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人不敢移民南方，是因为害怕传染病？| 瘟疫与人

公元前430年—前429年，雅典与斯巴达之战胜负难分，一场来去无踪的瘟疫使得雅典失去近四分之一的士兵，由此深刻改变了地中海世界后来的历史走向。

1520年，西班牙人科尔特斯以六百人征服拥有数百万之众的阿兹特克帝国，他们带去的“致命杀手”天花病毒在墨西哥城中肆虐，就连阿兹特克人的首领也死于那个“悲伤之夜”，于是西班牙人所向披靡。

1870年普法战争之际，同样是天花病毒，使两万法军丧失作战能力，而普鲁士军人由于做了预防接种而未受影响，战争胜负改变于朝夕之间。

疫病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

放眼中国古老的历史发展进程，我们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人驯化长江流域居然比驯化黄河流域晚一千年。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会不会也和疫病有关系？

历史上，中国人在移居南方方面的迟缓，常常令人不解。因为这里并不存在难以克服的政治—军事障碍，农业生态又有利于定居：温热的气候意味着更长的生长期，丰沛的降水消除了经常威胁北方旱地作物的旱灾之虞。

而且，长江在流出西部群山以后即在湖区穿行，没有沉积物淤塞下游河道导致像黄河那样高悬河床的棘手问题。这里的堤坝和人工渠网也不必承受北方那样的压力，构成黄河流域历史特点的可怕的、经常性的和不可避免的技术难题在此处也并不存在。

但人们却不知，拓荒的中国人在向南移入更肥沃的农业地区的同时，也正在攀爬异常陡峻的疫病阶梯！

南下所遭遇的气候变化相当于从新英格兰到佛罗里达，但地理状况和盛行的风向使这种变化远超北美东海岸这一段。群山的阻隔使长江流域在冬季免受从蒙古高原吹过黄河流域的寒冷而干燥的西北风的影响。

在夏天，当季风反方向吹来时，来自南海的湿热气流则保证了长江地区的充沛降水。同时，由于夏季季风在穿越山岭到达黄河流域之前已降下了大部分雨水，黄河流域的降水经常不足以抵抗非灌溉区的破坏性干旱。

结果，中国北方与南方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气候类型，南方湿热的环境中比北方滋生出了更多的寄生物。

在整个黄河流域，严冬杀死了那些无法借助冬眠抵御漫长严寒的寄生物，携带疾病的南来寄生物更难以幸免，因为它们根本不能适应北方寒冷而干燥的气候条件。

然而，秦岭以南的长江流域则不然。习惯于北方疾病环境的人们在适应南方迥异的疾病方式时面临着可怕的问题。

此前，当中国农民从黄土地上的旱作转为黄河流域冲积平原的灌溉农业时，人们应该已经经受了一定罹病的考验，但对相伴而生的，寄生层面上的变化却不容易适应。

而若是要发展出与全流域治理黄河的规模相适应的水利技术，则需要几个世纪的努力。政治统一和在农民身上建立稳定的巨寄生关系同等重要，并且非常耗时。因此，对更大的罹病遭遇的适应极有可能与中国社会和技术上的显著转型同步进行。

Mary intercedes with Christ against the plague

相比之下，巨寄生的平衡似乎形成得较晚。

直到公元前3 世纪末期，中国政治—军事的稳定性格局才算建立起来。在此之前，战国时代诸侯争霸愈演愈烈，最后整个中国被一个半开化的国家—秦国在公元前221 年统一了。

而到了古代中国巨型寄生平衡的汉朝（公元前202年—公元221年），中国农民已有400 年耕作稻田的历史了。如此长的时间，提供了充足的机会让灌溉农业的流行病在黄河流域稳定下来。

当中国农民从半干旱的黄土环境转为稻田里长时期的涉水劳作时，这种转变肯定会带来些显著的变化。但事实是，不管传染病如何盛行，新的传染方式都没有阻止人口的稳定增长，否则国家将得不到足够的人力用于不断扩大的堤坝和水渠网的修筑和维护，更不必说用于不断升级的大规模战争了。

所以，当稳定的帝国政府所需要的统治、道德基础和工程技术在公元前3 世纪末期日益完善时，除了疾病的障碍以外，已经没有别的什么因素能阻止华中和华南的快速开发了。

而中国移民却是在5-6个世纪之后才完成了对长江流域的定居，这一事实只能凸显疫病障碍的巨大。简言之，是来自干冷北方的移民的大量死亡使南方在人口上无法迅速地发展起来。虽然，所有这些说法都还只是抽象的推断。

即便谁也不能指望后代学者能从古代文献中发现这些危害人类的病原体究竟是哪些。但古人在书中还是多多少少显露了他们对南方患病危险的意识。

比如，大约生活于公元前145—前87 年的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就曾写道：“江南地卑湿，人早夭。”早年司马迁为写史曾亲自游历该地区。此后的一些文献中，也会提到，南方之地对人的健康不利，供南方游历者阅读的小册子常开列一些新奇药方。据史载，被派往南方做官的人任期短且死亡率却高得出奇。

古人经常会觉得，在湿热的南方会罹患更多的传染病。其中，像我们常提的疟疾和血吸虫病都是很具代表性的例子。

疟疾，尽管偶尔也出没于北方，但只是在南方才成为现代的健康问题，事实上它可能也是构成早期中国南扩的主要障碍。同时，另一种蚊子携带的疫病—登革热（与黄热病有关，尽管致命性在现代变低）也影响着中国南部。

像疟疾一样，登革热可能很早就存在了，静等着北来的没有免疫力的移民自投罗网。中国19世纪的本草学提到几种有效的退烧剂，甚至在欧洲医生的眼中，其有效性也可与进口的奎宁（Quinine）并驾齐驱。

此外，血吸虫病也是现代华南和华中的一大卫生问题。它的分布也可能与气候界线相符。近期考古发现了一具确定年代为公元前2世纪的尸体，保存完好，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慢性血吸虫病的症状。这也证明了早在拓荒者把长江流域发展到类似北方的水平以前，这种疾病在中国已经存在了。

总之，在大约公元前600 年后，中国人在应对黄河流域冲积平原的严酷环境上取得了极大成功，无论是在物质技术上、政治上，还是在传染病的适应上。

大约公元前200 年以后，他们又同样成功地在食物生产者和寄生其上的统治者之间形成了可持续的、相当稳定的巨寄生平衡。

不过，在微寄生层次上的调整尚在南部广大地区进行着。从公元前211年或更早，直到汉消亡后，中国长江流域和其他地区因疾病造成的障碍还没有完全融入中国社会的有机整体。

延伸阅读

《见识丛书15：瘟疫与人》

作者：[美]威廉·麦克尼尔

出版时间：2018年5月

《瘟疫与人》是威廉·麦克尼尔备受欢迎的一部经典作品，也是宏观论述瘟疫与人类历史关系的史学佳作。从疫病史的角度，以编年的手法，从史前时代写至上世纪前半叶，详实探讨传染病如何肆虐欧洲、亚洲、非洲等文明发源地，而这些疾病又如何塑造不同文明的特色。

《纽约书评》称 “此书从此扭转了人们看待世界历史的角度”。普利策奖得主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盛赞它提出了“富有创新也具有挑战性的历史概念，影响深远”，而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有言：“看待历史的崭新观点，我从《瘟疫与人》中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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