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关史研究】钮松 张璇：泰勒论英国绥靖政策之因-体系与国家的双重视角

2018-04-13 钮松 张璇 国关国政外交学人 国关国政外交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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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简介

作者分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大国与中东关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硕士生，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联合培养硕士生，研究方向:区域国别研究

关键词:泰勒;绥靖;英国;体系;国家

内容提要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英国对德国采取的绥靖政策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的一个重要部分。在泰勒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中，作者对历史的介绍清楚地体现了这样一个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并非一个人的战争，国际体系因素、国家经济实力因素和各国在危机和突发事件中的误判都对战争的酝酿和爆发起到了一定作用。同样的,英国对德国实行的绥靖政策，其成因也并非只是因为英国领导人的软弱，而是受到国内外诸多系统方面因素的影响，尤其受到国际系统的结构以及系统中其他行为体要素的影响。

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泰勒对英国绥靖政策的态度是“想要‘理解’绥靖分子，而不是为他们辩护或谴责他们”，因为“在英国人看来，他们的政府只想使事情保持平静”，“想做某些缓解而保持胜利的果实”。德国领导人没有在实践上遵守在西方维持现状而在东方获利的逻辑模式，欧洲其他大国“不知道拿他怎么办”，因此在这一点上，泰勒认为“他们是面临实际问题的人，在当时的情况下尽了心尽了力”，做出了在当时的环境下应当的选择。


针对这一点，泰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原原本本地记录和整理下历史的事实，包括德国领导人一步步提出领土要求时英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从而使读者对英国为何实行绥靖政策的背景有了一个完整的了解。然而，泰勒在描述历史进程时提到的影响英国对德政策的因素，只是零散地分布于各个阶段、各个章节中，因此笔者将这些因素分别从体系层面和国家层面进行了整理和归纳，希望能够对泰勒的视角下“英国为什么对德国推行绥靖政策”这个问题进行一个系统全面的回答。

1体系因素

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际系统的结构以及系统中其他行为体的影响。在国际体系层面上，泰勒认为结构性因素对二战的爆发有重要的作用。凡尔赛体系作为一个系统，其结构安排的失衡决定了系统功能的失效。


研究系统理论的学者指出，系统结构决定着系统功能，有了要素之间的结构有序才可能有系统整体的功能有序。系统结构指的是该系统中要素之间的内部联系;系统功能指的是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其所有外部联系的总和。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分析视角下，罗伯特·杰维斯的系统效应理论和肯尼斯·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中都运用系统的研究方法来分析国际政治的历史和现实。杰维斯提出，“存在于世界的所有事物都是相互关联的……当行为跨越时间与自然和社会空间而经由系统彼此响应时，大量的间接效应就体现出了系统的特征”而在结构现实主义看来，国际政治中结构是系统中一系列约束条件，是系统中单元运转的原因;国家是这个大系统下的子系统和行动单元，系统的结构决定了系统中单元的行为规律。具体到英国所处的国际系统来看：


(1)一战的仓促停战条款——《凡尔赛和约》存在着内在缺陷。在一战行将结束时，英法接受了德国的停战要求,签订了《凡尔赛和约》。因为当时英法认为其战争目标和实际的领土要求都能通过一项停战协定来获得，两国政府不能再向已经厌战的国民提出把战争继续下去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英法同德国签订了停战协定。


然而,这一协定不仅是对德国的约束,同样也“束缚协约国于未来”。因为停战协定的其中一方就是德国，这也说明协约国承认了德国政府，德意志帝国的存在成为了停战协定生效的前提条件—德国解除武装需要德国政府安排;战争赔款也必须由德国政府来筹集和支付。因此，承认《凡尔赛和约》就是要承认德国的存在，认可德国的大国地位，并且与德国合作使其履行合约。


泰勒指出，德国问题之所以存在，“根本的问题是政治上的，而不是道义上的;无论德国可能成为怎样民主与和平的国家，它依然是欧洲大陆上最最强大的大国;由于俄国的消失，就显得比以前更突出” 41 41846 41 17279 0 0 7630 0 0:00:05 0:00:02 0:00:03 7628。因此，绥靖是为了保证德国在欧洲的存在，英法认识到“必须以某种方法把一个独立的、强大的德国恰如其分地安装进欧洲”，后来的实践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而协约国也“不知不觉地转而成为这个帝国的盟友去反对任何威胁其生存的事物—人民大众的不满，分离主义，布尔什维主义”。


凡尔赛体系中建构实行的集体安全的机构——国际联盟同样缺乏行动力。英国政党中即使是支持国际联盟的派别，也无法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一个防止战争的机构其活动的结果就是战争，这个机构又有何用?”由于国际联盟的内在矛盾，英国还是选择了“除了战争以外的一切制裁手段”作为行动的指导方针，他们“不会为了维护国际联盟而去冒战争的风险”。通过绥靖的顶峰——慕尼黑会议，英法向德国表明了可以用和平协商的方式取得她由于其雄厚资源而在欧洲所应有的地位，针对德国的凡尔赛和约被实质性的废除。


(2)域外大国干涉在当时有着明显的不可行性。英国从威斯特法利亚体系以来就一直致力于维持欧洲的权势均衡，而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体系的平衡来说，美国和俄国两个域外大国的参与至关重要。在一战结束后，美国重回孤立主义，而俄国因为意识形态等因素也被排除在了体系之外。从美国国内政治来看，重新兴起的孤立主义和国内“新政”的推行使他们无暇顾及欧洲乃至远东，美国自身对介人欧洲问题、塑造欧洲均势的意愿不足。


而在欧洲国家方面，英法等国也普遍存在着戒备外部干预的猜忌心理。因为在一战后期，美国的卷入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它帮助协约国打赢了战争，然而这次胜利却并没有帮助战胜国解决德国问题，反而使得这个问题更加棘手。泰勒还指出，即使美国能够再次出面对德国进行干预，事后他们还是会再次撤离，留下来解决德国问题的仍然只有欧洲国家。


而对于俄国和苏维埃政权，英国存在着天然的敌意和防备，不相信俄国的力量，更不相信苏维埃的诚意。他们担心在德国失败后俄国将控制欧洲许多地方;后来的经验表明，他们在这一点上也是正确的，只有想让苏俄代替德国的人才有资格谴责绥靖分子。这种担心一方面是因为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另一方面也是现实的政治考量。1936年的俄国让“差不多每个西方观察家都确信，苏联作为一个盟友是没有价值的，她的军队一片混乱，她的政治体制可能一碰就垮”。


同样，英国对苏俄的疑虑也使他们无法判定苏德之间谁的危害更大一些。如果德国打败了俄国，德国将极度地强大起来;但如果苏俄胜利,那么红色将席卷全欧。英国政治家还担忧苏俄会在其他欧洲大国战争的时期置身事外，因此“如果必然要爆发战争，则必须把苏联也卷进去，否则到战争结束时苏联军队毫无损伤，而英德两国陷于崩溃，苏联就会统治欧洲”。出于以上的原因，英国希望尽可能地维持现状，他们不可能以美国或苏俄的支持来达到这个目的，只能把美苏排除在外。


(3)欧陆盟友的影响。英国在欧洲大陆的战争中主要依靠其欧陆盟友的陆军，法国的军事实力和结盟战略影响着英国的政策选择。而这时法国的陆军却只受过堑壕战的训练，军人的训练和装备都是防御性的，从马其诺防线的建立到法国的兵员制度来看，法国陆军的实力都不足以对德国在东线的打-张造成遏制。


而在鲁尔危机之后，由于占领鲁尔区事件的了结是通过同德国重开谈判才能实现的，英法得出的教训更是使得他们认识到“只有同德国政府合作，凡尔赛和约才能实施;既然这样，安抚将比威胁更有好处”。同时,法国“保持不单独行动的决心，英国也在竭力避免被法国卷入一场战争中去。在英国所处的同盟系统中，作为系统要素的各个国家紧密地相互联系、相互控制和相互影响。而假设美国愿意保证英国的安全，则英国就愿意保证法国的安全，这样就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国际系统变化。


(4)对德国实力和恢复能力的低估。1919年之后，各国倾向于“以为德国已经被长期的削弱了”，认为“一个国家没有平衡的预算和金本位货币就不能繁荣”，因此德国短时间内不可能恢复强大实力，更不可能获得进攻性的力量,从而使英国人以为“把德国扶起来比把她压下去要好”。在对德国实力的认识上，英国人没有估计到一方面德国领导人会“评不足的赌本就下很高的赌注”，以为德国领导人不会在国家充分获得经济复兴之前就放手一搏;另一方面，英国也没有估计出沙赫特的经济成就，他们没有预料到把充分就业体制运转起来使得德国的经济实力几乎发挥出它的全部能量。对德国实力和德国领导人战略的误判使得英国低估了德国崛起的速度及其危险性。

2国内因素

(1)国家实力因素。有资料显示，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损失和战后接连不断的经济危机的破坏，英国的实力在战后不断下降。1929年的英国工业生产总量与1924年相比增长10.6%，仅超过战前1913年的5.7%;工业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比重由1913年的14%下降到1930年的10%，而德国却上升至11%;1921年到1927年英国出口额减少了1/5，而同期世界贸易额增加了18%。


经济实力的衰退，导致了军费的严重不足。1933年到1938年，英国军费累计174亿帝国马克，而同时期德国军费高达517亿帝国马克;1938年英国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而德国高达17%;在国内外的压力下，1939年英国的军费猛增至国民生产总值18%,但仍低于德国的23%，军费不足使得英国军事实力下降，战备也相对迟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中作者指出，英国政府自1918年以来就一直反对增加防御性开支，这种军备的不足自然而然地会引发胆怯。1931年到1937年间张伯伦掌控下的英国财政部不断重申，英国的全面重整军备会妨碍英国经济的复苏。英国政府害怕冒犯经济原则，他们不明白国家开支能创造市场需求的经济原理，由于他们始终固执于稳定的物价和一个坚挺的英镑，英国政府把增加公共开支看作一场巨大灾难，不愿发展军备。


英国的军备受阻一方面是因为英国政府出于政策和经济前景的考虑，“有意地把军备开支限制在一个有节制的数额上”;而另一方面，为了博取德国领导人的好感并争取他回到“平心静气的谈判”上来，英国政府也在竭力使他们的措施看上去“既无害又拖沓”，他们向英国公众甚至也向他们自己保证英国很快就会获得安全。


另外，在当时一些长期以来身为大国的国家“都不敢承认它们不再强大了”英国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1937年中日爆发全面战争，但英国在国际联盟中却无法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行动。因为英国试图延续其既是欧洲大国又是世界大国的传统地位，但“这种试图不是她的实力之所能及，每当她试图在那一领域有所作为时,这一领域的难局又使她逡巡不前了”。换言之，英国的欧洲政策和世界政策由于其国家实力的不足而出现了冲突。


(2)英国在这一时期重新回归了孤立主义外交传统。孤立主义是英国的一项古老的外交传统，这一外交理念源于英国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能够对欧洲大陆的均势发挥“离岸平衡手”的作用，而不必被卷入欧洲大大小小的战争中。因此，在一场大的全面战争之后英国的政治思想又退回到孤立主义，“他们倾向于把德国危险的说法看作是历史的浪漫主义,法国对安全保障的执迷看来与其说过分夸张不如说是错误”。


尽管在法国的要求下,英国同意了在和平时期与欧陆大国的联盟，但这种承诺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安全保障，而是英国相信法国不会采取战争的手段，这种联合被泰勒称为“一种修饰形态的孤立主义”,“大不列颠以其保卫法国边界的誓约同时表明她将不承担超过这个誓约之外的义务”。这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问题上有着更明显的体现。


“五月危机”过后，英国驻巴黎大使会见法国外长，强调:“法国政府不应根据英国政府的声明，就以为英国会立即与法国采取联合一致的军事行动来保护捷克斯洛伐克免遭德国的侵略”;而英国驻德大使也向德国透露，“英国不想为捷克斯洛伐克牺牲一兵一卒，任何合理的解决办法只要不是动用武力的，都会得到同意”。这也反映了英国与法国同盟的貌合神离状态，英国仍然坚持“孤立主义”外交传统，并不想因为其盟友的承诺而卷入欧洲战争中去。


(3)英国的公众舆论从一战结束后就对德国持有同情态度。而在德国重新占领莱茵兰后，“在大不列颠几乎一致认为德国人解放了他们自己的国土”，而这一占领行为也被英国人认为“乃是一种进步和英国政策的一大成功”。因为德国占领莱茵兰迫使法国采取更严格的防御性政策,从而可以降低法国被东方的捷克斯洛伐克或波兰拖人战争的可能性，对英国来说也降低了战争的风险。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中，英国也认为“德国以民族原则为理由对苏台德德意志人土地享有道义上的权利，民族自决的这一胜利将为欧洲提供更加稳定、更为持久的和平”，这种道义和舆论的影响促使英国领导人寻求妥协的和平道路，在慕尼黑会议上的妥协在英国也确实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在30年代，英国国内的和平主义运动形成了强大的社会思潮，这一运动反映了英国人恐惧战争、渴望和平的心理状态并有力地制约着政府的内政和外交，这种公众舆论思潮也促使英国政府竭力规避战争，用尽所有手段寻求和平。直到德国领导人占有了捷克后，英国的舆论才转向了绥靖的对立面，张伯伦对德国领导人的绥靖政策也从公开转向了私下，但当时英国仍然希望能够避免战争，想要同德国领导人达成一项全面的解决办法。


(4)领导人的心理因素。在政府决策的过程中，领导人的心理倾向和判断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当时的英国政府中，陆海军将领都是“极端类型的保守党人”，他们“赞赏在fascist里面发现了充满着军人美德的体现”;同时他们又“厌恶国际联盟以及同它关联的一切东西”，因为‘日内瓦”意味着裁军大会，意味着放弃国家主权，意味着追求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目标。


而英国的大臣们则“为了纳税人要求和平”，因为他们的政府“由心地善良和上了年纪的人所组成，这些人非常害怕打一场大战，能避免就尽量避免;要他们在对外事务中抛弃他们在内政上采用的妥协和让步的政策，有违他们的本性”。而从张伯伦个人来看，他认为德国“有合理的苦情，这些苦情应予以补偿”，因为德国的不满有经济上的原因，例如不能j进入外国市场;德意志人是遭受民族不公正待遇的受害者,因为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但泽的德意志人都无法归于德国。


因此他认为,一旦民族的要求获得满足，他们就会感到满意与心平气和，德国特别是德国领导人会乐意对做出的让步感恩戴德。英国领导人在与德国领导人相处时，错误的判断也导致了他们对德国和德国领导人的定位失误。一方面，他们“高估了纸面上承诺的力量”，按照欧洲外交的传统惯例，以为签订书面协议就能够获得德国对协议的遵守;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德国人已经学会不用战争的办法来达到他们的目标”,因此“重要的事情不是去阻止德国的复兴，而是去确保德国复兴将采取和平的形式，应该采取预防措施去消饵德国的冤怨，而不是去对付德国的侵略”，从而坚持以补偿和妥协的方式来换取德国的不侵略政策。

3泰勒对绥靖的态度:体系与国家

在英国的绥靖问题上，泰勒的态度总体来说是客观的。他认为绥靖主义者面对复杂的欧洲难题，想要维持欧洲的平衡，又想制约德国领导人扩张的方向，在国际和国内双重压力下，绥靖政策已经是英国领导人尽其努力而做出的选择。


在上述体系层面和国内层面的因素中，泰勒更加强调的是系统结构，亦即国际体系结构的因素。对于系统方法来说，要素在系统中的位置比要素的内部特性更为重要，系统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国家行为。同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政治多极系统中，“行为体行动协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增大。一国的外交政策必须至少部分地服务于巩固和管理同盟的目的，联盟战略的制定需要彼此妥协，每一个国家都必须根据盟友的目标对自身战略进行调整。


在泰勒关注的系统结构因素中，他尤其强调的是一战和《凡尔赛条约》遗留下来的内在矛盾。条约对德国的承认使英国不得不接受一个强大德国的存在;而条约规定德国要支付高额赔款、莱因兰地区被协约国军队占领和非军事化、德国东部领土割让给波兰、德国丧失全部殖民地以及军备受限制等等，这些“和平”条约是德国人难以容忍的苛刻条件，德国势必要拜托凡尔赛体系的枷锁，唯一的问题在于是以和平方式还是以战争方式来进行解决。


英国领导人认为他们可能会由于德国急于摆脱凡尔赛的禁锢而被卷入全面战争，因此他们选择了“绥靖政策”，希望通过满足德国领导人的领土要求换取和平，而英国对俄国的排斥和美国孤立主义的影响也同样促使英国走上了对德妥协的道路。国内因素的作用泰勒并没有着很多笔墨来刻画，但是在其叙述历史进程中提及的许多关于英国政党政治和领导人心理的内容，也反映了国内政治和舆论对英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中讲述英国的绥靖政策时，作者并没有像其他相关学者一样嗤之以鼻，也没有将这一政策性错误的罪责全部归因至英国领导人身上，而是进行了客观的历史陈述，对影响英国政府进行绥靖的国际、国内两个层面的因素都有全面的涉及。正如泰勒自己所言，这本著作的写作目的就是“理解发生了什么，以及它为什么发生”。在英国的绥靖政策这一个点上，可以说泰勒很好地实现了这个目标。（注释略）

小编：lt

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平台观点

文章来源：《系统科学学报》2018年02期；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平台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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