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设计的名义纪念中国改革40周年
2018年，令世界瞩目的中国改革开放步入“不惑之年”。40年前，邓小平以一句中国“有被开除出球籍的危险”警醒全社会，它要求全民要认识到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有着极端紧迫性。如果说过去40年的改革主要是“破”，那么未来30年的改革重任主要是在“立”字上做文章。城市建设的发展是中国改革的映射，以规划设计的名义省思改革是件内涵丰富且深刻的事。
四十年改革“大事件”需要思想再解放
无论从社会视角还是对改革价值的认知，中国改革40年的事件“图谱”很重要且有代表性：
l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发表了“科学的春天”的讲话；
l 1978年5月10日 中央党校《理论动态》60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经胡耀邦同志审定发表；
l 1978年5月11日 《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l 1978年11月-12月 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的总结报告，实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l 1978年12月18日-22日 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2月22日的全会公报高度评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
l 2008年5月8日 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光明日报》社召开“纪念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讨论30周年”座谈会。
由《光明日报》发起的一颗认识的火星，此刻已在中国大地上，燃成一片智慧、勇气与信心的燎原火焰。与不少同行在一起聊建筑评论应该如何担当起时代命题时想到，中国改革的城市化命题从何处寻，面对文化精神是城市核心竞争力，城市演变的格局与规划师、建筑师的创作构建不同的话语体系，我们有必要针对如下理由去反思改革：
l 1979年6月，国家计委等部门发出《关于勘察设计单位实行企业化取费试点的通知》，这是1949年后中国首次实行设计收费制；
l1980年3月，国家建委印发《全国勘察设计单位进行登记和颁发证书的暂行办法》，这是1949年后中国首次对勘察设计单位实行登记颁发证书的准入制度；
l 1980年6月7日，国家建工总局颁发《直属勘察设计单位试行企业化取费暂行实施办法》，这是设计打破“大锅饭”的第一个法定文件；
l 1984年4月，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印发《关于健全总工程师制度的暂行办法》，明确在设立总工程师建筑设计单位还可以同时设置总建筑师；
l 1988年7月25日，建设部印发《关于开展 42 35097 42 14939 0 0 3902 0 0:00:08 0:00:03 0:00:05 3901设监理工作的通知》，标志着我国建设监理制度开始建立；
l1990年，建设部公布第一批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名单，共120位专家当选，建筑设计行业有20人当选；
l 1992年1月1日，建设部、外经贸部印发《成立中外合营工程设计机构审批管理的规定》，鼓励中外设计机构、开展国际工程合作业务；
l 1993年11月4日，建设部印发《私营设计事务所试点办法》；
l1994年9月29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工程勘察设计单位改为企业问题的批复》，正式开始勘察设计机构改企工作；
l 1995年9月23日，国务院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
l 1998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正式实施；
l 2000年，首届“梁思成建筑奖”评出，9位专家当选；
l 2009年1月，由《建筑创作》杂志社主编的《建筑中国30年（1978-2008）》正式出版，此部专著为全国建筑设计行业为纪念改革开放30年编著的唯一一部专著；
l 2014年9月，由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共同主办“反思与品评—新中国65周年建筑的人和事”学术讨论会，此举为建筑设计界的重要学术活动之一；
l 201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对当前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给予了明确指示，强调城市建设必须尊重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
l 2016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新八字建筑方针等；
上述事件“图谱”的梳理，令人联想到许多，至少涉及如下方面：
其一，要认识到，在中国几个标志性大城市，从来不缺建造一座宜居之城的激情，现在尚缺少的是建构良性制度的大环境，之所以中国改革40年的城市化命题重要，是因为我们要杜绝再出现“找不到根”的建筑，除了经济驱使所造成的文化真空外，更深层的原因是利益不均衡所导致的城市建设失序与无哲学之思，在光鲜亮丽建筑背后，充斥着盘根错节不成体统的建筑项目与“欠设计”的房屋；
其二，中央及住建部都明示“建筑评论”是个好机制，建筑评论重在要用事实说话，大胆反思浮躁年代出现的城市“胎记”。如历史给了深圳一种世界文化，新华社记者将深圳的改革文化总结为：海洋人的“开放文化”；认同感的“存在文化”；向前发展转化的“价值文化”。城市与建筑、思想与学术、作品与事件的40年，重在认真面对已过“不惑”之年的诸多挑战；
其三，2015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曾出版《社会之霾—当代中国社会风险的逻辑与现实》一书，其价值在与它从“天人合一”哲学观出发，以“自然之霾”到“社会之霾”的共同性为引，将中国改革问题视作“原点”，以历史的视野，求真的精神和严谨乐观的态度，剖析为什么城市过度膨胀，为什么难寻找世外桃源？正视城市化发展的社会之“霾”，重在认知并化解社会风险，找准其表现形式及原因症结；
改革奔涌向前，历程值得铭记。前不久，中国首家“改革开放博物馆”———蛇口改革开放博物馆正式对外亮相，它使还原时代记忆、展于今世、传之后人成为可能。纪念改革40年，重在推出有创新意义的、力度更大的改革开放实招。纵观这四十年，这已是一条汰旧立新、攻坚克难的法则，需要我们以更大的魄力推促改革、扩大开放，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稳中有进，珍视这个历史节点的到来，改变与成就、反思与再前行就是最好的纪念。思想解放与深化改革总是相互激荡彼此成就的，改革恰似逆水行舟，要想不后退，只能呼唤不断的思想动能。思维何以会被禁锢？一个重要原因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在习惯的区间中重复自己，不论对行业、对个体这是极其危险的。思想是总开关，没有思想上的“破冰”，就难有行动上的突围与“春天”，必须要克服种种抵触症及影响行业发展的理念迟滞。
“以设计的名义思考并纪念改革”离不开理念的再清晰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1805-1859）在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有一个在当下仍流传的谬误即，一个政权“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这便是著名的“托克维尔悖论”。现实中似乎也找到相关验证如中国大明王朝崇祯改革、清末的新政都曾导致政权的倾覆，这些片面的例子，似乎为不改革找到了借口。中国改革史及战略史专家雪珥新作《国运1909—晚清帝国的改革突围》（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8月第一版）所表达的是改革面对的是没有“剧透”的历史，如果说“文人史”不乏灿烂者，但多借史抒怀，而“改革史”之特殊题材是令人经世致用的。因为找出改革的出发点和根本原因，才是改革史研究的使命而非仅仅是结果；此外，改革的着力点必然是问题，任何离开问题的改革史是臆想。中国属改革大国，改革的“文明早起”有着丰富的改革实践，问题在于“改革与革命”赛跑中，要让改革跑过革命，贵在早些、主动些、全面些，要将真改革在理念上有质的突破。雪珥在书中痛楚地指出尽管时至1909年，改革已经前所未有地成为大清国的全民共识及主流话语体系，可令人难以料到的是：“精心设计的改革，在经过官僚体系的执行后总是会‘烂尾’：明明是利国利民的仁政，最后却被大小领导转变为扰民和敛财的工具……大清国这艘巨大的航船行驶至暗礁林立的险滩。”百年中国改革史，也是部“石头记”，但今日已不是晚清穿越之时，改革开放要深入、防范风险更需严格，所以不可忽视亦真亦幻、步步惊心的业界改革之势。
在今天回顾设计行业发展史即改革史，首先应向改革精神致敬，因为它不仅创造了经典，更传承下设计改革精神，人们会发现凡可在高质量发展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就能校验并砥砺出真正的设计企业家精神。尽管改革40年的今天，于十年前社会环境又大不相同，但毕竟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机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如果将40年前的设计企业（刚刚开始研究设计收费）解读为：冰河解冻（主要指设计思想刚刚解放），那么今日中国的国有大型（含民营大型）企业已有机会在国内外设计市场中“行船”，只是设计愈趋高质量发展，设计企业家的精神，贵在创新不止。要看到不少设计企业的经营业态现已调整，如何在单一设计的基础上丰富设计业类型？如何在设计产业跨界发展后大胆提供世界级“品牌”（如一带一路沿线）的相关项目；如何在为城市营造时空环境时，用作品推动设计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等，为公众提供更幸福、更安全，有更高诉求的可持续作品等，本质上都在挑战设计企业的新改革之策。其本质上是如何从规划设计上，规避城镇化建设中不幸福、不安全因子的聚积。
大约五年前就有专家统计：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波涛在创造美好时，也有失序、失衡、失当的“糟糕态”，如平均每2秒，就会增加一位新市民；每一分钟，就会有30人走入城市“落地生根”；每天，分享城市生存空间、就业机会、公共服务的市民会增加5万人，每年城镇人口以近2千万的数量增长。追求幸福是每个人的权力，但核心问题是城市“时空”为这些增加准备了保障措施了吗？以城市设计为例：深圳是中国最早试点城市设计的试点城市之一。通过对深圳至少35年的城市设计实践历程回顾看，确经过了从起步的感性到体系建构的理性，再到人本多元的探索与实践，实现了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的“双平台”，实现了建筑师与规划师共同参与城市设计的“创举”。深圳城市设计的主要作用，一是要解决目前城市建设缺乏特色、风格单调、建筑文化缺失等突出问题；二是通过城市设计，达到建设人文绿色环境的目标，以增强城市活力，其规律可归纳为：
其一，特区起步，萌芽与感性的城市设计（1980-1993年）设计项目——可持
续社区规划的早期典范“华侨城”；其二，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深圳全境进入理性、规范的扩张发展期（1994-2004年）设计项目——福田中心区，是城市设计的一次完整体现，并建立了城市设计体系；其三，面对“四个难以为继”，城市设计在多元、人本及功能提升上着力（2005-2015年）“四个难以为继”指：土地空间、资源能源、人口承载力和环境承载力方面，因此通过城市公共空间营造，综合技术提升地区价值，代表性案例有：深圳国际低碳城、深圳湾超级总部等。
恩格斯说过“文艺复兴时期是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对应中国，1978年即随后的40年，因为是解放思想、敢用能人，便产生了巨人与奇迹的时代。无论从科学技术还是中国勘察设计行业发展看，经过四十年发展“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标在中国已实现，古人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仓廪实”、“衣食足”已完成，可人文价值观的“知礼节”“知荣辱”之目标还仍在路上，它不仅影响着行业的自身建设，从本质上也影响设计水平本质文化内涵的提升。为此，深化并展开“以设计的名义省思改革40周年”的大讨论意义扎实，因为这个命题可深入到设计界的纵深之处，更重要的是从多方面加速提升设计作品的“品质”，同时也让“有态度的设计”去传承并创新城市精神。2015年12月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城市工作的系统性，要求尊重城市发展规律，突出“运筹”的五个关键策略，即：
l 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
l 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
l 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
l 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
l 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
从设计史看，伴随着中国20世纪初的艺术设计与教育，蔡元培早有一系列倡导建筑观的美育思想，它们无疑是从大文化观上的设计改革之思。如蔡元培倡导的“城市美化为旧宿的美育思想”，恰与1919年德国建筑师、包豪斯第一任校长格罗皮乌斯《包豪斯宣言》中的著名句式“一切造型艺术的最终目标是完美的建筑”。在这篇建筑史、美学史、设计史的经典文献上，可看到有留学德国背景的蔡元培与包豪斯几乎共有的设计艺术改革观。百年后的今天，中国建筑师、艺术家去省思当下改革，急需要从设计的本质、设计的语境、设计与社会的关联乃至中国建筑设计的国际化视野去感悟“可贵的先风”，旨在找准方向，不带盲目性。
本文并非是解决问题的评论，而是一个问题之见，要思考：如何从提升设计作品的“品质”上入手，如何把握并提升从业界到公众的审美理念。即正视曾有的在城市“长官”意志及开发商的驱使下，建筑设计发展过快且失序，建筑评论家要以“第一观察员”的身份站出来作出反对同质化且到位的语境之评论，这是业界内外需要的百家争鸣之声；在建筑评论上做足 “传播”之声，重在面向公众普及建筑文化与建筑美学思想之需，要充分估计到中国城乡公众中蕴藏的对华夏建筑文化有内在渴求的群体，这是抵抗“山寨”式低水准建筑的力量；更是从根本上杜绝“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的负面建筑崇尚之关键。
《中国建筑三十年（1978-2008）》（天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
金磊 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 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副会长、秘书长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评论学术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建筑文化遗产》《建筑评论》“两刊”总编辑；（文章来源：《建筑设计管理》杂志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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