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糟糠学”到“纯洁主义” 意大利语言文化变迁

罗马帝国的各省在几个世纪里古代的口头拉丁语不断地演变，但书面上仍用古典拉丁文。意大利本土通俗拉丁语早在第9和第10世纪就在意大利不同的地方使用了。第一个被发现证明意大利语形成的史料是“维罗那谜语”，那是公元800年用威内托方言(通俗拉丁语)写成的。这些文字中原拉丁文的一些动词的尾音已经消失了；第二个史料是9世纪发现的科莫第拉墙的文字。这些文字中使用了定冠词tlle，这个词就是意大利语定冠词的前身。

“拉丁”繁盛催生通俗语言

随着时间的推移，通俗拉丁语的地位不断提高，知识界也开始承认并使用它了。13世纪用方言写作的作家和诗人在意大利逐渐地多了起来。比较典型的是西西里的宫廷作家群体。费德里科二世很有文化修养，又有渊博的知识，在他周围生活有一群诗人，他们用西西里语，而不是拉丁语来写作。西西里的诗歌在意大利各个地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以后将近50年的时间里都是意大利文学的楷模。但在13世纪的后半叶，随着西西里王朝的衰落，意大利的文化中心也就由西西里转到以佛罗伦萨为首府的托斯卡那地区了。

13世纪中叶起，尤其是14世纪开始的几十年中，佛罗伦萨市的政治、经济迅速发展。它的市民达到10万，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文化和学术研究的空前繁荣，文学也达到了鼎盛时期。当时有一个相当健全的教育系统。这一切使得佛罗伦萨市成为人文高度发展的城市。佛罗伦萨方言在意大利的语言和文体方面起主导作用。当时有三个很重要的杰出作家，但丁(Dante)，彼特拉克(Petrarca)和薄迦丘(Boccaccio)。佛罗伦萨方言得以迅速传播，其推动力起初来自于但丁《神曲》的600套手抄本，它们传到意大利的各阶层，包括下层。《神曲》不但加快了意大利的文化进程，也为现代意大利语奠定了基础。与但丁《神曲》同时的薄迦丘的《十日谈》和彼特拉克的《抒情诗集》，也对现代意大利语的形成起到很大作用，它们分别成为叙述体和抒情诗的典范。对于这三个大师的模仿成为意大利语言史的重要篇章。14世纪是意大利通俗语言大发展的时期，但15世纪又出现了矛盾的局面：随着人文运动的发展，文艺复兴对古罗马艺术样式的复兴，拉丁语又企图回头。

“面粉”和“糟糠”之争

15世纪下半叶流行印刷术，意大利第一个印刷本是1470年的《抒情诗集》，不久又印了《十日谈》和《神曲》。印刷术的使用不但有利于通俗语的传播，而且还统一了文字的书写。文字的书写都统一在三个大师的规范下，如azione，azzione，actione，aczione等都统一为azione(行为)，再如scen2za，scientia，scienzia都统一为scienza(科学)。

16世纪文学语言日臻成熟而稳定，这还应归功于当时活跃的对意大利语词根及句型的研究。这个世纪对语言规范化的争论达到了顶峰。威尼斯文人彼得·奔伯(Pietro Bembo)在他的《通俗语言的叙述》(Prose della volgar lingua，1525年)一书中强调恢复托斯卡那(即佛罗伦萨市所在大区)文学古风的必要，他指出散文应以薄迦丘为典范；诗歌语言应以裴特拉克为典范。出于他本人的贵族心态，他认为但丁的风格粗糙而不恭。当时正值国民要求国家统一，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奔伯的建议得到了采纳。16世纪末在佛罗伦萨市成立了一个由学者组成的“糟糠研究院”，专门区分“面粉”和“糟糠”，即分清“好词”(规范)和“坏词”(不规范)。1612年编写的《糟糠学术辞典》(V ocabolario degli Accademici della Crusa)将14世纪伟大文人的语言精细而准确地整理为辞典的词条，而其他非大师用词、现代的及口语的用词，或者不录用，或者被列入附录。被后来许多批评家指责为“纯传统式”的这种字典，当时是欧洲第一部词汇学巨著。受这部字典在字词编排和意义描述方面的启发，法国学者在1694年，西班牙研究人员在1726-1739年，英国的辞书家在1755年分别编出了自己语言的第一部词典。这些辞书推动了语言的古典化和高雅化，即“纯洁主义”化。它们排斥与新知识相关的新词，加重了书面语与口头语的脱节。这种脱节直至后来才由科学家们打破，如伟大的科学家伽利略原来是用拉丁文写论文，而为了推广科学成果，使广大的科学工作者了解科学，在1610年以后他一直用通俗文写文章。

“纯洁主义”独辟蹊径

权威强制的力量来实现的，应当以一种更深层的行为来创造新的文化氛围，使知识分子的小圈子与一般民众之间的鸿沟逐渐填满。实际上曼佐尼和阿斯克里的观点并不矛盾，双方都反对语言纯文学性的观点，双方均主张语言问题的解决应该也只能与社会和文化现象结合起来。曼佐尼和阿斯科里的观点具有现代意识，与语言“纯洁主义”抗衡。但是真正的语言“纯洁主义”或“纯洁癖”产生于19世纪初。这一学派的领袖切撒蒂神甫(Antonio Cesati)认为捍卫14世纪的语言文化是解决当时语言问题的唯一出路，那个世纪作家们的语言应当是词汇的唯一源泉，即使是现代科学和技术的词汇也不能另开蹊径。切撒蒂面对法语随着启蒙运动渗透到意大利语中来的现实感到恐慌，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预防语言的异化。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整个意大利出现了一批语言“纯洁主义”的教授，范法尼和阿尔利在19世纪末竟编写出禁止使用文字的索引目录，但是所列出的很多词语人们原封不动地沿用到今天，如ambiente(环境)，burocrazia(官僚主义)，com2pletare(使完全)等。对外来文字已不仅仅是语言学家的事，政治家也参加进来了。1932年La Tribuna《法庭日报》组织一次大奖赛，试图找出一些意大利语词代替外来词。于是有人提议把世界至今通用的bar(酒吧)改为具有意大利语特色的barra，把16世纪就从西班牙语引进并已在意大利普遍使用的用lci(她)来表示尊称的用法改回意大利语的用voi(您)来表示。当时的口号是“蛮夷滚出去!”但这一运动的收效甚微，只有极为个别的词取代了“异化词”。

意大利民族语是从20世纪才得以快速发展的，尤其是在二战以后产生了不少新的词汇和表达方式，原有的词又赋予了新义，出现了很多合成词，句法上也有所变化，书面语的复合句呈越来越短的趋势。在今天的意大利，报纸、电视、政治、体育、科学语言及广告语言中有大量英美词汇，很难想象就在几十年前还把使用外来词看作是应受谴责的，甚至是违法的行为(当时有条法律规定公开滥用外国词汇可罚6个月的监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