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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国别学】汪诗明：国别史研究的新范式-知识谱系、区域视角与时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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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别史研究的新范式：知识谱系、区域视角与时代意识
汪诗明
(华东师范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上海 200062)
一、知识谱系
历史研究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基础，也是其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传统学科背景下的区域史、国别史，尤其是国别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是有目共睹的。然而，研究中的一些不足亦逐步显露出来，比如知识供给明显不足、碎片化研究有蔓延之势。知识供给不足是指学界提供的相关知识信息无法满足社会需求，一些需要学界关注的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长此以往，这些被忽视或被轻视的领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冷门”或“偏门”。碎片化是一个较难定义的概念，它本是一个中性概念，是指一些学者不盲目追求热点或焦点问题，而是独辟蹊径，形成有个性化的研究领域，这本无可厚非。但是，“凡事皆有度，有节则无虞”。如果一味地追新求异，去迎合一些刊物或某些编辑所谓的“创新”理念，那么除了仅能满足少数人的好奇心之外，别无其他方面的价值或意义。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学科发展缺乏知识谱系的建构。如果没有一个基于基本认知或得到大家公认的知识谱系，相关的学术规范就难以建立。这种“碎片化”的研究模式不仅浪费了有限的学术资源，对学科发展弊多利少，而且无法提供对社会有益的公共产品。正因如此，进入21世纪，加强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呼声越来越高。
就国别史研究而言，在传统学科背景下，欧美史、俄国史等国别史受到重视，澳大利亚等一些中小国家的历史研究则处在边缘位置。从澳大利亚史研究情况看，其发展不尽如人意，主要表现为参与研究的人数不多，成果也比较有限；研究的议题主要包括土著史、殖民史、“白澳政策”史、华人华侨史、外交史、教育史、文学史等领域，其他如政党史、经济史、劳工史、社会福利史、医疗社会史等基本上处于被忽视的状态。殊不知，这些被忽视的领域对认识澳大利亚的历史面相、了解该国的文明变迁以及国家的发展特点，都是不可或缺的。即便在那些受到较多关注的领域，研究的议题也较为单一。这两方面的情况叠加起来，就出现了知识供给不足的问题。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别史研究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区域国别研究为国别史研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也带来了无法回避的挑战，其中挑战之一就是知识谱系的建构。
知识谱系的建构需要反映人类认知的基本需求。研究者或学术共同体出于一种健康的心理，根据社会或公众认知需求主动选择认知对象，建构一个可以闭合以及产生辐射效应的知识体系。现有认知的不足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自发状态或无意识状态下的产物。由一种自发状态或无意识状态过渡到自觉或有意识状态，这就需要反思意识，并采取一些修补措施。如前所述，区域国别研究注重全方位和综合研究，这就在认知和学理层面避免了传统学科背景下偏重于某个领域或一些领域的狭隘研究格局。举例来说，在传统学科背景下，世界史学科下的国别史研究基本上将文学史排除在外。国内的国别史研究会几乎没有文学史背景的会员，国别史研究的刊物很少刊发文学史稿件，国别史课程鲜有涉及文学史内容，国别史研究生招生专业方向没有文学史方向，如此等等。毫无疑问，国别史是有关该国的政治、经济、外交、防务、文化(包括语言和文学)等方方面面的历史。那么，国别史研究可以不涵盖文学史吗？对区域国别背景下的国别史研究来说，如要构建一个完整的知识谱系，将文学史纳入其中就是应有之义，也是必要之举；若将文学史弃之一隅，要想对一个国家的文化史、社会史、教育史等展开全面和深入研究，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其他领域的历史研究也应得到加强，比如经济史、医疗社会史、环境史等。就研究的每一个领域来说，同样需要构建自己的知识谱系。以政治史研究为例，政党史、政治制度史、政治组织史、政治思想史、政治文化史等都是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区域视角
一个国家的生成与发展同其地理位置及其所在的周边环境息息相关。比如：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选择何种外交与防务战略，甚至一个国家的民风民俗及民族性，都可以从它所在的地理位置及自然环境中发现端倪，或找到某些合理的解释。这就是广受关注又招非议的地缘政治或地缘政治学。[2]地缘政治用于学术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Aristole，公元前384—前322)从气候条件下推导出希腊城邦国家、邻近的帝国和部落各自的政治制度。在现代社会科学领域，当地缘政治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方法时，这种思维方式得到了推广。德国著名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1844—1904)把民族国家概念化为一个正在成长的有机体，即“国家有机体论”。在试图把生物学的科学规律应用到国际关系时，他认为国家是从其掌控的土地中取得实力的，这是一种在国际上生存的能力。而拉采尔的瑞典籍同事鲁道夫·契伦(Rudolf Kjellén，1864—1922)则把拉采尔的理论又推进了一步，并且首先使用了“地缘政治”(“Geopolitics”)术语。基于人口、经济、政治、社会和地理上的因素，他把“地缘政治”界定为具有生命形态的国家科学。[3]后来，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海权论”“陆权论”“空权论”。而在法国政治思想家雷蒙德·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看来，地缘政治学意味着“从地理角度对外交—战略关系进行图解，其借助的手段是对资源进行地理—经济分析，把外交态度解释成是生活方式和环境的(定居的、游牧的、农业的、航海的)结果”。[4]
在传统学科背景下，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或区域问题研究常常使用“地缘政治”这一概念、理论或方法。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大变。受此影响，“地缘政治”理论的优势地位渐渐让位于“文明冲突论”。但这一理论并没有因此退场，仍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追捧。特别是进入21世纪，这一理论在西方学术界似有“复兴”之势。
相比较而言，无论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或是一种研究方法，或是一种研究视角，“地缘政治”在国别史研究中是不被重视的，甚至很少被使用，因为国别史研究的“视野”在内部；即便使用，也是较为被动的，或主观意旨不显著。在区域国别研究框架下，国别史的研究离不开对区域环境的考察。需要澄清的是，这里所讲的区域环境与传统学科背景下的“地缘政治”是有一定关联的，但二者不能等同。前者是指国别史研究的一个空间维度，即“区域视角”。所谓区域视角就是把国别史研究纳入它所在的区域组织体系、区域治理体系、区域认同体系的构建进程中。此外，“区域视角”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研究对象国国力的升降、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比如说，在区域与国别研究背景下，澳大利亚的区域归属或划分是一个需要着力探讨的话题。从区域划分来看，澳大利亚是一个大洋洲国家还是一个亚洲国家？如果是一个大洋洲国家，它为何有时称自己为一个亚洲国家，有时甚至认为自己是一个欧洲国家？如果是一个亚洲国家，它为何又要提出“融入亚洲”的口号或战略，为何在有涉亚洲的很多事务方面却又扮演着一个大洋洲国家甚至欧洲国家的角色？为何又把西南太平洋岛屿地区称之为“后院”？正是因为有如此多的地理或地缘政治身份定位，[5]导致一些澳大利亚人也不清楚自己的国家身处何地。曾在1988—1996年担任澳大利亚外长的伽内思·伊文斯(Gareth Evans)对此也不无感慨：“澳大利亚和日本实际上既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西方的’(Western)，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东方的’(Eastern)。”[6]这句话既是外交辞令，又是学术用语。[7]意思是说，澳大利亚既是东方的，又是西方的；既不是东方的，又不是西方的。但在一般公众看来，伊文斯的这段言论并没有就澳大利亚的地理所属问题给出一个清晰明了的答案。
在传统学科背景下，学者们已经注意到在界定澳大利亚地理身份时所遇到的困境，但很少有人对这种议题予以学术追问，通常只是借用西方学者脱口而出的一个说法作为一个似是而非的答案，即澳大利亚是大洋洲地区一个“错放位置的”欧洲国家。这样的结论很有意思，也比较令人印象深刻。不过，这种说法还是基于殖民历史的视角，属于一个静态的看法，显然与如今澳大利亚官方把自己定义为一个亚太国家甚至印太国家的身份不符。传统学科背景下的澳大利亚史研究在面对这一议题时确实有难解之困，而在区域国别研究背景下，这样的议题是不愁找不到解决办法的。[8]由此可见，在梳理民族国家发展史、界定民族国家身份、剖析民族国家特点以及评估民族国家在区域或国际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等方面，区域视角的确能提供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思考空间和清晰的分析理路。
三、时代意识
但是，随着历史科学从自然科学中分离出来并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的专业化或专门化属性日益凸显，各学科都在其生成和不断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知识谱系、话语体系等范式。这种范式一旦形成便很难打破。因为学科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已经不再纯粹是学术界的一个问题，而是成为教育界、科学界乃至整个社会关注的一个综合性问题。正因为如此，各学科都在坚守自己的阵地，严防他人越界。当然，各学科也很“自律”，与其他学科保持适当的距离已是心照不宣。历史学在这方面似乎走得更远，甚至有人认为，不研究古代甚至远古的历史都不配称作历史研究。学科传统以及学科内部的歧见或偏见对历史研究的影响可谓至深至远，以至于当下很多人在研究历史问题时，刻意地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或者回避与现实相关联的一些问题，以免自己的著作被他人定性为非历史著作而受到轻鄙。
必须承认，传统学科背景下的国别史研究有一些好的传统，比如注重搜罗重要的文献资料，尤其是对一手或有价值的文献资料的推崇，注重对文献资料的爬梳、解读与分析等，但也有其不足或短处，其中之一就是学术研究缺乏应有的时代意识，而时代意识恰恰是区域国别视域下区域史或国别史研究的内在要求和特质所在。何谓“时代意识”？在丰子义看来，“所谓时代意识，就是指一个国家、民族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及其发展状况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和觉解，包括对时代发展新特点、新趋势的认识，对时代变局和时代要求的认识，以及对本国在世界体系中所处地位和处境的认识等。时代意识体现了一种鲜明的理性自觉，它既源于时代现实，又影响和引领时代的发展。历史和现实表明，有无正确的时代意识，不仅关系到对时代本身的理解，而且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发展乃至前途命运”。[11]应该说，这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时代意识。这里所讨论的学术研究中的时代意识是指在学术研究活动中，研究者要胸怀天下，关注现实，把个人的学术研究活动与国家和社会的需求结合起来；要有问题意识，要做经得起时间拷问和实践检验的学问。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要有责任意识。学术研究固然是个人的创造性思维活动，但学术研究必须扎根于脚下的这片热土，必须为国家和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不能把学术研究视为纯粹的个人爱好甚至癖好，不能孤芳自赏，不要做无用之学。柯林武德曾说：“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大家都认为对于人类至关重要的就是，他应该认识自己：这里，认识自己意味着不仅仅是认识个人的特点，他与其他人的区别所在，而且也要认识他之作为人的本性。认识你自己就意味着，首先，认识成其为一个人的是什么；第二，认识成为你那种人的是什么；第三，认识成为你这个人而不是别的人是什么。认识你自己就意味着认识你能做什么；而且既然没有谁在尝试之前就知道他能做什么，所以人能做什么的唯一线索就是人已经做过什么。因而历史学的价值就在于，它告诉我们人已经做过什么，因此就告诉我们人是什么。”[12]显而易见，柯林武德不但充分肯定历史学之用，而且透彻地分析了历史学与人、人性之间的关系，并视人的发展为社会发展乃至文明进步的根本。当然，时过境迁，今天的历史研究或国别史研究不仅仅是使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更是希望国家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以及如何使国家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其次，需要开放意识。学术研究活动是社会分工的产物，是社会活动的一部分，因此不能关起门来搞学问，不能故步自封，需要开展学术交流，吸取其他国家在区域或国别研究中的长处；需要赴研究对象国做田野调查，搜集更多的一手材料，需要开展在地研究。第三，需要学术话语意识。所谓话语意识就是在学术研究中，要树立主体意识，在一定的理论建构、严密的逻辑分析和充分求证的前提下，适时和充分表达中国学者的观点、思想、理论和价值观。不难想象，形塑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将不得不面对已有的西方话语体系的抵触或挑战。众所周知，西方话语体系的核心就是鼓吹和宣扬欧美中心主义，其构成要素包括种族优越论、文化先进论、基督救世论、价值普世论、单一秩序论等。它为欧洲对外殖民扩张辩护和摇旗呐喊，为欧美称霸世界和建立单一世界秩序服务，是欧美资本家为中饱私囊而大肆攫取世界财富的政策工具。这种充塞种族主义思想、流露极端自私主义、占据垄断地位的话语体系，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权，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形成了根本的威胁。作为与形塑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关联度最密切的新兴学科之一，区域国别研究在知识谱系建构、研究议题设置、立场观点表达等方面一定要体现中国视野、中国气度、中国情怀和中国风格，而国别史研究在建构我国区域国别研究的话语体系方面不仅大有可为，而且责无旁贷。
在我国，无论是区域国别研究还是区域国别学科建设，均处于起步阶段。由于国别的历史和现状迥然有别，读者的认知存在主观偏好，社会的需求程度也不尽一致，国别史研究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范式。本文所探究的知识谱系、区域视角和时代意识是建立在与传统学科比照的前提下，并对它们在区域国别视域下之于国别史研究的创新价值予以力所能及的揭示。由于是初探，本文所表达的当属粗浅之见，修正与完善就很有必要，期待有进一步的学术交流。
作者简介：汪诗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亚太地区国际关系、英联邦国家现代化和区域与国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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