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博学术纪事：2022年下半年

今天推送的学术纪事是两篇纪事（暑假+秋季学期）的结合，写作时间相隔一个季度，心态也不同，在新年之际一起分享给大家。谢谢你的阅读。

我们正在经历一个艰难的时代。我不能笃定地说2023年会更好，但我确信2023年的你我一定会比2022年更加强大。现实的引力可能会很沉重，但我愿读到这篇文章的人都能有不坠落的力量。希望就在我们每一天的选择里。

10868字

读博学术纪事：21-22年暑假

写于2022年9月

对今年的我来说，夏天的结束是由空间位移标志的。上周还在罗马享受30度的夏日，周一飞到Huningue的时候就发现一整周气温都在10度以下，而且每天都在下雨，只不过淋的雨从英国雨变成了法国雨（和瑞士雨）。这一个假期来回跑了不少地方，整理报销单的时候发现存在不同交通app上的收据已经算不过来了。这个夏天的行程一半是查档、开会，一半是查档间隙的博物馆、遗址、展览考察，从Hereford到曼彻斯特，再到我最常跑的伦敦-牛津-剑桥查档铁三角区，又到罗马匆忙开了个会，最后如愿以偿地落脚在了Huningue这个法国/瑞士/德国边陲的小城。这个地方本身没什么，但是毗邻莱茵河，对岸就是德国，坐车不到半小时就可以去看扎哈·哈迪德职业生涯的第一个作品vitra消防站。

Vitra Fire Station, Zaha Hadid. All photos in this WeChat post @Xinyi Wen

写下这篇暑假纪事，也是因为想把暑假在剑桥做的事情收个尾记录下来。我一到德语区关注的东西就会很不一样，手头上基于英国材料的几个研究估计短期内也不会有时间再推进，不如在这里备忘一下。

成为书籍史学者

我在六月份时隔四年后又去London Rare Book School上了一周课，这可能是我这几个月以来最开心的体验之一。我之前写过自己18年从北京飞到伦敦去LRBS上课的经验，也好几次推荐大家来玩一玩。这次去还和当时中世纪手抄本课的老师重逢了，而且特别惊喜的是她还记得我，在酒会上没等我去找她就走来和我打招呼，还是像印象中一样非常nice。这次我选的课是一门比较硬核的，Providence in Books，课程的内容非常实用，就是训练你如何通过辨认装帧样式（binding）、辨认藏书票纹章、鉴定手迹等等方法研究一本摆在你面前的early modern book的收藏史。课程的最后导师从Senate House Library里拿出一批书，让我们选一本花半小时到一小时左右当堂考证这本书的来源，然后报告。整个课堂上只有六个人，四个都是在英国、北美图书馆任职的馆员或curator，还有一位文学系的教授，可以说是今年LRBS的最小课堂之一。这门课的最大收获可能就是让我有了自己是一名书籍史学者的认同感。我从博一开始就在用书籍史方法做研究，但是真正接受科班训练，了解装帧、藏书票这些以前很少去关注的东西还是在这次课上。

我知道关注科学史图书馆的也有很多图书馆学方向的朋友。如果你在藏有西文古籍的图书馆工作，或者准备多接触一些西文古籍，我非常建议你来选这门课。国内这样的训练机会很少，许多图书馆员不得不靠自己上网搜索、自学语言等等来辨认馆里的藏书，不仅造成了额外的工作负担，而且缺少系统训练的话古籍维护中很容易出现纰漏。我这几年听闻的国内西文古籍的收藏、维护状况有不少挺让人遗憾。例如对一些书籍的过度保护——同一版本的早期近代书籍在国外图书馆就是正常立在库里书架上，上网一预约就能拿到，直接不包任何东西递给你或者放在一个硬纸盒里拿给你，拍照也随便拍；更不用提瓦尔堡图书馆这种将一大批16-18世纪的书籍直接开架阅览的良心图书馆。而在国内却需要介绍信等一系列繁琐程序，拿出来也是里三层外三层，恨不得捧在手里怕化了，其实这些对于古籍的保护并没有实际作用。而真正需要保护的东西却经常得不到保护——例如最近听说某本16世纪出版，很有可能经由耶稣会士传至中国，被列入国家文物名录的重要书籍，竟然被某知名图书馆拆掉原有的装帧加了一个新皮。如果有西方书籍史的基本常识，就会知道原始的封皮装帧对于考证源流来说是个多么重要的线索，即使面前就是一个没写任何字的书皮，你也可以从中判定出这个装帧风格和材料属于哪个年代哪个地域，上面的纹章可能是什么人的，书背、衬纸是否被重装过，在哪个年代哪个地方重装过几次，这些都对于考证书籍来源非常重要。更不用说书封面和封底的衬纸是人们最常贴藏书票、签名、写批注的地方，你如果为了“好看”把原始的binding拆掉，这些可能的线索就全部丢失了。看到这种“修复”过的书籍照片，外行人会觉得好看、体面，内行人则会非常痛心。

西文古籍的收藏与保护在国内还是一个有待发展的领域，我未来也准备在科学史图书馆多科普一些知识。在现在出国逐渐放开的情况下，对于批量藏有大量西文古籍的国内图书馆，我认为定期送工作人员去伦敦或者美国的rare book school培训，并且对培训期间的研究成果有所要求，是一件非常有必要的事情。之前科学史图书馆推送过一些西文古籍的学习资源，也在这里放出来供参考，以后还会推荐更多。

我从去年开始系统地收集西文古籍，主要关注1500-1800年间的博物学、医学、神秘学书籍，偶尔也收一些更晚时期的博物学著作，以及便宜好玩的早期近代印刷的古典作品。很快科学史图书馆就会公布我们的西文古籍特藏，所有数码照片全部OA。

每天20张图

这次在rare book school写的论文源于我六月份在牛津见到的一批材料。讨论论文选题时，导师问我手里有什么想写的东西，我就打开iPad当场翻相册，首先进入我视野的就是这本书。我在第一学期的学术纪事中提到过我在研究17世纪后半叶英国的“小草木志”，即开本在4o及以下，关注英国本土药用植物，多涉及征象学说和占星植物学的一批书。牛津这本就是我当时预备查阅的一本，可惜后来因为疫情封城无法出城，过一阵这本书又被放到Bodleian图书馆展出，拿不出来，所以一直拖到今年才有缘一见。21年我到牛津查档的时候在展览中看了一眼这本书，顿觉必须要研究一下，终于在六月份rare book school开课之前排好了档期，七月又再去了牛津一趟，查阅和这本书相关的其他档案手稿。

这本书到底特别在哪里？看看下面我在展览上拍的照片就明白了。这本书叫Adam in Eden，是一本将常见植物按照其征象对应的器官排列的书，从对应头的核桃、罂粟开始，一直到对应脚的Ladies Bedstraw。这本书本来没有插图，但是牛津本的拥有者，据我考证是牛津17-18世纪的一位植物学教授，在书中贴上、画上了不少插图。共计105页图，120个植物，其中可标记的植物114种，都对应书中的章节，还有一些未标名称的植物。其中有的是从印刷书籍中剪下的，更多是手绘在书页上，或在其他地方手绘之后剪下来贴到书页上的。我七月份花了整整五天的时间考证这些图的来源，平均每天做20-25张图，从早上十一点多左右做到天黑，一周下来已经考证出了其中100页图的来源，做成了一个125的PDF作为文章附录，如下图所示，如果不压缩的话整个文件有1GB多。说是来源，因为这105页图中绝大部分都是临摹的而不是原创的，临摹的对象也非常统一，大多不过Wiliam Turner，Rembert Dodoens，John Parkinson三种，偶尔有其他作者。而且技法没有很高超，像是在慢慢学习植物学插图的人。

我也建立了一个系统的考证方法。最基础的工作是先将每张照片导入Tropy，标记好页数和来源，将植物框起来打上标签。然后打开这一时期常见的几个英国herbal的可搜索版本，因为要通过找这些herbal里画的同种植物来比较插图。牛津本的画者有标记植物名称，有时候可以通过植物名称所用的语言和分类法直接看出图片临摹自哪本herbal。Biodiversity library上都有全文搜索版，如果搜不出来就要一页一页查索引，就比较麻烦。之后开始通过判断风格确定第一个可能性：如果是圆圆的，矮矮的，阴影部分排线比较厚实的花卉、果实，那来自Parkinson的Paradisi in Sole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是白白的几乎没有阴影的图，主要就看Dodoens和Turner，其实Dodoens的出版商应该用了不少Turner的图版，但也有可能是Gerard或Parkinson的Theatrum Botanicum。当然更多还是看感觉，有些风格上的东西的确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但是见多了就会有直觉。

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研究这本书？因为这涉及到一个书籍史上的问题域，学界通常叫extra-illustration，我用非常直白的语言翻译为“贴图”。与illustration插图相对，贴图顾名思义就是读者往书上贴的图，是专指一种阅读方式而非出版商或作者的行为。贴图这种阅读方式在18世纪后比较流行，一般认为是有钱的古董书收藏家将自己收藏的铜版肖像画、风景画等等贴入大本精品图书中的一种消遣活动。很少有人研究17世纪及以前的贴图，而我的研究不仅会在材料上拓展这个领域，更重要的是指出贴图这一阅读方式对于科学史、博物学史的意义：早在16世纪时，就有人提出从书中剪下植物插图随身携带是一种学习植物学的好方法，而17世纪的牛津植物学教授将这一方法与他们的绘画兴趣结合在了一起，而且不光一个人，我在牛津其他学院图书馆也见到过贴有同一时期其他牛津教授所绘插图的植物学书籍。这种方法对于分类学体系、植物学著作出版等等的影响，就是我关注的问题。

这篇文章我在写作上没有花太多精力，写成要求的5000词文章也基本是几天的工夫，因为思路本身比较清晰。后来这篇文章在London rare book school得了80分（英国系统），虽然LRBS开的都是硕士级别课程（因此我有点属于overqualified），但是相比于我几年前本科时在LRBS得的50多分，还是感觉心理上得到了点安慰。下一步我准备依据导师的建议将这篇文章扩充到9000词左右给期刊投稿，作为我的第三篇期刊文章，不过要等忙完手头其他博论相关的东西再说了。

写作建筑理论

暑假写的另一篇大文章其实算是建筑理论学科的。虽然看似和科学史不搭边，但是如果有人了解我本科时候多么喜欢建筑学，怎么去蹭建筑设计课的就不会惊讶。由于一些工作中的联系，我现在在和一位前建筑系教授共同编辑一本关于色彩与空间的书，书的核心是重新提问当代建筑学中色彩的位置，并给出一种使色彩与空间不可分割的实验性设计方法：为什么我们在设计中把色彩默认为一种土的、low的、点缀性的东西，而意识不到它是空间和生活的必需品？当所有建筑设计都可以用白体块、黑线条和木架子表现的时候，当所有建筑师都穿黑色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找回有色彩的空间？我暑假为这本书写了一个近9000词的导论草稿，写得非常自由，可以说是我博士这两年来最自由、最开心的写作体验之一。

与高度功能性的学术期刊论文不同，自己编辑写作的书籍，尤其是这种创造性出版物，会有更大发挥个人语言风格的空间。Co-editor教授很敏锐地概括出了我的真实写作风格：短而犀利的句子，清晰的表达——用他的话说 ‘a talent of being clear’，加上跨各种学科的知识体系。在写这篇导论的过程中，我意识到我写作状态越好的时候就会写得越像自己；仅仅是为了任务，或者为了解决问题而写作，或者在疲劳的时候写作，写出来的东西就会没那么有意思。我对co-editor说你读这篇导论应该能很容易看出来我什么时候写累了，什么时候没有。现在想想其他文章也是如此：我在上学期的学术纪事里也提到过，今年上半年写作很多东西的时候是非常疲惫，只能逼着自己去写的状态。暑假写这篇导论算是一种回血，如果可以，我希望在明年我博论的初稿写作阶段尽可能保持这种自由度。

读过我这篇导论的人都给出了很高的评价。我的导师这次破天荒没有吐槽我不去写博论而去做别的项目，而是激动地半夜就回了我的邮件说 ‘it is really good’，提了很多非常好的建议，还送了我一本书作参考。我的这篇导论从一杯饮料讲起，涵盖亚里士多德、包豪斯和 cosmotechnics，将色彩问题放在世界观的层面来讨论。不像历史论文，写这篇文章我不需要向档案馆要史料，而可以直接从自己的知识储备出发，一边写作一边研究。更多时候我是调取出相册里我拍摄的大量建筑照片找灵感。我觉得我已经快可以当业余建筑摄影师了，如果有建筑媒体对我的作品感兴趣，欢迎留言合作，哈哈。

Unterlinden Museum, Herzog & de Meuron

目标：初稿

我的导师希望我2023一学年把论文的初稿尽可能写完，我也同意这个进度，毕竟大部分思路都已经差不多了，covid期间没有机会去瑞士和德国查的档案也可以去查了。事实上我的项目原计划是博士第一年第一学期就到柏林查档，但是由于疫情的缘故，只能留在剑桥先把英国材料写完。现在两年过去了，说实话如果让我继续呆在英国，我可能会觉得没啥可干的。于是这一学期我就如开头所说落脚在了巴塞尔。正好在巴塞尔自己一个人专心写作一阵，避开剑桥这个喧闹的机构环境，少花点时间在社交、开会和其他杂事上。去年一年in-person的活动恢复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疲惫，许多精力无形中就消耗在了系内的各种活动、social protocol和有用没用的network上面，最后反而没有抽出时间来写自己最想写的东西，一直想系统扩充图书馆的馆藏也找不到时间。还有两篇正在修改提交审核的期刊论文，也是我这一学期必须完成的任务。今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把其他活动放一放，把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做完。

读博学术纪事：22-23年第一学期

写于2023年1月

上一学期在巴塞尔边境度过，回英国不到几天后就去了墨西哥旅游，算是我博士三年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假期。但这可能是我经历过的最倒霉的一次假期，希望不要有更倒霉的。本来是抱着度假的心态去的，没想到一去就一波三折，在那里吃坏了几次肚子，最严重的一次感染了寄生虫，平均每周跑一次医院，现在还有后遗症。我和男友还分别被偷了一张信用卡和一个手机，在此先按下不表。这几天刚从墨西哥的于卡坦半岛回来，用了差不多半个月恢复身体，现在还在恢复中。我一般玩的范围都在欧洲，这次去墨西哥算是第一次到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旅行，而且没有跟团走旅游区，而是从最穷的农村走到县城再到最富的旅游城市。原本是奔着玛雅文明和殖民遗迹来的，但实际上得到的社会经济层面的新知远多于史料层面的新知。不过这些目前还不是学术纪事讨论的内容。

上学期在巴塞尔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修改两篇期刊论文。12月提交了两篇期刊文章的R&R，今年刚回英国几天发现一篇文章已经刊出来了，还有一篇已经接受，但是期刊那边联系我说排档期还要排一阵，他们堆了太多accept之后还没发的文章。下面有一节会写这两篇文章的写作和修改经历，事实上都是之前纪事里提到过的。我也打算未来写点东西分享一下英文期刊的写作和投稿经验，现在年轻的人文学者求职非常不易，想从国内出来工作更难，我希望尽可能分享些比较实际能帮到大家的东西。除了修改旧文之外，上学期的主要任务就是攒材料、旅行、打草稿，像冥想一样构思我的博士论文论点。

异乡人的自由

在法德瑞边境度过的这一学期可能是我读博以来最自在的一个学期。说是最自在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是自由。来到巴塞尔我特地没有申请任何affiliation，没有访问学者的名头，整座城市也没有我认识的人，我觉得这是一种解放。我给自己这一学期的目标是”三无”，无会议，无教学，无zoom，不再关注别人的事情专心做自己的研究。事实上这个目标基本达成了，我这两个月里zoom上开的会一共只有四次，三次是和导师或合作者单独会面，一次是组会，其余时间都完全属于我自己。每天上午坐车来到巴塞尔，找一个不同的咖啡馆写作两小时左右，下午到巴塞尔大学的图书馆里吃点自己准备的便当，工作到傍晚，这就是我的日常。不查档也不拜访其他学者的日子里，我一天跟人类说的话可以只有三句，这对我来说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奢侈。

第二个原因是地理位置。巴塞尔对我来说几乎是最理想的居住城市。作为早期近代的印刷中心、人文主义中心、医药学中心，和今天的当代艺术和建筑中心，巴塞尔有大把大把让我两眼放光的研究资源，现在回忆起来甚至难以一一列举。巴塞尔的市内交通同样十分理想，坐上tram十几分钟即可从学校到达多数的博物馆。同样令人艳羡的是这个位于三国边境的城市带来的强大的mobility，它所连接的是西欧多条重要的文化交流线路。住在Huningue的两个月里，我往德国北上访问了海德堡和斯图加特，南下到过康斯坦茨湖边，往法国去了斯特拉斯堡和Colmar一线。瑞士境内还没太来得及去，本来计划去访问帕拉塞尔苏斯的出生地但最后还是因为天气作罢。事实上我故意在巴塞尔大学图书馆留了一些不太紧急的材料没有去查，为的是今年或者明年还能再来一次，最好能在夏天。

在三国边境的这一学期也让我慢慢开始反思我的工作风格。剑桥真的是最适合我工作的城市吗？提出这个疑问并不是说在剑桥的学术氛围不好，恰恰相反，每一个我参加的活动，每一个我在剑桥遇到的人都非常好，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不少宝贵的灵感，也为其他人提供了灵感。让我疲惫的与其说是这些具体的与人与事的encounter，不如说是高度依附于大学的城市环境，以及大学本身对人的塑造。不管一个机构的环境有多好，在这里呆久了你都会在各种层面上被它所影响，甚至可能偏离自己的初衷，这是经常难以避免的。然而来剑桥三年，我觉得我的本心还是一个咖啡馆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学院知识分子。疫情的前两年里，我对抗着焦虑拼命工作的同时时常会回想起自己2018年夏天在伦敦和魏玛查档、旅行，漂荡着写作的时候，没有affiliation，没有host也没有funding，纯粹作为一个二十出头的异乡人在日常生活中探索着思考着，我从这段旅程中获得的精神力量一直支撑我来到剑桥。这几年来，在英国学术界经费缩减、职位短缺，罢工日复一日的时候，在学术生活被窄化到只剩下打怪升级的career的时候，我经常会想：到哪里去找回这种异乡人的自由呢？这就是我在这一年的异地工作中希望回答的。

微信插图片是非常烦的，不过我还是希望用图片给大家分享一些巴塞尔趣闻。

抗抑郁药

在巴塞尔的最后一周应邀参加了巴塞尔药学博物馆新展Werbung Wirkung Pharma的开幕式，讲20世纪60-80年代许多药物，尤其是精神类药物的广告史。为了表达我对这个展览的喜爱，我拍了一组致郁系的照片发给了策展人。

纸磨坊

某一周六下午收到纸磨坊博物馆的学术主持——这次旅行结识的有趣朋友之一——发来的邮件：我们要开动一个18世纪的造纸机了，你要不要来看？遂踩在一地水里捏了纸，摇了筛，画了个极丑的marbled paper，然后在博物馆的图书馆里喝着咖啡一页一页欣赏朋友亲自试验出的神秘药方，走出磨坊已是月黑风高。

集市博物学

在巴塞尔的两个月正赶上Herbstmesse，而且就在校图书馆后面，让我有机会品尝了不少美食，顺带还淘到一本18世纪奇书。集市上的博物学内容一点不亚于图书馆内，似乎这已是城市传统的一部分。

死亡之舞

巴塞尔老城中十余个博物馆几乎位于一处。赤脚教堂即历史博物馆中的死亡之舞让我久久不能忘怀；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同样看到类似的骷髅艺术，不知这两者之间有何共通之处。我时常联想起尼采《朝霞》中的句子。似乎没有看到尼采的物件，但看到了布克哈特的书桌。我去时正逢博物馆的酒器大展。“但愿长醉不复醒。”

论文发表，终于

几天前早上一醒来就收到了co-author的消息：我们关于Margery & Henry Power的文章在《英国科学史学刊（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上刊登出来了（ [https://doi.org/10.1017/S0007087422000474] ）。再过两天又收到一封邮件：《观念史学刊（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也接收了我硕士论文改写出的瓦尔堡文章。至此，总共拖了两年的两篇文章算是基本告一段落。博一和博二上学期刚把这两篇文章投出去的时候感觉还不急，导师也同意我先忙博士论文，返回来的审稿意见没时间可以放一放。结果放着放着就到了“急”的时候了——明年就要找工作了。在巴塞尔必须把这两篇文章处理完！这算是导师给我的最后通牒。以前导师都是先问博士论文，现在见一面就会问一次这两篇，一篇好了再催另一篇。那么文章终于发出来了，你问我高兴吗？其实也不是高兴，更主要的是一种“心里踏实了”的感觉，以及终于可以忙写了一半的其他东西了。拖了这么久，的确一开始动笔时的激情都有点消磨了，最后发出来感觉更像是任务完成。真正让我高兴的是第一次发文章就发在了两个顶刊级别的刊物上，没有走很多“过来人”建议博士生要经过的先发小刊物再发大刊物，或者先发书评再发文章的金字塔路线。尤其JHI我本科时候就有耳闻，毕竟是洛夫乔伊创办的观念史灵魂刊物，发在JHI上感觉还是能“对得起”瓦尔堡的。这也得益于我两位导师的英明建议，他们从来不会囿于成见而让学生低就，而是永远在鼓励你去打破天花板挑战更高的目标。我们系的博士生很多都有很好的发表经历，在读期间发表于顶刊的也有若干个，和这种氛围不无关系。

审稿时间长，但那主要是我在拖，其实过程并不复杂。两篇文章都只review & resubmit了一轮，BJHS的审稿周期非常快，JHI则是大家都说慢，不过我感觉其实也还可以，主要是我自己一直拖着没来得及修改。两篇文章都遇到过很nice的审稿人以及风格不那么搭的审稿人——倒也不是不好的审稿人，就是关注点其实和我的文章不太一样，又想说服我关注ta关注的东西，结果最后成文就只能多加一些自己本来没有想加的。不管怎么样，总共五位审稿人都没给出reject的意见，最差的也是review & resubmit，总体来说还比较符合预期。过去两年收到feedback的时候，我不止一次收到来自导师或其他老师的评价：‘I don’t think this paper will be rejected.’ 在你还未投稿之前，这样的feedback可能是最中肯的肯定。我希望以后我也可以对我的学生说这样的话。其实这个月我经常在想：写一篇好的期刊论文到底有没有“套路”可循？如果我是导师，我会怎样教学生写第一篇期刊论文？趁着还没忘记这两年来的弯路和经验，我希望最近能分享一些东西给大家。

文章接受之后另一个挑战就是如何把它变成Open Access，这有时候是个需要不断弯弯绕的事情：学校规定、funding body的规定、期刊合同，三者都要兼顾，而且前两者致力于保证全部研究成果开放获取，后一者则想尽可能限制获取将版权放在自己手里，作者们就夹在中间承担来回发邮件的任务。不过好在这次两个期刊都比较好，没有难为我们，BJHS更是直接给了免费OA。以后可能就不一定了。

写这两篇文章的心态其实很不同，一个人写就觉得更像严肃的智识挑战，两个人写就觉得更像玩儿。文章出来后发社交媒体，我和co-author不约而同都在强调写文章的过程多有乐趣，我们怎么坐火车到大英图书馆一起看巴掌大的17世纪记事本，怎么一页一页比对插图，怎么发现一个一个细节之间的联系……如果参加会议可以不讲论文内容而讲写作过程中的故事，我们估计能讲一小时。我特别高兴博士期间能有这样一次合作论文的经历，也很幸运能遇到这么搭的合作者，这让我越来越希望能写更多这样的论文。其实我们手里还有一篇拖了许久的私人图书馆复原论文，这次发出来的这篇反而是原本计划的那篇的副产品，原本说好的是我们这篇文章接收以后就忙那篇，不过到了柏林见面再说吧……现在手上有了草稿还没修改投出去的文章满打满算还有3篇，约了还没写（这个月要交）的有1 篇，外加和co-author弄的这篇，想想学术生活好像也不过如此，永远在一个事情接着另一个事情中度过。

药，及物质史之谜

药这个词可以说是我这次巴塞尔——三国之行的主题。到巴塞尔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泡仰慕已久的药学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在我申请博士的时候就出现在了我的proposal里，但是直到现在才有缘访问。和我预想的不同，博物馆里并没有我期待的帕拉塞尔苏斯或他的学生们的实验仪器——用馆长的话来说：“如果能找到这些东西，我会很惊讶的！” 但是馆中的收藏却为我的研究打开了一整个物质史的新维度。我在这里和他们的馆长和前馆长畅谈了n次，每次交谈都酣畅淋漓，感觉就像跨越海峡找到了知音：他们可能是全世界除了我以外最关心征象学说的人。与他们的见面是我这次行程最大的收获之一。

第一次访问巴塞尔药学博物馆后，我就花一晚上在谷歌地图上搜集标出了德国瑞士境内的所有药学博物馆以及有历史遗留的药房，共计60余个。我的宏伟计划是几年下来把这60余个地方，或者至少南德的这一半都走一遍，或者至少把海德堡以南康斯坦茨湖以西的这些都去一去，没想到一堆博物馆不开，又有一堆需要邮件预约但各种来不及，最后就只去了屈指可数的几个。我在Radolfzell见识到了建于药房遗址之上，据说是南德保存最完好的药学收藏（顺便吃了这辈子吃过最好的西班牙菜），还藏有不少档案，可惜这次尚未来得及看；在海德堡药学博物馆拍了两千多张照片，顺便逆行了哲学路一回。

海德堡的德国药学博物馆

去了这么多药房，我最开始的目的是想找16-17世纪的药品样本，以和征象学说书籍中的描述或草木志中的插图相对照。结果发现这实在很难：和巴塞尔的药学博物馆一样，绝大多数药学博物馆都是19世纪才建立的，彼时药房们的传统收藏已经散失得差不多了，偶有几件也极难跟我的研究联系上。于是我转而换了一个思路：用文本材料和物质材料相结合。经过一番调研后我选取了斯图加特的宫廷药房，因为这里正式聘任的第一位宫廷药师Johan Gudrio von Tours写过一本讲药物征象的书，这本书影响还不小，重版过一次，还流传到英国被Samuel Hartlib所阅读。我在斯图加特查了一堆宫廷药房的档案，包括人事目录、药品价目表、为数不多的药方以及为数较多的投诉信……这个宫廷药房现在还在广场上的原址经营着。同样留下了一堆史料的是这位男性宫廷药师的前辈们——16-17世纪斯图加特的诸位Herzogin，她们很早就在宫廷中开设药房行医救济平民，为后来药房的制度化打下了基础。

今天的斯图加特“宫廷药房”

在这个案例中我想要实现的是印刷书籍、手稿、物质文化的三重互证；这种互证说起来很爽，但做起来难，首先你得找到材料才行。Gudrio书中提到的带有征象的药物在他定价的符腾堡州药品市场上卖多少钱？（我的初步结论是很便宜）这些药物在当时的德国（毕竟完全当地的物质史料太难找）一般如何保存，如何售卖，使用哪个部位？一般如何他下令禁绝一些当地小药房行医是否跟征象学说有关系？即便我搜集到的为数稀少的同时期药物样本证明不了什么确凿的结论，至少可以提供一个语境。现在我手上有大量来自斯图加特和海德堡的照片、档案笔记还没来得及处理，希望这学期能找到时间，真正把药学物质文化与征象学说的关系理清楚。

尾声：莱茵河

离开海德堡回到Huningue的夜晚，我拖着一iCloud档案、鼓鼓的行李箱和赶了一天路的疲惫身躯从德国跨过三国大桥走向法国。但是就在即将下桥时我停住了。看着平静的河水和对岸的一排灯光，我不知为什么觉得被鼓励到了，好像全身的疲惫一扫而空，我甚至可以就这样开始第二天的生活。那一刻我意识到生活在一条大河边对我来说可能比我想象得还要重要。我真的很喜欢这里。

我比起海来一直更喜欢河与河谷。这一学期每日走在宽阔的莱茵河畔，看着两岸绵延的城市、工业园区与山峰，那种舒畅感给了我太多的灵感与信心。这份来自莱茵河的力量到现在也一直支持着我。最近虽然身体不适，但是精神上却比以往很多时候都有干劲，因为觉得自己慢慢到了这一阶段厚积薄发的时候：两年多来构思的东西马上就要显形了。上周和一位我仰慕已久的教授初次见面，我们在没啥暖气的办公室里畅谈了两个多小时，都在谈我的博士论文，从基本的史料谈到推出的哲学论点，一直谈到夜幕降临。我上学期在莱茵河畔的躺椅上构思了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可以描述征象学说几百年来一个核心的性质，会是我论文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而且可以关联到我在其中一篇期刊论文中分析过的几个思想史上的传统。我将这个概念讲给我的导师，也讲给了这位教授，他们都很激动，说非常想看我写出的东西。

莱茵河畔鸭子很多，鸭子的排泄物也很多，我最喜欢的躺椅经常被它们抢占掉。但是没有这些鸭子，我在躺椅上思考的乐趣又会少很多。我在莱茵河畔生活时将博士前两年使用的笔记本都带了过去，一边构建论点一边回头梳理。有很多想法我在第二年的时候就基本有雏形，当时还觉得是不是有点太脑洞，现在再回来看发现其实非常重要。当然有很多是仅仅八万字的博士论文无法容纳的，所以就像我第一篇纪事写的那样，我从读博一开始就把出书视为这个项目的最终目标。

跟这位教授聊天的时候，我问他某一部分内容我是应该写进书里，还是应该单写篇文章投给Critical Inquiry? 他说都要。于是我现在就在一边重温许多人类学经典，一边为这个新挑战准备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