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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关青年说】谷国立:“美国优先”原则下“南亚新战略”的实施以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2017-09-03 谷国立 国关国政外交学人

学人简介

作者系济南大学政法学院国际政治专业2014级学生

【关键词】美国优先 特朗普政府 阿富汗新战略 南亚新战略 亚太新战略 “一带一路”倡议 战略定力 新安全观 

从“黑天鹅现象”在美国大选期间兴起,到独具人格特质的“政治素人”正式成为领导人,特朗普一个年过古稀仍富有激情的老人在政坛上继续书写“传奇”人生。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提出的“美国优先”原则,发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时代强音。为此,特朗普政府极力排斥以“奥巴马主义”为基本要义的上届政府遗产,[1]并坚持以“美国优先”为原则调整内外政策,实施新战略,发展新取向。特朗普政府虽然采取一种“回缩”与“内顾”的战术主张,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仍然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特朗普政府新战略的实施,势必会对世界产生影响,也势必会引起全球各国的关注。“南亚新战略”成形在即,“亚太新战略”将取向如何,引起全世界尤其中国的关注。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前两大经济体,两国关系也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国要怎样看待两国发展的诸多不确定性,需要深入研究与思考。新形势下,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正确的战略选择。

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原则,不仅是从商人的视角表达对利益的无限追求,也表现了一种自信实干的人格特性。从“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中,我们不难看出:特朗普认为美国衰落与新兴国家的崛起有关。这种惯有的“零和”思维势必会对现有的国际秩序造成冲击,对崛起国的发展带来挑战。实质上,“美国优先”是一种“孤立主义”政策。[2]这种“回缩”与“内顾”的主张,其实采用的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战术,以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这种“以退为进”的战术在奥巴马政府的政策中也有所体现。若从奥巴马政府执政的挑战与困境来看,这只“黑天鹅”其实并不太“黑”,特朗普以反对建制派的竞选主张而出名,并善于抓住民众的需求点,用商界不拘一格的模式,以求得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政治抱负,从而获得民众的信任。那么,“黑天鹅现象”成真也并非偶然,这正是对美国当前社会分裂、民粹主义盛行的真实反映,也是美国长期奉行自由主义所造成的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过大苦果的无奈选择。


特朗普上台执政至今已有7月有余,在最近的时间里,特朗普面临的困境可简单用“内忧”与“外患”来形容。常提出“颠覆性”言论的特朗普“棱角”也受到了内外反对力量的渐渐“抹平”。因此,做出一些收敛也是在所难免的。从国内来看,特朗普政府迎着美国的社会裂痕上台,现在也必须吞下社会分裂的恶果,同时也要面对党争的碎片化现状。特朗普想利用讲话呼吁团结,但影响与效果却甚微。其最近的一场以新纳粹、白人至上主义为代表的极端主义团体和反对右翼纳粹的左翼团体之间的弗吉尼亚州的骚乱就是其突出体现。[3]也就在此时,白宫首席战略师、高级顾问班农的离职,引发外界热议。作为特朗普执政团队的重要一员,势必会对特朗普政府的运行产生影响,从而加剧了未来政策的不确定性。特朗普与美国媒体时常发生的“打嘴炮”,也显示出特朗普与传统精英媒体的交恶之深。特朗普所热衷的“推特治国”,在美国政坛上也表现出“特式”风格。但从特朗普发推特的举动来看,这不单是他的个人所为,或许也是执政团队集体行为的结果。对外政策上的“禁穆令”和在墨西哥边境修筑高墙令的余波还未消散,朝鲜半岛上的“朝核危机”从“四月危机”到“八月危机”,也使美国强烈感受到安全威胁。这一系列事件,让特朗普政府倍感“压力”。应该怎样打破危局,实现“转机”?于是,在当地时间8月21日,特朗普就阿富汗及南亚局势发表了讲话,不仅宣布了美国对阿富汗的新战略,也直接提及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南亚打击恐怖主义的作为。[4]简单直接的指责了巴基斯坦对恐怖主义的庇护,肯定赞赏了印度在美国南亚战略中的重要作用。特朗普在演讲中表示将同印度发展战略伙伴关系,同时强调印度在印美贸易中的顺差,应该有责任帮助美国南亚战略的实施。因此,这意味着特朗普“拉紧印度”的“南亚新战略”的出炉。

1“南亚新战略”意图明显 ,“一举多得”

阿富汗战争从2001年开打,至今仍未全部歼灭恐怖分子。8月21日,特朗普在讲话中称,美国匆忙从阿富汗撤军会给恐怖分子留下可乘之机,同时他还称新策略将更加实际,并且是基于现实实际而非理想主义和时限性的设想,将从“复兴美国”的目标转向“清除恐怖主义”。[5]阿富汗新战略提出后在网络上却出现了另一番热议:特朗普增兵阿富汗是看到了一张70年代阿富汗妇女身穿象征“西方文化”短裙的照片。这样的笑谈确实是为打一场“正义”战争找出的“极好”理由。美国是战略大国,实施战争的政策更是战略中的重要决策,这种决策不太可能源于一个戏剧性故事。以“阿富汗女士短裙”为关注点,该战略显然是被舆论带偏。因此,网络热议的背面,掩藏着舆论没挖掘出的美国真实的战略意图。


特朗普称增兵阿富汗是基于现实实际,这是符合特朗普战略思维的。正如阎学通教授文章所言:2016年的“反建制主义”思潮和“黑天鹅现象”明显不符合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理论原理,人们下意识地转向现实主义理论寻找答案。[6]这明显体现了现实主义在特朗普时期重归主导人,们也就能明白特朗普实施战略的思维路径。但人们也许会发问:阿富汗战争已经打了十几年,十几年来都没歼灭的恐怖分子,本次增兵会起到作用?同时,本次特朗普的讲话并未正式细述增兵的数量,也没有提及何时才是美国在阿富汗行动的截止时间。这是说明美国的阿富汗新政策还存有很大的回旋余地?还是说明由于时间紧张特朗普内部还没达成最后的妥协?因此,特朗普的“阿富汗新战略”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或达到多大程度的成效,还需时间进一步观察。但很显然,特朗普政府表现出了对此区域重视的态度,并且做好了长时间留足的准备。


特朗普实施的“阿富汗新战略”与采用的“回缩”和“内顾”的战术主张是否相矛盾?这其实不然。一方面,战术是战略的过程,战略与战术是不同层面上的价值考量;另一方面,战术上的“回缩”是进一步突出新战略的重点,这样能够利用现有的力量更好地为“美国优先”原则服务,“亚太再平衡”战略就是很好的体现。从目前的态势看,特朗普政府更倾向于一种离岸平衡战略的“英国式的均衡”,依据“美国优先”原则,在那些潜在损害美国利益的问题上,采取有限度的“轻脚印战略”,而在那些直接危及美国利益的问题上,采取更为直接且强势的介入战略。[7]这样的态势可以从一个由鹰派、共和党右翼和商业高管构成的“超级”执政团队中窥见一斑。从中可以看出特朗普是比较推崇军人的,他果断的个人性格与军人的办事效率是相匹配的。从美国巡航导弹打击叙利亚的事件中就可以分析特朗普政府的安全决策。正如与奥巴马时期国家安全决策与行动高度“集中化”不同,特朗普则倾向于将军事行动权下放,以增强一线将领使用军事手段的灵活性和有效性。[8]


面对着国内弗吉尼亚州的骚乱,特朗普政府宣布“阿富汗新战略”是符合转机需求的。首先,随着班农的离职,特朗普政府重新洗牌以求得摆脱不稳定性因素。以“阿富汗新战略”进行补救,不仅有利于特朗普政府现执政团队的团结,同时也为未来不稳定的发生降低可能性。其次,在特朗普对骚乱表态三次后,骚乱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民众对特朗普的批评浪潮仍没停息的情况下,借“阿富汗新战略”转移国内视线,为暂时性的缓解骚乱所造成的社会进一步分裂,缓和特朗普的执政危机,是有帮助的。同时,“阿富汗新战略”也开启了美国实施新战略的进程,为美国利益实施外向战略“下注”。复次,十几年的阿富汗战争也饱含美国的利益所求,特朗普此举也是为了“以打促谈”。阿富汗是美国重要的地缘战略利益点,也是美国实施南亚、中东乃至中亚政策非常难得的驻足点。“阿富汗新战略”的实施,既体现特朗普政府继续对阿富汗的重视,也是在“美国优先”原则下实施新战略的初步尝试。


最后,特朗普“拉紧印度”的“南亚新战略”是有所指的,剑指中国意图明显。一方面 35 42873 35 15287 0 0 3428 0 0:00:12 0:00:04 0:00:08 3428,印度非法入境中国,当时在中印对峙态势仍在继续、事态解决仍不明朗的情况下,特朗普讲话中的“批巴拉印”,极似在国际上“声援”印度,增加印度对抗中国的砝码。在地缘上,假设中俄印三国“强强联合”,三大国的连结将是强大的一大片,这势必会压缩美国的中东、远东乃至亚太战略利益,这样的强强联合是美国不敢想的,也是美国不愿看到的,当然也应该理性认识三大国强强联合的难度。所以,当三国的合作趋势加强,美国的战略会悄悄“下注”,阻挡这股潮流。


印度不完全靠向任意一方,与奉行“不结盟”政策有关。事实上,印度虽长期奉行“不结盟”政策,但历史上却一直游离于“不结盟”政策的边缘。印度这种对“不结盟”政策的动摇与游离,是基于不结盟运动发展的态势,并结合自身利益的考量,甚至还会发生背离的倾向。到了新世纪,印度坚持“不结盟”政策同大国之间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近年来,随着印度经济的高速发展,印度提出发展“全球领导大国”的战略目标,[9]莫迪政府上台后坚持走强硬路线,在国内强制推行“废钞令”就是其体现。在不参与“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上,印度就显现出了和中国的战略分歧加深、矛盾加重的迹象,甚至视中国为影响印度实施大国战略目标的敌对国。所以,这样的态势下,印度急需大国尤其是美国的支持,“不结盟”政策亦愈发生偏离倾向,美国也极力把握此机遇与印度靠拢。特朗普在“南亚新战略”中高调赞扬印度,既符合美国新战略的实施,又符合印度莫迪政府的需求,这或许也是美印两国首脑会晤达成的共识。但印度会甘心仅是美国南亚棋盘里的一枚棋子?因此,追求“全球领导大国”的印度会完全靠向美国,仍还需要时间。


另一方面,美国增兵阿富汗,虽直接针对恐怖主义,但扼住的“咽喉”犹如“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通过于此需经过美国的同意。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经伸南亚,并且把南亚次大陆作为重要的战略倡议实施点,提出了建设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倡议。[10]通过加强与南亚的经贸联系,以此联通经南亚向中东的整个倡议。“一带一路”倡议在美国控制的区域顺利实施、发挥影响,美国显然是不同意的.美国是一个实施战略积极的国家,处处想把握主动,也会针对中国实施战略“作为”。在金砖国家厦门峰会召开之际,进一步激化中印矛盾,影响峰会进程,搞乱新兴国家合作,或许也是美国的一笔“意外收获”。现在看来,这笔“收获”已经难产。美国增兵阿富汗,一是想进一步控制恐怖主义,少给美国添乱“以打促和”为美国实施“南亚新战略”奠定基础;二来是进一步加强对此区域的控制,同时又利用中印之间的矛盾,共同影响“一带一路”在南亚的实施,从而阻断整个“一带一路”倡议进程。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8月26日报道,在接受《经济学人》记者采访时班农誓言支持特朗普,但也会继续推进自己的经济民族主义议程,还誓言要“搞砸‘一带一路’倡议”,即中国在全球扩大贸易的计划。[11]这样一位前白宫首席战略师、总统高级顾问班农的话不得不得引起中国的关注与提防。美国主动“作为”并借印度力量对抗中国,有“坐收渔翁之利”的美差想法,很显然,印度仍是美国棋盘里的一枚棋子,不知这枚美国棋盘中的活跃棋子与自己眼中的“全球领导大国”的战略目标是否相矛盾?据中国外交部消息:8月28日下午14时30分许,印方将越界人员和设备全部撤回到边界印方一侧,中方现场人员对此进行了确认。[12]这说明,莫迪政府也并不是执迷不悟,中印对抗明显是一种“等量而不等质”的力量对比,国内矛盾突出、冲突加剧,继续对峙下去只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同时,印度撤军并结束与中国的对峙也是对美国借力印度实施战略的一种回击。告诉美国战略人士在“南亚新战略”未正式成形前,考量好与印关系以及印度在战略中的角色。在主观上来说,中印对峙结局是符合“双赢”主张的。但是,此次中印边境对峙事件的解决或许只是中印直接较量的暂时性结束。一方面,中国要从这次对峙事件中汲取经验教训;另一方面,对于印度的战略企图,中国要提高提防与应对的力度。

2“南亚新战略”成形在即“亚太新战略”对中国的冲击将会如何?

随着“9·11”事件的发生,美国的战略重心转移到中东,战略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西强东弱”的局面。面对着亚太成为世界上经济最活跃区域,尤其是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战略界为维护美国霸权发出的战略东移的呼声愈发强烈,在喊出战略东移多年后,“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才真正变成现实。在奥巴马政府推行“亚太再平衡”的战略过程中,“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在全球化的当下,TPP仍惯有一定的排斥性,想以一种“规制”来阻止中国的参与,以减弱对美国经济的冲击。美国的每届政府都会着力打造“主义”遗产,以此作为政府的执政成绩。因此,“亚太再平衡”战略也成为“奥巴马主义”为基本要义的主要遗产。在谈及“亚太再平衡”战略时,袁鹏教授指出:奥巴马政府在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时几乎没有实质性的投入,而是利用“巧实力”,通过舆论造势和外交布局来实现其战略目标,因此,美国国内对其评价并不高。[13]这也就很容易看出奥巴马“遗产”快速被斩是和缺乏一定的民意基础有关。


当“黑天鹅现象”出现,特朗普执掌政权已成现实,这是斩掉“奥巴马主义”遗产的直接推动力量。基于特朗普个人特性以及“超级”的执政团队,上台伊始,就如一股冲击波横扫美国大大小小的内外政策。在坚持“美国优先”的原则下,为推进“百日新政”,特朗普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固有的“颠覆性”思路所产生的“颠覆性”主张,虽也招致了许多民众的不满,但仍把奥巴马政府的一些政策斩掉。TPP就是特朗普政府“斩马”的开始。同时,特朗普也重申美国要签署更有利于实现“美国优先”原则的双边协定,还要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还展现出了对华经济强硬的一面。其实,这一方面突显了商人特朗普极力追求建立直接互惠性的经济,以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另一方面也表现出特朗普执政团队里的商业高管们“经济民族主义者”影响力相对强于“全球主义者”。


正所谓“不废不立”。正是基于特朗普废除了“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TPP,使原有战略失去了核心价值,特朗普才能提出自己版本的“亚太新战略”,因为“变”符合特朗普的理念以及“美国优先”的原则。就目前来说,美国的“亚太新战略”还处于调试阶段,这也可以称为美国亚太战略的彷徨期,有美国的“彷徨”就可能带给其它国家“机遇”。尤其是对中国来说,这也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变与不变是美国对华的战略轨迹,变的或许是美国对华的认知,不变的是美国对华的遏制、牵制和规制。[14]如果要对特朗普版的“亚太新战略”有一个正确的思考路径,那就沿着“不变”的轨迹,对“亚太再平衡”战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有人认为,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是针对中国崛起的主动出击,是避免新兴国与守成国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做出的战略。确实,该战略是对中国的快速崛起提出来的,但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只是针对中国,那就对美国再平衡的范围缩小化了,那也就是小看了美国的战略意图。美国的再平衡针对的是整体性兴起,不仅仅包括中国,还有俄罗斯、日本、东南亚一些国家。[15]并且,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涉及到多元、多层面,以多元框架为支撑,包含政治、经济、军事等多层面的共同制衡。但从另一层面上考虑,美国战略东移,也正是说明这是美国战略“回缩”的一种体现,也不能说是完全的主动的再平衡战略,多多少少会有维护美国霸权的无奈之举。试想,如果美国的实力不受到削弱,那么它的战略东移会呼吁这么多年才如愿实施?如果美国的实力不受到削弱,那么它可以完全实施全球平衡战略。但不可否认,这里只是强调的是美国实力的相对削弱,现今的美国综合实力仍然强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美国仍然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既然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主要针对中国,那么,特朗普的“亚太新战略”会发生改变吗?通过特朗普竞选之前与执政之后的对华言论以及对华政策,很明显看出特朗普对华重视程度是上升的。还是比较肯定的说,特朗普的“亚太新战略”中的对华战略仍是核心。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和执政初期,就玩起手中的“制华”牌。比如:“经济贸易牌”、“南海牌”、“朝核危机牌”、“台湾牌”等。美国手中的“制华”牌如此之多,也足以说明中国发展的软肋之多。但从侧面来看,特朗普手中的牌如此之多,却没有打“组合牌”置中国于死地。这一定程度上和中国的反制衡起效有关,但主要还是,特朗普追求的是“美国优先”,实现的是利益最大化,也极力追求稳定的外部环境。所以,特朗普并不寻求和中国在亚太直接陷入对抗,起码当前的态势下不会。


一、解决“朝核问题”需倚重中国。2017年3月份开始,朝鲜增加了弹道导弹的实验频率,到4月份朝鲜半岛局势持续紧张,美朝对峙升级。朝鲜一直将美国作为敌人,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也让美国感受到了安全威胁。尽管联合国对朝鲜进行过多次警告与制裁,非但没有遏制住朝鲜,反而更加激化了朝鲜的反抗力度。从这一角度也可以理解中国为什么一直强调:制裁不是目的,对话协商才是解决问题之道。在特朗普的意识里,朝鲜紧邻中国,与中国有着“特殊”的地缘和国家关系,要倚重中国来解决“朝核问题”。所以,特朗普政府将美中经贸问题与朝核问题进行“挂钩”,采取“议题联动”策略,如果中国能够对朝鲜施加更大压力,美国就在经贸议题上降低对中国施压。[16]但是这种策略存有较大问题,这种策略是建立在理想的有限的并有互信作为支撑的假设基础上,相关议题之间的“交易”存有很大的争议。试想,中美就“朝核问题”进行谈判,如果中国要求“南海问题”或者“东海问题”一起来解决时,那就可以看出美国人的心思了。中国一直强调,朝核问题的根源源自美朝当事国,只有两国以政治协商方式和平解决,才能有效处理朝核问题。朝鲜半岛紧邻中国,中国决不允许自家门口生战生乱,也一直扮演着积极的调解人与协调者角色。“六方会谈”就是在中国的积极协调下发挥协商作用的。针对当前紧张的局势,中国又提出了“双暂停”倡议,按照“双轨并进”思路解决“朝核问题”。虽然对于“双暂停”倡议没有给出具体的谈判条件和暂停基础,也没有提供半岛和平机制的具体框架,但最终还是把“朝核问题”引导到谈判桌上。在中国认真贯彻联合国决议和积极协调双方的努力下,才使得东北亚局势从“四月危机”过渡到“八月转机”。


二、以中美元首会晤为节点,提出启动中美经济合作“百日计划”为中美经贸问题做缓冲。2017年4月,中美两国元首在海湖庄园举行会晤,这是特朗普上任以来中美元首的首次会晤。双方在加强交流沟通的基础上,增进互信并达成重要共识,并商定特朗普年内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经贸问题是大问题,中美启动“百日计划”释放的是双方善意。中国方面,中国一直主张用和平协商方式解决问题,“百日计划”符合中国主张,同时也表现出崛起中国的自信,虽然和美国存有差距,但只要双方在平等基础上协商合作中美之间的经贸问题也会逐步解决。对话解决机制,既避免中美之间发生激烈碰撞,也是作为一种对中国发展机遇的缓冲。美国方面,特朗普政府以温和的方式对待中美经贸问题,是和决策层中温和力量的推动有很大的关系,这既符合特朗普所追求的签署直接互惠双边协议的主张,也是对中国领导人访美释放的诚意。无论“百日计划”能起到多大的影响,发挥到多大的作用,这对未来中美经贸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积极的借鉴。


三、美国“301”调查对中国的冲击仍有限。特朗普竞选期间,所提出的对华经贸主张是非常强硬的,但执政之后,在实质性行动上却展现出温和的一面。特朗普做出对华“301”调查,一方面是为选民兑现承诺,缓和政府执政危机;另一方面也是暂时性的缓解因骚乱造成的社会进一步分裂。正如,金灿荣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这项调查要持续一年的时间,现在的动作更多是象征性的,由于中美之间有个“一年计划”,中美会通过这个计划相互协调。[17]“301”调查或许只是一个开始,美在经贸问题上增加对中国施压的开始。因此,中国不应该低估美对华“301”调查的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等方面作出回应,称中方必将采取有效措施捍卫本国利益。据中国商务部消息:2017年8月30日,即日起对美等国进口卤化丁基橡胶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18]这或许也是释放中国对美反调查的信号。


四、特朗普年内访华在即,对华战略强度会有所保留。在中美两国元首首次会晤之后,中美两国关系呈现稳步发展态势。中美关系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特朗普访华必将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在这重要的节点上,美方为寻求两国的合作会释放更多善意,而中方则会以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回以更多诚意。在当前的形势下,中国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也可以作为发展两国关系的基础。正如中国领导人在会见美军参联会主席邓福德时强调:美国发展好了,对中国有利;中国发展好了,对美国也有利。[19]因此,美国的再次强大需要稳定的美中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需要稳定的中美关系。“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两国应该管控好矛盾与分歧,牢牢把握以促进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为重要导向,实现亚太共处的宏伟蓝图。

3中国的战略选择

在“美国优先”原则下,“南亚新战略”作为美国新战略的起点,“亚太新战略”的取向,势必引起全世界尤其中国的关注。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美国掌控太多对中国的掣肘因素,中国战略应对更多的是接招拆招,以“慢”拍应对“快”拍,彰显中国的“特色”。基辛格博士在2016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指出了这种“特色”: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解决了一个接一个的问题,官员采用中庸之道来解决逐个问题,中国对待世界形势的看法是概念化的。[20]这里的概念化可以理解为一种概念化技能,是指公共管理者所应具有的宏观视野、整体考量、系统思考和把握大局的能力。为此,在新的崛起进程上,中国要彰显出崛起大国的风范。不再是简单的接招拆招,而是以“慢”拍削“快”拍,用“快”拍直面回击“快”拍的组合战术。中国的战略选择要直面应对国家发展问题,积极应对各方挑战。


一、坚持“一带一路”倡议,引领全球化持续、深入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源自中国,但属于世界,它旨在建立由点到线,由线到片的区域发展平台。这既是进一步提升中国对外开放水平,建立对外开放新格局的体现,也是积极应对“反全球化”潮流,推动全球化持续、深入发展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既是作为崛起的中国进一步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的机遇,也是崛起的中国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共商、共建、共享”核心理念的责任与担当。2017年5月,首届“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总结了“一带一路”前期的成绩,也对进一步发展描绘出了憧憬与宏图。“中巴经济走廊”的倡议,是实现国与国互联互通、平等互惠成功的开始,《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的签署,是实现多边经济走廊方面的突破。[21]成绩自然欣喜,但问题要更加重视,有问题就会带来风险,有风险就会使区域参与国家心态复杂,从而影响“一带一路”倡议的整体实施。“一带一路”沿线大多经过发展中国家,尤其要经过中东这一矛盾复杂的区域。“一带一路”倡议如何实现与整个沿线国国家战略的对接成功,是极具挑战性问题。正如“危机”两面,有“危”就有“机”,“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的实施,如何实现从“危”到“机”的转化,那就要立足现实,重点分析。首先,要充分认清中东国家多元分立的社会现实,对各种势力的影响力估计充分,并设立长效的预警机制,作出具体的预警方案。对突发事件,要做出科学有效的应对方案,努力将损失影响降到最低;其次,采取有区别但具体的发展政策。中东缺失核心国家,区域内国家的共同意识缺乏,多边框架不利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效实施。所以,要按照关键性因素以及重要程度,对中东的国家以国别目标进行分类,分为支点国家和重要(次重要)国家等,从而实行以双边关系为主轴的合作框架;复次,将政策、设施、贸易、资金和民心想通的“五通”作为合作重点,同时根据国别目标的分类对“五通”合作顺序进行合理调整;最后,积极学习借鉴欧美日等国的中东外交战略战术,同时要增强对外经济参与的自由度,减少因社会动荡所引发的剧烈冲击[22]同时,“一带一路”倡议在其它区域也可采取同样的发展模式,使倡议方案能够更好的和区域内国家进行融合,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效实施。尽管,“一带一路”倡议会受到外部势力的影响,但主要还是在内部,只有妥善处理内部各种问题,才能更好的发挥“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核心理念的作用。


二、继续保持大国战略定力。稳定的外部环境对中国实现30多年的发展,显得尤为珍贵。从战略环境来看,中国仍拥有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但战略机遇期不能只靠外部环境的馈赠,更重要的是自己去把握、探寻。在当前,中国就紧紧抓住了特朗普政府“亚太新政策”调试期所带来的机遇,积极推动达成了《南海行为准则》,补足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战略互信短板,为南海局势“降温减压”。[23]就在刚刚过去的中印边界对峙事件,就是对中国新时期战略定力的考验。中国在对峙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温言在口,大棒在手”的理性行为,显示出了中国的战略定力。当然,已知的结果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但在对峙过程中,中国舆论导向了“打”与“不打”的两个极端,这两种极端是笔者不太认可的,“打”与“不打”不应该成为仅有的选项。笔者认为不要把大国博弈的思维限制到狭隘的两面,这种狭隘的舆论会激发民众产生极端思想,畸形的民意基础对事态的优化解决是不利的。这不是一种“马后炮”思维,是基于重要的时间节点所做的思考。金砖国家厦门峰会作为中国2017年重要的主场外交之一,在全球化新趋势下,金砖国家角色不断提升,中国更加重视以“金砖国家”发展为依托的情况下,中国会置于这样的机遇而不顾?重要的时机等不来,眼前的不把握,那怎么谈中国的大国崛起呢。正如林宏宇教授文章所言:要努力推动提出“金砖时代”(BRICKS TIME)的概念,在合适时机适度扩大金砖国家的合作规模。[24]这确实不失为一种好的选项。正于此,金砖国家厦门峰会对金砖国家的发展及转型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将携手打造金砖国家新的“金色十年”。


三、积极构建“新安全观”战略体系,为中国崛起提供有利的内外部环境。世界那么大,问题还很多。中国的崛起也面临着众多安全挑战.2014年4月15日,中国领导人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要走一条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并首次正式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安全新形势下,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的“总体安全观”,[25]既是重大的战略性思考,也是安全战略转变的开始,引领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2014年5月21日,中国领导人在上海举行的亚信峰会上提出的以共同的、合作的、发展的、可持续的“亚洲新安全观”,为亚洲国家在安全方面提出了共识,为维护地区稳定以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出了中国安全倡议。[26]所以,中国“新安全观”战略体系要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以“总体安全观”和“亚洲新安全观”为两翼,筑梦中国崛起,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扫清安全障碍。


在构建完善中国“新安全观”战略体系的过程中,要注意三大方面问题。首先,要充分利用原有安全机制架构。随着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合作范围不断扩大,安全机制注入了新的力量。但也必须注意到,印巴加入将打破原有的平衡,印巴之间的矛盾所产生的制约性因素将显现。只有处理好机制内部性问题,才能更好地发挥上合组织安全机制的作用。其次,要着重理解“内因是基础,外因是条件”的辩证思维。新的安全形势下,要积极应对并处理好国内的政治安全、经济风险、文化安全等问题,这是阻碍中国崛起的内部基础性问题。也要考虑到外部条件性因素对中国崛起的影响:要防止东北亚局势的失控,要打破东亚“小北约”的形成,要提防中国东海、南海领土争端的外部势力的渗入等。中国的“新安全观”要内外兼顾,但要主次分明。最后,积极推动亚太双重领导型地区的安全重建工作,倡导构建21世界新型亚太安全架构。中国要主动释放诚意与善意,加强与其它国家间的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交流与互动,化解国家间的疑虑,努力形成小区域的安全合作机制,以此推向整个亚太地区,让“中国威胁论”不攻自破。同时,加强中美两大国之间的良性互动,创造性改变亚太地区“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二元”结构。并从“亚洲新安全观”的倡议中借鉴经验,积极努力倡导构建21世纪新型亚太安全架构,形成“和平”与“发展”两方面间的良性互动:和平稳定的环境能确保经济一体化发展,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又能为安全架构提供支撑。


四、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引领,防止重大战略失误。中国三十多年发展的成绩举世瞩目。卓越成绩的背后,不仅反映了改革开放这一大战略的成功,也说明中国近三十多年来也未出现重大战略失误。在新形势下,西方国家的“黑天鹅现象”和“反建制主义”不断兴起、社会“反全球化”浪潮和民粹主义不断盛行、欧洲一体化进程面临困境的情况下,中国崛起的步伐仍在继续。在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下,中国不仅要抓住机遇,抢得先机,更要发挥中国智慧,防止重大战略失误。首先,深化国内体制机制的改革。中国真正的挑战在于自身,在新一届政府“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呼声中,中国加快了国内体制机制的完善。严肃处理内部治理中违法乱纪行为;实施“中国制造2025”规划,抢抓新一轮技术、产业革命先机,推动经济社会再造;实行“精准扶贫”,缩小东西部差距,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不断做到国家实力与国际地位的相吻合。其次,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引领,形成新时期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大国外交新格局。努力加强国际交流,深化国际合作,达成重要共识,为中国崛起创造新的战略机遇。复次,积极调整国民心态,培育全球公民观念。在中国崛起过程中,要积极培育健康、理性的大国国民心态,避免盲目、混乱及扭曲的国民心理。崛起大国的公民不仅要有大国胸襟,也要有全球公民观念。全球公民观念的培养更需要强大的公民社会作支撑。现当代国家的崛起不仅是崛起于世界强国之林,而要崛起于分散化的全球各层面之中,伴随着国家——社会二元划分的传统模型将逐渐被国家、公民社会、市场经济的三领域模型取代。[27]因此,中国的崛起也要重点弥补薄弱领域,合理适当发展公民社会,促进公民社会之间的交流,在软实力方面助推中国崛起。当然,中国也应该提防社会中的“黑天鹅现象”。为此,中国政府在继续发展经济的同时,更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极力缩小收入差距,日益满足人民大众的利益所求。最后,抓住机遇,抢得先机,赢得战略主动。当美欧诸国渡过“疗养生息”的困难期,重新焕发活力之时,将是真正冲击中国战略机遇之日。中国崛起,必须赢得战略主动,这不仅是历史的呼唤,也是历史的使命使然。时不我待,不容得中国半点拖延、懈怠与失误。

  

【参考文献】

[1]参见 倪峰:“奥巴马主义”的变奏——奥巴马执政后期的对外政策,《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2期,第1页。


[2] [8]参见 赵明昊:“美国优先”与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政策取向,《外交评论》,2017年第4期,第114页。


[3]弗吉尼亚州骚乱折射美国社会撕裂-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7-08/15/c_1121487803.htm(上网时间:2017年8月26日)


[4]特朗普“南亚新战略”为何拉紧印度?_凤凰资讯  http://news.ifeng.com/a/20170823/51728837_0.shtml(上网时间:2017年8月26日)


[5]http://sh.qihoo.com/pc/detail?check=0befe090d8f5b052&sign=360_e39369d1&url=http://blog.sina.com.cn/s/blog_6a4484f50102wyw6.html(上网时间:2017年8月26日)


[6]阎学通:“ 黑天鹅现象” 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警示,《国际政治科学》,2017年第1期。


[7][15]张玉国:特朗普政权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东北亚论坛》,2017年第2期,第23页;第22页。


[9]参见 王晓文:印度莫迪政府的大国战略评析,《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5期,第33页。


[10]http://news.youth.cn/gj/201506/t20150609_6733278.htm(上网时间:2017年8月28日)


[11]http://www.cankaoxiaoxi.com/world/20170828/2225163.shtml(上网时间:2017年8月28日)


[12]http://news.ifeng.com/a/20170828/51784478_0.shtml(上网时间:2017年8月28日)


[13][14]参见 袁鹏:《四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美国与世界新秩序》[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第129页;第133页。


[16][23] 赵明昊:“美国优先”与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政策取向,《外交评论》,2017年第4期,第120页;第134页。


[17]《金灿荣:班农离职与特朗普走向_格物观主_新浪博客》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68ba72fb0102xui7.html(上网时间:2017年8月26日)


[18]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708/20170802635725.shtml(上网时间:2017年8月30日)


[19]http://news.china.com/news100/11038989/20170817/31116684.html(上网时间:2017年8月30日)


[20]参见 《基辛格:中美关系不同于一战前英德关系》,基辛格在2016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讲话。


[21]冯玉军:国际形势新变化与中国的战略选择,《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3期,第14页。


[22]王猛:论“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的实施,《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3期,第16-22页。


[24]林宏宇:全球化新趋势与金砖国家全球治理新角色,《中国社会科学报》。


[25]http://www.chinanews.com/gn/2017/02-22/8156381.shtml(上网时间:2017年8月30日)


[26]中国领导人: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5/21/c_126528981.htm(上网时间:2017年8月30日)


[27]陶坚,林宏宇.《中国崛起与国际体系》[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第36-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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