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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那事:交公粮

王全纲 读书村 2018-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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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公粮

文 | 王全纲


又到盛夏时节,青翠碧绿的山岭沟壑间,镶嵌着毫无规则的成片的或零星的麦黄,夏蝉则扯着嗓子唱着不厌其烦的燥热。农人正磨刀霍霍,很快,黄橙橙的麦子将满满的堆在农户的堂屋或院坝,前些年,这个时候该筹备交公粮了。曾经,我对交公粮是满怀荣耀的,这源于一个叫《车轮滚滚》的电影,耿东山和他养女冒着生命危险将弹药和公粮送往前线,助力解放大军一举打过长江。上世纪70年代,有一个二胡曲叫《喜送公粮》,我从广播喇叭里听了无数遍,似乎听出了喜悦和欢快,我想,母亲肯定也是带着这种荣耀筹备公粮的。

黄昏或入夜,母亲将精选的晾晒好的麦子倒在桌子上,一点点的将麦子拨下去,下面接着簸箕或筐篓。母亲目不转睛,一双手不停地拨动,时不时捡出碎石子扔掉,这是交公粮前一道必须的工序。山区农村,麦子算是细粮,麦收后,要挑选最好的麦粒当做公粮,要晒干、捡尽石子,不然粮站不收。捡石子这活没有弹钢琴那么好玩,一二百斤麦子要这样一点点的捡出来,是一项极单调乏味冗长的活,每当干完这活,母亲眼睛红红的,手是麻木的。我问过母亲,这样捡石子太麻烦,不如用水淘出石子,晒干了多方便。母亲说,你个瓜娃子,用水淘过的麦子就存不住了,不能哄公家。然后,我们一帮碎娃就帮母亲捡石子,不一会,我就没了耐性,竟然把麦粒也扔了出去。母亲嗔道,你个败家子,这么好的麦子咋能撂了?说着,佝偻着身子去捡回我丢掉的麦粒。

山区农村,收麦全靠人力,三夏大忙,忙的人根本没有喘息的机会。包产到户后,麦收时节都是各家各户相互帮忙,排好日子,今天东家,明天西家。那会,学校也放农忙假,我和哥哥弟弟们便跟着父亲到地里割麦。烈日当空,瞬间汗如雨下,看见大人都割到前边去了,我面前还是一个长条形的方块,不过方块越来越窄,那是大人们故意帮着我们。我最怕麦芒,每次割麦,脖子、手臂被刺的满是血道道,经汗水一泡,疼和痒交织在一起,真想扔下镰刀不干了。父亲不管这些,他一直弯着腰,麦子在他面前一片片倒下去,似乎永无疲倦。收割结束,要将麦子打捆扛回家,夜晚也不能休息,迅速要将麦粒脱粒出来。几十户人共用一台脱粒机,各家要排队使用,山一样的麦堆,要十几号人分工负责。机器一响,往脱粒机里添麦的,传递的,用扬叉叉麦草的,用木耙收麦粒的,整整要忙活2个多小时。随后就是晾晒,选公粮,而父亲和哥哥们则要给别人家还活路,然后再抢种。整个三夏,就是抢时间,如不及时抢收,一旦遇到下雨,麦穗抽芽,一季的辛苦就白费了。不及时抢种,下一季收成就会大打折扣。

母亲将选尽的、晒干的麦子装在蛇皮袋子里,她说,大集体的时候,收了粮食,先交够国家的,再留足集体的,然后才分给各家各户,现在包产到户了,公粮不能少。我满心欢喜的用架子车推着麦子和母亲一起去交公粮。粮站里排着队,瘦个子工作人员拿着带凹槽的钢签在袋子上戳,取出麦粒在嘴里咬。没晒干的让继续晒,没选尽的在风车里过一遍,还不让过称。瘦子满是不耐烦,对交粮的农户大声呵斥。突然,我对瘦子心生反感,交公粮的荣誉感荡然无存。我想起了小学老师讲过的刘文彩,收租院交租是不是就这个样子?

我家的麦子顺利的交了,我将蛇皮袋子倒入大麻袋中,麻袋满了,瘦子熟练地将麻袋缝合起来。我那会正在上中学,想起在课本里读到的一句话: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越发愤青。怎么能这样对待农民,没有农民,你们吃什么。我对母亲说,我们自己辛辛苦苦打下的粮食为啥要交,我们自己都不够吃。母亲说,孝敬父母不怕天,完了银子不怕官。

经年累月,父亲一直在地里辛苦劳作,母亲总是精选出公粮交给粮站。有一年麦收遇上大雨,麦穗抽芽了,母亲竟然从外边借来麦子交公粮,约定下年还上。我对母亲的做法很不认同,母亲说,别让干部三趟五趟的催,人活的脸,树活的皮。而我就想,干部有啥了不起,只知道坐享其成。滑稽的是,参加工作了,我干的正是催缴公粮,征收农业税的事。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全县普遍成立乡镇财政,我就这样成了一名乡镇财政干部。当时乡镇有一句话叫做“催粮要款,刮宫引产”,说的是征收公粮和计划生育的艰难和不易。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下乡征收农业税的情景。我和同事到一个村上清收尾欠,连着走了3户人,明明看见屋里有人,待走近了,门已经锁上了,远远地传来“账主子又来了”的骂声。另外一户人见我们来了,扛着锄头急忙向后山跑去,我们跟着追了上去。同事向他讲了一个小时的税收政策,末了这个农户只说了一句话:没钱,再宽待几天吧。结果跑了一整天不但一分钱没收上来,还饿了一天肚子。

后来,我做过一些调研,不是农民不愿意交税,而是山区农村非常贫困。包产到户后,农民基本的温饱解决了,但山区农村的经济收入非常有限。因为公粮征收方式的改变,农户要将公粮交到粮站,粮站分等级按不同价格收购,财税部门结算,粮食入国库,售粮款交农业税。因为公粮和农业税主粮并不相符,农户完成了公粮任务,只能交够农业税的60%左右,其余的,农户要补齐现金,而大多数农户为现金愁肠百结。后来公粮完全变成了农业税,也没有了公购粮任务的限制,而农民的负担依然没有得到减轻。

我想起了我的母亲,即使家里再艰难,她也要千方百计把公粮交了。山区农民是厚道的,他们和我的母亲一样,在生存条件十分有限的情况下,绝大部分农户都是想尽千方百计地交清税款,哪怕这些税款是不尽合理的。

一次,我到一个居住在半山腰的社长的家里收税。社长面露难色,说放宽到年底吧。我说不行呀,这个乡900多户人,我们要挨家挨户跑,况且你是社长,要带头呢。社长极不情愿的回屋拿出一个裹了又裹小布包,取出了大小不等的各色票面。社长的母亲拄着拐杖颤颤巍巍的跟了出来说,这是娃背了半个月的柴卖的钱,准备凑齐了买一双胶鞋的,把税钱一交,不知道啥时候才能穿上鞋,哎。我的目光移到了社长的脚上,他穿了一双配扇子鞋,有一只鞋前边张开了大口子,用葛条绑了两道。开完税票,我的心里并不好受,那会,我的工资也很低,我就想,等哪年我涨工资了,一定给他买双新鞋,可这想法一直到我调离那个乡也没能实现。

在清收农业税尾欠时,我遇到过这样一个农民。经多次催要,他仍然交不清仅40元的剩余税款,无奈之下,他将过年猪提前杀了,将猪头背到县城的嘉陵江桥头卖掉才凑齐了40元。当我拿着这40元税款的时候,心情非常沉重。后来,对于欠税户,我和同事们尽量不采用强制手段,总是千方百计地说服教育,一趟不行两趟,两趟不行三趟。大部分老百姓也逐渐理解了我们,他们说你们也是替公家干事,税轻税重怨不得你们。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与农民谈心里话、拉家常,拉近了和农民的距离,结交了众多的农民朋友。我曾在一个村里驻队,在当年的税收中,一个三十几岁的壮年人由于家中劳力少、人口多、税负重准备质问我,口里不干不净,且发誓不交税。当他怒气冲冲地向我发了一个小时的火,而我一直是微笑面对。发完火,他把税款交了,说,王干部,我不是和你有气,我就是心里憋得很。后来他和我成了要好的朋友。

我没有见过母亲发那么大的火。在区公所院子里,母亲对区委书记说,谁那么缺德,我们家缺粮的时候,都没缺过公粮,谁说我们没交公粮?不给个说法坚决不行。区委书记说,这个事我们一定会处理好。

后来我才知道,我老家的乡党委书记没有及时完成乡里的公粮税收任务,说我们家几个都是吃公粮的,说我还是收公粮的,都没交,所以乡里任务没有完成。区委书记大为恼火,说要当典型处理。我哥当时在区公所工作,问我母亲,母亲说,我们的公粮早就交了,税钱也补齐了,然后拿上交粮凭据和税票坐班车到了区公所。乡党委书记登门给我母亲致歉。我母亲说,我儿子在哪得罪你了,别说我几个儿子都在吃公家粮,我就是自己不吃饭,也不给儿孙抹黑。他说他也是被税收任务逼急了随口一说。后来,那个乡党委书记因为其他工作造假,免去了领导职务。

母亲曾经问过我,说究竟是咋回事,税款咋越来越多,有些农户怕是真的交不起了。是呀,究竟是咋回事,我也说不清楚。那些年,农业税年年上涨,税款越征越多,任务越来越重。我粗略地作过一个统计,从1988年到1998年的10余年中,因农业税计税单价的上调,农业税增长了近6倍;农林特产税(后来改为农业特产税)增长了130倍。而且后来,在农业税的纳税通知书上又增加了“三提五统”、民兵训练费、教育费附加征收任务,农民真的是不堪重负。作为“皇粮国税”的农业税越来越难收,工作越来越难做,抗税事件时有发生。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全县就发生暴力抗税案件4起,其中最为严重的一起就是发生在我的同事身上。当同事向农户征收税款时,因为言语不和,被殴打致伤,虽然打人者被判了刑,但这件事在我心中留下了浓重的阴影。

那个时候,我时常面对着青山发呆,我翻开《石壕吏》大声朗读: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我想起了《捕蛇者说》、《苛政猛于虎》,我知道这想法依然属于愤青。但农业税收到这个份上,我无所适从,我在困惑和不安中彷徨……

我没有诗人的灵气,从不写诗,但那时我写下了如下的句子:

当生活把一个困惑抛给你时

尘世没有了欢笑

满目的绿水青山

顿成了巨幅黑白照片

 

当生活把许多困惑抛给你时

揉揉眼

用心去理开脑中的纷乱

不要让艰辛把脊背压弯

放声地笑

大声地恸吧

聚财没有坦途

理财没有永远顺风的帆……

没想这首诗在当时一个全国性的行业杂志发表,这也是我今生发表的唯一一首所谓的诗。

从2002年开始,全国开始了农村税费改革,2005年陕西省全面取消了农业税,2006年全国全面取消了农业税。从春秋时期鲁国初税亩开始的“皇粮国税”,经历了2600多年,终于走进了历史。而我,作为这段历史终结的参与者、见证者,心中充满了无限感慨。而此时,我的父亲和母亲也已相继离世。我想起了父亲弯腰割麦的情景,我看到了母亲熬红的眼睛和麻木的双手,我在内心大声地喊:母亲,您再也不用熬夜捡公粮,再也不用借粮上公粮了。

如今,公粮离我们远去了,短短10余年,人们已经没有了公粮、农业税的感念,但它留给我的,是长久的回味和思考。正在开展的精准脱贫工作,我和同事们常常穿梭在山岭沟壑间。我问我的包扶户,种粮补贴领了吧?参加医保了吧?产业扶持资金给你了吧?他说给了给了,然后就笑。我和同事们也都笑了起来。


王全纲,发表有小说散文、作品多种,陕西省作协会员。现居陕西略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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