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叶海林：中美博弈背景下中国如何推行全方位外交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
关键词：中美博弈；全方位外交；国际体系；差别策略
内容提要
在崛起过程中，中国如何向外部世界传达中国希望改革现有国际体系及其规范，但又不对国际体系造成根本性或者颠覆性的冲击，是中国立体化外交布局面临的关键问题。在这个过程中,除了需要有效处理中美关系外，中国还需对体系内的其他国家执行差异化和有针对性的政策。对美国的坚定盟国、在现有体系中属于追随者但不是维护者，以及对现有体系有强烈改革需求的国家实行不同的政策，实行有针对性的全方位外交。
十九大上，中国领导人提出，要“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同时强调，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和地位没有改变,中国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中国要推动构建新型国家关系,这意味着中国要求对现行国际关系及其规范进行改革，而要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则意味着中国不打算颠覆现有的国际秩序。因此，在国际关系格局和国际体系发生深刻变化的当前，中国的实际要求应该是在维持国际体系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就国际规范进行调整，以便更能反映发展中国家的立场，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如何向外部世界传达中国希望改革现有国际体系及其规范，但又不对国际体系造成根本性或者颠覆性的冲击，这就成为中国立体化外交布局所面临的关键问题。
中国能不能“说服”美国相信中国的崛起不会动摇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不会颠覆现有的国际秩序，不会创造新的国际规范，这就成为中国外交要努力要完成的第一个基本任务。与此同时，鉴于中国还希望“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中国又需要提高自身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增加对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和参与度、以大国姿态参与全球治理、应对国际挑战，中国能否满足相当其他国家对中国发展所带来的正面溢出效应的期待，并消除他们对负面作用的忧虑，则成为中国实现和平崛起所必须完成的另一个任务。这两个任务当中，更可能完成的，也是对中国崛起更可能产生长期作用的是第二个任务。
被美国看成是建设性力量是很难实现的，除非中国在双边以及国际事务上完全服从美国的战略需求,否则美国总会将中国当作战略威胁。而全面服从美国的战略需求以保证美国继续允许中国接入国际市场，这一策略对中国而言，已经既因为美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将中国定性为挑战者而不具有可行性，也因为中国的经济继续增长主要依靠对世界其他市场的开发而不是对美国的依赖而不复有必要性。未来中国和美国的博弈将主要表现在中国如何在美国的压力下，实现中国外交的第二个主要任务。
中国的全方位外交，除了对美外交以外，还要处理与国际体系内不同国家的关系，尤其是与对现行体系有较强烈变革需求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对现行体系感到舒适不愿意改变的另外那些国家，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必然和体系的主导国家更加接近。没有任何国家会在对现行体系感到舒适的情况下，还希望有新的世界大国出现，从而给国际体系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对于这部分国家，中国的崛起，本身就意味着新问题和新挑战，是注定不会受到欢迎的。由于在和体系主导国家的利益关系远近，以及主导国家对他们的控制能力方面存在差异，这些国家或者愿意在美国的领导下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对崛起国进行平衡，或者把希望寄托在美国维护国际体系稳定性的能力上。但无论如何，如果美国作为主导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性质以及状态表示认可，他们也会承认中国崛起的现实。因此，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实际上决定于中美互动。他们与中国的关系，是作为中国与美国关系的因变量而发挥作用的。中国对他们的外交，可以并且应该服从于中国与美国的外交。
对这一类国家进行细分，按照与美国的关系距离远近不同，首先是包括美国的坚定盟友，如日本和“五只眼”的其他成员。他们即使在对华关系的某些问题上有一定的独立性和灵活性，比如英国对亚投行的态度，以及澳大利亚对中美贸易战的忧虑，但从整体对外战略来说，他们不可能在中美发生冲突的时候选择中立甚至站在中国这一边。这是中国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不仅如此，考虑到美国对他们有更强的控制能力，以及这些国家在现行体系下由于追随美国享有了更大的特权，他们将有更坚决的意志去追随美国共同遏制中国。风行一时的很大程度上针对中国的“印太”概念中的日本和澳大利亚就属于这一类型。倘若中国希望尝试将这些国家从美国的身边拉离，所付出的代价不但非常高昂，且会在中美关系破裂的时候增强美国联盟体系的力量，使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对中国更加不利。
当然，任何国际体系都不是所有的体系追随者均为主导国家的坚定盟友和体系的积极维护者。任何一个稳定的国际体系，大多数国家总是处在相对边缘的位置，希望从体系获得最基本的利益，主要体现在享受公共产品方面。这些属于追随者但不是维护者的国家，对中国崛起抱有何种态度，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能给他们带来原有国际体系所不能提供的额外好处；第二则是中国崛起导致中美冲突从而造成国际体系崩坏的风险程度。前一个因素，中国可以施加影响；后一个因素取决于中美互动。前一个因素，主要是基于收益预期的，而后一个因素，则体现的是在国家对外行为往往更起作用的避险心理。他们愿意获得来自中国的好处，但显然达不到为了获取这种好处而宁愿国际体系崩塌的程度。
尽管如此，中国还是要看到，这些国家毕竟与美国的核心盟友不同，如果美国无力遏制中国崛起，或者中国在更有利的区域内化解了美国的压力，甚至将美国排斥出相关区域，该区域的国家也会随即改变策略，主动实现与中国的接近。概言之，这些国家对中美互动的态度，具有很强的押宝性质。他们只会在形势明朗的情况下，选择中美博弈当中的优胜一方，考虑到这些国家与中美两国的利益相关度都比较有限，这种选择是绝不会出现在中美博弈的僵持阶段的。他们态度的转变只可能发生在中国已经在某一区域内取得针对美国的明显且几乎不可逆的优势之后。他们可能的态度转变，只是锦上添花，绝不会是雪中送炭，更不可能是拔刀相助。因此，中国不需要针对这些国家制定旨在争取他们相对于美国更倾向于中国的策略。中国现阶段对这些国家的投入，不应该以和美国竞争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力为企图，也不应该超越正常的经济学投资回报计量标准。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力提升，以及相应地，这些国家对中国认可度的增强，应该是中国实力和能力不断上升的客观结果和自然延伸，而不应该建立在人为刺激的战略、倡议以及违背市场原则的项目基础上。
对国际体系有较强烈变革需求的国家，应该成为中国推行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优先对象。这些国家更有可能与中国共同携手，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实现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
不过，对于这些国家，中国同样需要在看到他们共性的同时，进行有针对性的分类。一些国家对国际体系怀有强烈的变革需求，原因并不尽相同。有些国家希望变革体系，是因为他们受到了美国的敌视，他们是现行体系的敌对者。而有些国家是因为对现行体系感到失望,认为在现行体系下无法实现自身的发展目标，他们是现行体系的失意者。还有一些国家，则和中国类似，是在现行体系下经过一段时间的快速发展，具有崛起希望的国家，他们同样希望改革体系，但出发点是希望体系承认他们已经发生变化的国际地位，他们对体系的态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对于体系的敌对者,中国应该承认这些国家与中国关系的两面性。一方面，他们有可能是中国抵御美国压力的合作伙伴，或者在中国的战略侧翼提供掩护，或者消耗美国的资源，从而疏解中国的压力,而另一方面,与这些国家的合作也可能给中国带来卷入和美国冲突的战略风险。中国与这些国家的互动如何有助于化解美国对中国施加的压力，应该成为中国的主要策略目的。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应该仅仅设想利用他们与美国的矛盾，让这些国家在中国崛起的道路上起分散美国注意力的作用。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唯一有可能在经济上颠覆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的国家。美国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再被其他国家偏移战略重点。中国寄希望于部分国家冲在与美国对抗的第一线，而自己继续和美国保持战略和解是非常困难的。至于说在这些国家和美国对抗时，中国选择与美国合作，以配合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压制甚至打击，就只能用荒谬来形容了。
中国应该不以是否与美国存在竞争和敌对关系作为投入战略资源与否的标准，不重复“敌人支持的，我们都反对；敌人反对的，我们都支持”这种绝对化的思维定势。积极寻求和那些有能力制衡美国且和中国本身不存在结构性矛盾的国家的合作，投入战略资源、信守合作承诺、维护战略默契，坚决防止为了换取中美关系的稳定而损害中国与那些能够制衡美国的国家合作关系的想法。即使是对那些其政策和路线并不符合中国利益的国家，中国也应该根据自身的利益诉求制定相关政策，保持战略自主和策略独立，而不能试图通过牺牲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来换取中美关系的改善或者稳定。概言之，在中国与美国体系的敌对者的互动中，中国应该坚持以自身利益为衡量标准，而不是以这种关系与中美关系相互作用的可能结果为预期目标，其指导政策实践，但无论如何，中国不能试图用其他关系交换中美关系。这种过度关联是不可取的。
在中美巴三角关系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美国要求中国配合美国对巴基斯坦施压，要求巴基斯坦加大反恐力度。随着中巴经济走廊的深入，中国在巴基斯坦反恐问题上关切度不断提高。中国应该加强与巴基斯坦的反恐合作，敦促巴基斯坦在反恐问题上采取更坚决的态度。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中国应该放弃在国际舞台上支持巴基斯坦、为巴基斯坦辩护的政策。否则，战略可信度下降的中国将更难借助其他国家应对来自美国的压力。在处理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存在敌对关系的国家的相关问题上，中国尤其要避免对外传递所谓中美合作解决地区热点难点问题的信号。这种信号对中国提升国际地位增大影响力没有任何好处。
还有一些国家在国际体系中过于边缘，美国虽然排斥和敌对他们,但并没有投入值得重视的战略资源，这些国家，中国对他们的支持，既无法形成对美国的牵制，也无法增大中国的战略空间。对于这类国家，除非基于建立示范效应的需求，否则中国没有必要进行具有倾斜性的外交和战略资源投入。
对于体系的失意者，这部分国家因为在原有的国际体系中获益非常有限，甚至时而有所损失，他们非常可能希望看到有崛起大国提供新的公共产品。他们和国际体系中搭便车的追随者不同，对体系的变更具有更浓厚的兴趣，但也同样并不必然愿意看到体系的崩塌。因此，他们最有可能对崛起国提出的替代性以及补充性方案抱有兴趣。而中国的“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合作倡议和机制，恰好能够满足这些国家改革国际体系的需求。这些国家参与中国提出的公共产品供给方案的热情也会比体系的追随者更强，他们因为没有享受到原有体系的照顾和支持，对美国抵制中国合作倡议的反感程度也会更深。因此，这些国家，更应该成为中国合作规划的争取对象。实际上，国际体系的追随者和失意者，都是崛起国建立良好形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的主要合作伙伴，但在这两者之间，中国应该在保持整体平衡的情况下，更加照顾体系失意者的关切。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体系内一些和中国类似的快速发展国家。他们没有达到中国的规模和水平，但同样处在上升态势当中，从不同角度改变着国际体系的格局和状态。这些国家或许还不足以被称之为崛起国，却是紧随其后的追赶者。他们对崛起国的作用既有相互支撑共同塑造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成分，也有相互竞争夺取崛起国代表地位的成分。对于这些国家，中国更不能从单纯的美国视角看待与他们的关系，而应该慎重考察这些国家的崛起路径和方式，仔细衡量双边关系的性质。中国既要注意到这些国家与中国合作的客观动机，他们希望与中国合作，共同迫使现行体系的主导国家对新兴国家做出更大让步；同时，他们也会在主导国家的吸引下乐于和中国展开竞争，以便通过挑战主导国家想定的竞争对手来向主导国家证明自己的价值，获得回报，并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这种两重心态，很大程度上会随着主导国家对他们态度的变化而变化，而变化的大概率趋势是与主导国家进行有限配合以制衡崛起国。之所以这些快速发展的地区强国不愿意首先寻求与崛起国合作，共同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对崛起国的发展前景、战胜体系主导国家的可能性以及一旦取得胜利后能够比原有的主导国家更慷慨地提供公共产品，没有也不可能怀有强烈的信心。虽然他们的实力更强，发展态势更好,但他们同样怀有押宝心态。差别只在于他们所押的宝，除了崛起国和主导国之间最终胜负的结果以外，还存在时间上的考量。他们会期待崛起国和主导国之间的博弈为自己的发展提供时间窗口。对自身实现发展目标所需时间的预估，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他们对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互动的态度。对发展越有自信，越可能在崛起国与主导国博弈的时候采取主动动作，以便谋求基于机遇的战略收益。反之，则会倾向于谨慎。倾向于谨慎的国家，对崛起国和主导国都不构成影响，倾向于机会主义主动作为的国家，则更可能采取不利于崛起国的行动。这一点，已经被印度的对华政策反复证实,是作为崛起国的中国不可忽视的次要方向战略风险。
作为结论，作为崛起国的中国在推行全方位外交时应该针对不同国家在国际体系的不同地位采取有差别的策略，地缘政治和战略合作以当前国际体系的敌对者为重点；地缘经济和区域合作以体系的失意者及处于第二层级的追随者为重点；警惕其他快速发展的行为体的负面冲击,争取发挥与他们关系的积极作用；同时，集中力量在主要方向上顶住体系主导国家美国及其核心联盟体系成员的压力，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确保自身利益不因为外部环境因素而蒙受不必要的损失。而实行有针对性的全方位外交，首先要做到的则是摆脱一度存在的“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稳定住中美关系就完成了中国外交的基本任务”这种与时代和中国自身地位已经严重不相符的偏颇思维。（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