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王缉思 赵建伟：评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
作者分系王缉思，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赵建伟，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助理。
关键词: 美国 奥巴马政府 亚太 “再平衡” 全球战略 中国
内容提要
奥巴马政府为分享亚洲经济增长红利，维持亚太地区势力均衡，服务于维护美国亚太和全球领导地位的总体目标，实施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奥巴马政府对“再平衡”进行了四个方面的调整:从侧重军事转向侧重经济;从接受“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表述到随后反应消极;在区域内进行从亚太到“印太”的再平衡;在全球战略中从关注亚太到回望中东。美国实施“再平衡”战略的主要措施包括:强化亚太核心同盟关系，深化亚太军事布局;深化同亚太新兴国家的双边关系;增加对地区多边机构的外交投入;主导并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等。本文利用数据统计和文本分析审视了中国和亚太在奥巴马政府全球战略中的地位，认为“亚太再平衡”言过其实，实际进展远未达到其倡导者的预期。奥巴马时期美国全球战略的主要关注点和外交重点仍停留在中东和欧洲，亚太排在其后。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对中国造成了一定的战略压力，也给亚太总体形势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但也应看到“再平衡”的两面性、局限性及其面临的障碍，不应夸大其作用和对中国的挑战。目前来看，尽管美国新总统特朗普的战略思想和内外政策存在不确定性，中东和欧洲等地区的问题也会继续牵扯美国大量精力，但随着亚太地区本身重要性的上升，特别是中国国力和影响力的持续增长，特朗普政府有可能继续将其战略重点向亚太地区转移。虽然“再平衡”战略的口号及其中的某些内容已被特朗普政府放弃，但可能会以其他形式继续付诸实施。
1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提出与调整
(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提出
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再平衡”战略，一定程度上延续和拓展了小布什政府时期以加强同盟关系和扩大同中国接触为重要内容的亚洲政策。同时，奥巴马政府也进行了调整和创新。最明显的变化是，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于2011年10月发表文章，明确提出“转身亚太(Pivot toward the Asia Pacific)”。
“转身亚太”提出以后，在美国智库、外交政策专家和其他国家中备受争议。批评者或指责美国此前忽视了亚洲的重要性，或认为奥巴马政府否认了前任政府的工作，或担心美国将放弃对世界上亚太以外地区的承诺。针对这些批评和疑虑，2011年11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托马斯·多尼隆(ThomasDonilon)在《金融时报》发表文章，称“奥巴马总统已在寻求实现美国外交重点的再平衡(rebalance)
此项战略的核心是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角色。”这是奥巴马政府高官首次使用“再平衡”表述美国的外交政策。此后，美国国防部在《2012防卫战略指南》中，国防部长莱昂·帕内塔(Leon Panetta)在2012年6月2日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也明确表示对亚太实施“再平衡”。“再平衡”逐渐代替“转身”成为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代名词。
(二)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的主要动机
1．分享亚洲经济增长红利
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外交、军事、安全战略的主轴是反恐战争。在此背景下，虽然小布什总统也注重强化同亚太国家的接触力度，但其出发点主要围绕反恐问题展开。然而，反恐战争使美国软硬实力受损的同时，耗资甚巨。
2009年初奥巴马上台之际，美国仍陷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泥潭，国内生产总值(GDP)呈负增长，失业率居高不下。据世界银行统计，2008年和2009年亚洲国家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GDP增速有所放缓。
然而，自2010年开始亚洲国家经济逐渐复苏，多数国家GDP保持3%—7%的增速(印度、印尼、越南、柬埔寨等)，一些国家的GDP甚至能够达到8%—17%的增速(中国、蒙古、老挝、土库曼斯坦等)，这与美国GDP的缓慢增长(2%左右)形成了鲜明对比。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显示，2010年亚洲地区GDP占全球GDP的近30%，并可能于2050年增至52%(见图1)。
亚洲经济形势向好，强化美国和亚洲的经济联系对于迫切需要提振经济的奥巴马政府来说意义重大。正如2011年10月国务卿希拉里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中所说，“亚太地区拥有很多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利用亚洲的增长和活力是美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的核心……亚洲开放的市场为美国进行投资、贸易及获取尖端技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美国国内的经济复苏将取决于出口和美国公司开发亚洲广阔和不断增长的消费群体基础的能力”。奥巴马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增强与亚洲经济联系”，如推动美韩自贸区的建立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在《贸易和投资框架协定》下与东盟开展合作等。
据估算，至2017年亚洲的经济增长几乎占除美国以外全球增长的50%。美国对亚洲的商品和服务出口占其对全世界出口的25%，对亚洲的商品和服务进口占其对全世界进口的30%。相对于小布什政府时期，“再平衡”实施以来，亚太国家对美国直接投资存量及其占美国接收海外直接投资存量的比重均显著增加。
此外，亚洲在教育、移民、投资、旅游和贸易等领域为美国创造了大量就业。例如，2013年，美国对亚洲的出口为美国创造了300多万个就业岗位，亚洲国家在美投资为美国提供了超过97万个就业岗位。加强同亚洲的经济联系有力地驱动了美国经济的复苏和发展。
实际上，奥巴马政府希望从亚洲经济增长中获益的想法贯穿了其整个任期。在奥巴马任期行将结束之际，副总统拜登仍强调，“亚洲拥有诸多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市场，人口规模巨大，我们绝对不能忽视该地区的经济机遇”。
2．在安全问题上充当“平衡者”的角色
奥巴马政府认为，一个稳定的亚太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而维护亚太地区稳定的重要方式就是由美国来充当地区安全的“平衡者”。首先，美国要平衡的是中国和该地区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利用其他国家制约中国。正如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中国外交问题专家罗伯特·萨特(Ｒobert Sutter)指出的那样，“奥巴马政府及其继任者面临的战略挑战是找到两组竞争者之间的最佳平衡，一方面，亚太地区许多国家期望从美国获得‘战略再保证’，支持美国全方位的地区存在。另一方面，美国积极的地区存在容易被中国视为美国对华主导的遏制战略”。
其次，平衡该地区所有国家之间的关系。美国与该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分为四种:同盟关系(美日、美韩、美澳、美菲、美泰)、准同盟关系(美同新加坡)、伙伴关系(美中、美印、美越、美印尼、美马等)、敌对关系(美朝)等。这四种关系内部的国家间及四种关系彼此之间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和谐与不和谐”现象。因此，平衡甚至是利用各国之间的关系，造就一种时时事事都有美国“参与”和“仲裁”的局面，有助于维护美国“鹰凌亚太”的地位。
基辛格在评价普鲁士王国首相俾斯麦的外交风格时写道，“全方位地与各国结盟、建立关系，但一定要使普鲁士同各国的关系比那些国家彼此之间的关系更密切”。美国的亚太“再平衡”考虑，同俾斯麦的战略相类似，就是使得美国跟该地区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比这些国家彼此之间的关系更密切,例如美日、美韩关系的密切程度远远大于韩日关系的密切程度,美日、美中关系的密切程度远远大于中日关系的密切程度等。
(三)亚太“再平衡”的调整
亚太“再平衡”是奥巴马政府一项意欲长期执行的综合战略,涵盖政治、军事、经济等多方面的投入。通过梳理“再平衡”战略的调整和演进过程，可以发现，该战略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了不同的侧重点。
1．从侧重军事转向侧重经济
“再平衡”在最初阶段注重强化双边军事同盟，增加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2011年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在“转身亚洲”的六点行动方针中，将“强化双边安全联盟”放在第一位，同时辅以“打造有广泛基础的军事存在”。2012年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在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时，公开表示将在2020年前把60%的战舰部署到亚太地区。
军事安全投入的持续增加，不仅无法改变“再平衡”战略在经济领域的落后局面，而且加深了中国对美国战略上的猜疑以至不信任。奥巴马总统和多尼隆等虽解释“再平衡”的战略目标不是“遏制”中国，仍无法消除中国的疑虑。2013年4月中国国防部发布的白皮书中指出“有的国家深化亚太军事同盟，扩大军事存在，频繁制造地区紧张局势”。这里所指的“有的国家”，显然是美国。
奥巴马政府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同时，世界其他地区的安全形势并不乐观，叙利亚内战和乌克兰危机相继爆发，其影响持续至今，伊斯兰国迅速崛起并制造了多起伤亡惨重的恐怖袭击等。为了平衡美国全球战略失衡(亚太与中东及欧洲之间)和“再平衡”战略失衡(军事与经济及气候变化等议题之间)的局面，同时缓解“再平衡”的负面影响，经济议程逐渐成为奥巴马政府“再平衡”战略的拓展方向。
2014年8月13日及11月4日，国务卿克里在美国东西方中心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演讲中，将“再平衡”的四大机遇确定为“创造可持续经济增长”，“通过清洁能源革命应对气候变化”，“通过强化制度和规范建设，缓解地区紧张并促进合作”，“赋予民众力量”，由此取代希拉里以“军事和安全”为主要内容的六大目标。其中，克里将“创造可持续经济增长”列为“再平衡”战略希望实现的第一大目标，并赋予作为“再平衡”重要手段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很高的战略价值，“TPP不只是一份贸易协定，而且是促使美国和其他太平
洋国家实现繁荣的战略机遇。”这两篇讲话被解读为“再平衡”的重大转向。相对于奥巴马政府前期对TPP不大热心也未投入多少资源的局面，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美国政府高官(和前高官)对TPP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美国与中国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也取得重要进展。
2015年3月美国前任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Campbell)在詹姆斯敦基金会第五届年度国防与安全会议上称，“如果我们在亚洲做的所有事情都臻于至善，唯独缺少TPP，那么连及格分数都拿不到;但就算我们除了推进TPP以外毫无进展，我们也可以得到不错的分数”。即使是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Ashton Carter)也毫不掩饰对TPP的重视，称“TPP的重要性相当于一艘航母”。
此外，副总统拜登在其任期即将结束时强调:“我们承担不起忽视亚洲经济机遇所造成的损失,因此确保TPP顺利推进仍是本届政府的首要任务”。在此期间，虽然国防部官员没有放弃军事上的努力，多次强调保持在亚太地区的军事优势，但已无法改变“再平衡”战略向经济议题的实质性转移。
2．从接受“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表述到随后反应消极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体现了中方提出的避免走历史上大国冲突老路、开创大国关系新模式的政治智慧。中国领导人分别在中美第四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安纳伯格庄园会晤、中美第六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等多个场合倡导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然而，美方一直心存疑虑，回应并不积极。经过双方反复沟通，事态逐步出现转机。2013年11月20日，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SusanＲice)在乔治城大学就美国的亚洲政策发表演讲。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赖斯表示:“美国愿意同中国实施‘新型大国关系’即管理不可避免的竞争，同时在亚洲和其他地区双方利益趋同的领域深入开展合作。”然而，中方主张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热情并没有得到美方的持续回应，此后美方领导人和官方文件均对此予以回避。2015年11月美国政府总结“再平衡”战略的成果时以“更加持久且富有成效的对华关系(a more durable and productiv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作为“新型大国关系”的替代语。
美方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回应不积极的主要原因，是其对此表述中的概念与意义、责任与侧重点、“相互尊重”等方面与中方存在认知差异。有美国观察家认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表述对美国来说是个陷阱，建议奥巴马放弃使用。另有观点认为，中国在2013年11月23日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的举动令美国信心受挫，该事件成为美国官方开始避免使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表述的转折点。
3．从亚太到“印太”的再平衡
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再平衡”战略在区域内侧重东北亚。中日关系持续紧张、朝核问题严峻是美国在这一阶段把亚太事务的主要精力放在东北亚的主要原因。随着战略的推进，亚太“再平衡”逐步“南下”，“重新关注东南亚国家和东南亚的多边机构”成为重点。取得的重要进展突出表现在:2011年美国正式成为东盟倡导的东亚峰会成员国，奥巴马总统也于当年首次参加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第六届东亚峰会。为配合“再平衡”战略的调整，多尼隆强调“亚太‘再平衡’不仅是向亚太地区的再平衡，而且是在亚太内部的‘再平衡’。”
与此同时，再平衡“西进”的态势也已开启。此前奥巴马总统明确表示,欢迎印度实施“东向(Act East)”政策。2013年3月美军太平洋战区司令洛克利尔(Samuel LocklearIII)在国会作证时用“印太地区(Indo－Pacific)”定义传统的亚太地区，基本上将“西进”从行动和理念上固定下来。
此后奥巴马接连访问马来西亚、菲律宾、缅甸、印度、老挝等国，其中2015年1月奥巴马在任期内对印度的二度访问，从实质合作和外交象征上都反映了美印关系的重大进展。印度总理莫迪称印美伙伴关系具有塑造21世纪国际格局的全球责任,奥巴马则回应称“与印度建立牢固的关系，对美国在21世纪的成功至关重要”。“南下”和“西进”已成为亚太地区内部“再平衡”的既成事实。
4．在全球战略中从关注亚太到回望中东
第一任期的奥巴马政府在全球战略中提高对亚太地区的重视程度，是不争的事实。自称美国首位“太平洋总统”的奥巴马在国情咨文、全局性外交政策演讲和重要采访中多次表达对亚太战略价值和经济机遇的重视。被称为“亚太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将亚洲作为首访地区，在任期内保持对亚洲较多的出访次数，以及这一阶段美国对外政策的动向等迹象，均表明亚太在奥巴马第一任期的美国全球战略中占有比过去更为重要的位置。
然而，从奥巴马第二任期开始，“再平衡”政策的设计者、支持者及实施者希拉里、坎贝尔、多尼隆、罗伯特·盖茨全部去职,代之以国务卿克里、国防部长卡特、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为首的新班子。与此同时，相较于总体稳定的亚太地区形势，危机四伏的叙利亚、活动猖獗的“伊斯兰国”、导致俄罗斯与西方紧张关系升级的乌克兰危机、一时无解的中东难民问题等等，都迫使美国不得不回望中东与欧洲。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第二任期的奥巴马和新任国务卿克里都将首访地选在中东，为何有学者批评美国仍然将注意力过于聚焦在短期的紧迫问题(中东、乌克兰)而非长期的重要问题上(亚太、中国)。
(四)亚太“再平衡”的具体措施与最新进展
1．强化亚太核心同盟关系，深化军事布局
小布什政府时期，特别是“9·11”事件后，美国维护与亚洲盟国关系的首要考虑是反恐。奥巴马政府时期强化同盟关系的主要特点是调整同盟适用范围，更新军事合作方式，以服务于维护美国领导地位和平衡中国崛起的目的。例如，2015年美国与日本完成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将合作范围扩大至全球，合作领域延展至太空和网络。
2014年美澳签订《军力态势协议》，基于该协议,两军将增强双边、三边乃至地区军事合作。2014年美国与菲律宾签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允许美军以轮换驻扎的方式使用菲方指定的军事基地和设施。通过强化核心同盟关系，保证美国始终处于“轮辐体系(huband spoke system)”核心的同时，鼓励盟友之间加强横向联系，力推小多边合作，将“轮辐体系”编织成网络，成为奥巴马政府时期一个新趋向。
2．深化同亚太新兴国家的双边关系
在亚太地区所有国家中，美国的盟国只占少数。只有建立同广大新兴国家的新的伙伴关系，或深化现存的伙伴关系，才有助于“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确保美国在该地区奉行更全面的战略。”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接触亚太新兴国家的力度和广度已经超越小布什政府时期。例如，美国取消了以破坏人权为由的长达12年对印尼特种部队的接触和援助禁令，开始向印尼出售先进武器，并降低了对印尼的贸易和投资壁垒。美国改变了对缅甸军政府的态度，支持缅甸民主化，逐步取消对缅制裁，美缅关系开启了新篇章。美国和印度深化经贸合作的同时，军事关系也取得重要进展。
奥巴马总统明确支持印度在联合国安理会获得永久席位。2015年11月，白宫发布的“再平衡”效果评估报告强调，“美国深化了与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印度等国的伙伴关系，培养了更加持久和富有成效的对华关系，支持了缅甸的民主转型并鼓励其发展与美国更深层次的伙伴关系,强化了与台湾地区的非官方关系。”上述“成果”虽有夸大之处，但美国在这些方面确实取得了重要进展。
3．增加对地区多边机构的外交投入
参与和接触亚太地区的多边机构是“再平衡”的重要措施。坎贝尔认为，“尽管这些机构相对年轻，但它们具有建设和强化亚洲规则与责任体系的巨大潜力”。同时，“虽然美国在亚太地区能够依靠‘轮辐体系’实现安全目标，但塑造和支持那些愈发影响美国利益的亚洲多边组织的发展可以成为有益的补充。”“接触亚洲的多边机构能为美国参与讨论亚洲的未来提供一席之地，也为美国塑造亚洲的机构、项目和政策创造良机”。
东盟是美国接触亚太地区多边机构的主要目标。不同于小布什政府对东盟的漠视和观望态度，奥巴马政府积极恢复对东盟的关注。2009年以来美国通过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参加东盟防长会议，及在多个外交场合肯定东亚峰会的作用等多项外交努力，终于在2011年以加入东亚峰会的形式迎来对亚太地区多边机构介入的高峰期。
除东盟以外，美国还重视与亚洲其他组织机构发展关系。如2012年8月国务卿希拉里出席第43届太平洋岛国论坛对话会，成为迄今为止出席该论坛级别最高的美国官员。2014年美国加入旨在打击海盗和武装劫船的《亚洲地区打击海盗和武装劫船合作协定》(ＲeCAAP)。美国还发起召开一些“小多边”会议，例如湄公河下游行动计划(Lower Mekong Initiative)。从更广泛的“印太”角度来说，未来美国极有可能增加在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环印度洋联盟的投入。
4．主导并推进TPP谈判
TPP被称作“21世纪的高水平贸易协定”，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经济支柱。回顾美国加入TPP谈判的简短历程，可以发现其实奥巴马上台伊始，虽主导了TPP的稳步推进，但与军事投入相比，对TPP的投入显得“捉襟见肘”。随着“再平衡”战略对经济和军事议题的调整及更多国家的加入，奥巴马政府开始加速推进TPP，其主要动机是通过制定高标准的贸易规则，把握亚太区域经济整合路线的领导权，主导与巩固美国在亚太区域的经贸利益。在此过程中，一旦规则被制定，中国将由于没有参与设计过程且无法在中期满足加入的条件，不可避免地遭受损失。
然而，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17年1月23日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国退出TPP。未来美国是否会回归TPP谈判,TPP的前景如何，美国将利用何种区域合作框架在国际经济规则制定中争取主导权等，都有待观察。
2中国和亚太在奥巴马政府全球战略中的位置
美国是一个全球性大国，其力量和影响遍及世界所有地区。美国的全球战略是依据对世界所有地区事务的轻重缓急进行客观评估之后而制定的。将中国和亚太置于美国全球战略中进行考察，有助于从宏观的角度审视和判断隐藏在“再平衡”背后的现象。
本部分将通过两种方式解读中国和亚太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位置及重要性，第一，对涉及美国全球战略的官方文件、美国领导人关于全球战略与全局性外交的公开演讲或在参众议院听证会上的陈述(奥巴马、拜登、希拉里、苏珊·赖斯、克里、盖茨、帕内塔、哈格尔、卡特)及有关美国领导人的重要采访(共35篇，下文称“奥巴马政府主要文件”)进行词频统计和文本分析;第二，对美国总统、国务卿出访世界各个地区的次数进行统计。
(一)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位置
通过词频统计发现，作为国家行为体概念的“中国”在奥巴马政府主要文件中出现的次数为176次。本文分别将中国置于不同的空间范围内，比较中国的次数与他国次数的多寡，及其可能隐含的寓意。
从国际组织或国家集团的角度来看，例如较有代表性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图2)、金砖国家(图3)及20国集团(图4)，奥巴马政府主要文件提及中国的次数均少于俄罗斯，列第二名，且第三名(无论是印度还是法国)均与中国相差较多。
从地区的角度来看，在东亚太平洋地区内部(图5)，中国出现的次数最多，位列其后的印度、朝鲜、日本等与中国相差较多。然而，在全球层面(图6)，中国则下降至第五位，列伊拉克、阿富汗、伊朗、俄罗斯之后，且中国与前三名相差较多。位列第一的伊拉克是中国的1.8倍。
实际上，如果将中国的次数与其他经济强国和新兴经济体的次数相比,有理由认为中国崛起及中国在高新技术领域取得的进展确实引起了美国相当多的关注。奥巴马政府主要文件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描述可从以下句子中得以反映:“中国……在重塑全球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意识到，只有通过自身的改变，他们才能在新世界中取得竞争优势……就在最近，全世界运算速度最快的计算机在中国诞生”，“美国的基础设施曾是世界上最好的，但是这种领先优势逐渐丧失……中国正在建造更快的列车和更新的机场，美国的工程师在测评本国的基础设施时，给了不及格的分数”。
不可否认，近年来中国军事实力的增强及中国越来越自信的外交举动也是美国对中国保持高关注度的重要原因。这些文件中对中国常见的描述有:“作为其长期和全面军事现代化的一部分，中国正在研发大量先进的中程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攻击性潜艇、战斗机等，增强电子战和计算机网络攻击能力”，“美国将密切关注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同时寻找方法减少两国误解和误判的风险”。
这些文件在评价中国时，用词以中性居多，如“竞争者(competitor)”、“挑战(challenge)”等，只在个别情况下使用了“恃强凌弱(bullying)”等负面语句。对比其他国家，例如在评价俄罗斯时，这些文件多次使用“侵略(aggression)”、“威胁(threat)”、“挑衅(provocation)”等负面词语。从文件中的叙述来看，美国对俄罗斯关注度高的主要原因是俄罗斯具备强大的军事实力，以及俄在乌克兰和中东地区采取了军事行动;在评价伊朗时，文件多次使用“威胁”、“侵略”等负面词语。
其中，卡特时而将中国与俄罗斯、伊朗、朝鲜及恐怖主义并列为美国的五大挑战，时而把中国与其他国家严格区分，将中国列为竞争对手，而把朝鲜、伊朗列为威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对华定位的矛盾心态。然而，从这些文件中也能看出美国希望加大对华接触，增进与中国在核不扩散、打击恐怖主义、解决全球气候问题等议题上合作的意愿。关于美中关系，奥巴马在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称“我们对一个衰弱的中国的担忧多于一个成功和崛起的中国”。《2010四年防务报告》和《2015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也分别提到“美国欢迎一个强大、繁荣和成功崛起的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愿意寻求发展建设性的对华关系”。需要指出的是，未见这些官方文件、领导人演讲及听证会陈述在提到对华政策时使用“遏制(containment或contain)”一词。
上述统计结果和文本分析表明，首先美国从经济、军事、政治等方面都极为重视中国，也希望能和中国处理好正常关系。同时，美国也对中国“不遵循国际规则”、“欺负邻国”表示不满，对中国迅速增强军事实力的同时展现出强硬的外交姿态表示担忧，把中国制定国际规则的努力视为美国面临的一大挑战。其次，伊拉克战乱、阿富汗国内冲突、伊朗核试验、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叙利亚内战、印巴关系紧张、朝鲜核试验等牵扯了美国大量精力。对此，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埃米泰·埃茨奥尼(Amitai Etzioni)指出，“亚洲，特别是中国，对美国造成的挑战将是几十年后的事情，而目前对美国造成极大挑战的是中东”。综上，本文认为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处于重要但不“紧迫”的地位。
(二)亚太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位置
1．词频统计和文本分析
本部分将使用两种统计方法。第一，分别搜索“亚洲(Asia)”和太平洋(Pacific)、“欧洲(Euro)”和“大西洋(Atlantic)”、“中东北非(Middle East,North Africa)”、“非洲(Africa)”、“拉丁美洲(Latin/South America,Americas，Caribbean)”等词语,通过数据对比，试图从地区的视角给出解释;第二，搜索“亚太”、“中东北非”、“欧洲”、“拉美”、“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地区各自涵盖的所有国家，将每个地区内国家出现的次数累加，试图从国家的视角给出解释。鉴于以上两种方法有其局限性和互补性，配合使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统计结果出现偏颇。
使用第一种方法检索发现“亚太”在奥巴马政府主要文件中出现的次数最多，达264次。“欧洲”“非洲”“中东”等地区分别与“亚太”的次数相差55次、66次、102次。“拉美”与前者的差距十分明显，次数也最少(见图7)。通过分析文本发现，“亚太”出现次数较多与美国官方文件中多次提到东南亚国家联盟(18次)、亚太经合组织(5次)、东亚峰会(9次)等包含“亚洲”一词的国际组织或峰会等有直接关联。然而，这种情况在统计“欧洲”时较为不同，虽然包含“欧洲”一词的“欧盟”(24次)也被统计在内，但是奥巴马政府主要文件在谈到欧洲时，有84次提到该地区的重要军事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NATO)”。
由于“北约”本身不包含“欧洲”这一词语，导致搜索“欧洲”一词进行统计时无法显现出来。从这个角度讲，“欧洲”和“亚太”的统计结果存在天然的“不平等”。表面上看，虽然使用这种统计方法导致亚洲出现的次数最多，但正如前文所述，亚太的高词频中存在一些“虚假”成分，或者说“欧洲”的词频不包括与“亚太”对等的成分。虽然本文不能将“北约”的次数累加到“欧洲”，但仍需注意到这种现象的存在意味着欧洲的次数绝对不低于亚洲，甚至更高。中东北非虽然仅排第四，但该地区只是连接亚欧非三洲的一小块地区。
从地理面积的角度来说，与其他以洲为统计单位的地区相比，中东北非的重要性凸显，实际排序更为靠前。值得注意的是，“再平衡”开始后，中东北非占其整体次数的比重达80%，增幅最大。亚太、欧洲、非洲及拉美占其各自总次数的比重相近，分别为66%、60%、69%、63%。综上所述，按这种统计方法并结合地区比例，基本可以判断亚太、欧洲、非洲等地区之间的次数相当，中东的次数最多，变化也最大。
第二种方法的统计结果基本上验证了根据第一种方法所做出的初步判断。中东北非地区在奥巴马政府主要文件中出现的频次最高，亚太处于第二位，中亚南亚地区和欧洲紧随其后(见图9)。“屈居”第二的亚太地区与“高居”第一的中东北非地区相比，相差甚大，在次数上仅占中东北非的二分之一。同时，欧洲、中亚南亚地区、亚太的次数呈依次递增的态势，差距较小。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将土耳其归入欧洲地区进行统计，那么欧洲则增加至439次，更为接近中亚南亚和亚太地区的次数。
“再平衡”实施以来中东北非、欧洲、亚太、中亚南亚、拉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次数占其各自总次数的比重依次是60%、58%、52%、31%、30%、38%(见图10)。只有中东北非、欧洲、亚太的次数占其全部次数的比重超过50%。其中，中东和北非的“地位”仍旧不可撼动其次数达589次，亚太的次数不足其二分之一，为252次。欧洲的变化很大，其次数基本与亚太持平。其他地区的比重，均大幅缩小，低于40%。
2．对世界各个地区的出访次数
不可否认，奥巴马政府的官方文件、政府高官的公开演讲、听证会陈述和采访具有掩饰其真实意图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统计奥巴马政府高官出访世界各个地区的次数就显得十分必要。这些官员出访不同地区的次数能够真正显示他们“心之所向”和“神之所属”。下文将用两种方法对奥巴马政府高官出访不同地区的次数进行统计。
首先，以地区为标准，奥巴马、希拉里、克里出访最多的地区全在欧洲，中东北非占据希拉里和克里出访次数的第二位。从该角度看，希拉里力推“再平衡”的承诺与她对亚太地区的出访次数并不相称。自称是首位“太平洋总统”的奥巴马，对东亚太平洋地区的出访次数也少于欧洲。即使被视为“再平衡”强力执行部门的国防部，其最高官员帕内塔、哈格尔、卡特出访最多的地区也全部在欧洲，只有盖茨出访最多的地区不同于他的三位继任者，而是在中东北非。东亚太平洋地区分别在盖茨、帕内塔、哈格尔、卡特的出访次数中，位列第二、第三、第二、第三(见图11.1和11.2)。
其次，以地区内国家为标准，奥巴马、希拉里和克里的密集出访地仍在欧洲。东亚太平洋地区分别在奥巴马、希拉里、克里的出访次数中，位列第二、第二、第三。其中，东亚太平洋地区虽然在希拉里的出访次数中列第二位，但是与第三位的中东北非相差无几。
同时，虽然东亚太平洋地区在克里出访次数中列第三位，但是却与第二位的中东相差巨大，更不用说与名列第一的欧洲相比(见图12.1)。美国国防部四位部长中，除帕内塔出访国家数量最多的地区位于东亚太平洋地区以外，盖茨和哈格尔出访国家数量最多的地区均在中东北非，卡特则在欧洲(见图12.2)。一个需要注意的现象是，在盖茨、帕内塔和哈格尔时期，尽管只有帕内塔对东亚太平洋地区的“关注度”排第一，但是东亚太平洋地区也受到了盖茨和哈格尔的高度“关注”，均列第二位。然而，奥巴马政府最后一任国防部长卡特对东亚太平洋地区的出访次数较其前三任均有所减少，次序也降至第三。
上述两种统计结果之间以及每种统计结果内部既存在一致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但基本上反映出一个事实，即美国高官对外出访最多的地区依次是欧洲、中东北非、东亚太平洋(见表1和表2)。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奥巴马政府高官出访欧洲的次数最多，但他们对欧洲的密集出访多次涉及或者专门讨论中东北非、中亚南亚事务，目的是协调美欧对中东北非和中亚南亚的政策，这一点在克里的行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实际上，欧洲与中东北非之间存在许多内在联系，在诸多事务上相互关联(难民危机、恐怖主义等)。从这个层面上讲，欧洲和中东北非可被视为一个整体问题。奥巴马政府高官对欧出访次数及出访目的也能从侧面证明，欧洲在中东北非事务上发挥着相当大的影响，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美国在协调对中东、中亚等地区的政策时，主要选择欧洲国家而非其他地区国家。
词频统计结果和出访统计结果表明次数最多的地区分别是中东北非、欧洲，东亚太平洋只能占到第二甚至是第三的位置。如果承认这些先后顺序与美国的全球战略重点具有内在联系的话，综合上述统计和文本分析，本文认为虽然奥巴马政府的主要文件和高官仍对亚太地区投入关注保持了很高的关注度，并实施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再平衡”战略，但研究表明美国的战略重点仍在中东北非或欧洲，没完全转向东亚太平洋地区。
(三)亚太“再平衡”战略面临的障碍
1．美国实际用于亚太地区的资源和精力有限，受欧洲和中东形势所累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隆·弗里德伯格(AaronL.Friedberg)认为，“再平衡严重缺乏物质基础，许多行动也是浮于表面，象征性意义更大。”棘手而紧迫的中东和欧洲问题使得美国难以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全面转向亚洲，美国在战略上面临捉襟见肘，呈现顾此失彼的局面。
正如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所言，回顾过去八年的外交局面，美国仍深陷中东泥潭，北约扩员这项“鲁莽的政策”导致了俄罗斯和北约的对立，美国只能被迫抽调更多资源来稳定欧洲。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倪伟立(ValiＲ.Nasr)在接受访问时表示，“事实上奥巴马总统之前认为美国可以完全脱身中东,把美国的战略重心放在亚太的想法并没有实现,很可能今后也难以实现”。
另外，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的国务卿克里明显对中东地区事务更感兴趣。相对于66次访问中东北非的希拉里，他的访问次数多达116次(见图12.1)，特别是大力推动巴以签署《框架性和平协议》《伊核框架协议》等，给外界留下美国政府正“重返中东”的印象。
2．美国国防预算和国防开支削减
自2010年以来，美国国防预算遭大幅削减。相应地，美国的国防开支及国防开支占其GDP的比重也逐年下降(见图12、图13)。美国国防开支自2010年的近十年来最高达7589亿美元逐年削减至2016年的6062亿美元,削减了1527亿美元(按2015年固定价格和汇率计算)，下降比例为20.1%。同时，美国国防预算占美国GDP的比例也从2010的近十年来最高达4.7%下降至2015年的3.3%。国防开支削减最直接的影响是美国的造舰计划，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以及对盟友伙伴的军事援助。
美国海军现有舰只285艘，国防部原计划在从2012年起的未来30年内把海军战舰规模发展到306艘,这就需要海军平均每年采购8.7艘。然而，购买这些舰只每年需要花费193亿美元，而2015财年国防部把海军制造舰只的预算从2014年的179亿美元减少到144亿美元。因此，如果政府削减国防预算的计划不变，美国未来的造舰目标很难实现。
根据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计算，由于预算的限制和同时需要兼顾欧洲和中东的安全援助，“再平衡”战略实施以来，美国虽然重视对东南亚盟友和伙伴的海上安全援助，但实际援助金额反而低于“再平衡”战略出台前，从2010年到2015年间下降19%。如果将五年的通货膨胀因素考虑在内，援助下降趋势更为明显。
结合上述统计和分析，并考虑到“再平衡”面临的障碍，可以得出结论，“亚太再平衡”言过其实，“雷声大，雨点小”、“说得多，做得少”，实际进展和成就并不如美国官方宣传的那样顺利和突出，远未达到其倡导者的预期。奥巴马时期美国全球战略的主要关注点和外交重点仍停留在中东和欧洲，亚太排在其后。奥巴马时期的美国虽然从思想上认识到亚太地区重要性上升，主观上也想将战略重点调整到这一地区，但在客观上为中东、欧洲困局所累，为美俄关系紧张所迫，在外交、军事方面对俄罗斯、伊拉克、叙利亚、伊朗等问题的焦虑和所花费的时间精力，总体来说高于其对华关系的工作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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