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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关青年说】王晨雨：美国亚洲“轴辐体系”与双边主义-对《高压攻势》的反思
作者系王晨雨，女，现为悉尼大学政府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兴趣方向：同盟政治，美国亚洲同盟，区域制度设计等
关键词：“轴辐体系” 双边主义 同盟
内容引读
为什么亚洲没有北约？为什么多边主义在二战后没有成为亚洲主导的制度形式？
为什么亚洲没有北约？为什么多边主义在二战后没有成为亚洲主导的制度形式？关于这个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顾问，现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维克多・查（Victor Cha）博士2016年出版的专著《高压攻势：美国亚洲同盟体系的起源》（Powerplay: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Alliance System in Asia）[1]尝试从亚洲同盟的起源来回答这个问题。
<Powerplay: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Alliance System in Asia>封面
这本书从历史的角度探究了冷战时期美国在亚洲的总体战略，通过提出“高压攻势（powerplay）”这一理论来解释美国以双边主义的形式建立亚洲同盟、形成“轴辐体系（hub-and-spoke system）”的原因，并且从历史事实思考当前美国亚洲同盟的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尤其是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具有启发意义。布热津斯基评价说该书对于“有兴趣从历史和当代视角来思考美国亚洲总体战略的学者来说是非常值得一读的,我们不可能在对历史没有深入思考的情况下理解中美关系在亚洲的未来”。[2]
维克多・查在书中首先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为什么双边主义是亚洲安全架构的主导形式？二，如果是美国有意的设计，那么为什么美国会倾向于双边主义而不是多边主义？（p.9） 为回答这两个问题，维克多・查提出了“高压攻势”这一核心理论。高压攻势指超级大国为阻止盟友的单边行为而建立起的双边同盟关系。（p.19）高压攻势有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对于陷落（entrapment）的担心,一个是双边主义偏好。陷落来自于盟友对于另一方的过度依赖，这种过度依赖可能会产生道德风险，即被依赖的一方为最大化盟友对同盟的贡献，会通过对盟友施加压力将其拖入与之无关的甚至是利益冲突的事件中去。导致陷落的原因有：对于同盟条约的履行；对于不履行条约可能带来的名誉代价以及可信度危机的担忧；担心自己会因为盟友的行为而成为敌人的目标；国内对盟友友好的游说集团的影响。（p.24）维克多・查认为，除了常见的两种应对由于过度依赖而产生的陷落问题的策略（疏离（distancing）和两面下注（hedging））之外，高压攻势是另一个策略。与疏离和两面下注相反，高压攻势强调大国应当接近盟友并加强对盟友的控制。而这一策略成功的条件是同盟面对共同的外部威胁，目标国家的国内合法性，以及盟友之间实力的不平衡。因为高压攻势强调对盟友的控制，因此在同盟双方力量差距悬殊时，双边主义就成为最有效的控制盟友的方法。双边主义提高了大国控制的有效性，增强了大国的控制能力，而多边主义则可能为小国团结一致来平衡大国提供条件。（p.28-31）另外，维克多・查还分析了疏离策略和控制策略（即高压攻势）分别在何时适用。他认为,对于该策略的选择取决于对于陷落担心的强烈程度。当大国非常担心陷落问题时，控制策略应成为首选项，反之，当恐惧的程度不高时，大国应选择疏离策略。（p.31-35）
本书作者维克多・查（Victor Cha）博士
建立在高压攻势的理论之上，维克多・查从历史的角度分别分析了日美同盟，日韩同盟以及美台防卫合作的起源。高压攻势的策略使美国选择双边主义分别与日本、韩国和台湾建立同盟关系，从而形成了一个等级式的“轴辐体系”，在该体系中，美国位于权力中心（hub），日韩台分散在美国周围，虽然它们都与美国建立了紧密的关系，然而它们之间却鲜有关联。这个体系不仅是为了共同对抗以苏联为代表的红色威胁,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体系，美国可以最大化对其盟友的控制，从而避免盟友（韩国和台湾）的非理性冒险行为将其拖入不想参与的战争中，或者主导盟友（日本）战后的发展并将其塑造为美国在亚洲的坚定支持者。因此，双边主义成为战后亚洲的显著特征，而正是由于美国对于双边主义的倾向，使日本与亚洲其他国家隔离开来，缺少了融入亚洲、与其他国家相互沟通增进了解的机会（这一点与北约吸纳德国加入相反）。[3]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维克多・查将关注点转移到当下“轴辐体系”的发展情况。不同于冷战时期，随着各个盟友之间关系的增强，现在的“轴辐体系”正在从双边主义主导逐渐转向三边主义和四边主义，如美日澳三边战略对话以及美日澳印四边安全对话等。维克多・查指出，从90年代末起，多边主义开始在亚洲蓬勃发展，除了美国主导的“轴辐体系”，还出现了以东盟为基础的一系列多边制度，如东盟区域论坛，东盟十加三等；近年来，中国也提出了一些多边制度设计，如“一带一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亚洲的区域制度设计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拼织物”（complex patchwork）的趋势。在维克多・查看来，亚洲制度架构的复杂性有助于减少安全困境和集体行动的困境，有利于管理大国之间的关系，相互交错的多边制度稀释了大国通过自己建立的以及主导的制度来平衡另一个大国的能力，同时，这样一种复杂性也给了小国更多的选择余地。最后，维克多・查认为，亚洲多边主义的繁荣离不开美国在二战后建立起的双边主义的支持，甚至正是因为美国与其亚洲盟友之间超过半个世纪的紧密的双边关系才推动了许多有效的多边合作机制的产生，如2004年印度洋海啸时又美、日、澳、印（度）临时成立的海啸核心小组（Tsunami Core Group）。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说，以“轴辐体系”为基础的三边、四边或多边合作逐渐成为一种区域性公共产品,为地区安全和经济发展做贡献。
诚然，在《高压攻势》这本书中维克多・查选取的亚洲同盟的例子过于片面，比如只包含了日本、韩国和台湾,而忽略了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ANZUS）以及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这使他的论证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全面性。[4]另外，维克多・查也忽视了导致盟友单方面非理性行为的另一个原因，即盟友对于被美国遗弃（abandonment）的恐惧，正是由于这种恐惧才导致它们采取极端行为来强迫美国留在亚洲。 [5]但是，笔者认为维克多・查的高压攻势理论以及对 “轴辐体系”起源和现状的分析对于不同视角理解“轴辐体系”和中国的多边外交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但作为美国学者，维克多・查更多地从美国的角度出发，强调“轴辐体系”在亚洲的积极作用及其存在的必要性，而未提及该体系潜在的负面影响。因此对于高压攻势理论以及“轴辐体系”的发展必须辩证地、全面地来看待。
首先，高压攻势理论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以“轴辐体系”为核心的美国亚洲同盟体系的持续性和长久性。冷战结束后，虽然导致最初同盟成立的最重要因素——来自苏联的威胁——已不复存在，但美国的亚洲同盟非但没有破裂，反而关系越来越紧密。许多学者尝试从同盟内聚力（alliance cohesion）的角度来解释同盟的存续性。霍尔斯蒂，霍普曼和苏利万（Holsti, Hoppman and Sullivan）指出，同盟内聚力取决于“同盟对于目标，策略和战略达成统一的能力以及通过协调性的活动来实现这些目的的能力”。[6]因此,冷战后美国亚洲同盟内聚力不断增强,一方面是因为盟友之间在具有共同威胁或利益认知的领域内能够保持并加强合作，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同盟建立了有效的内部管理机制来应对盟友之间产生的、可能影响到同盟稳定和凝聚力的矛盾和分歧。这些内部管理机制依靠制度化来实现，制度化提高了透明度，降低了交易成本，塑造了盟友的行为，为盟友之间进行及时有效的沟通搭建了平台。同时，针对风险管理而非具体威胁的制度设计也使同盟的任务更加灵活，能够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7]而高压攻势理论提供了另一种解释。维克多・查认为，美国通过高压攻势策略建立了以双边为主的“轴辐体系”网络，对盟友具有强大的控制能力。美国因为处于核心位置而具有“地位性权力”（positional power）这种地位性权力加上美国与其盟友之间悬殊的力量对比使美国在该体系中拥有绝对的等级权威。这样一种结构设计使美国的领导地位及双边同盟在其盟国内部合法化，这种“合法性认知”逐渐内部化成为国内政治主流，基本不会受到国内领导人变动的影响，因为坚持同盟成为每一位新领导人“政治正确”的一项标准。[8]虽然当前“轴辐体系”呈现出多边主义的趋势，但这并不影响它的凝聚力和稳定性，美国依然被其亚洲盟友视为区域重要成员，也依然保持其合法性地位。而且，该体系很难被撼动和改变，多边的发展趋势也难以逆转。因此，虽说同盟是冷战时代的产物，但一个可以预测的事实是：以“轴辐体系”为核心的美国亚洲同盟会继续存在下去，同盟之间的联系也会不断密切，这将会成为亚洲未来发展的一个常态。
其次，“轴辐体系”的存在及其多边化的发展趋势对中国来说有利也有弊。不可否认，不管是“轴辐体系”建立之初还是现在，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都是其存在的重要目的之一。冷战时期的“轴辐体系”是为了遏制以苏中为首的红色势力，而在现代，“轴辐体系”多边主义发展趋势的目的之一是应对中国崛起。通过“轴辐体系”，美国及其盟友一方面试图阻止中国可能的“侵略性”行为，另一方面以其所主导的价值取向来影响中国，使中国接受并融入美国主导的区域秩序当中。维克多・查在书中指出，二战结束后，美国极力阻台“回归”的一个重要的战略考虑就是丢掉台湾会危及日本-琉球-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这条近海防卫线从而使苏联和中国有机可趁，威胁到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和地位。（p.68）这与当下美国及其亚洲盟友在亚太地区的军事行为如出一辙，只是现在这一行为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遏制中国，限制中国的军事活动范围。但从另一方面来考虑，“轴辐体系”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地区稳定。首先，如同盟成立之初，美国存在的目的仍然包括控制盟友以防止被迫卷入不必要的冲突之中。
比如，在2012年日本不顾中国的反对公然将钓鱼岛“国有化”之后,美国虽第一时间称日美安保条例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但随后美国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并非常明确地表示美国无意卷入中日之间的领土纷争问题。2013年10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克里和防长哈格尔在访日期间去了千鸟之渊为在二战中死亡的无名的日本人献花，这一行为与两个月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的行为意在暗示日本，不要在中日关系紧张的时候刻意挑起东亚地区对于日本侵略历史的愤怒，因此，在这之后，美国立刻表达了对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的失望，并认为其行为加剧了日本与邻国的紧张。 [9]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在其盟友与中国的矛盾冲突中扮演了调停者的角色,而美国对盟友单边的非理性行为的控制也依然有效，中国可以利用美国高压攻势的策略，深化中美共同利益，用美国的力量来限制其盟友的不利于中国的行为。
第二，美国的存在维持了亚洲的均势，降低了其盟友对于中国的担心。试想，如果美国放弃同盟，并从亚洲撤军，东亚将会陷入不稳定和冲突之中。失去美国保护的日本和面对朝鲜核威胁的韩国，会选择最大程度提高自身军事力量，而这一行为势必会威胁到中国和朝鲜的安全,东北亚会陷入安全困境，甚至引发军备竞赛，这将会影响整个东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早在1999年的一篇文章中便指出，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是减轻安全困境和潜在冲突的重要因素。[10]因此，中国可以依靠美国的存在保持亚洲的均势。最后，“轴辐体系”的存在为亚洲提供了公共产品和服务。除了上文提到的海啸核心小组，美国提出的《防扩散安全倡议》（Proliferation Security Initiative，以下简称《倡议》）也是一个例子，虽然该倡议是全球性的，但它建立在美国的牢固的双边同盟（包括亚洲盟友，如日本，澳大利亚）关系之上，并且对地区稳定与安全做出了贡献。《倡议》由美国在2003年提出，旨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和非法贩卖。自提出以来，《倡议》在为防止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做出了有效的贡献，在奥巴马将其制度化之后，《倡议》的范围从出口和运输管控扩展到了对于非法采购网络的打击。在以《倡议》的名义所进行的行动中，最著名的当属2003年英国、美国、德国和意大利在利比亚拦截了一艘非法运载用于铀浓缩的离心机部件的货船，这件事使利比亚政府自愿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并且还由此曝光了巴基斯坦“导弹之父”卡迪尔・汗的核扩散供应网络。 [11]因此，这些公共产品和服务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中国的周边安全，中国可以加强与以美国“轴辐体系”（或盟友）为主导的多边制度的合作。
《高压攻势：美国亚洲同盟体系的起源》
最后，高压攻势理论为中国的外交关系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如书中所说，近年来中国提出了一系列的多边制度，中国可以利用这些多边制度，与以“轴辐体系”为基础的多边网络，在有共识的领域加强合作，发挥大国的领导力，促进东亚地区的稳定安全和经济的繁荣发展。从这个角度讲，以中国为中心的多边制度是对“轴辐体系”有力的“制度平衡（institution balancing）”，而如何发挥中国在这些多边制度中的领导力和影响力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也许美国建立同盟时所采取的以双边主义为主的高压攻势策略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直以来，多边主义被认为是当今国际合作的发展趋势，制度主义者认为多边主义的逻辑是，参与者牺牲一定程度的政策决定自主权来交换可预测性和透明度。 [12]多边主义也有利于减轻国家力量差距过大而导致的不平衡现象，对于小国来说是一个有利的策略。 [13]
但正如上文提到，高压攻势对大国更有利，它强调在不平衡的国家关系中大国应采取双边主义,因为双边主义可以使大国集中自身资源，更有目的性和针对性地与小国进行外交互动，加深互相依赖的程度，这样大国会更加有效地控制和影响小国。相比较多边主义，双边主义更加务实，可操作性也更高。 [14]因此，在多边主义的制度中加强双边主义的作用更有利于中国发挥其影响力。无论是多边主义还是双边主义，都有其优势与劣势，因此，也许对于中国来说最关键的是，在当前多边主义成为主流并繁荣发展的亚洲，我们应当区别多边主义和双边主义分别适用的场合，并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发挥各自所长来提高中国在这些多边制度架构中的影响力和领导力。 [15]在不同的制度设计中避免冲突，寻求合作共赢，是亚洲复杂的制度架构可以共存的一种途径。
总的来说，虽然本书在案例的选择和论证方面有些不足，并且未提及“轴辐体系”潜在的负面影响，但这本书对于从不同视角了解“轴辐体系”的起源与现状、当前亚洲制度架构设计以及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仍然具有非常大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Victor Cha. Powerplay: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Alliance System in Asia. Princeton and Lond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2]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评语。见https://press.princeton.edu/titles/10845.html
[3] 见本书第2至7章
[4] Wilkins, Thomas. "Book Review of <Powerplay>." Pacific Affairs 90, no. 3 (2017): 537-539
[5] Iwanami, Yukari. "Book Review of <Powerpla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sia-Pacific 17 (2017): 329-332.
[6] Holsti, Ole R, Philip Terrence Hopmann, and John D Sullivan. 1973. Unity And Disintegration In International Alliances.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P.16
[7] Wallander, Celeste A, and Robert O. Keohane. 1999. In Imperfect Unions: Security Institutions Over Time And Space. 21-4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8] Cha, Victor. "Informal hierarchy in Asia: the origins of the U.S.–Japan allia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no. 17 (2017): 1-34.
[9] Abe’s visit to Yasukuni to further incite hard-liners in China,South Korea. December 26, 2016.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13/12/26/national/politics-diplomacy/abes-visit-to-yasukuni-to-further-incite-hard-liners-in-china-south-korea/#.Wg0xdrZ7G3V.
[10] Christensen, Thomas J. "China,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3, no. 4 (1999): 49-80. P.50
[11] 余民才：《对我国关于《防扩散安全倡议》立场之重新审视》，载《法商研究》，2009年第6期，第53页;
[12] Ikenberry, G. John. "Is American Multilateralism in Declin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 no. 3 (2003): 533-550
[13] Ruggie, John Gerard. "Multilateralism: The Anatomy of an Institution." In Multilateralism Matters: The Theory and Praxis of an Institutional Form , by John Gerard Ruggie, 3-4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14] 宋伟：《中国的多变外交：多边主义还是双边主义》，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10页。
[15] 对该问题的研究，见宋伟：《中国的多变外交：多边主义还是双边主义》，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杨鸿玺：《优势与陷阱：对双边与多边外交的辩证思索》，载《学习月刊》，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