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情谊：结缘白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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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言：
读作家余泽民先生这篇文章，我十分感动。一是我多年前就读过余泽民的翻译作品和原创作品，诗歌、随笔和小说，有着读者和作者、文人和文人之间见字如面的亲切感。二是，白描先生对于我来说，乃算是忘年之交，亦师亦友——对他的性格人品十分信赖，对他的学识风范，十分敬重。
自古文坛都是名利圈，唯君子之交乃可长久。自古文人常相轻，唯敬畏文学方能得亲近。自古文人圈都是势利场，唯有情怀有境界方能做伯乐，也唯有常怀感恩之心方能知记挂。
长辈作家无私提携年轻人，年轻人知道敬重感恩，这样的文场才有薪火相传、这样的文坛才能有进步。
我感动的是，一位成名作家的不忘初心；我感动的是，一位老作家的无私敞亮。我还感动的是，人生可以有师友，有知音，社会还可以有正道、有善道，当然每一个人，都更需要有感动、有念记。（丁小村）
结缘白描
文 | 余泽民
我是一个漂泊惯了的人，在国内和异邦活过的岁月已可对半平分，我对布达佩斯街巷的熟悉度已超过了北京，多瑙河的蓝和京城天的灰，同样都让我掺入了情感。漂泊与写作，对我来说是一对平行流淌的溪水，纸里纸外，亦实亦幻。二十六年前，当我经过十天国际列车的颠簸，拖着比体重还沉的行李跳到凯莱迪火车站台上时，真的对未来一无所知。无知者无畏，年轻就是闯荡的本钱。从那之后，漂泊成了我生活的主题，生存中的漂，精神上的漂，丧失坐标的漂，没有参照物的漂，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每天都活得跟昨天不一样，充满了焦虑不安，也充满了机遇和新奇。漂泊是一出无脚本的戏，上演在没有幕的舞台上，不知高潮，没有尾声，只有无法预料的展开，展开。从青年，入中年，我早迷上这种莫测的存在，即使在最无聊的日子里也潜伏着变化，从不知在漂满浮萍的绿水下，呼吸着的是河马、鳄鱼还是水怪？这样的日子既充满变故，也溢满承诺；经常会有走投无路的关口，也会遇到生命中的贵人，白描老师就是其中一位，十二年前，是他第一次让我的小说在国内找到了读者。
缘，这虽是一个被人说烂了的字眼，但若谈跟白老师的相识，思来想去，觉得用这个字表达最为恰当。幸遇白老师时，我并没有见到他，而是通过我从未发表过的小说稿，通过同住布达佩斯的友人魏翔的传阅；我与魏翔的相识也出于缘分，源于我翻译了凯尔泰斯的四本书；至于我如何能翻译这位诺奖作家的书？背后更有太多连环式的缘。
我对文学从小痴迷，即便在北医学临床时，我也会在苦读内外妇儿课的同时成瘾般地读名著、朦胧诗和各种传记。出国时行李里只带了一本书——《渴望生活》，欧文·斯通写的梵高传。到了匈牙利后，经历了种种变故，靠吃百家饭穿百家衣地过了许多年，读书成了最重要的生活内容，而后开始自发的写作，但读者只是我自己。
白描
2002年，凯尔泰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意外地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作家出版社委托我翻译了他的四本书，《英国旗》《命运无常》《另一个人》和《船夫日记》。一个在布达佩斯学戏剧的台湾姑娘梓桐听说了这事，异想天开地把我拉到一个当地的匈文电台用中文做了一小时的访谈，按照常理，那是一个不可能有中国人听到的节目，相当于一次“行为艺术”。出人意料的是，梓桐偶然将这次访谈内容讲给了当地的一家华文报纸，在报上登了一则消息。报纸的读者是当地的华商，他们通常不会对文学类信息感兴趣。但巧得不能再巧，偏有一位华商注意到了它，并顺藤摸瓜地找到了我。他就是魏翔，出国前曾是油画家的福建人，他不仅是成功的鞋商，当时还在国内投资影视。我认识他时，由他投资拍的电视连续剧《海棠依旧》正在国内热播。魏翔找我的目的，是邀请我加入他的团队，他想搞一部以旅匈华人为主角的连续剧，讲述中国人在多瑙河畔的生存故事。闲聊之中我告诉他，我不仅翻译，自己也写东西。那是我第一次向外人透露写作的秘密。
魏翔要我发两篇给他，回到家，我发去了《匈牙利舞曲》和《玻璃鸟》。几天后，他要我再多发给他几篇，我并不知道他会将我的文字转发到国内，发给远在北京的白描老师。事后魏翔解释，他“想请白描老师帮助把一下关”。那是我第一次听说“白描”这个名字，要知道，那时我已与国内疏离了十几年。后来我才知道，白老师既是作家，也是文学评论家，不仅时任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还为魏翔在北京的影视公司做文学顾问，正在筹拍《风满楼》。我与白老师的相识是偶然的，通过朋友，通过文字的气味。
对于在国内德高望重的白老师来讲，我是一个不见经传的“闯入者”。我猜，他在阅读我的小说之前，不会抱有太大的期待，像白老师这样打坐中国文坛几十年的职业阅读者，能入他法眼的“新人”肯定不多。不过，出于对友人的负责，他点开了魏翔发给他的Word文档。现在回想，单是他右手食指在鼠标左键上的轻轻双击，就意味了我的一次幸运。
白老师先读了短篇《玻璃鸟》，而后读了中篇《匈牙利舞曲》，用他自己的话讲，“我着实被吸引住了。我让魏翔告诉余泽民，还有什么作品再发给我来。于是，我的信箱里一下子便涌满了余泽民的小说，一篇又一篇，其数量已抵挡上一位职业写手了。更让我吃惊的是，这几十万字的小说，竟然一篇也没有发表过……”事实确实如此，我写了上百万字的东西，从没给人看过，如果说魏翔是我的第一位阅读者，那么白老师是第一位专业阅读家。白老师是做事认真、以心待人的师长，他不仅毫不吝啬时光地逐篇读了，而且在肯定了作品价值之后，也从职业作家、评论家的角度提出了不少中肯的看法和建设性意见，他鼓励我继续写下去，保持自己的风格。
不久后，白老师请魏翔转告我，他已把《匈牙利舞曲》推荐给了《当代》杂志，他认为这一篇已经很成熟，完全可以发表在一流刊物上，即使与许多当红的年轻作家的作品相比也不逊色，“甚至更富内涵，更具备本质意义上的人类精神的深邃性和穿透力”。又过了些天，当时还在《当代》供职的吴玄编辑给我写来了一封邮件，通知我说：《匈牙利舞曲》将发在2005年第1期的头条。就这样，《匈牙利舞曲》成了我第一篇变成铅字的小说，后被《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刊物转载。白描老师是一位宽厚热忱、唯才是举的文学伯乐，尽管他与我素不相识，但当起伯乐来毫不生分，暖意抵心，他是第一位在邮件里跟我谈文学的人。后来，白老师又一鼓作气，把我的另几篇小说发给了时任《十月》副主编的散文家周晓枫，并带着热切的推荐语。
跟白老师一样，周晓枫也是一位真诚之人，是我文字的知音，后来也成了我最信任的文学同路人。晓枫读完了那几篇小说，立即决定把我收编进她主持的“小说新干线”栏目，在《十月》2005年第4期上登了我的一组作品，中篇小说《火凤凰》、《狗娘》和题为《我是我的作品》的创作谈，并请白老师写了一篇评论。由于我小说的自述远超过栏目允许的篇幅，周晓枫亲自操刀删减，准确地说，不是操刀，而是操镊子，用她的话说，“我小心翼翼地只去赘肉”。她本来还想用一篇《送你一条鲨鱼》，但版面实在不允许，于是她把那篇转荐给了《大家》。总之，在白老师的推荐下，那一年我国内一口气发了近十个中篇，不但《中国作家》、《文学界》的编辑向我讨稿，《小说月报》也接二连三地转载了几篇，并让我和时任主编的董兆林兄也成了朋友。可以这么说，白老师的出现，为我打开了一扇“回乡的门”。
记得，白老师还建议我到鲁迅文学院的作家班进修，但因当时上面还不允许招收定居海外的学生而作罢，但情感上觉得已被白老师收做了“入门弟子”。当时，恰逢中国作家协会和华夏文学基金会评选并编篡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5年卷，白老师推荐了我的作品，并顺利获得了全票通过。就这样，我的第一部书——中短篇小说集《匈牙利舞曲》与读者见面，白老师亲自动笔写了一篇知心知面的序《行吟在多瑙河畔的忧伤歌手》。正是那套丛书，把我和王棵、张楚、徐则臣、习习等朋友向前推了一把，让我有了第一个作家朋友圈。尽管后来我还是将更多的精力投入了匈牙利文学翻译，但始终没停止自己的写作，对我来说，读写译是三位一体。再者说，如果不写东西，不仅对不住自己，也辜负了曾力荐过我的白老师，所以我在翻译了二十本书的同时也写了好几本，直到去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纸鱼缸》拿到首届中山文学奖，也算是给白老师交的一份作业。
总之，2005年是我的幸运年，对于我，对一个远居布达佩斯的“业余写作者”来说，白描老师的出现，犹如向我伸来的一只天使的手，邀我赴一席文学的盛宴。后来，在魏翔的引见下，我在北京第一次见到了白老师，在他面前，出于仰慕和紧张，我基本成了一个哑巴，听白老师慢条斯理地讲话，看他手里攥着一块玉雕把玩，只有在伶牙俐齿的周晓枫跟他没大没小地开玩笑时，我才会突然放松地哈哈大笑。
“您看您这份儿揉啊搓啊，您的手倒是干净了，手上的泥儿都渍到人家身上了。”
面对晓枫的刁嘴，白老师从来都无力接招，只嘿嘿地憨笑。当时他捏在手里把玩的，是块白玉观音，也许是天使。我很爱看晓枫“欺负”白老师，让我看到白老师性格上老实、憨实的那一面，可爱可亲。后来我从多个渠道听说，白老师是国内文坛出了名的伯乐，对年轻人的推送不遗余力，周晓枫也是他最欣赏的一位，难怪能那样地“容忍”她。我是一个羞涩、嘴拙之人，但在心里记恩，白老师待我的温厚、耐心、真诚和体恤，一次次深深打动了我。有一段时间，我每写一篇小说都要第一个发给他，他会就具体情节、场景、人物关系或讲述结构提出建设性的看法；每出一本书，都要惴惴而迫切地送给他一本。
布达佩斯和北京，隔山隔水两万里，我跟白老师的见面并不是很多。好在网络时代，博客拉近我们的距离。我经常去看白老师的博客，远远、默默地跟踪他的生活，日常的和精神的。有一次，我跟以往一样进到他的博客，毫无思想准备地看到一个刺激人的标题——《我被宣布患了癌症之后……》。这标题虽让人咯噔一下，但我首先想到的是，这一定是白老师转别人的文字，至少我希望是这样，即使不是转别人的，也肯定是虚构，作家嘛……
点开第一篇《被上帝咬过的苹果》，标题下清楚写着“白描”的署名，开篇第一句就让我心头一紧：“增强CT检查报告是我自己去取的。窗口里的护士递出登记簿，我签了名，护士看过，抬眼扫来：‘你是患者本人’？”
读了几行之后，我就做出了自己并不愿意做出的判断：这文章是白老师自己写的，而且是纪实，不是虚构。我揪着心一口气读下去，寂静中听到写它者的心跳，体会到他被宣布为“癌症患者”后懵怔怔、恍惚惚的枯坐和经过一夜不眠后仍踏上鲁院讲台的努力和镇定……
“我始终认为讲坛是种圣洁庄严并且具有自我省励力量的地方。无论什么人，一旦登上讲坛，都想把自己最美好的一面、最令人信服的才学、最拿手的东西奉献给听众，这一点和演员有点近似。我先天晚上洗了头，早起仔细刮了脸，换上正装，尽量涤荡病号的倦容和医院留在身上的气息，显出一副精神抖擞的样子。我告诫自己，这一堂课一定要讲好，不能走神……我认为对自己的情绪掌控还比较好，不消极，不悲观，不露一丝破绽。只是在课结束时，年轻作家们对我的讲授报以掌声，我则在想：这是不是我在鲁院讲坛上的绝唱？”
纪实文学本来就是白老师的长项，早年他就凭着《苍凉青春》、《荒原情链》等报告文学走入文坛的，这次写自己的内心挣扎，自然更是丝丝入扣，情理毕现。当我读到在职女博士给他打电话时，心里也生出同样细微的希望；当我读到他写陪床的妻子，说“别人说我一天天见好，我却见她一天天憔悴”，感受到同样深沉、细腻的恩爱；“真的？真的吗？”当我听到他妻子对着话筒发抖的反问，也跟他一起经历了一次过山车后的心理麻木与空寂，那一刻涌出的万般滋味，是出入过生死之门者的大彻大悟：是啊，“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这过程！”
去年，我写了一本艺术家传记《一鸣西藏》，写油画家范一鸣的生活与创作。我认识范一鸣，同样也是归功于魏翔，魏翔出国之前曾是一鸣的美术老师。我喜欢一鸣笔下的西藏人，感动于他画布上弥漫的宗教精神，并跟他一起去过甘南。书写好后，令我高兴的是，时隔十年，白描老师再次为我的书写了一篇序，题为《三个人的风马旗》。在我来看，这是一次续缘。这篇序本身记录了白老师与魏翔、一鸣和我的四人友谊，也是四支笔的缘分；两支画画的笔和两支写作的笔。
白描先生新著《秘境》
白老师是一位彻悟之人，既感性又理性，既能敏慧地体察他人，也能平和地面对自己。另外，他还拥有一种通灵的能力，同自然之灵，知大千造化，解天籁之声。与其作家同行们相比，白老师有一个长项外的长项，他不仅深悟文学之道，学识渊博，书法遒劲，桃李天下，而且还是一位识玉、懂玉、爱玉、颂玉的玉学家，他不仅在生活中玉不离手，还用文字记录下玉石的品质与精神。在他的新浪博客里，经常能读到他品玉颂玉的美文，一篇篇细读，听他聊慈禧和翡翠，听他品西蜀玉牌，听他推玉界新秀，听他讲玉雕的灵魂。
去年夏天，我们又在北京相逢，白老师送了我一本堪称玉文化圣经的长篇纪实文学《秘境——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细细品读，我收获到的不仅是的历史、知识、轶事与纷杂的世相，更是中华文化的意蕴与传承。在我看来，他既在讲玉，也是在讲自己，讲一位真君子识玉的过程和他的如玉之心。纯净，安美，自然，朴真。
我一边读《秘境》，一边走神地想：谦谦君子温如玉。爱玉之人，必有玉的心性；跟爱玉之人有缘，是君子之缘。我真心地期待，白老师还将为我再写五篇序，每隔十年；让这份君子情谊，就像一块贴在胸骨前的玉牌，能够静静地、冰莹地一直缘下去。
余泽民， 旅匈作家，翻译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讲课教授。1991年移民匈牙利，现居布达佩斯。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狭窄的天光》《纸鱼缸》、小说集《匈牙利舞曲》、文化散文《咖啡馆里看欧洲》《欧洲醉行》《碎欧洲》《欧洲的另一种色彩》《欧洲细节》，传记《一鸣西藏》。主要译作有凯尔泰斯《船夫日记》《另一个人》《英国旗》《命运无常》，马洛伊《烛烬》《一个市民的自白》，艾斯特哈兹《赫拉巴尔之书》《一个女人》，巴尔提斯《宁静海》，道洛什《1985》，德拉古曼《摘郁金香的男孩》，纳道什《平行故事》，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撒旦探戈》，马里亚什《垃圾日》，苏契《太阳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