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关理论】蒋昌建 潘忠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扬弃

2017-11-24 蒋昌建 潘忠岐 国关国政外交学人 国关国政外交学人

学人简介

作者分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教授



国关国政外交学人第六QQ群：307915326


学术交流 资源共享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体系　世界秩序

内容提要

中国在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既吸收和借鉴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合理因素，又超越和扬弃了其不合时宜的成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涉及很多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关的内容，如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关系中的运用，国家之间权力分配对于体系稳定的意义，相互依赖对国家间冲突或合作的影响，全球治理的主要价值指向和基本途径，国际社会之所以优于国际体系的重要根源，以及多元安全共同体对共同体意识的强调等。但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又在很多方面超越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局限，强调要在“共商”、“共建”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共享”的世界新秩序，因此在价值指向上是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升华。

自２０１２年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以来，中国领导人在多种场合不断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并逐步形成了系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８日，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演讲中，中国领导人不仅号召世界各国“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且为我们描绘了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图景和实现路径。他说：“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世界各国要致力于“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８日，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进一步阐述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体设想。他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我认为，国际社会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努力。”具体包括：“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中国领导人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就是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的“中国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是一套系统的有关世界各国和各文明如何在尊重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基础上,通过合作共赢形成命运攸关、利益相连、相互依存的国家集合体的理论。中国建国以来的外交实践是这一理论的坚实基础。中国建国以来的外交理论、中国传统优秀文化、马克思的社会共同体思想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主要来源.中国在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过程中，既吸收和借鉴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合理因素，又超越和扬弃了其不合时宜的成分。

1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国家主权理论的扬弃

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是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成员。主权是民族国家的根本属性，规定国家间互动的基本规则。因此,中国强调，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主权平等，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继续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对主权原则的强调跟西方国家主权理论的基本主张是一致的，但中国反对主权应让位于人权的看法，并因此有别于西方国家主权理论。


国家主权理论认为，主权是民族国家的根本属性，国家因主权而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主要行为体，主权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息息相关,主权规定国家间互动的基本规则。米尔斯海默认为，“主权是国家的固有部分，因为国际体系中没有更高的统治机构”。吉尔平强调，“由于国家不对国际领域任何更高权威负责，所以说，国家拥有最高主权。只有国家可以确立并保护个人或群体的权利”。在华尔兹看来，国家因主权而成为“同类单位”，并因主权而成为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他说：“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拥有主权的政治实体”，因此国家是国际政治中的“同类单位”。他还说：“把国家称作‘同类单位’，是说每个国家都同其他国家一样，是自主的政治单位。这是表达国家拥有主权的另一种方式”。


如果说对内主权以最高权威为基础，意味着国内政治呈现等级结构，那么对外主权则以平等为基础,意味着国际政治处于无政府状态。奥伊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由于缺乏中央权威，无法对主权利益的追求加以限制，因此国家处于永恒的无政府状态之中”。米尔斯海默强调，“无政府状态是一种排序原则,体系由独立国家组成，国家之上没有任何中央权威”。《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从法律上确立了国家的主权身份和在国际关系中独立进行对外交往的平等权，从而开创了基于主权国家作为基本行为体的近现代国际关系体系。源于欧洲的主权原则后来逐步扩展到世界各地,并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实践，被普遍尊奉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奠基石。联合国在其宪章中也强调主权平等原则，以及与之相应的不干涉内政原则。恰如怀特所说：“要不是每个国家在宣称自身主权独立的同时，也承认其他所有国家享有同样的权利，那么就不可能存在由主权国家组成的社会。”


中国非常强调主权原则对于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指导意义，并信守在主权基础上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主权弱化论、过时论、终结论，反对把主权等同于人权或认为“人权高于主权”。中国强调，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并没有动摇主权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全球化的发展和欧洲一体化的实践与其说动摇了传统的主权概念，不如说推动了主权概念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领导人在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６０周年的讲话中强调，必须“坚持主权平等”。他说：“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各国应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在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中国尤其强调主权平等。中国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应以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为前提。中国领导人指出：“要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干涉别国内政，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讲话中提出，要“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他说：“我们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联合国宪章贯穿主权平等原则。世界的前途命运必须由各国共同掌握。世界各国一律平等，不能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同时必须以为民主协商为原则。中国领导人说：“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只能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去管，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这是处理国际事务的民主原则，国际社会应该共同遵守。”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进一步强调，“国际关系演变积累了一系列公认的原则”，如“平等和主权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这些原则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

2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体系稳定理论的扬弃

体系稳定在很多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家看来跟体系结构直接相关。现实主义理论范式认为，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是国家间的权力分配。因此,要在某种国家间既有权力分配的基础上建构稳定的国际体系结构，就必须对国家间的权力关系进行有效制约。制约的思路无外乎通过权力均势的制衡机制和通过霸权国的影响力。但在究竟单极、两极还是多极结构更有利于体系稳定的问题上，不同学者却提出不同看法。中国主张世界多极化，在某种程度上与多极均势理论有一定相似之处，但实际上，中国既反对霸权稳定理论，也不赞同多极或两极均势理论，而是认为国家无论大小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员，都应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是对西方体系稳定理论的超越。


尽管对体系稳定的理解并没有实质性差别，但在何种体系结构最有利于维持体系稳定的问题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家却陷入争执。有的认为，多极均势更有利于体系稳定，因为多极结构比单极和两极结构更复杂，更具不确定性。例如，多极稳定论的倡导者多伊奇和辛格指出，多极结构的不确定性为国家之间提供了更多的有利于体系稳定的互动机会，使权力结构的平衡更易于维持。


他们说：“独立行为体数量增加最明显的效果是，整个体系中各种可能组合或搭配的数量也随之增加”。尽管权力的不平衡发展是导致国际体系权力结构失衡的主要根源，但在多极体系内，各方总体权力的不平衡增长并不一定造成较强一方获得对它方的支配地位，因为弱方可能联合起来对抗强方。更重要的是，多极均势在增加体系内部不确定性的同时，还有助于避免反应过度对体系稳定的破坏，有利于避免安全困境和军备竞赛。


有的认为，两极均势更有利于体系稳定，因为两极结构比多极结构更简单，更具确定性。例如,华尔兹作为两极稳定论的主要代表认为，两极结构的简单性、确定性使冲突的对立面和战争的可能性大大减少。他说：“简单的两极关系及其产生的很大压力会使两个大国变得保守起来”，双方都力图维持现状，“在两极世界的大国政治中，谁是谁的危险来源，从来都是非常明确的”。两极结构的简单性、确定性还使两极间的权力对比易于实现平衡、维持均势，并使遏制更为方便，使对立双方很少发生关于彼此间相对实力和决心的误算。此外，两极结构可以实现对国际事务的最有效管理。华尔兹说：“大国数目越少，最强大的几个国家与其他许多国家间的差距就越大，前者就越有可能以体系的名义采取行动，参与管理或干涉小国的事务。当大国的数目降到两个时，大国最有可能管理国际体系。”


还有的认为，单极霸权最有利于体系稳定，因为世界的稳定有赖于霸权国拥有对所有其他国家的权力优势，即权力差距。当权力不均等增长使不满国家有能力挑战霸权国领导地位时，世界的稳定就会面临危险。因此，霸权国的权力越集中，与他国的权力差距越大，霸权治下的世界就越和平、越安全。沃尔弗斯对单极霸权导致和平与稳定的理论进行了最为系统的论证。在他看来，单极霸权国的相对权力优势或权力差距使霸权对抗不再是世界政治中的难题；单极霸权国的相对权力优势或权力差距减少了大国间均势政治的显著性和风险性；与两极和多极结构相比，单极体系中巨大的权力差距使大国间展开“地位竞争”的动机最弱，因此有利于世界和平。此外，对于吉尔平来说，霸权之所以能够维护世界的有序稳定，主要在于它有能力，能够为世界社会提供稳定、安全、秩序所需的公共物品，并容忍“免费搭便车”的行为。自由开放的贸易制度、稳定的国际货币和国际安全是需要霸权提供的三种主要公共物品。


中国主张世界多极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世界多极化大趋势下世界各国构建新型国际秩序的最佳选择。中国领导人在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时候指出：“世界多极化进一步发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崛起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任何主张单极稳定的理论在中国看来都是荒谬的，因此中国反对霸权稳定理论，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并承诺即使将来强大了也不称霸。中国认为，世界多极化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但中国所主张的多极化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体系稳定理论所讲的多极均势。


中国并不认为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世界各国应形成类似于１９世纪欧洲的多极均势，也不认为由两个大国组成的两极均势会有利于世界和平，而是认为世界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员，都应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领导人因此强调：“大国之间相处，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他还说：“我们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不能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

3人类命运共同体对相互依赖理论的扬弃

在新自由制度主义看来,国际社会已经进入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相互依赖意味着依赖双方都对对方的政策调整既敏感又脆弱。相互依赖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但同时也广泛存在于政治、军事、外交、社会等其他领域。经济领域的相互依赖被很多自由主义者认为是促进国际和平的重要因素。中国把相互依赖看作当今世界的重要特征，认为正是相互依赖的不断深化使人类命运共同体变得必不可少。但中国认为相互依赖并不会自然导致国家间冲突或和平，而使国家间合作成为必须。世界各国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必须合作，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


所谓相互依赖，按照基欧汉和奈的界定，就是彼此相依赖。基欧汉和奈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相互依赖即彼此相依赖。世界政治中的相互依赖，指的是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的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情形。”因此，相互依赖不只是相互交往,只有当相互交往涉及重大利害关系时，才称得上相互依赖。


通过将权力与相互依赖联系起来，基欧汉和奈提出了一种与现实主义截然不同的关于世界政治的“理想模式”，即“复合相互依赖”。在复合相互依赖的世界里，“非国家行为体直接参与世界政治，各问题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等级区分，而武力并非有效的政策工具”。复合相互依赖意味着,各国之间的联系是多渠道的,包括政府间的非正式或正式的官方联系、非政府人士之间的非正式联系、跨国组织的内部联系等；国际议事日程不再受以军事安全为代表的高政治片面主导，许多原本被视为纯属国内的事务进入国际关系议事日程；武力的作用大为减弱，各国政府不再把武力作为最有效的政策工具。


尽管基欧汉和奈在提出复合相互依赖概念时，并没有把相互依赖看作促进国际和平的重要因素，但其他很多自由主义学者通过对相互依赖的研究，认为经济或贸易相互依赖有利于避免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从而可以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罗斯克兰斯认为,在相互依赖的时代，不仅战争的代价过于高昂，而且通过和平的贸易选择，“一个国家从贸易中获得的收益，其他国家也可以同样获得”。因此，“在高度相互依赖的现代国际体系内，发动战争的动力已经不复存在了”。


中国认为，相互依赖已经成为当前国际政治的核心特征，并且正是因为各国间相互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打造才变得必不可少。中国领导人在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时候，直接阐述的重要理论根据就是相互依赖，并且他把相互依赖看作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涵。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４日,中国领导人在俄罗斯发表演讲时说，在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２０１５年９月，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全面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时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因此我们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在出访英国期间，中国领导人进一步指出：“当今世界，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是大潮流。随着商品、资金、信息、人才的高度流动，无论近邻还是远交，无论大国还是小国，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正日益形成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对于中国来说,相互依赖使人类命运共同体变得必要和可能。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并不认为,相互依赖会自然导致国家间冲突或和平，而是认为相互依赖使国家间合作成为必须，世界各国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因此必须合作，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中国领导人明确指出：“一个强劲增长的世界经济来源于各国共同增长。各国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真正认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


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别国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兼顾别国发展。”他还说：“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把世界各国利益和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说到底是利益共同体，也就是说，世界各国之所以能成为命运共同体，关键在于各国之间具有共同利益、整体利益。而在具有共同利益或整体利益的世界各国之间,存在着“荣损与共”、利益相连的“连带效应”因此，合作共赢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4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球治理理论的扬弃

在冷战后时代，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国家权力的转移，各种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全球治理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主要以新自由制度主义为理论基础，倡导以国际制度为核心，通过多元控制机制实现对各种跨国性、全球性问题的有效管理。与自由主义范式不同，现实主义范式认为，全球治理离不开主权国家特别是强国的主导和支配作用，以权力为核心的霸权或均势机制更有效。


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跟全球治理理论的很多观念是相契合的，具有相似的理论内涵。中国尽管并不否认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但坚持认为主权国家的核心地位是不可取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中国为推进全球治理提出的一种方案。由于中国强调要在“共商”、“共建”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共享”的世界新秩序，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在价值目标上是对全球治理理论的升华。


所谓全球治理，既是一种规则体系，也是一种活动,或一个过程。罗斯诺认为，“治理是只有被多数人接受（或者至少被它所影响的那些具有权势的人接受）才会生效的规则体系”。他还说：“全球治理是一个包括通过控制行为追求目标产生跨国影响的所有人类活动——从家庭到国际组织——的规则体系。”与罗斯诺不同，芬克尔斯坦认为，“全球治理就是在没有主权权威的情况下对超越国家边界的各种关系的治理。全球治理就是在国际上做国家政府在国内做的那些事情”。此外，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把全球治理理解为一个过程。该报告指出：“治理是各种或公或私的个人和机构经营管理相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


全球治理理论认为，全球治理既是必要的,可能的，也是可取的。其必要性在于，全球化凸显的各类全球性问题超出了主权国家的管辖范围，甚至超出了主权国家的管辖能力。其可能性在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大量涌现的各种非政府组织和跨国网络已经开始承担原本指望主权国家承担的管理职能。其可取性在于，“作为设计用来调整维持世界事务的制度安排的活动，治理显然塑造了现存全球秩序的特质”。


全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必然带来治理方式的变革。全球治理具有自身独特的内在逻辑和作用机制。全球治理既离不开主权国家的参与，也离不开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全球治理发挥作用的机制不是基于命令,而是基于控制或驾驭，因此以规则体系为基础的多元控制机制是实现全球治理所必不可少的。赫尔德和麦克格鲁认为“全球治理的核心特征是：权威在治理的不同层次之间或者不同的基础设施之间被重新划分”。在全球治理的制度框架中，各国政府绝不是被边缘化了，而是作用越来越大了，因为它们是把这些不同的治理基础设施缝合在一起、对国家之外的管制加以合法化的战略基础。


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全球治理的推进提供一种方案，因此跟全球治理理论的很多观念是相契合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着眼于全球治理。当前，在快速发展的全球化进程的推动下，在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特别是生态环境问题的倒逼下，各国联系日趋紧密，人类整体利益日益凸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和思想也在逐步形成。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着眼于人类整体利益，致力于克服和解决当今日趋严重的全球性问题，推动世界各国的共同繁荣和进步。


中国领导人非常强调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他说：“随着全球性挑战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为此，中国领导人认为，“要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就要“推动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他还说：“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就要“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不仅接受了全球治理理论中的正确观念，而且纠正了其不良倾向，升华了其核心价值，因此是对全球治理理论的扬弃和超越。在一定程度上，全球治理理论认为，国家主权和政府作用受到削弱的观点会为某些国家以全球治理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提供依据，并有可能演变为新的强权政治理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强调世界多样性，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张世界各国应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共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倡导的实际上是一种“和而不同”的全球治理，一种求同存异的全球治理，一种和平共处的全球治理。不仅如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致力于在“共商”、“共建”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共享”的世界新秩序，一个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因此是对全球治理价值目标的升华。

5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国际社会理论的扬弃

国际社会理论是英国学派的独特贡献。该理论对国际体系与国际社会两个概念进行了严格的区分，认为它们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国家之间的互动是否遵循共同的规范、规则和制度。国际体系是物质性的权力结构，是国家之间的机械互动，而国际社会是指国家之间以共同遵守的规范、规则和制度为纽带，国家之间的互动是社会性的。


国际社会因此是对国际体系的超越。在国际体系中，同质文化固然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形成和扩展，但异质文化的国家也可以生成国际社会，重要的是共同身份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尽管没有区分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等概念，但它所倡导的理想形态与英国学派所说的国际社会更为接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不仅非常强调国家间共同遵守的规范、规则和制度的重要性，而且认为同质文化并不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前提。


布尔认为，“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有足够的交往，而且一个国家可以对其他国家的决策产生足够的影响，从而促成某种行为，那么国家体系或国际体系就出现了”。“如果一群国家意识到它们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从而组成一个社会，也就是说，这些国家认为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受到一套共同规则的制约,而且它们一起构建共同的制度，那么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就出现了。”在他看来，国际体系与国际社会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国家之间的互动是否遵循共同的规则和制度。如果说国际体系主要以国家间的权力和利益关系为基础，那么国际社会则以国家间共同遵循的社会规范为基础。


在此基础上，布赞进一步探讨了国际体系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边界问题，并把它界定为国家间对主权平等的相互承认。进而，布赞提出，同质文化并不是国际社会形成和扩展的必要条件。他强调，重要的是共同身份，不论国家是否分享共同文化，也不论它们是否分享共同目标或功能需求，它们要组成国际社会都必须分享某种共同身份。由于同质文化通常意味着共同身份的存在，因此布赞着重说明的是，共同身份如何形成于异质文化的国家之间。


他认为，无政府逻辑通过两种路径使国家之间在缺少共同文化的情况下形成共同身份，进而形成国际社会。一是国家间在无政府状态下的互动使各个单元之间变得越来越相似，并因此使之更容易把体系中的其他成员看作跟自己一样的实体。二是无政府状态下也可以形成相异单元，但它们都接受那些为单元相异提供合法性并明确相异单元之间权责分配的一套规则。布赞强调，相似单元之间因相互接受为同类实体而形成的共同身份是共同身份的首要形式，相异单元之间因共同规则而形成的共同身份是共同身份的复杂形式。前者形成初级国际社会，后者形成成熟国际社会。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尽管并没有对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等概念进行英国学派那样的严格区分，但它所倡导的理想形态与英国学派所说的国际社会更为接近，都非常强调国家间共同遵守的规范、规则和制度的重要性。中国领导人在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时强调，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他还认为，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各国必须继续坚持和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说：“新形势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不是过时了，而是历久弥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意义不是淡化了，而是历久弥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作用不是削弱了，而是历久弥坚。”不仅如此，中国领导人认为，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不断改革和完善国际规则体系。他说：“现在，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世界各国只有不断推进国际规则的“民主化”、“法治化”，才能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尽管英国学派在同质文化和异质文化的国家之间能否以及如何形成国际社会的问题上存在纷争，但中国认为,世界文化本来就是多元的，多元文化并不是人类组成命运共同体的障碍。中国领导人指出：要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只有在多样中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这个世界才能丰富多彩、欣欣向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并不认为同质文化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前提。中国领导人甚至强调：“人类文明多样性赋予这个世界姹紫嫣红的色彩，多样带来交流，交流孕育融合，融合产生进步”。

6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多元安全共同体理论的扬弃

多元安全共同体是建构主义在思考国际体系时使用的主要概念。作为一种不同于传统理性主义理论的反思主义批判理论，建构主义对现实主义的两个理论假设———无政府状态和自助体系，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和证伪。它认为，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包括两个层面：物质结构和社会结构（或观念结构），后者更为根本。


国际体系结构不是取决于物质力量，而是取决于共有观念，不是取决于国家间的权力分配，而是取决于国家间共有观念的分配。因此，要实现真正的有序、稳定与和平，世界各国应该从培养共同的文化观念出发，建构积极的国际集体认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多元安全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与多元安全共同体理论在价值目标和实现路径上有非常一致的看法。二者都以和平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为最终指向，都强调要有一种强有力的共同体意识，不再把暴力作为解决分歧的手段。


“多元安全共同体”的概念最早是由多伊奇创立的。建构主义学者将其继承过来并进一步发扬光大，使之成为建构主义对未来世界秩序的一种理想设计。阿德勒和巴内特在主编的《安全共同体》一书中，详尽探讨了多元安全共同体的特征、功能和建构机制。根据他们的研究，多元安全共同体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共同体内的国家成员拥有共同的集体认同和集体价值观念。多元安全共同体最主要的功能是为各国提供“对和平变革的可靠预期”，确保国际安全与和平的持久实现。多元安全共同体的实现则需要通过逐步升级的多种步骤，但是最根本的一点是集体认同意识的培养和建设。


温特强调：“无政府状态取决于国家对它的理解”，“自助和权力政治只是制度，……而不是无政府状态的本质特征”。体系是否呈现自助性并不在于国际社会是否处于无政府状态，而在于系统成员之间的身份关系，在于是否存在以及存在什么样的集体认同。建构主义强调集体认同，其规范指向是要将国际体系改造为“世界社会”，使国家的行为在世界社会内以“信任规范和共有规范”为指导，将安全竞争和战争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代之以真正的“和平体系”。


因此，建构主义希望建立一个“多元安全共同体”，使国家不以暴力方式解决分歧，分享共同的价值观念和集体认同，并彼此间具有可以依赖的预期。各国间的集体认同之所以能够保障世界的安全与和平，主要在于集体认同有助于解决安全困境问题。对于建构主义来说，构建多元安全共同体的关键是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身份认同,或者更具体地讲，改变国家思考自身和相互关系的方式。它强调，国家必须停止把自己看作独立的排他的即主权行为体，而是看作一个大的整体内相辅相成的部分。国家，或者更精确地说国家的居民和领袖，应该对更广泛的国际共同体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与多元安全共同体理论在价值目标和实现路径上有非常一致的看法。跟多元安全共同体理论一样，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以和平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为最终指向，也强调要有一种强有力的共同体意识，改变国家思考和处理相互关系的方式，不再把暴力作为解决分歧的手段。中国领导人在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时候指出：“我们要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从而“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中国领导人还指出：“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实现脱离世界安全的自身安全，也没有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基础上的安全。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创新安全理念，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要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必须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对于中国来说，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要确立新的安全观，而且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改变以暴力方式实现安全的传统思维。中国领导人在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６０周年的讲话中强调，“对待国家间存在的分歧和争端，要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以对话增互信，以对话解纷争，以对话促安全，不能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他甚至还提出，“只有基于道义、理念的安全，才是基础牢固、真正持久的安全”。

结 语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既是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合理成分的吸收和借鉴，又是对其不合理因素的超越和扬弃。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涉及很多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相关的内容，如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关系中的运用，国家之间权力分配对于体系稳定的意义，相互依赖对国家间冲突或合作的影响，全球治理的主要价值指向和基本途径，国际社会之所以优于国际体系的重要根源,以及多元安全共同体对共同体意识的强调等，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但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又在很多方面超越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局限。例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反对主权应让位于人权的看法，认为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主权平等的原则。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既反对霸权稳定理论，也不赞同多极或两极均势理论，而是认为国家无论大小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员，都应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并不认为相互依赖会自然导致国家间冲突或和平，而是认为相互依赖使国家间合作成为必须，因此世界各国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必须合作，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强调要在“共商”、“共建”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共享”的世界新秩序，因此在价值目标上是对全球治理理论的升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不仅非常强调国家间共同遵守的规范、规则和制度的重要性，而且认为同质文化并不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前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强调要有一种强有力的共同体意识，不再把暴力作为解决分歧的手段。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中国建国以来的外交实践和外交理论为基础，以中国传统优秀文化、马克思的社会共同体思想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为主要来源，因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注释略）

小编：lt

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平台观点

文章来源：《浙江学刊》2017年04期；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号平台编辑首发

国关国政外交学人


微信号：gggzwj

 打造国际关系学 国际政治学 外交学 区域国别研究学术公益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