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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关青年说】易可欣：印度“罪犯”政治家-透视印度发展过程中的低效政府与高效民主
作者系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4级本科生，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研究助理
【关键词】：罪犯 政治家 印度的低效政府高效民主
内容提要
在印度，越来越多犯罪分子通过民主选举进入政坛，对宪政民主构成了威胁。罪犯政治家的生成机制表现为：罪犯为逃避制裁及维护自身利益而参加选举，并在政党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因资金和竞选手段等满足政党竞选目标而获得了政党的提名，又因为可以替代选民不信任的政府履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和实施强制手段解决争端的职能从而赢得选举。笔者认为罪犯政治化现象是印度在发展过程中政治系统内部问题的具象化表达，它是精英主义传统政治文化与反精英主义张力作用的结果，也是低效政府治理与高效民主选举张力作用的结果。
【Abstract】：There is increasing number of criminals who are elected into India political systems, which poses a threat to India’s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The processes of a criminal being a politician are illustrated as: A criminal participates in election to shirk punishments and hold interests; then nominated by political party due to his money-power and muscle power consonant to party’s goal under fierce competition; and then elected by voter for his credibility as an alternative one to provide public services and settle dispute by force. The authors contend that criminal politicization incarnate the problem of India political system under its development, it is the outgrowth of the tension between elitism tradition and anti-elitism, and the tension between low-level governance between high-level democratic election.
因选举的广泛性、普遍性、实用性和多样性，印度被视为资本主义“最大的民主选举国家”。在民主选举有效运行同时，越来越多有犯罪背景（曾被指控或面临指控）的人通过选举涉足政坛，对印度政治产生了负面影响。马里卡正·明奇指出，罪犯政治化会侵蚀印度政府和法律制度的可靠性、公正性和效率，“使宪政民主无效、官僚不公，甚至威胁司法，它摧毁了民主的基石”。
1990年至今，印度实施了七次改革以限制犯罪分子涉足政治，措施包含强制所有候选人公开犯罪记录（2002年）、赋予选民拒绝投票给候选人名单上的所有人（NOTA）的权利（2004年）等，从制度层面防止了选民因信息不对称和别无他选而将票投给犯罪分子。
图1.印度联邦院议员犯罪背景统计
然而从现实看来，罪犯政治化现象并未因候选人犯罪记录的强制公开和全部否决权得到缓和。据印度民主改革协会（Association for Democratic Reform）数据统计显示：2011年至2016年，联邦上院（Rajya Sabha）有犯罪背景的议员占比保持在15%以上，2016年甚至高达23%；有严重犯罪背景（含谋杀、绑架、金融等）的议员占比也基本保持在5%以上，2016年甚至高达12%。在由五年一次直接选举产生的联邦下院（Lok Sabha）中，2009年（第15届）至2014（第16届）有犯罪背景和严重犯罪背景议员占比居高不下，第16届下院中犯罪议员占比高达34%，严重犯罪议员占比达21%。
图2.印度人民院议员犯罪背景统计
非偶然的高占比体现出印度严重的罪犯政治化现象，通过民主机制拥有合法政治地位的犯罪分子使笔者深刻认识到，罪犯政治化现象并非局限在“政治道德堕落”的语境下，而是印度在发展过程中政治系统缺陷的具象化表达。这也引起了笔者的问题：为什么印度政治系统中会持续出现这一现象？
学者相关研究成果基本以线性回归方法为基础，着力于二元相关性研究。主题包含两大方面：罪犯候选人与政党、罪犯候选人与选民之间的二元关系。针对政党与罪犯候选人之关系，现有研究较为充分地解释了财力与竞选战略是政党
提名罪犯候选人的主要原因，但笔者认为对政党倾向的线性回归分析只能片面解释罪犯政治化现象，无法深入阐释政治文化和制度根源。在选民与罪犯候选人之关系方面，一些学者指出信息不对称、选民文化程度低等是选民投票给罪犯的原因，笔者认为，在印度最高法院已强制要求选举委员会公开候选人犯罪记录的现实背景下，二者研究可视为对选举改革效果的检验，但无法解释选民与罪犯之间的直接联系。一些学者尝试以定量研究展现选民与罪犯的直接联系，但仍停留在对数据的表面理解，未能进一步理解选民与罪犯候选人之间的内在联系的政治内涵。
基于现有研究停留在两主体之间互动的现状，笔者将按照以下思路展开：通过厘清印度政治制度明确影响罪犯上台的主要政治行为体，进而探究这些政治行为体形成的互动关系，以梳理罪犯政治家的生成机制,最后挖掘罪犯政治化的现实和制度根源。
1印度的政治制度：议会、政府、政党与民主
研究罪犯政治化现象需以理解政治制度为前提，以明确在罪犯进入主流政治过程中发挥影响的主要政治行为体。从宪法和现实来看，影响的政治行为体包含在议会发挥关键作用的政党、受议会领导并影响选民的政府，选举议员的选民。
（一）议会民主制与议会制政府
印度宪法规定，印度是“主权，社会主义者，世俗的民主共和国”，而曾为英殖民地的印度承袭了英国式民主政治的特色，即议会在政治制度中占核心地位。这可从两方面得出：其一，印度宪法规定，联邦议会在国家政治体制中地位最高，由总统、联邦上院（Rajya Sabha，联邦院）和联邦下院（Lok Sabha，人民院）组成,拥有立法权（含修改宪法权）、财政权、行政监督权等。议会也是印度各邦及央直辖区的核心,拥有立法权，负责制定本邦、本地区的法律。
其二，议会制政府。这体现在一者，总理的地位，以总理为首的部长会议是联邦行政的核心，总理是政府首脑，由总统任命议会中多数党领袖担任。二者，总理的权力，包含重大决策权，政府的一切重大决策由总理领导做出；政府人事任用权，部长由总统根据总理建议任命，而实际上提名权和罢免权在于总理，同时总理有权改组政府。总理的地位和权力意味着议会多数党可以借助总理实际控制部长会议和内阁，从而高于政府。在地方邦，议会也高于政府，各邦首席部长在邦政府中的地位和权力相当于总理在联邦政府中的地位和权力，首席部长是邦政府的首脑，由邦长任命立法院中多数党领袖担任，有权组织和领导邦政府。
（二）政党制度：从印度议会党团到执政党
在议会民主制的框架下，利益集团参与或掌握国家政权的方式只有通过组建构成议会的单元—政党，通过议会影响决策并领导政府。政党执政的法理依据来源于宪法。其规定在大选中获得人民院超过法定半数的议席是多数党,可以单独组建政府。如无一党的议席超过半数，需由总统邀请议会第一大党联合其他政党组建政府。因此，提名有竞争力的候选人参加选举，获得议会最大的席位，成为执政党或者影响联合执政党，从而使政策向有利于集团利益的方向发展，是政党参与政治的必经之路。
（三）印度的选举制度：普及、高效
前文提到，印度的民主十分普及且高效。宪法规定，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联邦下院、各邦下院和地方各级政府,间接选举产生总统、副总统、联邦上院和各邦上院。就参选资格而言，宪法规定，年龄在 25岁以上并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条件的印度公民只要在选区内被一个选民提名就可以成为候选人。候选人被提名后，选举委员会将对其进行资格审查，通过后便将其列入合格候选人名单并公布于众。就选民资格而言，只要年满18岁又未因犯罪等原因被剥夺选举权的皆可参选。印度民主的高效体现在投票率稳定保持在50%以上，从近五届选举投票率来看，印度的投票率高于美国。
图3. 印度与美国近五届选举投票率对比
因此，在印度的政治制度框架下理解印度的犯罪化现象需将参选的犯罪分子、提名犯罪分子为候选人的政党、将选票投给“污点”政治家的选民以及受到政党和犯罪分子影响，同时又能对选民和犯罪分子产生直接影响的政府纳入考虑范围。即需要具体回答以下问题：罪犯为什么选择参与政治？政党为什么会提名罪犯？选民又为什么会将选票投给有污点的政治家？
2印度罪犯政治家生成机制：罪犯、政党、选民和政府的多主体互动
（一）罪犯参选：逃避制裁
在印度政治系统中，一方面，犯罪分子可能面临司法机构的指控，因此，成为立法者从而对地方司法机构产生影响力，使自己免受犯罪指控，通常是罪犯步入政坛的主要动因。
另一方面，即使犯罪分子因停滞不前的司法体系而免于司法指控，其仍可能经历与警察的“遭遇战” （Encounter）。“遭遇战”系统在印度已形成一定规模，指警察在法庭外直接枪杀或处理犯罪嫌疑人，当证据足以起诉犯罪嫌疑人而审讯由于案件堆积等因素无法有效进行时，警察会执行射杀嫌疑犯的任务。因此，进入政坛从而“保护自己不被警察在可能的遭遇战中枪杀”可以视作犯罪分子参选的直接原因。进一步而言，犯罪分子可以利用政党身份对不利于自己的政府官员实行“惩罚式调动”以维护自己的利益，或者通过分享的方式使政府官员不干涉自己的经济活动。
（二）政党提名罪犯候选人：激烈政党竞争下的选择
印度议会民主制框架下，政党经历了从一党独大制到多党竞争制的彻底转变，独立后的国大党在1952年-1967年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尔后国大党的选票保持在48%以下，1977 年大选中,印度国大党首次沦为在野，印度政治开始出现多党交替执政的局面。从1951年到2014年，印度参与选举的政党数量增长幅度超过十倍，2014年更是有465个政党参与选举。
图4.1951-2014年印度联邦下院参选政党数量统计
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下，政党开始“去制度化”，即未能形成一个或多个真正稳定的政党，而是经历频繁分裂和重组，在印度，另组新的政党或加入其他政党的现象司空见惯。政党的成员开始参差不齐，并借助庇护主义和教派等手段来直接吸引选民，赢得选举。
在此背景下，理解政党提名罪犯候选人的动因需从政党在选举中的目标与罪犯实现目标的能力两方面考量。政党的选举目标在于：其一，在选举中获得尽可能多的席位；其二，提升政党的组织能力，以赢得未来的选举。对于追求长期主导政治的政党而言，其党员分为两类：“选票”导向型，一类为“政党能力”导向型，如何让两类党员有机最大化地实现扩大议席的目标是政党作为理性组织的考量，而非简单的追求声誉和能力。
犯罪分子实现政党目标的能力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财力。根据印度选举委员会统计，印度政党在2014年大选中的平均竞选开支在7千万至1亿卢比之间，为了满足庞大的竞选开支，政党需要吸纳拥有财力的党员。而在印度,犯罪分子的犯罪事实与财富存在明确的正相关关系。犯罪分子既可以支付自身参选的经费，又能为政党活动提供支持，而经费支持是参与选举、吸引选民的基础。第二，罪犯的竞选手段。具体而言包含宣传与威胁两种，一方面罪犯可以通过大规模宣传战略向选民表明自己的无辜，来赢的“边缘”选民；另一方面，罪犯可以使用违规的手段，包含贿赂、威胁等，在选举时直接提升政党的选票。罪犯的手段虽然不能广泛地赢得选民支持，但在选举差距较小、选举竞争更激烈的选区，能够有效地吸引摇摆的选民，直接提升政党的选票。
（三）选民选择罪犯：替代政府的社会公共产品服务提供者
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选民的确会选择没有犯罪背景的候选人,然而在印度最高法院和选举委员会不断提高信息公开程度并推出一系列防止选民盲目选举罪犯候选人的措施的背景下，罪犯候选人的当选率不降反升，足以佐证信息不对称并不是选民将票投给犯罪分子的决定性因素。
理论和实践证明，能力是选民将票投给罪犯的主要原因，即罪犯能比其对手更好地履行当选者应履行的职能。以巴西选民为例，在“忠实”和“能力”中，他们愿意忽视候选人的腐败事实而选择其能力，同样，实证表明，在社会群体间差异突出的地区，即使候选人有犯罪背景，选民仍会选择罪犯，因为其能更好维护选民所在群体的利益。
具体而言，选民依赖政治行为体保证他们的受教育权、接受公共医疗,并帮助他们解决争端，因此影响选民选择罪犯的关键因素在于履行社会公共服务和强制手段的能力。与此同时，政府也形成了将选民推向罪犯的拉力，其有限的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使得选民选择罪犯作为替代性的执行者履行职能。
其一，罪犯可以利用他们的能力帮助公民解决棘手的公共服务中的问题，比如帮助房地产商清除占用土地的人、收取地方小贩的保护费（低于小贩贿赂政府的费用）等。以艾哈迈达巴德邦为例，伊桑布尔地区面临着严重的腐败、政府不负责等问题，当地居民向议员反馈后，当地议员疲于向要求政府改善教育机构，安装新的水管，清理水槽等，因此有能力的罪犯便在能为选民提供替代性公共服务的情况下获得了选举的胜利。其二，罪犯能够通过施压的方式解决争端。在庇护主义传统下，武断且暴力的行为可以作为地方领导的标志，这在在贫穷的地方尤其如此，故而慷慨又能无情地使用暴力的罪犯是公共权威的一种表现方式,他们的暴力性角色能够在当地形成“敬畏”心理，以更有效地解决争端。
（四）罪犯政治家的形成机制：四角互动
根据各政治行为体的探究，可以总结出罪犯政治家的生成机制（见图5点击放大）：就罪犯与议会关系而言，参选的原因在于“被动”的逃避制裁及“主动”地维护自身利益。就罪犯与政党关系而言，其在竞选中的目标在于获得更多议席和提升组织能力,因此其策略在于通过组合提名“选票型”导向候选人和“能力型”导向候选人最大化实现自身目标而非局限于声誉。因资金和竞选手段等满足政党竞选目标的罪犯便在政党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获得了政党的提名。就选民与罪犯关系而言，不了解罪犯的犯罪事实并非选民选择罪犯的关键原因,实证研究和田野调查表明，选民选择罪犯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替代选民不信任的政府履行了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和实施强制手段解决争端的职能。
图5：印度罪犯政治家生成机制
然而，对罪犯政治家生成机制仍然只是这一问题的表征描述，罪犯政治家现象既涉及议会民主制发展过程中的消极面，也涉及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消极关系，因此彻底理解这一现象必须深刻剖析印度政治系统在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3印度罪犯政治家的成因：发展过程中的低效治理与高效民主
（一）印度发展的两面：精英主义政治文化传统与去精英化的张力
从政治文化层面看，罪犯的上台源于印度在发展过程中政治文化传统与反传统的张力作用。具体而言，和平独立和精英延续统治的结果意味着印度虽然消除了殖民主义，但原有社会结构并未受到强烈冲击，独立后精英阶层认为，“印度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在全世界彰显实力,事后看来,这种想法过于乐观”，精英阶层对国家发展的理想主义和种姓精英对社会结构改革的反对使得印度经济沿着与西方现代工业国和中国截然相反的道路，即从高附加值产业开始发展。造就了印度经济发展的两极态势：“服务业现代繁荣却农业落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却高贫困率的极度不平衡”，并呈现出“特权阶层现代化，农民阶层封建化”的社会阶级形态。当经济发展机会出现之初，只有少数受高等教育的精英具备直接参与高端产业的国际竞争的条件，而大量农村劳动力却没有得以进入制造业的机会，因此印度的城市化和贫困率问题一直难以解决。
去精英化的趋势体现在从国大党掌权到印度人民党上台的过程中，这既是高种姓精英代表的国大党瓦解的过程，也是低种姓政党和以宗教民族主义为动员手段的印度人民党逐渐变成印度政治两极的过程。
精英主义传统造就了印度的高贫困和低城市化水平，而随着国家合法性和生存担忧的下降，选民对社会发展的关注超越了前者，实用主义逐渐取代立国时期的精英主义，因此，有能力的罪犯在去精英化背景下赢得了选民的支持。
（二）低效印度政府：公共治理的“权力真空”
1.印度国家公共基础设施不足与农业现代化水平低
印度的政府治理深受政治传统的影响。尼赫鲁对经济发展的精英思维是以国家整体增长解决贫困问题，以精英带动底层大众。在此指导思想下，印度建立了庞大的国家机器，采取以国企推动重工业发展及计划经济的模式，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并且将公共资源向高种姓精英群体倾斜，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和公共医疗。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银行保险业和国企改革、农村土地改革、灌溉工程和基础设施、教育与卫生发展的停滞不前，劳工法和检查制度等僵化的遗产更是阻碍了就业岗位的扩张。同时，在甘地农村情结影响下印度精英形成了一股抵制农村改革的思想势力甚至是政治势力，他们将城市化和现代化视为对自身在文化和社会中传统支配地位的挑战，坚定维护旧式思维，鼓吹通过改善耕作和家庭手工业发展农村经济，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重重阻力。
2.印度恶性循环的腐败官僚体系
印度国大党的治国理念、社会改革思路造成了官僚体系中的腐败，兴起的低种姓政党强化而非打破了这样的腐败，同时民众也未能通过选票推动改革，反而助长了这样的腐败。
从印度国大党看，尼赫鲁精英式治国理念即国家目标政策的优先级在于国力，使政府社会公共服务职能被相对弱化，缺乏主观能动性，反而成为腐败的土壤。相对应的“由精英阶层组成的政府的无私工作来代替基层”的社会改革思路反使精英阶层竭力维持传统运作模式，权力寻租行为泛滥。同时，政党干预原本应独立于政党存在的公务员体系和行政工作，使其丧失了中立、公平的原则；政客也可以随便调动公务员，影响了政府公共服务的延续性。此外，职位世袭和庇护等作风在印度社会各领域正式化，使社会深受优先地位和公共物资优先获得权基础上的封建社会关系的影响。
从低种姓政党看，他们的政治诉求“只是扩大低种姓群体的公职配额”扩大他们在政府机构中获得权力、加入腐败体系的机会，即其本质上认同此腐败体系，而非挑战体系本身。
从民众看，虽然腐败仍不断向底层延伸，但民众却将公职视为流动至更高阶层的方式，并通过选票将以扩大低种姓公职配额的种姓联盟推到台前，导致“无法将对官僚的失望通过投票权转化为彻底变革”，无法选出能推动社会公平和公共服务发展的政党。
3.印度政党的高动员和低执政水平
占印度人口中一半左右的低种姓阶层使得以低种姓为动员口号的政党先天具备人数优势，分散的低种姓政党由于狭窄但明确的社会基础得以在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为扩大选民基础采用投机主义做法争取选票时，牢牢守住自身的选票，形成了在地方“分而治之”的局面。
然而，所有低种姓政党之间并没有成功将若干个小群体联合来形成更广大的政治联盟主导印度政治，而是陷入了重动员而非执政能力的桎梏中。具体而言，低种姓政党之间并没有强调自身所代表的特定低种姓群体作为下层社会的共同特点扩大社会基础，而是将种姓作为一种煽动选民的动员工具，以种姓视角看待不同种姓群体，不同种姓之间的矛盾自然被固化了：一方面，低种姓政党反将自身所属的低种姓视为被错误对待的高等种姓，复制高种姓的文化，与其他低种姓政党敌对。另一方面，在现代印度社会阶级已经逐渐与种姓割离、某些低种姓的富有和高种姓的贫穷形成了鲜明对比的背景下，部分低种姓政党甚至转向与高种姓结盟，敌视富有的低种姓群体。
同时，它们并没有清晰的执政理念和发展规划，其主要政治诉求在于拓展低种姓群体在印度腐败体系中权力寻租的机会，往往牺牲当地经济增长和法律秩序，在切实推动社会发展的规划方面并无建树。因此，这种公共治理的“权力真空”使得有部分替代性功能的犯罪分子脱颖而出。
（三）高效民主：印度制度民主先于社会民主
前文提到，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建立了广泛而普遍的民主制度，且民主选举整体运行高效。然而，印度民主的另一面在于制度民主先于社会民主，简单的多数人选举使得政党对动员能力的关注压倒了对社会发展和执政能力的目标要求，现代议会民主制度的运行也无法掩盖传统政治遗留的深刻社会问题。印度民主的悖论便在于拥有政治权力的选民无法通过选票转化成推动政府改革的压力，而是通过选举将无执政经验的、能满足短暂需求的罪犯等群体推上政治舞台，而这些本身“反政治”的群体又阻碍了政府改革的进行，于是使得印度民主政治陷入了恶性循环当中，而罪犯在高效选举民主与低效政府治理之间的广阔地带获得了政治空间。
图6：印度罪犯政治家现象成因
结语
本文认为，罪犯政治化现象是印度发展过程中政治系统内部问题的具象化表达。精英主义的传统文化对现代印度社会产生了不可磨灭的负面影响，突出表现在印度政治中严重的腐败问题和低效的政府治理。在印度民众对社会发展的关注超越了立国和生存的担忧过程中，精英主义逐渐被实用主义思想替代。在这样的背景下，为逃避制裁和维护利益而参加民主选举的罪犯由于具备动员所需的资金和手段获得了政党的支持，也由于能部分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并强制性的解决争端而通过高效的民主选举走上了政治舞台。
【参考注释】
1.黄迎虹，《论当代印度选举的战略部署》，《南亚研究季刊》，2012年第1期。
2,Mallikarjun Minch “Criminalization of politics and Indian Administration”, Spectrum: A Journal of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Vol.2 Issue 10, October 2013, ISSN 2278-0637.,p.38.
3.包含Goswami Committee on Electoral Reforms (1990)，Vohra Committee Report (1993)，Gupta Committee on State Funding of Elections (1998)，Law Commission Report on Reform of the Electoral Laws (1999)，National Commission to Review the Working of the Constitution (2001)，Election Commission of India – Proposed Electoral Reforms (2004)，The Second Administrative Reforms Commission (2008)，详见Jitender Loura，“Election Reforms in India vis-a-vis Criminalization of Politics and Right to Reject- A Review”，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Volume 3, No. 3, March 2014, p.35.
4.图为笔者根据数据自制，参考资料：Analysis of Pending Criminal Cases of Lok Sabha MPs from 2009；Lok Sabha Elections 2014：Analysis of Criminal Background, Financial, Education, Gender and other details of Winners；Analysis of Criminal and Financial details Of MPs of Rajya Sabha 2016等，Association for Democratic Reform，http://adrindia.org/
5.Vaishnav，Dutta和Gupta，Tiwari和 Devesh Kumar以三种不同的模型证明了罪犯的财力（Money power）是政党提名其为候选人的原因。参见Vaishnav, Milan, The Market for Criminality: Money, Muscle and Elections in India (August 31, 2011).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1928011; Dutta, Bhaskar, and P. Gupta. "How Do Indian Voters Respond to Candidates with Criminal Charges: Evidence from the 2009 Lok Sabha Elections." Mpra Paper Vol. 49, No. 4, pp.43-51.; Tiwari, Devesh Kumar. "Party Politics and Criminality in India." Dissertations & Theses - Gradworks (2014).
6.Golden，Tiwari和Aidt以回归分析法证明政党在政党之间选举差距较小选举竞争更激烈的选区更倾向于提名罪犯候选人，从而指出罪犯的竞选手段能对激烈的选举产生关键影响。参见Devesh Tiwari, M. A. Golden, and T. S. Aidt. "Criminality and Incumbency of Candidates to the National Legislature in India."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10. Golden, Miriam A, and D. Tiwari. "Criminality and Malfeasance among National Legislators in Contemporary India."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09.
7.Banerjee指出向选民出示候选人的犯罪记录能减少罪犯候选人的得票率，隐含着信息不透明是选民选举罪犯的原因。参见：Banerjee, Abhijit, et al. "Are Poor Voters Indifferent to Whether Elected Leaders Are Criminal or Corrupt? A Vignette Experiment in Rural India."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Vol.31 No.3,2014, pp.391-407.
8.Aidt等通过回归分析指出在选民文化程度更低的选区，政党更容易提名罪犯作为候选人，但同时指出信息不对称的原因无法充分解释罪犯上台的原因。参见：Devesh Tiwari, M. A. Golden, and T. S. Aidt. "Criminality and Incumbency of Candidates to the National Legislature in India."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10.
9.Chemin以回归模型证明罪犯政治家使社会弱势群体减少了19%的月支出,使社会犯罪率增加了23-24%，使执法机关和政府的腐败率减少了66%，因而认为罪犯政治家提升了犯罪倾向，降低了贫穷地区的消费，也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贿赂的必要性，参见Chemin, Matthieu. "Welfare Effects of Criminal Politicians: A Discontinuity-Based Approach."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Vol.55, No.3, 2012, pp.667-690；Vaishnav以回归分析证明了在社会群体间差异突出的地区，即使候选人有犯罪背景，选民仍会选举罪犯，他指出是因为罪犯能更好维护选民所在群体的利益，参见：Vaishnav, Milan. "The Merits of Money and "Muscle": Essays on Criminality, Elections and Democracy in India." Dissertations & Theses – Gradworks,2012.
10.India. The Constitution of India,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Law and Justice,2007. p.1. http://lawmin.nic.in/coi/coiason29july08.pdf
11.同上., 参见 “Permeable: Part V The Union” ， “Permeable: Part VI The State”
12.同上。
13.同上，“Permeable: Part VI The State”。
14.同上，“Part XIX.—Miscellaneous. —Arts. 361—361B”。
15.同上， “Permeable: Part XV Election”。
16.图为笔者自制，印度数据来源：Election Commission of India: “Election Result-Full Statistical Report”, Election Commission of India. http://eci.nic.in/eci_main1/ElectionStatistics.aspx; 美国数据来源：Between 1932 and 2008: "Table 397. Participation in Elections for President and U.S. Representatives: 1932 to 2010", U.S. Census Bureau,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 “2012 Voter Turnout”, Bipartisan Policy Center. November 8, 2012, https://bipartisanpolicy.org/library/2012-voter-turnout/ ; “2016 November General Election Turnout Rates". www.electproject.org. Retrieved December 17, 2016, http://www.electproject.org/2016g.
17.Dutta, Bhaskar, and P. Gupta. "How Do Indian Voters Respond to Candidates with Criminal Charges: Evidence from the 2009 Lok Sabha Elections." Mpra Paper Vol. 49, No. 4, p.45.
18.印度的遭遇战系统已经受到了媒体的广泛披露，详见：Manik Sharma, “7 Most Controversial Police Encounters In India”,Topaps, Sep.30.2014,http://topyaps.com/n-most-controversial-policeencounters-in-india;CHENNAI, “Notorious criminal killed in police encounter”, The Times of India, Jul 27, 2003,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Notorious-criminal-killed-in-police-encounter/articleshow/97621.cms?等
19.Luce Edward，In Spite of the Gods: The Rise of Modern India，Little, Brown Book Group，2007.p.70.
20.Wade, ‘The Market for Public Office: Why the Indian State is not Better at Development’, in World Development, Vol.13, no.4 1985, pp.477
21.Corbridge, Stuart and John Harriss. Reinventing India: Liberalization, Hindu Nationalism and Popular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2000. p.55
22.图为笔者自制，数据来源：Election Commission of India: “Election Result-Full Statistical Report”, Election Commission of India. http://eci.nic.in/eci_main1/ElectionStatistics.aspx
23.Kohli, Atul.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in India. From Socialism to Pro-Busin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p.122.
24.Kochanek, Stanley A. Corruption and the criminalization of politics in South Asia. Routledge Handbook of South Asian Politics, 2010, p.26.
25.Katz, Richard S. "The problem of candidate selection and models of party democracy." Party Politics Vol.7. No.3,2001, pp.277-296.
26.Election Commission of India:
“Election Result-Full Statistical Report 2014”, Election Commission of India.http://eci.nic.in/eci_main1/ElectionStatistics.aspx
27.Vaishnav, Milan, The Market for Criminality: Money, Muscle and Elections in India (August 31, 2011),p.88.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1928011
28.Dutta, Bhaskar, and P. Gupta. "How Do Indian Voters Respond to Candidates with Criminal Charges: Evidence from the 2009 Lok Sabha Elections." Mpra Paper Vol. 49, No. 4, p.1.
29.Golden, Miriam A, and D. Tiwari. "Criminality and Malfeasance among National Legislators in Contemporary India."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09,p.8.
30.Dutta, Bhaskar, and P. Gupta. "How Do Indian Voters Respond to Candidates with Criminal Charges: Evidence from the 2009 Lok Sabha Elections." Mpra Paper Vol. 49, No. 4, p.4.
31.Weitz-Shapiro, Rebecca, and M. S. Winters. "Lacking Information or Condoning Corruption? Voter Attitudes Toward Corruption in Brazil."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Vol.45, No.4, 2010, p.435.
32.Vaishnav, Milan. "The Merits of Money and "Muscle": Essays on Criminality, Elections and Democracy in India", Dissertations & Theses – Gradworks,2012.p.158.
33.P. Keefer and S. Khemani, ‘Why Do the Poor Receive Poor Services?’, i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39, no.9 2004,pp.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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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Berenschot, Ward. “Everyday Mediation: The Politics of Public Service Delivery in Gujarat, India.”Development & Change Vol.41, No.5, p.890.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29496317_Everyday_Mediation_The_Politics_of_Public_Service_Delivery_in_Gujarat_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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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Sudhir Kakar, The Colors of Violence: Cultural Identities, Religion and Conflic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p.81.
39.Luce Edward，In Spite of the Gods: The Rise of Modern India，Little, Brown Book Group，2007.p.199.
40,。ibid, p.19.
41.ibid, 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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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Das, Gurcharan. "The India Model." Foreign Affairs Vol.85,No..4,2006,p.5.
46.参见：Singh, Shashibhushan. "Dynamics of Agricultural Marginalization in Emergent Rural Economy: A Study in South Biha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ural Management Vol.9, No.1, 2013, pp.71-96.
47.Kaviraj, Sudipta. "Indira Gandhi and Indian Politics." Economic & Political Weekly Vol.21, No.38/39,1986, p.1699.
48.Dev, S. Mahendra. "The Problem of inequality." Indira Gandhi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Mumbai Working Papers,2016.http://www.esocialsciences.org/Download/Download.aspx?fname=A20161219133943_20.pdf&fcategory=Articles&aid=11526
49.Banerjee, Abhijit V, and R. Pande. "Parochial Politics: Ethnic Preferences and Politician Corruption."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Vol.07,No.31,2007,p.30.
Luce Edward，In Spite of the Gods: The Rise of Modern India，Little, Brown Book Group，2007.p.58.
小编：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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