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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阿富汗的两本书

王丽红 读书村 2018-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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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阿富汗

文 | 王丽红


曾经在微博上看到过两幅阿富汗妇女的对比照片。1970年:照片上的3个年轻女孩身着优雅的衬衣短裙或连衣裙,发型时尚,从容行走在大街上,脸上洋溢着欢乐而自信的笑容。2014年:一群穿着蓝色宽大罩袍的妇女低头谨慎经过街区。那种罩袍被当地人称为波卡,前摆及腰臀,后摆及脚踝,只有眼部隔着一层网状的屏障看世界。我的目光和思绪当时并没有做太多的停留,我有些怀疑照片的真伪,不相信一个曾经融入现代世界的国家,社会文明怎么可能如此严重倒退。那时候,阿富汗、塔利班、什叶派、逊尼派,这些对我来说只是新闻主播口中机械的词汇,直到我看到美藉阿富汗作家卡勒德• 胡赛尼的小说《追风筝的人》和《灿烂千阳》。 

阿米尔和哈桑

《追风筝的人》中,主人公阿米尔1963年出生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个富足的普什图家庭,哈桑是阿米尔家哈扎拉仆人的孩子,两人小男孩相差一岁,是从小的玩伴。阿米尔的父亲对哈桑很好,但哈桑依然因为自己不堪的身世和哈扎拉人血统,饱受身边普什图人的欺辱。1975年冬天,在喀布尔的风筝大赛上,哈桑为了帮助阿米尔获胜被同龄的孩子强暴,阿米尔目睹了一切却因懦弱和自私,用一个卑劣的谎言结束了他们的友谊。写到这里,不得不说,因为书中随处可见普什图人对哈扎拉人的歧视,让人不由得要去了解这两个民族的渊源。查阅资料得知:普什图人是阿富汗的主体民族,伊斯兰教逊尼派,是长期的统治阶层,自认血统高贵,有着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哈扎拉人被认为是外来民族蒙古人成吉思汗的后代,仅占阿富汗人口的10%,伊斯兰教什叶派,也是穆斯林的少数派,在社会生活中,被普什图人和塔利班迫害残杀屡见不鲜。1979年,苏联出兵十万进入阿富汗,富人阶层遭到打击,阿米尔随父亲一路颠沛流离逃亡美国。之后的20多年里,阿米尔在美国读了大学,成为一名作家;而哈桑在贫苦和战火中艰难生存,好不容易娶妻生子却终因是哈扎拉人,夫妻双双被塔利班找借口残忍地当街杀害,唯一的儿子索拉博被送往恤孤院。2001年6月,阿米尔在爸爸的好友、自己的忘年交拉辛汗的鼓励下,艰难地选择了重返阿富汗,冒着生命危险营救索拉博。在喀布尔看到的一切让阿米尔感到窒息,这个有着他童年无数美好记忆的城市被战火毁于一旦,而小索拉博的经历更为不幸,他在恤孤院被一个塔利班头目带走,遭受非人虐待。阿米尔怀着长久以来对哈桑的愧疚拿命一搏把索拉博带出了魔窟。小索拉博是不幸的但又是幸运的,他虽然经历了同时失去所有亲人的悲痛,遭受了塔里班令人发指的迫害,但毕竟有阿米尔冲破重重阻碍带他离开,给予他一个和平健康的成长环境。而仍然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孩子就像书中所写:阿富汗有许多儿童,但他们却没有童年。阿米尔救出了索拉搏完成了自己灵魂的救赎,但年复一年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罪恶,该如何得到救赎? 


玛丽雅姆和莱拉

《灿烂千阳》中。玛丽雅姆和莱拉共有一个丈夫,玛丽雅姆因为习惯性流产被丈夫厌恶,一次丈夫嫌弃她做的饭菜,竟然抓起一把小石子硬塞到她的嘴里逼她咀嚼,玛丽雅姆含泪求饶却无济于事,只能在丈夫走后才吐出石块、血和被咬碎的臼齿。读到这样的句子时心里一紧,仿佛那石子也吃到了自己的嘴里,让人久久不适。一个丈夫怎能用这样残忍的手段对待小自己十几岁的妻子?真想生出一只正义之手扼住他的喉咙大声质问:你有什么权利?而实际上,在这个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社会里,丈夫仿佛真的可以施予妻子一切劣行。纪录片《侣行》中记载,中国夫妇张昕宇、粱红2015年6月在阿富汗巴米扬省警察厅看到以一个被毁容的妇女为人物的宣传画,表达的主旨是:当妻子遇到丈夫施虐时应该选择报警而不是把自己烧死。官方居然需要向公众宣传这样的内容,可想而知妻子被虐在这里是多么普遍。我们再来看看莱拉,她生于1978年,13岁以前是爸爸的爱女,是年级成绩最好的学生,已下定决心要向爸爸一样接受高等教育,而1996年塔利班执政后这一切都成为幻影。塔利班规定女性公开场合不能露出面孔、不能发笑,外出必须有男性亲戚陪同,禁止使用化妆品和佩戴珠宝,禁止女孩上学、禁止女性工作等等。正当爸爸选择带她逃离阿富汗的前夜,一枚火箭弹结束了父母的生命,也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受伤的她被玛丽雅姆的丈夫救起并骗婚,悲惨的命运自此开始。她完全错过了对阿富汗妇女来说最好的年代,当年妈妈可以不戴面纱随意出门,与男性直接对话,化妆、穿着露出膝盖的裙子。而现在的她不得不穿上“波卡”,为了生存与屈服于丈夫,即便这样依然难逃被虐待和毒打的命运。儿子出生后,她因贫困迫不得已把女儿送往恤孤院,每次探望因无男人陪同而经常遭塔利班殴打咒骂、驱逐回家。最最让人心疼的是:1997年9月,莱拉临产,而当时塔利班关闭了女子医院,清退所有女性员工,把她们集中到一个要什么没什么的医疗中心,大夫实施手术也要安排小护士在门口放风才敢脱下“波卡”。莱拉在那种条件下,尤其是在没有任何麻醉药的情况下剖腹生下儿子,身边只有玛丽雅姆紧握她的手指。书中没有正面描述莱拉的惨痛,只有这样一句话:“玛丽雅姆将永远钦佩莱拉隔了那么久才开始喊叫起来”。同样身为女性,并和莱拉年龄相仿,看到这里我几乎要落下泪来。相邻的国度,相同的时代,我们在追求如何更有品质地生活,而她们却在绝望中争取活下去的可能。小说的结尾,玛丽雅姆在莱拉被毒打时实在看不下去,失手杀了她们的丈夫后被处决。让人欣慰的是:随后塔利班倒台,莱拉重获新生。
  过去的三十多年中,各种外部势力因各种原因在这片土地上燃起战火,内部民族派别纷争不断。残杀、屠戮、血腥、贫瘠,连年混战、种族清洗不断上演,直到今天,首都喀布尔依然频繁发生爆炸,与现代文明背驰的传统理念在塔利班倒台后虽有所松动,但影响仍然无处不在。庆幸这个伤痕累累的国家还能拥有卡勒德• 胡赛尼这样的作家记录这片土地上的伤痛,记录那些普通阿富汗人的善良和希望,就像阿米尔虽身居海外却依然心怀祖国。庆幸还有许许多多受过良好教育的“莱拉”们依然顽强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也必定成为重塑阿富汗的文明的先锋。当今的世界已经发展到几乎可以针对任何问题来进行文明的争论,任何种族、宗教、派别、历史、传统的原因都不应成为肆意践踏人性的理由和借口,愿这个苦难的国度早日重归安宁,愿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早日争取到公平与幸福。

 

王丽红,发表有散文作品等,陕西省交通作协会员,现居汉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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