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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国别学】梁占军：构建区域国别学，世界现代史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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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欧美的区域国别研究发端于近代早期欧洲列强的海外探险和殖民扩张活动，成型于二战后美国对苏冷战期间的全球争霸与区域争夺，其内生动力不仅有了解外部世界的现实需求，还有与对手对抗竞争的目的，本质上都是为帝国扩张或大国称霸服务的。冷战期间，美国大力推动区域国别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遏制苏联并与之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竞争。1950年4月14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不加掩饰地宣称区域国别研究的目的就是“了解你的敌人并利用其弱点”。[1]这揭示了冷战期间美国推进区域国别研究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深层动机，与我国通过区域国别研究促进中外人文交流和经贸往来，实现互利合作、共建共赢的理念截然不同。
近十年来，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异军突起且发展迅速，其内在动力源自中国的快速崛起以及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需要。众所周知，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持续飙升，与外部世界的政治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人文交流与贸易往来不断加强，了解外部世界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与此同时，中国的快速崛起引起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警觉和打压，国际形势日趋紧张，世界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强。特别是在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取得实际成效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开始逆转，围堵、遏制中国之声不绝于耳。在这种背景下，要准确把握国际形势，正确认识外部世界，深化和扩大与友好国家的国际合作，为民族复兴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就必须加强对域外国家和区域的研究，特别是针对欧美大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的研究。简而言之，国家发展的现实需要催生了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而后者的发展从一开始就进入了快车道。2011年，教育部率先启动了区域国别研究培育基地建设项目，批准设立了首批42家培育基地，实现了对欧美等重要国家和地区的全覆盖，这标志着区域国别研究正式纳入国家发展规划。此后，国内高校积极响应，纷纷设立相关研究院或研究中心，数量达近千家。2017年，教育部从中遴选了390多家作为备案中心，基本实现了世界主要国家的全覆盖。2019年，教育部启动了对上述基地和研究中心的内部评估，通过优胜劣汰优化了结构，补充了部分优质中心。截至2021年10月底，经教育部批准或备案的区域国别研究基地或中心总数已超过440家，涉及190个国家和地区，区域国别研究的全球覆盖已经实现。
与此同时，为了弥补区域国别研究缺少学科支撑的不足，部分高校纷纷在学科建设方面寻求突破，积极申请自设区域国别研究二级学科和博士学位授权点。如首都师范大学于2018年自设区域国别研究交叉学科，并在此基础上获批区域国别研究博士点授权。据笔者统计，截至2021年10月，全国已有北京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等16所高校自设了区域国别研究二级学科或博士点。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区域国别研究是以现实问题研究为导向的跨学科综合性研究，在现有学科体系内尚无学科定位，因此，这16所高校自设学科和学位点只能依托相关联的一级学科设置，外国语言文学、政治学和世界史这三个参与区域国别研究最早、关联度最高的学科成为首选，如北京大学依托的是外国语言文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依托的是政治学；首都师范大学依托的是世界史。然而，此类自设的二级学科还要受一级学科的限制，无法充分体现其跨学科交叉的特性。幸运的是，2020年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上明确宣布增设交叉学科门类，为区域国别学学科的独立建制提供了机会。
总之，构建区域国别学学科是国家的一项战略性举措，也是一次重要的学科创新。我国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相关的关联学科也将迎来自我完善和协同发展的新机会。
众所周知，我国的世界史学科本身还是个年轻的学科，它建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深受苏联史学的影响，世界通史总体上是以国别和区域为研究单位，分古代、近代、现代等不同的历史时段来贯通古今。世界现代史是世界史学科体系中距离现实最近的阶段，其内容主要是20世纪以来的历史演进。1978年改革开放前后方独立成篇，至今也不过四十余年。不过，世界现代史阶段的国别史和区域史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之间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比如都是以国别和区域为研究单位，都是以增进对域外世界的认知、服务本国发展为目的，都需要掌握对象国的语言以获取一手资料和信息等等。二者间的最大差别只是时段不同：一个关注现实问题，一个关注历史过往。从这一点看，在世界史学科体系下，国别史和区域史并列，客观上形成了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国别研究和区域研究的历史映像，这为世界现代史参与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通达的历史路径。
事实上，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历史与现实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二者随时间的变化而转换：今天的历史曾是昨天的现实，而今天的现实将成为明天的历史。唯一不变的是转换永远是单向的，即现实永远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这种单向循环的特性为关注现实问题的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一条重要的“历史”路径：即研究现实问题必须重视从历史角度的考察，正所谓“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长期的研究实践表明，任何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其纷繁的表象之下都会拖着一条“历史的尾巴”，当我们面对现实难题无从下手时，理清其历史发展的线索就成为洞悉问题本质、研判未来发展的捷径。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照亮现实，也照亮未来。了解历史、尊重历史才能更好把握当下，以史为鉴、与时俱进才能更好走向未来。”[2]历史学的视角有助于理解和洞察现实问题的本质，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重要的历史线索，这是世界现代史以史为鉴，深度参与区域国别研究的机遇所在。
然而，机遇往往与挑战相伴而行。从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全面、充分的历史学支撑的角度看，世界现代史学科面临着不小的挑战。概括地讲，就是目前的世界现代史研究还无法有效地对接区域国别研究的实际需求。具体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基础总体偏弱。这体现在世界史学科在全国高校的布局比例过低。据教育部官方网站提供的统计数字，截至2021年8月30日，全国各类高等学校总数达2738所，其中本科以上高校有1270所，但拥有世界史一级学科的高校数量稀少，总数不到70所。其中一级学科博士点33个，硕士点36个。[3]如此低的比例意味着全国高校世界史学科的师资队伍和人才培养的规模均非常有限。要实现对区域国别研究的全覆盖，必须进一步扩大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规模。其次，现有的国别史和区域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欧美等主要大国，远未覆盖联合国的193个会员国。比如，欧洲史研究主要集中在英法德意等西欧大国，对于东欧各国关注不够。据笔者统计，《世界历史》杂志2011—2021年十年间发表的有关东南欧巴尔干地区10个国家的历史学论文总数仅为63篇，且国别分布极不均衡。其中希腊59篇，南斯拉夫2篇，塞尔维亚和马其顿各1篇，保加利亚只有一篇书评，其他国家如黑山、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黑、阿尔巴尼亚等均未涉及。亚洲史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日韩等周边国家，其他如阿富汗、伊朗等南亚、西亚国家较少有人关注。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的65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研究也不均衡。要夯实世界各国的国别史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最后，世界现代史研究受制于一手材料的不足，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度不够高。如近期乌克兰、立陶宛、阿富汗、芬兰、瑞典等国虽然因热点问题屡见报端，但针对这些国家的相关历史研究成果却很鲜见。这一方面是由于世界史学科建设的历史相对短暂，前期研究的全面布局尚未实现，另一方面也与通晓对象国非通用语种的人才稀缺有关。坦率地讲，当今国别史研究的最大瓶颈就是受对象国非通用小语种的制约。
由此可见，本次区域国别学交叉学科建设将倒逼世界现代史学科参照区域国别研究的布局来查缺补漏，拓宽国别史与区域史的内涵与外延，实现世界现代史学科的自我完善与升级。
第一，利用世界现代史研究密切连接现实问题的优势，夯实国别史和区域史研究的学术积淀，从历史溯源的角度厘清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逻辑关系，为全面深刻地理解和处理现实问题提供具体支撑。实践证明，从历史入手开展现实问题研究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即由于每个现实问题事实上都是历史发展演变的结果，因此史学研究的长时段视角有助于理解现实问题形成的历史根源及其未来走势。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Margaret Macmillan)在《历史的运用与滥用》一书中曾结合具体事例来解读历史对于理解现实的重要性：“如果我们不了解历史上英军曾于1759年在魁北克击败法军从而在加拿大建立殖民地，并且此后讲法语的人在加拿大变成了二等公民，就不会理解时至今日在魁北克依旧高涨的法兰西民族主义。如果我们不了解英国产出的石油大多源于苏格兰，也不会理解为什么许多苏格兰人对英格兰抱有的自豪和不满交织的情绪。如果我们不了解美国南北战争和战后重建对于南方白人造成的巨大损失，也不会理解他们为什么时至今日还对‘北方佬’充满怨恨。同样，如果我们不了解历史上黑人曾受到的奴役和歧视，甚至废奴运动后依然长期遭受的暴力对待，就很难真正理解美国各个种族间复杂的关系。”[4]
的确，现实中看起来复杂无序的问题背后往往都藏着个隐形的“尾巴”，抓住这个“尾巴”溯源，就可以帮助我们认清问题的本质和来龙去脉，进而还可以推进历史学科研究的拓展。比如，我国的中东研究最早是依托世界史学科下设的地区国别史，从改革开放初期重点关注民族国家的现代化的历史，到关注中东民族主义思潮，再到中东国家政治体制与民族国家的建构，目前其研究已经涉足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现实热点问题，逐步养成了从历史入手不断揭示现实问题的研究取向。[5]这是目前世界史学科参与区域国别研究的有效路径之一。
第二，发挥历史学科从长时段把握时代特征的优势，把现实问题纳入历史纵向发展的进程中进行整体考察，揭示现实问题的本质及其所蕴涵的时代特点，研判问题的走向，提升区域国别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避免研究碎片化。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与预测，需要见微知著的洞察力，更需要宏观的历史见识和阅历。史学研究的积累可以为透视现实问题提供长时段的历史洞见。马克思早在170年前曾睿智地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6]换言之，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事物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创造的，这为我们从长时段观察和认识现实中的事务提供了依据。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并未发生根本改变，任何国家或地区的问题都极易演变成国际问题。这意味着区域国别研究仍处在世界整体的关联中，纯粹的国别和地区问题已不复存在，现实中的具体问题需要从历史的长时段加以整体把握。此外，世界史学界的研究目前存在着碎片化倾向，国别史和地区史研究是分散而不均衡的，且“重大国、轻小国”的惯性很强。一些过于细小的个案研究，与现实需要脱节严重。不擅长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角度来观察问题，就无法跳出现实的小圈子。世界现代史应该主动对接区域国别研究的需要，完善国别和区域布局，以现实问题研究倒逼历史研究与时俱进，协同其他关联学科，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体系。
第三，借鉴世界史“语言＋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培养经验，探索区域国别研究双复合型人才培养新模式，为区域国别学科的行稳致远提供人才保障。所谓双复合，一是指研究素质与应用素质的复合，二是指跨学科知识的复合。这是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必要前提，两者缺一不可。区域国别学作为新兴的交叉学科，研究的重点是域外国家或地区的现实情势与问题。此类研究需要多学科的交叉协同，对于研究人员的能力有着特殊的要求，即区域国别研究人才的能力结构应该具备以下特征：精通对象国的语言，能够用对象国语言写作；通晓对象国的历史和文化，具备跨文化交往的能力；有在对象国的生活经历，理解当地的社会风俗习惯，掌握相当的一手人脉和社会关系；受过专业的学术训练，具备开展海外田野调查和独立研究的能力；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和献身区域国别研究、立志做某个地区或国家问题专家的兴趣和志向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现阶段能够提供非通用语言类教学的高校稀缺，要培养这种双复合型的国际化人才，需要高校打破常规，实施跨学科协同。当前，区域国别学处于高校建制阶段，人才稀缺的现实把人才培养推到了学科建设的首要位置。世界现代史研究对外语能力要求高，其注重“语言＋专业”的复合人才培养模式已践行多年，思路与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如出一辙，只是缺乏非通用语言的教学资源。笔者认为，只有切实落实世界史学科与非通用外语学科的协同，突破小语种稀缺的瓶颈，才能打通连接史学人才培养与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的门径。
总之，任何学科的发展都与时代需求密不可分。服务国家与社会是学科建设的根本任务。与时俱进、学以致用是保持学科生命力的基本要求。作为新的学科增长点，区域国别学交叉学科的建设已然启动；作为奠基中的大国之学，区域国别研究既是世界历史发展自身逻辑的产物，也为世界史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用武之地。世界现代史作为率先参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之一，应积极参与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的建设，努力探索学科交叉背景下依托世界史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的有效路径，为充分发挥史学的资政功能，支持国家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简介：梁占军，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世界现代史、现代国际关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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