人诸国、征讨暹罗,攻城掠地,使主要居住于缅甸南部萨尔温江地区、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区、阿拉干山区的克伦族人因供养军队而深受追加赋税之苦。连年的战争使下缅甸田地荒芜,当1825年到过德林达依和阿拉干的英国人1852年再次来到勃固的时候,他们发现大片的荒地和沼泽。克伦族为躲避战乱,逃到荒无人烟的丛林、沼泽,过着漂泊的逃亡生活。有的被迫卷入战争,被交战双方抓去充当士兵,战败后作为战俘变成命运悲惨的奴隶。


三、缅族王朝对孟、掸、克伦等非缅族治理效应分析

缅族王朝用武力征服了缅甸各族后,建立了部族国家而非公民国家,建立了种族认同而非国家认同。公民国家在尊重、包容各民族文化、宗教、种族背景等基础上追求更高层次的政治认同,而“部族国家把政治认同与种族起源和种族身份联系在一起”,以血缘为联系纽带,排斥其他不同的种族集团。缅族王朝的权力甚至特权只授予处于统治地位的王族或政治精英,缅族封建国家是至高无上的且只属于主体民族———缅族。


缅族历来拥有优势地位,视其他民族为威胁,置被征服民族于不同程度的从属和受支配地位,对他们分别采取同化、控制、忽视、排斥等遏制的民族政策。这种民族治理政策导致缅甸国内民族冲突此起彼伏、时断时续。缅族王朝对孟族采取亲善、同化政策,依然没能消解孟族与缅族对抗的决心。相反孟族一直伺机谋反,欲重建历史上孟族的辉煌。正如迈克尔·格雷弗尔(MikaelGravers)指出,“历史记忆是描绘民族主体概念、对民族进行合法化的分类、确定民族身份的关键。孟族有着曾经统治东南亚大陆大部分地区一千多年的辉煌历史,孟族的文明对殖民前的东南亚地区产生了非凡的影响,特别是在语言、艺术、宗教、政治和法律等方面。泰国和缅甸的宗教文明也来源于早期的孟族社会,孟族把小乘佛教和印度政治文化传播到了这一地区,所以,孟族文化遗产在东南亚大陆一直享有很高的威望。回顾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孟民族主义者获得了建立孟族独立王国的启示和合法性。


尽管缅族统治者历史上对孟族采取通婚,接纳相同的宗教、文化、价值观、法律等同化政策,看似孟族人与缅族人已经完全融合,其实不然,孟族一直坚持自己的民族认同,曾经建立过独立王国的古老历史仍然激励着一些孟族后人对重建独立自主孟王国的向往。在缅族王朝的同化下,孟族面临消亡的危机,为保护孟族的历史性认同,他们一直与来自缅族的同化相抗争,孟族与缅族之间的战争一直持续到18世纪。1757年,缅王阿郎帕耶(Alaungpaya1752~1760年)打败了孟族最后一位国王,一举将跟随他的上千随从赶到泰国临近缅甸边境的大城(Ayuthaiya),从此,处于鼎盛时期的孟族王朝宣告终结,但孟族追求独立的步子却远没有停歇。缅族王朝对掸族采用“优待”、控制政策,削弱了掸族,却从来未能真正地驾驭掸族。事实上,曼德勒宫廷对掸族的控制从来不是坚实的,缅甸的权力中心与掸族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基于完全的控制或顺服。


由于缺乏国家重视,掸族在叛乱和对外战争中人力遭受重大损失。他们被卷入缅王对抗清迈(Chiangmai)、澜沧(Lan-Chang)、云南掸邦和大城的战争中。尽管被缅族征服,掸族依然保持着本民族独立的政治认同,有自己的社会和政治组织,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和数百年的历史文化。掸族地区各邦在忍受不了缅族的胁迫时就起来反抗,掸族首领经常抱怨帮缅王镇压叛乱带来额外的负担,当缅族王朝要求掸族首领进贡负担过重时,掸族首领就将沉重的税收强加到掸族百姓身上,不堪忍受沉重税收的村民只得迁移到邻国,也有一些掸族土司在感到不能满足缅族王朝的要求时就选择武装反叛。掸族土司经常发动叛乱,尽管归顺了莽应龙(Burinnong1515~1581年)、阿郎帕耶和辛骠信(Hsinpyushin1763~1776年),他们一直伺机谋反。在莽应龙执政时期,掸族王公发起的叛乱一直没有停息过。


特别是1564年发生在当时缅族王朝首都勃固的叛乱,不仅烧毁了都城,而且占领了几个省。缅族王朝对克伦族的遏制非但没有使克伦族顺服,相反激起了克伦族对缅族治理的坚决背离。在缅族封建王朝,克伦族遭驱逐、被漠视、遏制、剥夺,地位低下。尽管和掸族、缅族、孟族以及泰国的暹罗人杂居在一起,但克伦族和他们没有什么可共享的。他们没有自己的固定区域,处于孤立地位。缅族的宗教和生活方式对克伦族也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在缅族的统治之下克伦族看不到改变处境的希望。事实上,对非缅族实行有差别且遏制的民族政策已经形成缅甸的一种政治文化。历代缅王实行专制的独裁制度,崇尚大缅族沙文主义,认为缅甸联邦是缅王阿奴律陀1044年武力统一后留给他们的遗产,把其他民族视为臣民败军进行挟制和威迫,防止他们造反,致使国家分裂,缅族与非缅族一直冲突不断。缅甸本部俨然被视为主体、“母国”,而其他民族邦被视为较低级别、被领导的“属邦”。“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类民族主义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与种族歧视有关系,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则与无情迫害相联系,对解决多民族国家的问题拿不出任何好的解决办法”。不仅在缅族封建王朝统治时代,在缅甸独立后的吴努、奈温等治理时期,仍一味重复部族国家的治理模式(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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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平台观点

文章来源:《东南亚纵横》201601期、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号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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