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华人】张鹏：东南亚华人基督宗教-圈层扩展、社团构建及功能定位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
关键词 东南亚基督教 华人基督教 华人社团 “一带一路”
内容提要
由于交流互动的历史更为悠久、参与更为广泛、影响更为深入，因此血缘宗亲及宗教信徒正成为一国公共外交战略体系中颇具特色的跨国社会资本。相对于本土宗教、传统宗教及其他外来宗教，基督宗教在东南亚华人族群中的传播尤为迅速，已成为影响力与日俱增的跨民族宗教和跨文化宗教代表。华人基督宗教社团在积极推进信仰沟通、族群认同、社会凝聚和共同发展的同时，还依托中国-东盟公共外交网络与中国本土民间团体进行跨境互动。我国应将华人基督宗教视为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当中的特殊资源，以期夯实中国-东盟公共外交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民意基础。
伴随着亚太地区在全球战略格局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处于“信仰中国”第二“板块”当中的东南亚华人基督宗教迅速崛起，为我们深入研究海外华人社会中的新兴宗教、世界宗教语境下的华人华侨、宗教公共外交的理论与实践等问题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就此而言，以东南亚华人基督宗教为依托进行的公共外交在我国“面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当中的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鉴于东南亚华人基督宗教的演变是一个动态过程，要了解其现状、趋势及角色等关键问题，就必须首先对其赖以生存的外部系统（东南亚地区基督宗教的传播）和内部系统（东南亚华人基督教社团的构建）进行深入研究。
1东南亚华人基督宗教的传播条件与扩展特征
东南亚基督宗教的发展是近代西方海外扩张与基督宗教东传运动的直接产物,也是基督宗教信仰在异质环境中衍生出来的一种亚文化（Sub-culture）派系。16世纪前后，多数东南亚国家开始卷入西方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体系，罗马天主教随之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殖民势力植入到该地区，基督新教则伴随着荷兰、英国及美国的殖民势力而到来。相对于东南亚地区的本土宗教、传统宗教及其他外来宗教，近现代基督宗教在东南亚华人群体当中的传播尤为迅速，这与以下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息息相关：
首先，开放的地缘特征、交错的历史进程和重要的战略地位共同促成了东南亚文化系统的质性，东南亚古老宗教、新兴宗教、民间信仰共存共荣所体现的跨文化多样性尤为突出。这一区域除了拥有世界信徒最多的佛教国家和伊斯兰教国家，还存在着亚洲唯一的天主教国家，因此没有哪一种宗教信仰能够在整个区域内占据绝对主导，这便为华人基督宗教的传播成长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文化土壤。以印度尼西亚为例，由于英荷等国在殖民统治期间并未积极致力于当地华人与土著社会的同化，因此伊斯兰教在华人当中的影响力始终有限。相比之下，19世纪中叶印尼华人基督教的活动已初具规模，首个华人基督教团体由洪文瑞（Ang Boen Swie）在西爪哇沿海的吴得拉玛尤成立。20世纪初，美国基督教卫斯理宗也开始在雅加达、茂物、泗水和西加里曼丹等地向华人传教。
其次，战后东南亚国家快速的工业化进程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分化，农业社会温情纯朴的人际关系逐渐让位于商业社会赤裸裸的功利考量，作为推动东南亚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华人群体希望借由新兴的基督宗教解决其面临的问题，或摆脱心理落寞、或寻求打拼动力、或融入主流社会，其在心态上逐渐经历了由“叶落归根”向“落地生根”的转变，“西方化”的价值观及生活方式有机会在东南亚青年一代当中深深扎根，这成为东南亚华人基督宗教传播发展的社会心理基础。
再次，西方在强化对东南亚基督宗教扶植力度的同时，还尝试向华人信徒移交领导权并鼓励其结社自治，东盟成立后也与其成员国积极推行信仰自由、族群和谐、政教分离的宗教政策，这均为基督宗教在东南亚华人群体中的广泛扩散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南亚分离主义和民族主义等剧变风潮则从反向促进众多“改教者”接受基督宗教信仰，例如：在寻求脱离印尼的过程当中，天主教便成为东帝汶凝聚族群认同的关键因素，以区别于伊斯兰教为主导的传统信仰格局，东帝汶天主教徒占该国人口比重由20世纪80年代的27％一度猛增至2002年独立时的90％以上。
再如：1965年印尼“9·30”事件爆发后,众多华人社团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印尼土生华人和生于中国的华人“新客”纷纷改信基督新教以寻求保护；最后，卫星通讯与新媒体等正在超越报刊、电台和电视等传统媒介,以及地缘关系、亲缘关系、族群关系等传统渠道，日益成为东南亚华人基督宗教传播和身份认同构建的全新平台。“二战”后东南亚基督宗教积极依托新技术媒介强化向华人群体的扩展，并坚持以多种语言和多元实践进行宣教。这尤其争取到东南亚华人青年一代加入基督宗教社团，而道教和佛教等传统宗教在传播路径和技术手段方面则显得缺乏创新。
在诸多条件的支撑下，20世纪东南亚华人基督宗教进入了一个持续发展的时期，至80年代时已成为该地区颇具影响力的新兴宗教代表，与此相伴的则是传统宗教信徒在华人群体当中的显著减少。如下表1所示：1931年时基督教徒仅占新加坡华人总数的2%至3%，1980年增至9.9%，1990年达到14.1%，2000年又增至17%E，2010年跃升至近20%，成为仅次于佛教的华人第二大宗教信仰。由于新加坡是东南亚地区唯一以华人族群为主体的国家，因此该国有多达86.8%的基督教徒均属华人群体，其中有超过85%的新教徒为华人，并有约70%的天主教徒为华人。
再如表2所示：1980年时马来西亚仅有约5.84%的华人为基督徒，1991年已增至7.76%，2000年时又增至9.5%，华人基督教徒的增长率高达123%，而同时期华人传统宗教信徒的增长率仅为32%。总之，21世纪初已有近16%的东南亚人信仰基督宗教，其中新教徒约占该地区基督徒总数的20.5%，天主教徒约占该地区基督徒总数的79%。
总体而言,基督宗教在东南亚华人群体当中的传播扩展呈现出以下显著特征：首先，基督宗教信徒在当今东南亚地区11个国家的分布极不均衡。其在天主教信仰文化圈（菲律宾、东帝汶）被接纳的程度较高，多元宗教信仰文化圈（新加坡）和伊斯兰教信仰文化圈（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次之，而在佛教信仰文化圈（泰国、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的传播却相对缓慢。
需要指出的是，即便在那些主流信仰为非基督宗教的东南亚国家，尤其是华人聚居的一些次区域，基督宗教也得以广泛传播开来。例如：华人基督徒在马来西亚砂拉越和沙巴等地的分布尤为集中，2000年时两地的卫理教会会友已达到67442人，教堂104家，布道所21处，专任华人牧师123人。
除此之外，基督宗教在印尼北苏拉威西省、马鲁古群岛等地华人群体当中也形成了相当规模，近年来一些欧美传教士在缅甸西北部及与我国接壤省份频繁活动,基督宗教尤其在钦族、克钦族、克伦族、佤族、拉枯族等少数族裔当中得到了迅速的跨界传播，从而呈现出“大边缘、小中心”的分布特征；其次，华人基督宗教已成为东南亚颇具特色的跨民族和跨文化宗教代表。在普适性教规教义与中华文化“和合”传统的共同影响下，华人基督宗教逐步被该地区华人等族群广泛接纳，其总体上保持着与其他宗教派别的友好相处，并能够对异质性宗教教义进行调试转化，多种宗教信仰兼容并存的现象在东南亚华人社会中相当普遍。
例如：菲律宾华裔基督宗教信徒的一神崇拜特征并不明显，他们往往既信奉菲律宾主流社会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同时也崇拜中国传统的佛教和道教，“这两种不同质的信仰会不时引起个人内心矛盾、冲突、焦虑甚至痛苦，但也有调适与和谐。双重身份集于一身，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基督教徒，也不妨碍他成为儒家文化的继承者。”
由此可见，在东南亚的海外扩张对于西方基督宗教本身产生了显著的反向作用，并有力地促进了外来宗教的本土化进程，例如：新加坡圣公会并不是与英国圣公会完全保持一致，而是经常与亚洲、非洲的圣公会团结起来，组成环南大会，在许多问题的处理和观点上与英国圣公会相抗衡，尽可能地摆脱前殖民主义的控制和影响。
这种宗教本地化的意识，有助于消除区域内的隔阂，形成“亚洲意识”或“东盟意识”的凝聚力，形成抵抗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精神力量。这无疑为我国依托华人基督宗教社团开展对于东盟及其成员国的宗教公共外交提供了先决条件；再次，当前东南亚华人基督宗教信众呈现出显著的“精英化”倾向。从人员构成来看，当代东南亚华人基督教徒具有收入较高、年龄较小、英文运用娴熟、文化程度较高、参政意识较强、国际视野宽广等一系列典型特征。
一方面，其能够在东南亚居住国发挥社会名流效应，并与我国宗教界及官方机构保持着稳定友好的跨境联络，因此将有助于增进东盟地区社会对我国政府和民众的好感度，争取周边国家对我国内政外交的理解支持。另一方面，“各种西方宗教的海外华人信众，往往能较西方民众更加真实地把握中国国内的宗教状况。同时，相较于中国自身而言，他们更加懂得亦更有能力将中国国内的真实情况告诉西方社会。这种双向的优势，使海外华人中的西方宗教信众完全有可能充当在宗教领域中外互相理解的传译者。”
2东南亚华人基督宗教的社团构建及类型划分
“东南亚的华侨华人人数向来最多，是华人社会的滥觞之地。最重要的一点是,历史上华侨华人社会不仅最早发轫于东南亚，而且也最早成熟于东南亚。”众所周知，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新加坡等国存在着为数众多的华人社团和宗教社团，因此东南亚华人华侨往往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而存在，该地区华人基督宗教发展也呈现出典型的“社团社会”特征。“一般来说，华人社团是以华人为主要成员构成，以地缘、血缘、业缘、经济利益、政治目的、慈善意图、兴趣爱好、宗教信仰、学术教育等为纽带而自愿组成的民间组织机构。新型华人社团是相对于传统华人社团而言的，时间上大致是1970年以后成立的、以上述某一特定因素为纽带成立的社会组织。
其类别主要为同乡会、校友会、慈善团体、专业科技文化组织、娱乐体育组织、妇女组织、职业组织、法律组织等，其活动大多不局限于社团内部，而积极开展与其他社团的合作，加强与居住国及祖（籍）国之间的联系，是较为活跃的组织机构。”在这种社会形态的影响下，海外华侨华人在其居住地也建立了一系列基于基督宗教教义的、拥有显著动员和参与能力的、兼具一定社会自治功能的非盈利性合法团体。表3中列举了当今东南亚主要国家华人基督宗教社团的基本情况，根据不同标准可以将这些社团具体划分为以下类型：
（一）按照宗教派别进行划分
按照宗教派别进行划分，当今东南亚华人基督宗教社团主要包括天主教、新教、东正教等基本类型,其中天主教和新教社团的发展及影响处于相对优势地位。具体来看，华人天主教社团往往会形成一个自上而下、层次分明的组织体系，贯穿了堂会-支会-布道所-福音站等子系统，例如：菲律宾华人天主教社团的严密程度较之其他宗教团体要更高，其信徒之间的关系互动更为密切，许多社团机构还成为当地华人处理内部事务及其与政府和其他族群之间关系的重要场所；相比之下，新教社团内部和外部的关系状态则更加多元松散,可细分为卫理公会、浸礼会、长老会、信义会、路德会等众多教派，如印尼基督教卫斯理教会（The Wesley Christian Church of Indonesia）、新加坡浸信教会（The Singapore Baptist Church）等。
（二）按照传教语言进行划分
按照传教语言进行划分,当今东南亚华人基督宗教社团主要包括汉语、英语、东南亚语等基本类型。除英语作为较通用的传教语言之外，东南亚各国普遍存在着一些具有华南地区方言特色的基督宗教社团，众多华人新教社团成为了其中典型代表，如菲律宾粤语基督教会（Central Gospel Church）；新加坡圣三一堂闽南牧区（Holy rinity Church Hokkien）、圣公会圣三一堂福州牧区（Holy Trinity Church Foochow）等；马来西亚吉隆坡卫理公会福建堂（Chinese Methodist Hokkien Church）、槟城卫理公会粤语救恩堂（Cantonese Methodist Church）等等。
与此同时，华人基督总教社团还纷纷将东南亚本土语言作为融入当地的重要工具，例如：印尼西爪哇土生华人建立了以马来语为交际语言的基督教组织，而来自于中国本土的华人“新客”则大多难谙当地流行语，其往往通过家庭联谊等方式、运用福建和广东等方言开展宗教活动。事实上,目前东南亚华人基督宗教的传播大多依靠具有中国背景的教牧人员，他们往往既通晓中国本土方言和传统文化，又拥有在东南亚相应方言群体之中的传教经历，社团参与者则往往灵活运用多种方言和国际语言进行日常交际。
（三）按照辐射范围进行划分
按照辐射范围进行划分当今东南亚华人基督宗教社团涵盖了全国、省/州、地/市等不同层级，以整合现有资源构建广泛性的社团体系。例如：菲律宾中华基督教会在三宝颜、古岛、仙答洛、那牙、卑理等地均设立了同名教会；新加坡樟宜、女皇镇、森旺、淡申律等地也均存在着浸信教会；印尼中华基督教会则整合了格达邦、丹那望、茂物和朗加斯比通四个地区的华人基督教会；马来西亚卫理公会在华人基督信徒聚集的沙巴州设有天道堂、宣道堂、怀安堂、救恩堂等众多机构。由此可见，东南亚华人基督教社团的构建呈现出“由点带面、全面辐射”的空间特征，甚至尝试向一些自然环境封闭落后的次区域扩散。相比之下，在那些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由于当地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相对较强，一神教或国教的主流信仰地位已然确立，因此对于基督宗教等异域文化的抵御也更为明显。
（四）按照使命功能进行划分
按照使命功能进行划分，当今东南亚华人基督宗教社团主要包括“复合型”与“单一型”两大类别。如下文所述，多数基督宗教社团均涵盖了布道宣教、族群凝聚、福利传递、文教兴办等一系列核心使命与关键功能，但与此同时，由于受到创建背景和传统理念等因素影响，一些华人基督宗教社团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其特色功能和优势领域。例如：环球圣经公会（Worldwide Bible Society）驻菲律宾办事处便以不同版本《圣经》的高质量翻译、出版和推广为己任；印尼影音使团（PT.The Media Evangelism）通过将宗教与历史、文化、艺术、媒体相结合积极开发基督教文化产业；新加坡颂宣音乐（Songs of the Worshipers Music）则致力于通过音乐布道提升华人教会的敬拜赞美等仪式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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