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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关青年说】郭炳超：软实力印象的两个维度
作者系悉尼大学本科经济学系学生
相信大多数人对软实力这一政治学词汇都有所了解，它的提出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是这样定义它的：“一国透过吸引和说服别国服从自身的目标从而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能力”，其中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日本的匠人精神、中国的儒家文化和西方的资本主义都能达到凝聚社会和鼓动群众的效果。近十年来,中国的软实力得到了相当大幅度的提升，这应主要归功于我们对外在举办世界级别比赛，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倡导一带一路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态度，和对内在倡廉，深改和脱贫攻坚问题上的不懈努力。
与此同时，来自外媒的批评和质疑声却日益渐长，例如在悉尼留学的我们就在10月15日澳洲ABC新闻上经历了一次，当日一条新闻的标题是这样写的Chinese Government Intrusion Into Western Universities Sparks Push For Collective Action，其大致内容无非是澳洲主流媒体质疑和猜忌在澳中国留学生向大学授课教师提出了在符合政治现实的前提下正确使用地图和论据背后的目的，但此次事件竟引来了在澳研究中国政治和文化机构“中国事务”（China Matters）的严重警告，该机构并不惜以联合澳洲八校集团（Group 8）来协同防范此类现象的发生。
笔者曾在校内旁听过该机构的讲座，它的主要创办人季北兹教授（Bates Gil）曾担任过布鲁金丝学会的东亚研究主任和国家和平研究所的所长，从履历上来看他应不失于一位睿智的政治评论家，然而他在当场讲座所讨论的内容却让人有些失望,因为他对中国的了解，仅局限于西方媒体挂在嘴边的“老一套”（人权、言论等）只有主观责备没有客观分析，而他本人作为一名老一辈80年代的中国观察者(China Watcher)应当对中国有更深刻和更理性的见解。“中国事务”作为一家由澳政府支持的在澳研究中国文化和政治的机构理应成为澳洲民众与中国方面沟通的桥梁，达到消除分歧和相互理解的目的,但它的做法却与其相向而行，这背后的逻辑和利益链接值得深思。
那么，中国的软实力表现在哪里？记得在2015年，笔者向在美国伊利诺伊卫斯理大学留学期间结交的一位日本同学早崎成都提出了中国在日本拥有怎样的软实力的问题，而他的回答是日本对中国的软实力印象有经济实力，孙子兵法和三国志这三样。这让笔者感到很诧异，后来笔者又向当时的室友美国人克里斯托弗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而他则回答说好像只有钱和吃狗肉。随后笔者也问过来自不同国家的同学，大多数人的回答最多能说出两个,最好的答案来自一位印度尼西亚的同学，他是唯一一个提到中国的美食文化并能指出一道菜的人。在大家眼里似乎中国的软实力十分强大，我们拥有世界最源远流长的文明和最优秀的做人处事原则，但是当外国人尤以西方人为主在谈及中华文化的具体实物上时，答案却寥寥无几。难道中国的软实力真的如西方所言？这开启了笔者接下来的观察和思考。
Kinokuniya书店
首先，西方是怎样了解中国的？笔者最喜欢在悉尼的纪伊国屋书店 （Kinokuniya）购书，因为它的书种齐全且能很快够买到新版图书,但是在标有“亚洲区中国类”书架上摆放着的除了艺术品集和史集外，其余全部为三四列封面全红的“著作。翻阅后不难发现他们大多是由西方的“中国通”或“中国观察者”所著，其考察内容和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几个统一的话题,即人权、自由言论和环境问题等。
其中，大多数学者在西方国家的大学里教书，令人突兀的是他们的访华经历却鲜有。相反，一本由山东大学教授贝淡宁（Daniel Bell）在2015年所著的《中国模式》在论调和观点上有着大不同，通过他于1989年第一次来到中国后长期的实地观察，他相信中国正在打造自己独特的治理模式——“贤能政治”（Political Meritocracy），且该模式完全能成为在西方广受欢迎的自由民主模式（Liberal Democracy）的替代品。
除此之外，他还批评西方政府把西方的那一套选举模式强加于他国的政治体制上的做法，就如同把中国的儒家道德观强加于美国体制上,美国人会觉得无法接受一样。这里需要简单介绍一下贝淡宁教授，他曾获得了剑桥大学哲学系博士学位，有一位中国籍妻子，并且他本人有很高的中文水平，熟读中国古典文学，在书中他还多次引用了中国学者所著的文献。
总而言之，傲慢心态和知识储备的差异造成了两派学者观点间的不同，一方面接受过良好教育的西方学者自视甚高无法对中国所走的独创道路给予更多认同，另一方面他们唯独选取西方国家所做的研究报告来作为文献参考，局限了他们思考的维度。这两方面原因的共同作用导致他们常做出偏离现实的认识和预估，让阅读此类书籍的西方民众还未来得及去中国就产生了负面印象，削弱了增强持续性软实力的可能。
那么，西方国家为何总以居高临下的态度评判中国呢？在今年的10月16日，笔者有幸参加了澳洲最知名的汉学教授马克林教授（Colin Mackerras）以“西方印象中的中国”（The Western Image of China）为主题的演讲，他曾在1964年抵达中国，经历过和至少三代中国人感受相当的社会变迁，最近他还被中国领导人称为“最应该感谢的人”。作为开场白，他谈及了中国研究（China Study）领域前人所创建的“钟摆理论”（Pendulum Theory），该理论归纳了西方对中国的整体印象，其变化趋势如同钟摆的左右摆动。
具体来讲，在19世纪以前西方主要受马克·波罗的影响对中国一直持有一种敬仰和崇拜的心态，而后在近代由于丧失了部 41 31904 41 13305 0 0 4975 0 0:00:06 0:00:02 0:00:04 4973国权和自主，被西方人耻笑，并且由于这一时期的西方国家种族主义高涨对华印象极其恶劣，此后直到新中国的成立和中国在朝鲜战争中所表现出的无所畏惧才让中国人的形象再一起丰满健壮，其中尼克松总统的破冰之旅是一个重要节点，但是当中国经济的腾飞成功迈入了21世纪后，“威胁论”和却成了西方舆论的焦点话题，即证实了“钟摆理论”的现实意义。
然而，马克林教授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因为该理论只强调了观点的变化过程而并未寻找到导致变化的原因所在。随后，他提出了近些年西方媒体错误观点持有的四点主要原因：第一，西方自身遭受到了严重的分裂危机、难民危机和来自恐怖主义的危机；第二，中国的崛起势必会改变世界格局；第三,西方人民担心由西方做主的世纪将不复存在；第四，西方人不再自信，而中国人反而变得更加自信和主动。讲座后，我本人对他最后一条原因的阐释始终不能忘怀。换句话说，马克林教授想说明的是西方国家的民众并不是不想了解中国并认同中国的软实力和地位，而是因为中国的强大让他们感到不安且无法接受这一现实。
相对于西方对中国形象带有目的的贬低，中国的软实力该怎样提升呢？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这本书中除了谈及他对历史上最后一个人的预测外，还在第三章讨论了黑格尔对历史上第一个人的假想。黑格尔认为历史会阶级化（例如，奴隶和主人，农民和地主，工人和资本家）的主要原因在于“自尊意识”（Dignity）。当历史上的第一个人和第二个人相遇时，他们间的利益摩擦不可避免，而敢于以死博弈的人征服和统领了贪生怕死的人，前者产生了自尊意识而后者产生了尊他意识。
笔者认为，要让外国人承认我们本国的文化，我们需承认和尊重本国的文化为先，即文化的自尊意识；若我们只充当起外国文化的享受者和传播者，那么中国文化里只有尊他而无自尊，有形无实，更别谈西方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可。除此之外，一些细节性的问题也值得我们反思,例如“仪式感”和“内涵”，例如一些传统节日，除了小长假以外,我们似乎找不到更多的意义。
不仅如此，随着“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的兴起也不断冲击着我们对现代文化的认知和对传统文化的敬畏。然而，笔者的理解是，这些现象发生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长期的快速增长,是资本量的叠加造成了社会对金钱永无止境的追求。无独有偶，英国“功利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也正是诞生于资本主义盛行的维多利亚时期。客观来说，我们社会中出现的种种影响软实力的因素相比过去已大量减少， 我们国人的自信和素质正与日俱增，软实力位于全世界的排名不降反升。
回到之前的问题，我们的软实力真的是外强中干吗？答案我们自知，真正外强中干的不是我们而是西方国家的政府机构。由于西方近年来所经历的经济、政治和治理上的危机，西方执政党为了提升在群众中间的合法性，常常利用转移舆论话题的方式来止损。另外，西方国家为了逃避自身治理能力的下滑不但不去面对崛起中的中国，而且利用国际话语权以抹黑歪曲对方来寻求自保。
若细看全球软实力排行榜网站（www.softpower30.com）对中国软实力缺点的评价，它主要集中于“人权“这一西方社会价值观体系中的奠基石来衡量的，然而中国社会为何不应以中国传统价值观，例如“社会和谐”或者“社会稳定”来丈量我们的软实力呢？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每一次诽谤绝非来自深入的研究和细致的观察，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说者无心而听者有意，听众在未能筛选正确信息的同时就将其信以为真，造成了大量西方民众和一部分本国民众对中国现状的误解和偏见。那么，在我们还未占据国际话语权主导地位的当下，我们该如何应对西方主流媒体的猛烈进攻呢？笔者曾在视频网站上听过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的一次激情演讲，内容大致如下：
当我们比别人有钱时，我们会自信，但这时候突然出现一位更有钱的人，我们便不自信了；当我们跑的比别人快的时候，我们会自信，但偶然看到有人比我们跑的更快，我们就不自信了；如果情况皆是如此,我们该如何自信？他给出的答案是“心胜”，我们必须依靠强大的心理力量去和别人较量，凭借着坚定的国家信仰来赢取持久的自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