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为刺死「城管」的小贩辩护，如今却只能在监狱中做「零口供」

某些角度来讲，夏霖是英雄。他是北京小贩崔英杰杀死城管李志强案的志愿辩护律师、2009年刺死官员女服务员邓玉娇涉嫌故意杀人案件的代理律师。

如今，夏霖已经在看守所被关押了接近两年。

2016年6月17日，知名律师夏霖诈骗案开庭。夏霖的妻子林茹时隔600天终于见到了丈夫一面。据新雪访的报道，林茹说：「丈夫身上穿的那件红白条纹衬衣，还是2014年11月8日，他被警察当着老母亲和孩子的面，从家里带走时穿的。」

没有人知道夏霖这600天是怎么过来的。

人们只知道，他在法庭上喊「我无罪」，在看守所里保持着「零口供」，但背后承受的压力，没人知道。

检方指控夏霖涉案金额达1000余万元人民币称与夏霖和朋友之间的经济来往有关。他的妻子林茹曾对媒体表示，夏被捕前并没有接到任何人和司法机关索取和裁决债务的通知和文件，如果是向朋友借款，他也有能力偿还。

夏霖的两位代理律师──丁锡奎和王振宇，坚持为他做无罪辩护。丁律师认为，这起以“赌博”立案、最终以诈骗起诉的案件，是一起“为追诉而追诉”的政治案件。

庭前，有关部门曾向律师施压，提出三条，不能中途退庭，不能媒体“炒作”，不做政治辩护。最后一条，被一贯低调的丁锡奎律师回绝了。

「我不做政治辩护，将来谁为我做政治辩护？」丁律师这样问。

成名作：刺杀城管案

在中国，律师总有一种神秘而矛盾的色彩，公众希望他们帮助贫弱的百姓，而不希望他们去帮助那些富家子弟。

夏霖比较像是前者，他从来都是以技术派自称，他的成名，是从2006年为「刺杀城管案」辩护开始的。

2006年，崔英杰刺死了一名城管。他是退伍之后，为了养家糊口在北京摆摊。一日，城管要没收三轮车，他跪地请求，而不被允许，激愤之下，刺死了城管李志强。

事情的微妙在于，北京市授予了死亡的城管李志强“革命烈士”称号。而崔英杰和律师夏霖则站在了棱镜的另一面——他可能会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现在回看这个案子，夏霖最高明的一点在于，在棱镜把城管的光芒放大前，舆论尚未被点燃之前，他先做了一件事情：提前给全国人大写信，询问城管是否属于国家公务员序列，并获回函，确认了城管不属于公务系列——这就使崔英杰“妨害公务”的罪名无从被谈起。

最终，崔英杰被判处死缓，保住了性命，这是一个律师所追求的不错结局。

他的很多言论和辩词流传下来：

尊敬的法官、尊敬的检察官：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是古已有之的正当职业。我的当事人来到城市，被生活所迫，从事这样一份卑微贫贱的工作，生活窘困，收入微薄。但他始终善良纯朴，无论这个社会怎样伤害他，他没有偷盗没有抢劫，没有以伤害他人的方式生存。我在法庭上庄严地向各位发问，当一个人赖以谋生的饭碗被打碎，被逼上走投无路的绝境，将心比心，你们会不会比我的当事人更加冷静和忍耐？

我的当事人崔英杰，一直是孝顺的孩子，守法的良民，在部队是优秀的军人。他和他的战友们一直在为我们的国家默默付出；当他脱下军装走出军营，未被安置工作时也没有抱怨过这个社会对他的不公。这个国家像崔英杰一样在默默讨生活的复员军人何止千万，他们同样在关注崔英杰的命运，关注着本案的结果。

出庭痛苦：邓玉娇案

张思之先生后来对夏霖在本案中的表现评论道：「律师执业，冷静不能排除激情，坚定不可忽略进退有度，理性不应压抑悲愤，注重客观的同时要坚持独立的判断。律师工作是一种综合性艺术，会体现出律师的学术修养、专业水准、道德情操，还反映着律师的法律智慧和世界观。总之，客观上的要求甚高，几乎难达到完美的境界。因此，任何对于律师工作的批评都应该受到欢迎。」

「夏霖在邓案中的工作，虽在个别环节上显出情绪化，有急躁表现，分寸感稍显不足。但从整体上看，他的工作不辱使命，相当到位。特别是能在第一时间就抓牢对死者足以‘致命’，对邓玉娇可以‘免责’的关键性证据，难能可贵，功不可没。」

夏霖案有很多个版本，这个应该是最全的叙述了。

不完美的抗争者

但夏霖终究不是一个“完美的抗争者”。在他的朋友们看来，他有太多的毛病和缺陷，这一切，甚至关系到他今日的处境，包括他被抓之后，舆论的相对淡漠。

「他情商太低。」他的朋友王和岩说。

在王和岩看来，夏霖性格耿直，心底柔软，但有时颇自负，他也不太懂得现代传播。在邓玉娇案中，他对南方都市报龙志的一篇报道不满，始终耿耿于怀。而很多人认为，那是一篇理性的报道，在当时的汹汹舆论中，有难得的冷静。

他的矛盾之处还在于，他明明做了不少人权案件，却不希望被贴上“人权律师”标签。有记者曾在报道中提及他是人权律师，反被他指责了一顿。私下里，他对朋友们说，「不贴标签，才是对自己的保护。」

“烟不离手”的夏霖，“保护”自己的一个表现，就是打牌为乐，并以“吃喝玩乐”标榜自己。

「他一直喜欢斗地主。贵州的风俗便是这样。他喜欢小赌，但真没想到最终在这个毛病上被找事。」哥哥夏洪说他。

原立人大学的李英强一度认为，夏霖当然对体制有很清晰彻底的认识，但他一直在行动中小心翼翼地不撕破脸皮，试图维持与体制的和平共处。

「他明白，一些事情，他要干了，就不要说。他不明白的是，他扮演出来的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遮挡不了他本质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刘苏里说。他是万圣书店的老板。2006年，刘苏里就与夏霖相识，之后，夏霖曾做万圣书店的法律顾问，他们也慢慢相熟

「他不愿意把自己放在一个道德高地上，一方面，是他的自我保护。另一方面，也是他的性情使然。」他的另一位朋友说。“他也做不了完人。他做的抗争性案子，也只是一部分。平时做的多的，还是商业案子。”律师王令说。他也是夏霖案侦查阶段的代理律师。

沉默的舆论

2014年11月9日，夏霖被抓，当时的案由是三个月之前的一场赌博。之后，夏霖的罪名被升级为“诈骗”。而检察院列出的几位“受害人”，都是他有经济往来的朋友。郭玉 闪也曾被警方列为“受害人”。郭说，直到他自己获得自由，去找公安和检察院交涉，才把他的名字从“受害人”中撤出。

「夏霖的犯罪是他们想象中的。」王振宇律师认为。

但这个“诈骗”的声名，还是有效地影响了舆论对夏霖的关注。「现在环境这么肃杀，在不知道情况的时候，很难说话，也怕为他背书。」一位不愿留名的律师说。

另一个事实是，夏霖长期以“技术派”自居，和勇于在公共领域发声的死磕律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从2013年以来，中国律师里开始出现“死磕派”，他们在案件中与官方“死磕”程序，熟练运用互联网和自媒体，发声揭露不公，往往让司法部门被动尴尬。2013年，贵州“小河案”，以及其后的“北海案”，死磕律师抱团取暖，争取律师权益，一时风生水起。在当下的中国，他们也成为最具公共精神的律师群体。

而在始终关注着夏霖案的周泽律师看来，夏霖对死磕律师的行动，并不积极，较少参与到死磕律师的维权过程中来。而当前在公共舆论中发声的多是死磕律师。夏霖案的关注比较少，或许和这有关。

在另一位关注夏霖的朋友来看，这可能和夏霖的性格比较“独”有关。另外，2014年，在浦案中，他一开始采取的策略，以及他后来的表述，也得罪了一些律师界的朋友。但一位关注夏霖的学者则认为，因浦案引起的意气之争，属同道之间争论，不掩夏霖的赤子之心。“专制体制下，同道之间，有误解也其实正常。”

如今，尚在缓刑期间的浦志强，也一直关注着夏霖案。他说：「不管怎样，夏霖和张思之先生在我案子中当时的思路，是符合我的本意的。」

「我和他搭档很多年，最大的感受是，夏霖只要应诺下来的事儿，绝对不会中途开溜。当你回过头，他永远会在那儿。」浦志强说。

他认为，夏霖案获得关注并不多，也可能和“打压疲劳”有关。

而李英强，则痛感：「夏霖在失去自由一年七个月之后仍然能保持零口供，表明他对司法体制的熟悉和绝望的反抗……而人们在夏霖案上的普遍沉默，表明了国人根深蒂固的道德主义，值得所有追求公义自由的朋友警醒。」

财经网曾经写过这么一段：

整个案子，就是为了治夏霖的罪而将合法的民间借贷刑罪化炮制出来的。炮制案子那方甚至使出将数位“受害人”羁押起来胁迫作证的下三滥手法。在程序上，公检法三家用尽送检-退侦-再送检-移送法院-延期-再延期……：先是警方和检方把退侦-送检程序吃干榨尽，移送法院之后，法院又一再延期，理由是警方还在“补侦”。总共延期，累计八次！八级延期，跟这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宣布开庭，两相比较，讽刺意味十足！

但是互联网上敢于谈夏霖案的媒体，太少了。

林茹记得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94年。他穿一件蓝色发亮的衬衫，“很土”。见面之后，他就每天来接她下班。从那以后，他们一起生活了20年。

林茹说，他被带走后，警察找过她两次。告诉她，「夏霖坏透了。我要是你，早就和他离婚了。」

「我就问他们。他那么坏，那你们查到他有别的女人吗？」

警察愣了一下。说，还没查到。”

「我想过，无论是什么样的结果，无论外界怎么看待他，我都会等他回家。我对未来的憧憬，就是我们一家三口，能平静地在一起。」瘦弱的她，静静地说着。

夏霖妻子的这段话让我想起了葛优和巩俐主演的电影《活着》。

《活着》这本电影1994年，该片在第4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评委会大奖、最佳男演员奖等奖项。但它在国内被禁播了，而夏霖，也可能没有机会对媒体说出真相了。

> 资料参考：

• 律师夏霖和他的时代-新雪访

• 夏霖案,“顺我者昌逆我者 ”逻辑的现实演绎-财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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