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研究】金丹：革新开放以来越南社会资本状况分析
作者系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越南研究所所长
国关国政外交学人第六QQ群：307915326
学术交流 资源共享
1引 言
20世纪，越南经历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1975年，南北越统一成为越共领导下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1986年，越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正式确定越南革新开放政策，并将它写进1992年宪法。革新开放政策允许价格浮动，允许私营经济存在，解除农地的集体所有，并放开对外贸易和投资。
越南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法律改革都遵循了市场经济的进程.1999年，越南和美国恢复正常化的贸易关系。革新开放以来，越南经济在参与国际化进程中稳步增长，越南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那么越南经济与政治形势的持续变化是否会引起越南民众社会资本的变化？如经济总量中农业份额不断减少，工业和制造业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北部和南部的中心城市，这些社会变化是否影响人们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参与性质，是否影响着越南民众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态度，成为越南社会资本的新形式?
当前，社会资本已经成为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研究社会发展的一种新范式。本文试图将越南置于东亚文化圈中，在与东亚、东南亚各国比较中，从社会信任、社会参与和社会关系网络三个方面考察其自1986年革新开放以来社会资本的变化状况（见表1）。本文分析越南及东亚、东南亚各国社会资本的数据均来自于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WVS）第四、第五波的数据。
世界价值观调查起源于1981年的欧洲价值观调查（European Values Survey，EVS），每5年进行一波全球性的调查，目前已经完成1981—1984年、1989—1993年、1994—1998年、1999—2004年、2005—2008年及2009—2014年共6波调查，全球共有97个国家至少曾参与过其中一波的调查，调查的样本总量达到了全球人口的85%。WVS调查的内容非常广泛，包含社会价值观、社会规范、社会距离、劳工组织、政治态度、国家民主、环境问题、婚姻、家庭等共200多个调查项目。由于东亚、东南亚国家参与WVS调查的时间普遍比较晚，直到最近3波（即第四、第五、第六波）调查，我们才比较多地看到东亚、东南亚国家的身影（见表2）。越南从2001年开始参与这项大型调查，目前已经连续参加了两波（第四、第五波）调查，由于越南没有参加最近进行的第六波世界价值观调查，因此本文仅仅选取了WVS第四波、第五波的数据来分析越南社会资本的状况。
2相关文献综述
社会资本就是镶嵌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潜在资本，它以信任、规范和网络为核心要素，偏重于人际间的社会信任、社会参与和社会关系网络等方面的内容。最早提出现代意义社会资本概念的是雅各布斯（Jacobs），但正式把社会资本概念引入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进行分析的分别是罗瑞（Loury）、布尔迪厄（Bourdieu）和科尔曼（Coleman）三位学者。然而他们研究的对象几乎都锁定在当时比较发达的美国和西欧各国。
真正把社会资本应用于亚洲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分析的是赫利韦尔（JohnF.Helliwell），他在《东亚经济增长和社会资本》一文中详细分析了社会资本和社会制度对亚洲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紧接着派伊（LucianW.Pye）也开始关注社会资本对亚洲发展的影响。根据笔者近段时间对越南社会资本文献的梳理发现，最早将社会资本引入越南问题分析的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周民（MinZhou）教授，详细分析了社会资本对生活在美国新奥尔良地区的越南移民第二代适应性的影响，认为强大积极的移民文化取向作为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有利于越南移民社区形成一致的价值观和建设性的行为模式，为处于弱势的移民二代提供了适应的土壤。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越南社会资本的研究。作者经过梳理概括，认为目前研究越南社会资本的文献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几乎所有的文献都强调社会资本的正向作用。如温克尔斯（AWinkels）分析了社会资本对越南民众生计和迁移的积极影响；阮文侠等（NVanHa）分析了社会资本对越南乡村家庭福利的贡献；哈珀姆等（THarphametc.）研究了母亲的社会资本对儿童健康的正向作用；圣雷利（ESantarelli）研究了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纽曼（CNewman）分析了社会资本对越南乡村吸收储蓄存款的积极影响；哈珀（SAPink.Harper）研究了社会资本、公民参与对越南转型经济的正向作用，等等。仅有少数文献关注了社会资本的负面作用,如鲁宾（Rubin）、奥利维尔（Olivier）分析了过度“链接性社会资本”给越南四省经济发展带来的负担。
（2）大多采用实证的方法检验社会资本的作用。如朴恩等（JPH Poon）等使用了逻辑斯蒂（Logistic）回归分析法检验了社会资本对越南女性创业的影响；勒范（Cuong LeVan）通过建立社会资本理论模型和收集2011年越南社会资本和中小型制造企业绩效的数据，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对越南中小企业增长的正向作用；阮智友（ChiHuuNguyen）等使用越南非农业家族企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越南家族企业社关系网络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其他的还有阮文侠（NguyenVanHa）布伊（Hoan N.Bui）、宋慧乔高桥（Kyo Takahashi）、景恒（Kinghan）等等。
（3）分析的主体几乎涵盖了越南微观（个人）、中观（企业、家庭、社区）和宏观（城市、乡村、国家）三个层面,主要将社会资本引入两类问题的解决：一是经济问题，如关注社会资本对越南吸收储蓄、获取贷款、企业绩效、产业发展、创业和城乡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其代表性文献主要有特纳（Turner）、鲍恩（Baughn）、托马斯·杜夫许斯（Thomas Dufhues）、朴恩等、纽曼、景恒、哈珀、阮智友等人的研究成果；二是社会问题，如关注社会资本对越南农村贫困、改善家庭福利、移民迁移、社会暴力、青少年性行为、儿童心理和身体健康、女性地位的提高、自然资源的保护等方面问题的解决，其代表性文献主要有温克尔斯、阮文侠等、哈珀姆等、宋慧乔高桥、瓦塔纳贝（Watanabe）等人的研究成果。
（4）与国外学者对越南社会资本问题展开积极探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学者几乎很少关注到越南社会资本的变化及对越南政治经济社会产生的影响。在中国知网上仅仅能找到1篇文章，即由越南社会科学院和广西社会科学院学者吴德盛、李碧华联合于2009年发表在《东南亚纵横》的“从实现发展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看越南农村”，该文通过观察研究越南农村和农民的各种社会关系网络后发现，潜藏在越南农村的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资源能够促进越南工业化、现代化发展。
3越南社会信任状况
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的主要存在形式和主要组成部分。高的社会信任水平容易形成社会合作，进而影响人们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采取集体行动。社会信任是培养市民文化的一个关键因素。但越南民众对待社会信任的态度仍然不够明确，传统的农业社会和儒家文化使得人们只局限于相对狭隘的家庭网络和亲密的朋友圈里强调信任的重要作用，对未知的陌生人显得非常谨慎。越南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条件和不断增加的国际社会交往也可能影响社会信任的方向。
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关于社会普遍信任的调查问题是:“您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还是与人相处越小心越好?”“1表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2表示要越小心越好。”这是一个二元变量，主要用于测度国家或地区层面的社会信任水平。
本文借鉴国外大多数文献所采用的办法，使用选择1，即选择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受访者占全部样本的比例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信任水平。WVS第四波数据显示，越南的受访者对其同胞存在某种程度的怀疑：只有41.3%的人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而约59%的人认为在处理与他人的关系时要越小心越好（见表3）。
越南国家的社会信任程度虽然低于中国(54.5%)和日本（43%）但相对其他东南亚国家，如新加坡（14.7%）、菲律宾（20.2%），还算是比较高的。在第五波WVS调查中，越南的社会信任度提高到了52.1%，仅低于中国大陆（52.2%），高于泰国（41.5%）和日本（39．1%），远超马来西亚（8.8%）和印尼（28.6%）。
然而，上述分析只是一种静态的描述，为了能够了解越南社会资本的变化过程，有必要将越南与东亚其他国家的做进一步对比分析。由于资料的局限，我们只能够了解20世纪80年代后东亚各国的变化情况而越南的资料则仅限于2000年以后。但尽管如此,还是可以作纵向比较。如表3所示，除了越南以外，社会信任在5个国家和地区中有4个明显呈下降的趋势。
越南社会信任水平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较大。一般而言，中国乃至儒家文化圈的社会具有重视信任、诚信、和谐、合作和宽容的文化。从儒家的经典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关于信任的论述。在儒家文化强调的“三纲五常”中，“信任”被作为“五常之一”而加以强调，并且成为古代中国社会启蒙教育的基本内容。据学者统计，在儒家经典《论语》中，“信”字出现了38次。
按照学者的分析，“信”在孔子看来，不仅是一种政治理念，是君王和统治者应该重视和遵守的重要原则，同时也是普通民众社会交往、处理社会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可以说，儒家思想为信任观的形成提供了观念源泉。从社会资本角度看，这种观念经过长期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宣传和强化，已经成为中国及其他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稳定的、广为接受和称道的观念性资源。
在探索社会现代化对信任的潜在影响时，我们发现，教育和收入差异对信任的影响是非常小的，没有上升到统计意义的水平。年龄结构对信任的影响同样没有统计意义。但是，人际间信任在越南北部比中部或南部省份要高。最后，我们发现社会信任和社会参与组织数之间存在某种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即社会信任在那些没有参与任何社会组织的人中是非常低的，当参与1—2个社会组织时会使社会信任增加，但在参与5个或更多社会组织时，社会信任会降到最低水平。
4越南社会参与状况
社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是社会参与程度，或者经常被描述为市民社会的程度。普特南指出，民众对于社会组织的参与有助于产生自发的社会网络组织，增进成员之间的信任与规范，这是市民社会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社会资本。参与社会团体、发展人际交往能力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部分。一个活跃的市民社会也为市民发展政治技能提供训练场所，不同的社会团体可以帮助人们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充当利益表达的代理人。社会团体中的成员数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明显的起伏，有部分社团是政府努力动员公众参与的组织。
世界价值观调查在关于社会参与组织数方面收集了17类自愿性组织和一个“其他”类的会员情况。在这18类组织的基础上，本文借鉴国外的做法，通过测量受访者所属的组织数来度量社团密度(member ship density)。具体方法为:首先，将每个组织都看作一个二元变量（0表示不是这个组织的成员，1表示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其次，计算出每个受访者所属的组织数，其最大值为18，最小值为0，然后再把所有受访者所属的组织数相加除以全体样本数，得出这个国家所有受访者得分的平均值，并将其作为该国的平均社会参与组织数。
从表4可以看出，在WVS第四波中，越南受访者只参与0.23个社会团体，是东亚、东南亚国家中最低的。具体而言，越南远低于印尼（2.14）、韩国（1.75）和菲律宾（1.37），也低于新加坡（0.86）和日本（0.82），与中国大陆（0.36）差数不大。在WVS第五波中，典型的越南受访者回答参与1.33个团体，低于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如印尼（2.52）、泰国（1.88）、马来西亚（1.59），但高于部分东亚国家或地区如中国大陆（0.90）、日本（1.06）、中国台湾（1.07）。同时,表4显示，除韩国外，相关国家的社会参与度都呈增长态势，而越南的升幅是最大的。
越南民众参与社会团体的状况反映了越南政府过去积极鼓励人们参与由越南政府发起和指导成立的社会团体的作用。越南妇女协会、胡志明青年工会、越南农民协会、越南劳动联合会和其他社会团体，从历史上看一直是政府与社会部门沟通的桥梁，而通常这些组织都声称自己是国家机构的成员。例如，参与青年团常常被视为职业晋升的途径而被积极鼓励参与。由于越南社会参与更多地依靠政府自上而下的动员，而非自下而上的市民志愿行动，因此受政府过度干预的影响，缺乏制度化的规范，也缺乏可持续发展的民意基础。
如果只计算个人所参与的社会团体数量，我们可以发现：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程度对市民社会参与有积极影响。社会发展增加了越南社会网络的密度和市民社会的参与程度。此外，收入、受教育程度和年龄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人们的社会参与网络。高收入和高文化程度的人倾向于参与较多的社会组织。而且一个人参与的社会组织数量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家庭责任、职业生涯的积累而增长。但是在越南，年龄对社会组织数量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表明越南年轻人正以较高的频率参与社会组织，成为越南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社会组织的数量在未来可能会增长更多。
5越南社会关系网络
社会关系网络主要指社会成员个体间互动而形成的关系或联系网络，也就是由人的各种社会关系构成的一种体系，它是社会资本的核心内容，对社会资本的研究主要是从社会关系网络研究中形成的一系列成熟的和具有导向性的网络形式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将个人与社会联系起来的机制，提供社会互动、社交和社会身份的模式。
例如，传统的东亚农业社会，社会关系通常集中在家庭关系中。家庭作为人们生存价值的一种形式,更多强调家庭纽带传统的权威模式。社会的现代化一方面使工作关系网络变得越来越重要，同事关系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关系,另一方面也使制度化的社会网络获得了快速发展，如社区团体、体育俱乐部或文化团体或其他此类协会等。但是在越南这样一个受传统文化影响较大的社会，家庭关系在越南人们生活中仍然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希基（Hickey）认为，家庭、乡村和国家紧密相连创造了越南社会的基本结构。
为了描述当前越南社会关系网络的大致轮廓，世界价值观调查通过对受访者参与五种社会网络活动（家庭网络、朋友网络、同事网络、教堂网络、运动俱乐部或服务组织）的时间频率来描述。参与每种组织的时间频率分别有4个选项：A.每周或几乎每周一次；B.一个月一次或两次；C.仅仅一年几次；D.根本不参与。本文借鉴国外大多数文献所采用的办法，计算出每种社会网络中选择“每周或几乎每周一次”受访者占全部样本的比例来测度该种社会关系网络的稠密水平。
从WVS第五波数据可以看出，家庭是越南社会生活的中心点。大约59%的受访者基本每周都与其父母或亲戚相处，相比只有32%的受访者每周花时间与同事们一起相处，仅有17%的受访者每周与其他社会朋友相处。这些结果证实了赫希曼的发现：有超过75%的越南人基本上每周一次看望他们的父母,这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家庭关系模式”。而家庭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单位，作为个体社会化的最初场所，家庭对社会资本生成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越南参加制度性社会关系网络如俱乐部或协会的人仅占9%,参加宗教团体的人数更少，只占5%。
世界价值观调查作为一个国际调查,为我们从世界角度研究和解读越南社会资本状况提供了很好的跨国数据来源。例如WVS对一组东亚、东南亚国家的调查发现：在参与家庭网络和其他各种网络方面，越南与中国、日本和菲律宾三国的差距较大，但这三个国家同样把家庭网络看成是其社会网络的核心。大约有90%的中国受访者、50%的菲律宾受访者和49%的日本受访者认为，家庭关系网络是每周必须参加的活动。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作网络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大约有62%的中国受访者、21%日本受访者和34%的菲律宾受访者强调工作网络的重要性。相比较而言,越南人普遍重视家庭网络，其他社交网络如工作网络、朋友网络、宗教网络则明显不如中国、日本和菲律宾三个国家。例如，同意每周必须参加朋友聚会的越南受访者占全部受访者的比例仅为菲律宾和中国的一半，而且其宗教网络也远不如中日菲三国活跃。
要考察社会发展变化是否对越南社会关系网络产生影响,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是检验这些社会关系网络是否会随着民众社会特性（如收入、教育水平、职业、年龄等）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因为社会的发展首先会影响到该社会民众的收入水平、教育水平和职业发展等。如经济增长使得人们收入和受教育水平提高，进而使人们的社会地位上升，这可能会在可预见的未来改变人们的社会关系网络。同样，我们预计农民比城市工人会遵循更多的以家庭中心模式的社会关系。我们还可以预测，年轻的越南人可能受家庭纽带的依赖程度较小，并愿意参加更多的工作和社交网络。而且，由于越南仍存在较大规模处于中等生活水平的农业人口,所以我们得以从越南早期社会观察其现代化进程，并可以作出预测，随着社会现代化的继续，将可能出现什么后果。
为了实证考察社会发展变化对越南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本文借鉴道尔顿等的研究结果加以说明。道尔顿教授使用WVS第四波的调查数据考察了越南民众的社会特性（如收入、教育水平、职业、年龄等）与社会关系网络的关系。他的研究结果表明：更高的收入和富裕程度往往会增加人们社会网络的参与水平；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家庭活动更频繁，也更热衷于参与工作和朋友网络。55%的具有小学学历的受访者每周一次与他们的父母或亲戚相会，但是却有66%的具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受访者每周一次与他们的父母或亲戚会见。中产阶级职业者除了对宗教活动不积极外，在朋友网络、工作网络和社交网络中都表现得更为活跃。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年龄，大多数年轻的越南受访者更愿意参与除宗教部门外的社交网络，但这一点也存在区域差异，居住在北方的越南人相对更愿意从事家庭、朋友和社团网络活动。低水平的宗教参与反映了宗教在越南社会中的复杂作用。
一方面，由于受国内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与制度政策的影响，越南年轻人以及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价值观正从传统的宗教价值观向世俗理性的价值观转移；另一方面，宗教活动仍然持续存在。人们仍在谈论宗教信仰,传统的节日在农村得到延续和重建。大多数越南民众，包括共产党员和知识分子，仍然把住宅看作一个有“灵性”或“神圣”的地方，宗教网络在越南南部地区相对比较活跃，宗教网络水平的稠密程度可能不依赖于农业、工业、后工业或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
根据以上对越南社会关系网络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得到以下结论：在越南，社会经济发展并没有减少人们参与传统的家庭网络，相反会增加人们参与家庭网络的密度，同时增加人们参与其他社会网络的积极性。随着越南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众多的社会关系网络不是互相取代的，而是不断扩大个人连接到社会网络的数量和活动水平，并帮助人们形成自己的社会和政治身份。
6结 语
综上所述，越南社会持续的现代化以一种复杂的方式改变着越南民众的态度和价值观，影响着越南民众的社会资本。越南是一个变革中的社会和政治体系，尽管经济发展仍然有限，但是革新开放政策的实行已经开始改变越南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本文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第四、五波的数据，分析了当前越南社会的一些结构特征，考察这些社会结构特征如何影响越南民众的社会资本。研究结果显示：
首先，由于越南社会文化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大，因而越南民众的社会信任水平较其他国家相对较高，社会现代化发展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并不显著。
其次，越南的革新开放政策导致了公民社会的扩张，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众的社会参与水平，但是由于越南社会参与更多地依靠政府自上而下的动员，而非自下而上的市民志愿行动，因而缺乏可持续发展的民意基础。
最后，越南社会仍然以家庭为核心，家庭关系对于许多人来说仍然是其社会关系网络的中心，尊重父母几乎是普遍的。社会现代化并没有减弱传统家庭网络的重要性，但它将刺激其他许多社会关系网络的产生以削弱家庭网络对人们的影响。总之，由于受儒家文化和自上而下政治制度的影响，越南民众的社会资本和社会信任水平比处于同一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相对要高。（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