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及译者简介尼古拉斯·奥努夫，世界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他于1989年出版的World of Our Making是他理论成就的集大成之作。孙吉胜，外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语言学、话语政治、中国外交等领域的研究等。
精彩引读国际关系中的言语与规则建构——尼古拉斯·奥努弗的规则建构主义研究外交学院 孙吉胜建构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后，逐渐与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态势。1989年，尼古拉斯·奥努弗(Nicholas Greenwood Onuf)在他的专著《我们造就的世界：论社会理论与国际关系中的规则与统治》(以下简称《我们造就的世界》)中第一个把“建构主义”这一术语引入到国际关系学界。他把重新建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作为自己的目标，从社会学和哲学角度，借鉴了语言学、法学等理论，以语言和规则为理论核心，发展了自己独特的社会建构理论， 进而确立了他在建构主义领域内的地位，使其成为建构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我们造就的世界》一书出版之后，在奥努弗周围形成了“迈阿密国际关系研究小组(Miami Group)”， 使规则建构主义理论(rule-oriented constructivism)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本文主要是对奥努弗的规则建构主义理论进行简单的总结和评述，使我们对其能有一个基本的理解和认识，更全面地认识国际关系中的社会建构理论。一 、对理性主义的质疑和向其他学科的借鉴自由主义学说自17～18世纪和科技革命以来，一直在西方哲学领域处于很重要的地位，其核心假定是理性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主要体现在理性选择理论和微观经济学领域。理性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占主导地位,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是以理性主义为假定的。根据该学说，人总是理性的，总是在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私利，其行为具有可预见性。体现在国际关系领域，理性的行为体由个人变为国家，国家的行为因此同样可以预测，在此基础上我们就可以预测世界政治的运转规律。进而,在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中，对理性行为的主要约束是物质条件的制约。理性主义的假定虽然突出了人类行为的规律性为实证主义研究提供了方便，但却忽略了国际关系中的社会性、价值判断、主体间性和行为的社会意义。其唯意志主义和原子主义的本体论实质从一开始就杜绝了探索规则和规范性约束在世界政治中作用的可能性，往往是以静态的方式来考虑问题。所以，理性主义对很多社会行动都很难做出让人满意的解释。20世纪80年代在国际关系理论第三次论战期间，非主流理论对主流理论的抨击日益激烈。在这一论战过程中，国际关系也受到了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语言不仅是表述工具，还可以建构事实。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被认为始于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他前期坚持语言“图像论”观点，而在他1958年出版的《哲学研究》中，其语言观发生重大转折：语言不仅简单地反映事实，语言的使用是一种运用符号的“语言游戏”，而游戏如何进行的关键是规则。所以，语言可以通过规则来建构世界，由此语言被提升到本体地位。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福柯(Michel Foucault)等人的后现代哲学思想也对奥努弗产生了影响：权力不仅来自物质实力，也来自语言和文化。德里达和福柯等人都主张对国际关系文本进行分解，强调对原有理论进行解构。德里达主要代表的是解构主义理论，批驳绝对的中心观念，强调应从文字和文本入手，对原来的核心文本进行反思、重读以揭示话语本身所存在的矛盾，动摇或解构占支配地位的解释，使人们能够更好地识别隐藏于主导思想和观念背后的东西。福柯主要强调话语对观念的建构作用，认为话语是观念的反映，同时又会对观念产生强化或弱化作用，是权力运作的结果。在国际关系领域的体现就是谁的权力大，谁就易掌握话语的制定权，谁就容易在制定游戏规则时占据主动，进而塑造人们的观念。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中，我们应该对话语霸权、知识和权力的关系给予高度重视。奥努弗认为知识只有相对于一个特殊的语境时它才存在，知识和其他的思想和事件一样，永远不可能是中性、客观的，总是在人们的建构之中。康德(Immanuel Kant)、库恩(Thomas S.Kuhn)、古德曼(Nelson Goodman)等人的哲学思想在奥努弗的理论中也有所体现。如康德认为意识和物质相互作用世界结构和意识结构之间存在一种交流。库恩认为观察本身就是一个建构的过程，所有的知识，包括科学知识都是社会建构的。古德曼则强调人和社会的互构，认为没有一个世界从本体论角度讲是一个独特的世界，世界总是由其他世界建构而来,建构本身就是一个重塑的过程。而在理性主义看来世界不存在互构问题。言语行为在奥努弗的理论中至关重要，主要是受奥斯丁(John Austin)和塞尔(John 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的影响：说话就是做事，语言是由规则控制的行为活动。奥斯丁认为语言最基本的功能是执行行为。交际过程中的言语行为可分为以言指事、以言行事和以言取效。在语言实际运用过程中，由于不同的目的和意图，3种言语行为经常是组合在同一个言语活动中。在3种言语行为中奥斯丁比较重视以言行事，把它分为5种：判言、托言、行言、施言、注言。塞尔把言语行为引入了社会理论，强调讲一种语言实际是在进行一些由规则控制的活动。他把言语行为分为5种：断言性、指令性、承诺性、表述性和说明性言语行为，不同的言语行为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意义。塞尔还特别强调言语行为中的意向性问题，认为以言行事中的语旨力和意向有密切关系。另一位重视言语行为的是哈贝马斯(Jurgen Harbermas)。奥努弗认为哈贝马斯真正抓住了言语行为理论的重要性和它的含义。哈贝马斯认为语言和社会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主要体现在以言行事。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行为体可以通过语言工具而达成理解和共识。人们要实现沟通的合理化必须建立合理的交往行动理论，要选择适当的语言进行沟通要讲究话语民主。所以，我们要解析沟通行为，关键要分析言语行为。国际政治学的社会学转向在奥努弗的理论中也有较深的体现。首先是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他的结构化理论。吉登斯强调实践在社会建构过程中的作用，而规则对不断重复的实践是最重要的，规则告诉想参与社会生活的人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规则因此造就社会结构。而人作为施动者具有主动性，可以选择是遵守或是违背规则，从而使规则得到强化或弱化。他同时强调，在人和社会的互构过程中，物质因素作为一种现实背景不可忽视。吉登斯把资源分为分配性资源(allocative resources)和权威性资源(authoritative resources)，资源起中介作用，可以使权力扩大。此外，奥努弗从涂尔干(Emile Durkheim)和韦伯(Max Weber)的社会学中也汲取了很多营养。如涂尔干认为诸多的社会现象都是由人际互动造成的，社会的关键是能够形成规则。涂尔干和韦伯都强调人和社会的关系，认为共有观念把个人和集体联系在一起，使个人受到集体的制约，这实际是社会对行为体的建构。社会学的研究角度使人们更加关注行为体和社会结构以及观念与物质的关系，更加关注社会实践及文化的意义。奥努弗也因此把重新建构国际关系理论作为其对社会理论发展的一个贡献。二、言语、行为与秩序奥努弗的建构主义主要是围绕言语行为、规则和社会秩序而展开。他把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作为研究的起点。人们通过一定的规则使用语言，语言演绎出规则，规则成为人和人之间以及人和社会互构的媒介具有利益性和阶级性，最终形成统治，统治又有助于生成新的规则，造就社会秩序，建构出不同的统治形式。其理论内容围绕以下3个方面而展开：(一)人(施动者)和社会的互构奥努弗的规则建构主义认为人和社会以规则为媒介相互建构。这种建构观点主要来自上文提到的哲学思想及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对于建构主义来说，一方面，人不是单纯的理性人，各种社会关系造就了社会人。另一方面，人本身是施动者，可以建构世界。在实践中，言语是人建构社会的最重要方式。奥努弗在人和社会之间引入了规则。规则为行为体之间及行为体和社会的互动提供了语境和意义基础，即行为体所做的选择必须是在规则限定的框架内进行。而所有的规则都有构成性和限制性特征，都有改变功能。限制性规则尽管表面上看仅起约束作用，但人们对规则的遵守与否本身就是一种建构行为，遵守了是对规则的加强，不遵守则是对规则的弱化，都是对社会结构的改变，主要看人和实践的关系，而不是规则本身的特点。尽管所有的规则都有建构功能，但不同规则的建构强弱性不同，存在程度差异。同时，人的施动能力也不同，规则使某些施动者能够代表其他人行事，代表社会行事。在实践中，施动者会根据自己所具备的物质和社会条件进行理性的选择，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行为体在做出选择的时候要进行各种比较。奥努弗把比较分为3种：自我比较(individual comparison)、两人比较(binary comparison)和全球性比较(global comparison)。所有的比较都取决于比较的规则。一旦规则发生变化，比较的基础、做出的选择和结果都将发生变化，产生的社会结构也不同。通过对规则的选择，人们建构了社会结构的多样性，社会同时把人建构为施动者。因此，人和社会的互构是在施动者和社会之间以规则为媒介发生的双向建构过程，是微观和宏观的持续性互构，即微观层次体现了什么是规则，宏观层次解释了规则如何发挥作用。(二)言语行为与规则的演绎奥努弗认为人和社会互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言语行为,言语行为演绎出规则，规则造就社会结构，汇集成独特的统治形式。首先,言语行为可以转化为规则。具有以言行事内容的句子都存在转变为规则的可能性，这期间要经历一个转化过程。首先要取决于听话者对说话者言语的反应及其规范性的强弱。规范性在开始只是局限于说话者和听话者。但是如果某个人经常重复某个已产生了效果的言语行为，言语涉及的人们逐渐会重视这种重复性。如果重复不断继续，这个言语会演变为一个惯例。尽管惯例的规范性还比较弱，但已在向规则演化。如果人们意识到它是一个规则，必须遵守，这个惯例就演变为一个真正的规则。规则一旦通过语言制定出来，便对行为体产生指示和规范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至少要满足一个标准：必须和物质环境相适应。人作为施动者必须意识到他所面临的物质和社会条件的限制，并清楚忽视这些限制条件所产生的后果。其次，语言的特点是言语行为演绎规则的基础。尽管塞尔把言语行为分为5种,即断言性、指令性、承诺性、表述性和说明性，但奥努弗认为表述性和说明性言语行为不具备以言取效的作用，不能演绎为规则。奥努弗在塞尔所总结的5种言语行为的基础上，概括出人类所有的行为都受制于3种言语行为：断言性、指令性和承诺性言语行为。由这3种言语行为演绎出3种规则：指导性、指令性和承诺性规则。演绎于断言性言语行为的规则告诉人们关于世界的信息以及无视它们会产生的后果；指令性言语行为通常是一种命令，听话者必须服从,所以规范性更强；承诺性言语行为经常涉及一些承诺，可以演化为承诺性规则。相似和相关的原则构成一个规则群，3种规则经常是相互作用，交织在一起，汇集成制度，制度形成社会。当以指导性规则为主时，行为体面对的是一系列原则和相关的实践，如“势力均衡”，这种规则让行为体知道为维持和平，要让几个大国在实力上基本一致，否则，就可能出现战争。指令性规则比重大时，行为体类似于处于一个等级组织中，各有各自的位置，要按照自己所处的位置执行一系列指令，对相关规则必须遵守，而处于顶端的行为体决定该组织的功能。如在“势力范围”的情况下弱小的国家必须遵循大国的意愿。当承诺性规则居主导时，承诺性规则把不同的角色分配给各个行为体，行为体之间会形成一种伙伴关系或是组成联合体，强调相互的权利和义务。在国际关系中，主权原则使各国之间形成了平等的关系。如果国家间签订了某个条约,它们之间就形成相互制约关系。尽管3种规则聚合出不同的社会文化特点，但共同的特征是保证一些人比其他人得到的特权多，从而使社会保持稳定。再次，言语行为的意义取决于语境。语境使言语行为产生了以言行事和以言取效的功能，不同的语境产生不同的意义。例如在婚礼上说的“I do(我愿意)”的意义是建构了婚姻这个社会现象，而在其他场合说“I do”就不会产生这个意义。此外，每个规则一般都不会独立存在，要与其他规则并存于一个大的社会语境中。例如受其他规则支持的正式规则就是法律。其内容固定，正式程度高，规范性强。一般而言，施动者对规则遵守越频繁，规则的规范性越强，如国际关系中经常强调的关于国家主权的原则。最后，言语行为和规则都与人的理性相关，人类的思维是在一个特定的物质和社会条件下经过实践而形成的特定的模式，其发展本身是一个学习和规范的过程，具有社会特点。人们在习得语言的同时也逐渐习得了相关的规则和知识,发展了社会认知能力。奥努弗把这个过程分为3步：第一步是学习和使用指导性规则，第二步是针对指令性规则，第三步是针对承诺性规则。人们一旦把学到的规则内化，并把它们运用到实践中，便形成一种自动的反映，体现出文化对行为体的影响。在人和社会的互构过程中，人和社会都在规则的作用下不断地发生结构的变化。如果有诸如赞扬、奖励、惩罚、嘲讽、贬低等外部力量的作用，规则的限制性作用会更强。文化的作用就体现在各类规则混合在一起，对行为体产生自动、内化的影响。(三)规则、统治与社会在奥努弗的建构主义理论中，规则是理论核心，具有政治色彩，最终形成统治。规则影响行为体对资源和其他行为体的控制，影响利益的社会分配，从而产生社会关系的不对称性即统治。规则成为联系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纽带，是统治得以进行的条件。施动者在创建和部署规则的时候，要力争确保自己相对于他人的优势，使自己最大程度地受益。对从规则中受益少的人来说，也可以利用自己的资源选择改变现有的规则，但受益于该规则的人会尽力阻止他人改变规则，而且通常情况下，维持一个规则比改变一个规则耗费的资源要少得多。所以规则和制度的改变通常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正因如此，规则可以保证社会生活相对的连续性和一致性。这种一致性逐渐体现出客观特点，逐渐演化为主观造就的客观世界。所以，统治并不一定需要统治者，关键是要有规则。奥努弗从根本上否认国际关系无政府状态的假设，认为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一样存在规则和受规则限制的行为，都呈有序状态，国际关系本身就是由许多规则统治的政治社会。理性主义认为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不同，国际关系由于不存在最高权威来限制国家对利益的无限追求而处于无政府状态。奥努弗认为国际关系总能建构一个政治社会来限制国家行为和分配特权。要实现这种安排不一定非要存在主权，在没有中央权威的状态下仍存在道德(virtue)、权利(rights)和风化(manner)。它们会约束人们过激和鲁莽的行为并建构社会。所以，在奥努弗看来，国际关系虽然没有一个最高权威来实施统治，但是国家作为行为体还是受到很多规则的制约。不同形式的规则会产生不同形式的统治。政治社会的统治主要分为3类：霸权统治(hegemony)、等级统治(hierarchy)和他治(heteronomy)。霸权统治是以指导性规则为主，地位(status)起决定作用，施动者通过本身的范例或思想来影响他人，通过让其他行为体接受自己的思想和信仰来实现统治。等级统治是指令性规则居主导，职位(position)起决定作用。居于各职位的人会根据要求执行指令、遵守规则。他治是指承诺性规则居主导地位，角色(role)起决定作用，行为体之间相互的不同角色形成各种约束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每个国家都享有主权独立，但它们并不是完全自治(autonomous)的，而是在不同的规则领域受到其他国家的制约，国际关系因此是被很多规则在一起统治着并不是处于一种无序状态。国际关系所描述的无政府状态实际是他治和霸权统治的混合，偶尔也融入一些等级统治。但在实践中，正如福柯所说的“规则本身是空的……它们可以被用于任何目的,历史上的成功属于那些能够抓住规则的人。”奥努弗认为研究世界政治不能忽视对政治精英们的研究。政治精英们可以通过对语言的改变来满足自己的需要,通过建立合适的规则来建构事实，可以通过操纵话语权来建构出有益于扩大自己影响的环境。在这个过程中，宣传家、牧师、教师、宣传人员和学者等会起重要作用，这些人通过自己的语言在传播信息、解释世界，以自己的语言和行动来影响他人，建构世界。精英们可以训练自己在运用言语方面的技巧，如运用媒体等，还可以通过控制供给和使用暴力等使自己的优势制度化，更好地实施统治。三、理论启示与评价通过对奥努弗规则建构主义理论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出语言和规则在建构社会现实过程中的作用。所以，在国际关系领域应该加大对语言、规则和规范等的研究。温特的结构建构主义以国家为中心，着重分析体系层次国家间的互动,而基本上把个人简约掉了。与温特相比，奥努弗更强调人作为施动者的作用和相互之间的互动，分析重点偏向微观，对实践具有理论指导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重视语言在国际关系中的建构作用语言建构世界。从本体论讲，国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语言建构起来的,不同的语言会构建出不同的社会现实。一方面，语言是社会事实和文化的载体,语言可以展现出一个国家和民族独特的价值观和思维习惯，是国家和民族间相互了解的途径；另一方面，统治者可以通过语言来传播、宣扬自己的思想，维护自己的统治,建构自己理想的社会。语言本身也体现出一种话语的权力结构。因此，在实践中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语言的建构作用，对语言进行研究，对其进行有目的地战略性使用。如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冷战正是被一步一步建构出来。美国的领导人杜鲁门等为了让国会和美国人民克服对介入世界事务的厌恶,不断夸大苏联的威胁，建构出了两国间的安全困境，最终导致了冷战。政治精英们要努力建构自己理想的“语境”，更好地利用语言游戏。不同性质的语境会建构出不同的政策内容,而游戏规则是始终贯穿于始终的。如美国把朝鲜和伊拉克都定为是邪恶轴心国家，但在2002年却对两国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行动，主要是源于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两国所采取的不同的游戏规则。美朝于1994年签订了《框架协议》，营造出一种对话和协商的语境,使后来的一系列互动都是在这一个大框架下进行。美国针对伊拉克所采取的政策源于1991年的海湾战争，根本没有谈判的语言，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对抗游戏。此外，在国与国的交往过程中，除了姿态上的表示外，很多行为是通过语言来解释，承诺也是先通过语言来表达。在实践中，要意识到语言的建构作用，重视国际交往过程中的一些特殊群体的语言，如国家领导人、外交人员、国际关系学者等的语言。中国目前在走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如何为自己的和平发展建构一个良好的“语境”不可忽视。(二)正确对待国际关系中的话语霸权问题，重视语言和权力的关系研究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和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话语权已经由一般的公民扩展到国家层次。话语不但意味着一种言说方式，而且意味着对言说者地位和权力的隐蔽性认同，充分平等的话语交流是建构公平合理的国际社会的必要条件，是参与现代政治的必要环节。 话语霸权在目前的国际社会中很常见。西方国家凭借自己的话语霸权更容易为己谋利，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则时常处于失语或无言的困境。此外，语言也是一种软权力，也能够重新塑造文化。目前美式英语的流行不但体现了美国在当前世界的地位，传播了美国的各类信息，也同时传播了美国的价值观，成为承载其文化价值的有利工具，进而大大加强了该国的软权力，对其他国家文化的侵蚀也不容忽视。目前，文化在世界中的影响力日益上升，开始逐渐进入国际关系的主流分析视野，所以，我们不仅要重视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还要关注软权力，关注语言的影响。(三)建立平等对话沟通途径，建立平等的对话参与权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世界的不均衡发展也日益加剧。人们如何达成具有合法性的国际规则，使各国普遍接受仍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如何建立平等的对话机制仍是疑问。奥努弗也没有解决被规则边缘化的国家应该如何应对规则本身的剥削性问题。但是，按照奥努弗的理论，国家作为国际关系中的施动者在规则面前是有能动性的，每个国家要积极地参与到全球政治、经济、知识等领域的实际对话中来，使各种声音都能够被表达、被倾听，避免自己被边缘化，这样可以把规则的剥削性最小化。近年来，国际舞台上各种形式、各种层次的对话越来越多,很多国家也在积极参与。中国也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大努力，努力把自己融入国际社会，积极参加国际组织，积极参与各个领域国际规则的制定，倡导多边外交和区域合作，这些努力对提升自己的国际话语表达权非常有益。尽管奥努弗的理论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过程中很有开创性，但其理论也存在一些局限，削弱了其理论的影响力。首先他的理论很难和主流理论进行对话。虽然奥努弗第一个把建构主义引入到国际关系学界，但是他的理论在学界并没有像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那样有影响。长期以来，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还是理性主义居主导，温特的建构主义在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论战背景下具有很强的理论传承性，他只是在世界体系层次结构中引入了观念因素，比较容易在学界引起共鸣。而奥努弗的理论对世界的看法及对世界如何研究都和主流理论不同，如语言的作用、对规则的认识等。理论中大量的哲学分析、语言分析和社会学分析等使其理论看上去和国际关系的联系不是很密切，完全改变了以往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路径。其理论虽然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但同时也加大了和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话的难度。奥努弗在其理论中还是很强调物质的作用，言语行为必须符合当时的物质环境。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建构自己喜欢的一切。物质条件提供了一种限制。尽管人是可以选择的自由行为体，但无法避免来自物质条件的这种限制。这还是体现了很多现实主义的特征，体现出权力政治的色彩，尽管奥努弗把它解释为对资源的控制。那么物质对言语行为的效力影响程度如何？奥努弗在关于物质现实和社会现实方面的论述时还存在一些含糊之处。一方面，他认为规则使行为体造就社会和物质世界，人的行动把物质和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社会现实是语言建构的，物质现实为社会建构提供了物质基础，也限制了社会建构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奥努弗又指出社会和物质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二者是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所以，如何解释社会和物质现实的关系，二者之间如何协调是奥努弗没有阐述清楚的问题。奥努弗在讲述世界和话语的关系时，也同样存在一些问题。奥努弗在3种规则的基础上主要阐述了3种世界和话语的关系。如指导性规则是通过话语改变世界，把世界嵌入话语；承诺性规则是把话语嵌入世界；而断言性规则则并不是试图改变现存的社会安排，而是直接反映当前存在的关系或重新提出一个新的关系。所以奥努弗一方面强调语言的行事作用，强调话语和世界的不可分性；而另一方面又不断强调世界和话语之间的互构关系。此外，奥努弗曾指出3种类型的规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结合程度不同，造就的社会特点也不同。如指导性规则多的社会相对稳定，承诺性规则多的社会更强调权利、义务，强调个人主义，指令性规则多的社会更会借助法律、国家机器等。3种类型直接产生不同的统治形式。但是这3种统治形式之间究竟如何转化的呢？国际关系毕竟不是静态的。这是他的理论当中没有充分解释的一点。其理论对国际结构的变化和国际社会的演变很难给出让人满意的解释，需要进一步探讨。尽管奥努弗以全新的视角把语言和规则提到了理论的核心地位，但是并没有解决如何把他的理论操作于实践中。根据他的理论，在对国际关系研究中我们应该加大对政治的语言因素分析。我们首先需要研究那些政治精英们的言语行为，研究他们如何阐述观点，如何建构知识体系。此外，我们还应该研究他们的言语行为在听话者那里产生的反映、研究话语本身和语境的关系等。但是奥努弗在他的理论中对于如何分析以上内容并没有给出较有说服力的说明，大多是采取一种抽象化的概括。而语言因素除了言语行为之外，还涉及无声的语言，如媒体的语言。无声的语言同样可以传递信息,同样可以行事。有的学者认为其理论把人作为研究出发点，又可以涵盖国内政治因素，与其他国际体系层次的宏观理论相比更能够对外交政策做出解释，但学者们对如何用奥努弗的理论指导国际关系的具体研究还没有找到让人满意的答案，这也是一个我们应该重点考虑的问题和努力方向。四、小结奥努弗以其独特的视角开创了规则建构主义理论，其理论能够使我们重新认识语言和规则在世界政治中的本体作用。尽管其理论还存在一定的局限，但是他把微观层次的个人作为分析的起点，对世界政治的分析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当前，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对以奥努弗为代表的语言建构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学者们也很少会去关注语言学界的研究成果，而奥努弗的理论涉及很多语言哲学和语言学理论。当前，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针对国际关系和其他学科进行融合的研究很少，涉及语言学方面的就更少。尽管有些学者意识到要加强对政治语言的研究，但对语言在社会建构中的作用认识还很不系统。建构主义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主流建构主义，主导话语还是没有涵盖对语言的研究。所以该领域的研究还应该继续，研究应该更加宽泛、更加系统。往期精彩点击以下链接【开卷有益】外交学院孙吉胜主编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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