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绵思远 扶桑花开 日本第一国立高中的“霸主之路”

国会，也许是除了首相以外的日本电视政治明星。不仅因为这里经常爆发独具特色的“全武行”戏码，更是由于这里作为“日本大政方针策源地”的地位。也许是国会的光芒过于闪耀，以至于差一点忽视了紧邻它的一所学校。一边是安静的“知识养习圣地”，另一边是喧嚣的“激辩交锋战场”，国会和学校就在看似差异化风格下和谐共处着。当你真正走近这所名为日比谷高中的历史，才能被深藏在红色主教学楼背后的那条“光辉之路”震撼。

“明治维新”锻造霸主之躯

当1853年，马修·佩里的远洋舰队进入江户湾的时候，封闭的幕府统治下的日本国民面对眼前浮在海面的“怪兽”恐慌不已，有的甚至已经抄起了太刀长矛准备应战；当时光进入1878年的时候，痴迷排球游戏的日本少年们已经开始用“电报”、“蒸汽机”、“报纸”等当时风靡的十种“潮品”指代十个不同数字。让日本从蒙昧走向开放的“明治维新”彻底改变了历史，也正是在“维新改革”如火如荼的1878年，日比谷高中拔地而起。

虽然这个本名“东京都立第一中学”的高中创校很早，但真正扬名立万却是在战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也正是在这黄金般的十年，不仅校名变成了如今的“日比谷高中”，最重要的是奠定了其日本国立高中霸主的地位，这也与其“同岁兄弟”东京大学有关。当时的日本国民都以自家孩子能考上该所高校而荣耀，随着日比谷高中毕业生考入东京大学的人数增多，其地位自然逐渐提高。

当然，“花无百日红，校无千日好”。“暗黑1993”让作为国立高中霸主的日比谷高中陷入尴尬境地，就在这一年，日比谷高中考入东京大学的毕业生仅为1名的战绩，让全国舆论大哗，而就在1964年这个数字却高达194。相应的，日本家庭对于国立高中的信任感降到历史最低，国立高中的地位开始在日本家庭心中动摇，部分日本家长甚至不顾高昂的学费，将自己的孩子转入私立学校就读，国立高中的寒冬降临，包括日比谷高中在内的全国国立中学在“艰难时世”中徘徊不前。从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的这段时期，日本的国立中学似乎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这也让日本政府忧心如焚，毕竟国立高中是日本教育的主要力量，国立高中的萧条会导致日本教育的衰退，这是素有重视教育传统的日本政府所不忍看到的。

满血复活 梦想再造

日本政府在2001年实施的国立高中复苏计划成为包括日比谷高中在内的国立高中的转折点，随着地方自治团体资源的引入，日本国立高中迎来了“暖春”。日比谷高中借助这一良好契机，放开了校长的管理权，学校管理层的潜力得到无限挖掘和激发，随之而来的是更加完善的教师招聘制度让日比谷高中摒弃了旧有的单一教学传统，多元化的教学模式和文化冲击，也让学校面目一新。这一切改革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学生获得更加优质合理的教育，因此改革之初，很多持观望态度的家长仍然对于表面的制度创新表示怀疑，学校管理层更是深知教学方式才是一切改革的最终落脚点。

于是，学校果断利用与东京大学的紧密关系将探校常态化，使得“兄弟之名”真正名副其实。每次探校，日比谷高中的管理者们最关心的莫过于学生在活动中和活动后的表现。通过观察和走访，以及考试成绩对比。他们发现参观过东京大学的日比谷高中学生的成绩都有所提高，当然这与学生本身的努力程度有关，但东京大学深厚的文化底蕴对于学生潜能的激发作用不可小觑。除此以外，日比谷高中的管理者通过对欧美学校的考察，将欧美学校普遍实行的批判性和自主性教育引入学校。突然有一天，学生们发现，期末考试的时候，走进教室的老师不再抱着一大摞恐怖的试卷，而是像平时上课一样布置作业的时候，都以为自己走错了学校。这也正是日比谷高中“西学东渐”的举措之一，将部分考试“论文化”，同时针对论文作业制定相应的监督机制，以保证学生在论文上赋予的个人创新思维，配合着周末的开放教室，日比谷高中这汪了无生气的“死水”终于成为一汪取之不尽的“思想甘泉”。当2002年的毕业季到来，日本家长焦急地等待着日比谷高中的东京大学录取率。100人录取的结果虽然没有让日比谷高中恢复到1964年的巅峰状态，但这个数字在教育多元化的日本已然是极大的胜利，在短短的一年间，日比谷高中找回了那个既陌生又熟悉的“日本第一国立高中的金字招牌”，学校的生源数量也在平稳回升，再加上后来学区制的废除更是让日比谷高中在恢复元气的同时走向了新的辉煌。

无论时代如何更迭，那条曾经作为夏目漱石等一干日比谷高中毕业的巨匠级的日本名人休憩玩耍的石板路，仍然幽静深远，伸向远方的路基似乎在昭示着日比谷高中的未来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