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研究】孙兴杰：“伊朗优先”与帝国余绪
作者系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院长
伊朗的抗议活动已经造成了二十多人死亡，突然乍起的抗议活动很快传播到了全国各地，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抗议者主要是来自中下层的民众，通过社交媒体，这些分散在各地的人们形成了心灵的共振。技术最终还是改变结构的根本力量，伊朗民众对鸡蛋价格的关注超过了伊朗的海外用兵，伊朗的帝国情结的余绪最终被民众”伊朗优先“的诉求所压倒。底层的抗议未必能够改变伊朗，但是却呈现出水滴石穿的变革意志。
伊朗有4800万人拥有智能手机，基本都使用社交媒体，比如俄罗斯的Telegram在伊朗有4000万用户，智能手机已经成为普通人接入互联网的媒介。自媒体提供了远远比印刷革命更为便捷和廉价的政治动员的机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指出，印刷革命使相距遥远的人们有了共同的身份和认同，这也是民族国家的心理基础。而自媒体时代，人人皆可以参与其中，都可以发声,这种参与感是历史性的。如果没有自媒体，没有智能手机，很难想象在一两天时间里，能够在全国引起如此的共振。
当然，自媒体提供了一种参与的媒介，而共振源于共同的体验甚至是苦难。也有媒体说，伊朗的抗议始于鸡蛋的涨价，从两毛钱涨到一块二,触动了普罗大众的心弦。通货膨胀就是穷人身边的大盗，每一次消费都是财富的转移，加上伊朗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对普通人来说,生活艰难。这种情绪本来就在互联网上发酵，只需要一个导火索，普通人消费的鸡蛋价格上涨会带来公愤。对普通人来说，生活就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失业、通胀让人看不到希望。
现任总统鲁哈尼上台的时候也承诺要改善民生，但是4年过去了，伊朗普通人的生活更艰难了。鲁哈尼取消了给民众的微薄的补贴，但是没有实现市场化，宗教基金和军费却保持坚挺。普通人的生活艰难，国家离民众越来越远，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伊朗民众提出，我们为伊朗献身而不是为叙利亚、黎巴嫩。简单来说，这就是一种“伊朗优先”的想法，国家应该以伊朗人民的利益作为决策的依据。换句话说，国家的利益其实是人民利益的集合体。这也是现代国家的政治基础所在。民族国家既建立在民主主义的想象带来的身份之上，也建立在一套服务于人民的制度之上。伊朗这次抗议活动的本质就是普通人的生活与国家政策的鸿沟。一是普通人对世界的了解比之前更加深入，二是伊朗的国家政策最近一些年有些过于外向，无疑增大了这一鸿沟的宽 46 32675 46 15262 0 0 1128 0 0:00:28 0:00:13 0:00:15 2954 46 32675 46 15262 0 0 1092 0 0:00:29 0:00:13 0:00:16 3276。未来的前景就在于能不能弥合这一鸿沟。
伊朗拥有悠久的国家传统，尤其是昔日波斯帝国的荣光，承袭了伊朗高原上帝国政治的余绪。帝国与现代国家最大的差别在于，它是一种差异政治，不仅有央地之间的区别，权力集团之间的分别，帝国难以实现一体化。看看伊朗最高权力机构吧， 最高精神领袖、总统、革命卫队等,分属不同的权力集团，虽说是政教合一，但是内部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和张力。除此之外，帝国具有外向性，波斯曾经是整个中东的主人，而不只是局限于伊朗高原。帝国的历史可以成为民族主义动员的资源，但却难以在现代国家的时代达成理想。
进入21世纪之后，伊朗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发生巨变，东西两侧的邻国，伊拉克和阿富汗都出现了政权更迭，伊朗成为地区强国。从1979年以来对伊朗的包围和制衡突然消失，“阿拉伯之春”让中东政治秩序坍塌，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伊朗获得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形成了什叶新月地带，而在也门又出现了旷日持久的代理人战争。鲁哈尼当政期间，伊朗的军事开支翻了一倍多，对外战争无疑增加了伊朗的财政负担，就像保罗·肯尼迪所说的，过度扩张可能是国家衰落的根源。伊朗失败存在这种问题吗？至少普通民众认为是有的，国家应该多关注伊朗普通民众的生活，而不是把资源用在对外战争，用于赢取并不真实的国家荣耀。
伊朗的抗议活动出现之后，就有人猜测会不会出现类似于中东其他国家的变故。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很多时候人们对伊朗的认知存在重大的偏差，原因何在？“这都是因为他们决心要使伊朗发生的事实符合已有的关于革命或革命行动的框框所致，而他们总是不断被证明是犯了错误。”保守派和温和派的两分法并不符合伊朗的政治现实，鲁哈尼被认为是温和派，但是当抗议活动出现了流血之后，他认为，伊朗民众有抗议的权利，但是不是暴力冲突，而且不能冲击伊斯兰共和国的基础。革命卫队领导人和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的表态更是鲜明。
伊朗与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家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一个拥有比较稳固的国家权力框架的国家，而伊拉克则是被生造出来的国家，巴格达曾经是美索不达米亚与伊朗高原长时间地缘政治博弈的战场，因此，伊拉克是在一个地缘政治的断层线上，伊朗则要幸运得多。伊朗并不在中东的多米诺骨牌之列，主要的问题在于伊朗的国家需要在帝国废墟上重建一个现代国家。现代国家说起来是欧洲历史经验的产物，很多国家是被制造出来的，对伊朗来说，整个国际体系都是以现代国家为基础的，基于经济和技术进步的市场化是国家重构的根本且不可逆转的力量。互联网提供的政治参与和动员模式挤压或者否定了差异政治存在的合法性空间,差异政治必然会带来特权，而民族主义动员带来的是众生平等的想象，特权就变成了一剂毒药。
世界政治正经历根本的转型，那就是国家需要在新的技术、观念、思潮、经济基础上重构，伊朗出现的底层的抗议活动正是这种历史性转型的体现。这也是全球化带来的重大的政治后果，在自媒体时代国家需要新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