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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关青年说】孙梓青:东亚安全模式研究-从“危态对抗”到“优态共存”

2017-07-23 孙梓青 国关国政外交学人

学人简介

作者系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4级本科生,延世大学(韩国)政治外交系交换生,中山大学南海战略研究院研究助理。

【关键词】国际安全 威慑理论 共享安全 优态共存

内容提要

东亚是全球安全形势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而言,军事因素依然在东亚国际安全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从自由主义的角度而言,东亚缺乏有效的安全机制;从建构主义的角度而言,东亚国家对于相互间的身份认知存在敌意。现行的东亚安全模式以“威慑”为主要特征,东亚国家通过发展军备或寻求同盟,增强对它国的二次打击能力,以相互“威慑”的手段确保国家间处于“没有战争的状态”。然而,“威慑”仅仅维护了东亚的“危机稳定”,而不能实现东亚的安全,东亚国家在主观上依然存在对威胁的认知。从长期来看,以“威慑”为特征的安全模式将扭曲国民经济的发展,导致“安全困境”的产生。因此,东亚国家需要发掘东亚传统的安全思想,践行“共享安全”的理念,在现实主义层面限制军备的扩张,在自由主义层面建立双边和多边的安全机制,在建构主义层面实现国家间身份的重构,从而推动东亚安全模式的转型,从国家间的“危态对抗”走向“优态共存”。

1引 言

国际安全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而东亚地区则是国际安全研究中的核心区域。东亚国际安全存在诸多的不利条件,具有发生冲突和战争的潜在风险。然而,自朝鲜战争以来,东亚地区一直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争,保持了稳定的状态。东亚为何可以在安全条件不利的情况下维持区域稳定?东亚的安全现状和安全模式具有怎样的特征?东亚的安全模式应该向何处发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第一部分,本文将首先界定安全的概念,从主观和客观两个层面对安全重新定义;在第二部分,本文将借助“危机稳定”的概念,从威慑理论的角度分析东亚安全的现状;最后本文将运用“共享安全”的理论,探讨未来东亚安全优化的方向,思考东亚国家如何实现从“危态对抗”到“优态共存”的安全模式转型。

2安全与威胁

“安全是国际政治研究的‘起点’和‘落点’”,但同样是一个未被深入分析的概念。《现代汉语词典》将安全界定为“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而在英语中,安全一是指安全的状态即免于危险、没有恐惧;二是指维护安全。一般而言,安全指“主观上不存在担心外来攻击的恐惧感,客观上不存在外来攻击的状态或现实”。在早期的国际安全研究中安全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往往与战略研究相关联,强调军事在国际安全中的作用。70年代之后兴起的哥本哈根学派,创新性提出“安全化”的理论,将安全视为“超越一切政治规则和政治结构的一种途径,实际上就是一种所有政治之上的特殊政治”。在安全化的语境下,公共问题通过“安全化”的过程而进入安全问题的范畴,安全的内涵得到极大的拓展,军事、环境、经济、社会、政治五个方面都被纳入安全研究之内。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人物巴里·布赞在《人、国家与恐惧》中,综合大量有关安全的界定,提出宽泛安全的概念,从个人安全、国家安全、国际安全等多个维度对冷战后的安全议题展开研究。而在中国,同样有一批学者对“安全”的概念进行探索。外交学院的王帆认为,安全是客观事物与主观认知的统一,是一定关系的产物,是一种具有规范性的价值,是一个动态、发展、具有多维性的概念。浙江大学余潇枫教授基于对非传统安全的研究,在消极层面,将安全界定为“免于生存性威胁的自由”,在积极层面将安全定义为“行为体间的优态共存”。


综合以上对安全的研究,我个人认为,安全包含了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的内涵。在客观上,安全指涉“没有侵害的状态”。“侵害”一词的含义非常广泛,“侵犯”的对象既可以是个人(“人的安全”),也可以是国家(国家安全)或是国际体系(国际安全)。“侵犯”的实施主体可能是具体的个人,也可能是抽象的国家甚至是自然。从这个意义而言,以“没有侵害的状态”在客观上定义安全,既涵盖了传统安全的内容,同样将非传统安全纳入安全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个人而言,“侵犯”的客体主要包括个人的财产、身体、自由、尊严,而对于国家,“侵犯”最为显著的表现即为国家间战争。在主观上,安全指涉“没有威胁的认知”。在已有关于安全的定义中,往往将“威胁”纳入客观范畴,然而从建构主义的视角而言,“威胁”本身是否存在并没有意义,而安全主体是否将某一存在视为“威胁”则更加重要,而是否将某一个存在视为“威胁”或者将什么视为“威胁”则是安全主体的主观选择。正如哥本哈根学派在论述“安全化”概念时所指出,“(被安全化)意味这些问题作为‘存在性威胁’被提出”,“‘安全’是一种自我参照的实践,正是在实践中,该问题变成了一个安全事务——不但因为一个真正的‘存在性威胁’的存在,而且也因为这个问题是作为一种威胁被提出来的。”安全主体对威胁的认知有如下三个来源:某些客观存在、身份认同间的冲突、安全主体的主观建构。以朝韩关系为例,韩国对朝鲜的威胁认知既来自朝鲜拥有核武器和导弹的事实(客观存在),又来源于朝鲜战争和国家分裂所带来的韩国对朝鲜身份的不认同(身份认同间的冲突)也来自于韩国国内(尤其是保守派)出于国内政治目的对朝鲜威胁的宣传和渲染(安全主体的主观建构)综合以上分析,本文将安全定义为“客观上没有侵害,主观上没有对威胁认知的状态”,而基于这一定义,下文将对东亚安全的现状和转型方向展开论述。

3东亚安全现状分析

东亚是全球安全形势最为复杂的地区,从国际关系三大主流理论的视角分析,东亚国际安全现状呈现如下特征。在现实主义层面,军事因素依然在东亚安全中具有重要的作用。2015年,中国以2151.76亿美元的军费开支紧随美国成为军费开支第二大国,日本和韩国分别以461.26亿美元和367.77亿美元的军费开支,位列第8和第10位,台湾地区的军费开支则同样高达99.24亿美元。在国际实践中,东亚国家都表现出对军事力量的高度关注:中国积极推动军事现代化,拥有了第五代战斗机、航空母舰、中远程导弹等一系列先进武器;朝鲜大力推行“先军政策”,并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进行导弹和核武器的实验;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则发展与美国的同盟关系,长期从美国大量进口武器。在自由主义层面,东亚地区缺乏有效的安全合作机制。作为东亚最重要的国家,中日韩之间长期以来缺乏国际合作机制,而即使在依附于东盟而形成的“10+3”模式中,中日韩之间的安全合作也几乎为零。“六方会谈”在某种程度上是东亚地区有关安全合作的机制,但是在2007年以后,“六方会谈”基本陷入停滞之中。在建构主义层面,东亚国家的身份认同之间存在冲突和敌意,或者说,东亚国家将其它国家视为“对手”或“敌人”而不是“朋友”。中国和韩国对于日本的侵略历史留有沉重的集体记忆,而这种集体记忆常常引发国内的反日情绪;日本对中国的崛起则存在心理落差和疑虑,对韩国在“慰安妇”等问题上的要求存在不满。朝鲜将韩国、日本视为敌人和美国的“帮凶”,并在国内外的宣传中大力污蔑韩日;而韩国和日本则同样将朝鲜视为危险的存在和威胁的来源。


然而,虽然从三个层面而言,东亚都存在不利的安全条件,但是东亚地区在朝鲜战争之后却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为了解释这一现象,韩国学者提出了“危机稳定”的概念以描述东亚安全的现状。“危机稳定”指面对军事冲突的双方或多方因为自身的军事实力,或者说第二次打击能力,而认为自身处于安全之中,并且有足有的自信能够以强有力的反击以应对可能的突然攻击。“危机稳定”的主要理论支撑来源于国际安全学中的威慑理论。威慑理论认为,即使处于对抗中状态中的双方,如果一方能够以足够强大的实力和决心对付潜在的军事入侵,潜在的入侵方则会认识到“如果贸然进攻,对方反击所造成的损失将大于其攻击所期望获得的政治收益”,因而放弃采取军事行动而安于现状。根据威胁理论,处于相互威慑之中的国家由于忌惮对方的二次打击能力,因而没有意愿主动发起战争,但是为了保持自身对其他国家的反击能力,国家有意愿持续扩张军备,保持高度戒备的状态,从而形成“稳定”与“危机”并存的状态。


“危机稳定”的概念可以有力解释东亚地区为什么可以维持长时间的区域稳定,同时也勾画了以“威慑”为主要特征东亚安全结构。在这一结构下,国家之间不存在身份的认同或是可以协调安全问题的机制,但是每一个国家都通过提高本国对它国的威慑能力使它国放弃主动进攻的意愿,从而实现国家间的威慑均衡,保持“没有战争的状态”。在东亚地区,中国通过军事现代化以威慑日本和台湾地区,日本和台湾地区则通过和美国结盟威慑中国;朝鲜通过发展核武器威慑韩国,韩国则通过和美国结盟威慑朝鲜,从而形成国家间相互威慑的“危机稳定”状态。

4东亚安全模式的转型

但是,根据对安全的界定,东亚国家间以“威慑”为特征的安全模式仅仅带来了“稳定”而并没有实现东亚的“安全”。东亚国家间相互威慑的状态在客观上保持了东亚国家“没有战争的状态”,但并没有从主观层面消除国家间对“威胁的认知”。虽然中国和日本、大陆和台湾地区、朝鲜和韩国之间在客观上并没有爆发战争,但在主观上却相互间至少部分地将对方视为自身国家(地区)安全的威胁。同时,以威慑为特征的安全模式为东亚国家带来诸多负面的影响。首先,所有国家在有限资源的条件下都面临是“黄油还是大炮”的机会成本选择,以威慑为特征的安全模式使国家为了提升威慑的能力,不得不投入大量资源用于军费开支,从而压缩了用于发展国内经济的资源,不利于国民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其次,在缺乏身份认同的情况下以“威慑”的手段维护安全,容易导致“安全困境”的产生。在相互威慑的状态下,虽然所有国家都没有主动发动进攻的意愿,但是为了保持自身的威慑能力,每一个国家都积极发展军备而由于国际无政府状态,一个国家的军备扩张则会导致其他国家的不安全,从而陷入各国都不断发展军备然而国家安全感持续下降的恶性循环之中。


因此,东亚国家需要改变现有相互威慑的状态,通过践行“共享安全”的理念,实现从“危态对抗”向“优态共存”的转变,构建东亚安全的共同体。“危态对抗”和“优态共存”的概念最先由浙江大学余潇枫教授在研究安全-伦理关系时所提出。余潇枫教授指出,任一层次行为体的实现情况均可展示为一个生存与发展的状态序列,生存与发展的状态可以标示为优态、弱态、劣态和危态,构成一个有序的安全梯度。根据上文的分析,东亚国家依然位于“危态对抗”的安全梯度最底端,各国为了实现安全而采取的威慑战略实际上导致了东亚国家“你不安全我也不安全”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既不利于东亚安全也不利于国家发展。因此,东亚国家需要挖掘东亚历史中传统的安全理念,以“共享安全”的理论为导向,从安全梯度的底端向上爬升,并最终实现东亚国家的“优态共存”。


“共享安全”理论的基本内涵是指行为体之间共存共优与和平、合和状态的相互保持与享有。“共享安全”以“全球命运共同体”为价值考量,以互信合作为实现路径、以共赢共享为价值目标,寻求“共存”、“共依”、“共有”、“共和”、“共建”“共创”的安全模式。在共享安全的理论下安全是一种国际公共物品,作为公共物品的安全需要不同国家间的共建而安全的成果则由所有参与的国家共享。在这一模式下,每一个国家的安全与其他国家的安全相互联系、相互融合 实现国家间的“优态共存”。从安全的定义出发,共享安全不仅在客观上保证了“没有侵害的状态”,而在主观上同样消除了国家对于威胁的认知。客观上,由于安全是国家间共建共享的公共产品,所有国家都为共建安全而付出成本并从共享安全中获益,因此没有国家愿意发起战争以破坏安全这一公共产品;而在主观上,由于所有国家都认识到自身的安全与它国的安全相互关联,而它国没有动机破坏国家间共建共享的安全成果,因此从主观上同样消除了对其它国家的威胁认知。


虽然在目前“危态对抗”的东亚安全结构下,共享安全的理论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实际上,共享安全的理念本身深深根植于东亚国家的传统思想和国际关系的实践之中。早在中国的传统典籍《周易》之中,即明确提出“保合太和”的安全价值目标、“万国咸宁”的共享安全理想、“协和万邦”的安全实现路径,并成为“共享安全”理论的哲学基础。而除了《周易》有关“协和”与“合和”的思想之外,东亚的儒家哲学理念,王道政治和“亲人善邻”的和平主义价值思维,同样构成了“共享安全”的哲学和政治思想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东亚国家历史上在国际交往中实际践行了“共享安全”的理论。东亚传统的安全体制是以中国王朝为中心、东亚周边国家“共依”、“共存”、“共建”、“共享”的安全利益的体制,而这一体制的核心则是东亚的“宗藩体系”。宗藩体制具有典型的“共建共享”安全的结构特征,其结构内的国家共建、共享安全利益,形成相互依赖的东亚国际安全结构。宗藩体系追求安全利益的“共建”、“共享”和“共赢”,其所体现出的思维就是“共享安全”。从这个意义而言,共享安全理论在东亚地区不仅具有深厚的思想基础,而且同样具有丰富的历史经验。


东亚国家从“危态共存”走向“优态共存”具有以“共享安全”为核心的理论基础和以“宗藩体制”为内涵的历史实践,然而在现实中,东亚安全模式的转型依然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现实主义层面,东亚国家需要摒弃传统的冷战思维,限制军备的扩张。正如上文指出,国家间的军备扩张容易导致“安全困境”的产生,在东亚现行的安全结构中,任何一个国家的扩军都会导致周边国家的恐惧从而引发恶性军备竞赛。而限制军备的扩张不仅可以遏制“安全困境”的产生,同时有助于消除它国的疑虑,传递和平的信号,为走向真正的安全建立信心。在自由主义层面东亚国家需要尝试建设区域安全机制。区域间的安全机制可以有效消除国家间在安全上的信息不对称,协调各国的安全领域的行动,从而避免东亚国家间冲突的升级。在建构主义层面东亚国家需要走出历史记忆,重构相互间的身份认同,相互之间将对方视为“朋友”而不是“敌人”,在主观层面消除对“它者”威胁的认知。这三个层面的政策相互连接,共同构成一条从现实主义到建构主义的政策路径,并最终实现东亚国家从“危态对抗”到“优态共存”的转型。

5结 语

基于对安全概念的再界定,本文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个层次分析了东亚安全的现状,并借助“危机稳定”的概念提炼出以“威慑”为主要特征的东亚安全结构。在这一结构中,东亚国家通过发展军备或是寻求同盟提高自身的二次打击能力,使它国没有意愿发动主动进攻,从而客观上维护了东亚“没有战争的状态”。然而,以“威慑”为特征的安全结构并没有从主观上消除东亚国家对威胁的认知,反而加剧了各国间的不信任和被威胁感,甚至导致“安全困境”的产生。因此,东亚国家需要发掘历史上的东亚安全实践,以“共享安全”理论,从“危态对抗”走向“优态共存”。东亚的传统文化中为“共享安全”的理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而以“宗藩体制”为核心的传统东亚安全体系则为当今东亚安全模式的转型提供了历史经验。东亚国家需要在现实主义层面限制军备扩张,在自由主义层面构建东亚安全机制,在建构主义层面重构国家间的身份认同,从而最终共建、共享安全,在主客观两个维度,实现真正的东亚安全。(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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