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 | 王辉耀、李山：海归百年，使命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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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此地作别，也好他乡再见~~~~
时间：2013年9月17日
地点：北京时代美术馆
主题：海归百年，使命与责任
嘉宾：
王辉耀（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李 山（国家开发银行首席国际顾问、“千人计划”专家）
【要点1】第一代海归以容闳、詹天佑、茅以升等为代表，推动中国近代化的洋务运动，第二代海归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回来的留日学生和赴欧学生，属于“留学救国”的一代，如革命家黄兴、秋瑾、陈天华、蔡锷，及国共两党的政治家、军事家。第三代海归留学欧美学习科学技术为主，如钱学森、钱三强等。第四代海归是去苏联和东欧学习工程技术和实用科学，回国之后都成为了五六十年代建设新中国的中坚力量。
【要点2】第五代海归从改革开放后第一批3000名留学生算起，其队伍至今仍在不断扩大之中。第一批是上世纪80年代回国的，现在大多在国内管理和科研岗位上担任领导职务和负责人；第二批于90年代初回国，大都属于科研人才等；第三批是在1997年前后回来的，他们以IT业为入口进入中国现代经济，对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五代海归掀起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涉及群体最大、最空前的一次留学潮。第一批做互联网的，第一批回来做风险投资的、第一批回来做投行的、第一批回来做跨国公司的都是海归。
【要点3】柏拉图关于洞穴的寓言：人在洞穴里不知道外面的天地，直到有一天有一种力量让你到洞外，看到外面的天空，才知道真实的世界原来是这样的。柏拉图的寓言是说当你看清楚洞穴里一切的时候，不光要适应这个地方，还要改造这个地方，慢慢带大家走到一个新的世界。孙中山是留学生的优秀代表，孙中山对欧美同学会提了一个词——“指导国民”，希望留学生在西方学习先进的东西指导国内的落后国民，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我们这一代留学生并没有把潜力发挥出来。留学人员不仅有光荣的传统，同时也有新的历史使命。
【要点4】每年大概有25万中国人移民，其中移民美国的有8万，我们要从环境、教育、人才培养，政策上反思，为什么这么大的人才流失，我们希望不光是中国人回来，也希望国际人才到中国来。我们动不动把体制内、体制外，国企、民企、私企、外企这些东西打上身份，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不利于人才自由地流动。美国之所以强大，其中一个原因是把全世界的优秀人才吸引到那里。我们国家要迅速地走向强大，实现我们的中国梦，“不拘一格降人才”，是至关重要的。
【要点5】在全球人才竞争的时代，改革开放之后的30年有300多万留学生，100多万回国，200多万的人留在海外。如何充分发挥留学人员的作用？怎么样把他们吸引回来、让他们流动起来确实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中国未来30年需要靠这一批具有很好的国际训练同时又有很好的文化基础的人来推动。未来世界的竞争就是国际人才的竞争，哪个国家拥有了优秀人才就掌握了先机。人口红利我们用得差不多了，如何在下一个30年享受全球人才流动的红利，亟待考虑。
王辉耀：海归回国创业是百年传统
杨子云：各位朋友下午好！2013年是欧美同学会一百周年。我们特别请到了欧美同学会的副会长王辉耀老师，国家开发银行首席国际顾问、“千人计划”专家李山老师，我们来谈一谈海归知识分子的使命与责任。两位都是从海外归来，李山老师几进几出，我知道您是文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最早一批出国，然后回中国创业，见证了整个中国社会开放的进程，我想您先谈谈个人的故事，有请王辉耀会长。
王辉耀：谢谢，欧美同学会成立一百周年，回顾历史同时分享个人的经历很有意义。我是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毕业生，大学毕业赶上改革开放进入国家外经贸部，1984年出国学习MBA，回来以后进入国际大型跨国公司工作，也是较早一批回国创业和在大学任教。我原来学的是国民经济管理、政治经济学，发现这些对改革开放不太适用，于是萌发了想出去学习的念头。当时正好有联合国的几个专家到中国来讲座，我负责接待，在接待过程中接触到国外有MBA的学科，有微观的企业管理。当时就跟我所在的单位申请，非常不容易，因为当时出国要考各种各样的试，要争取国外的资助等等。后来过五关斩六将，终于获得能够出去学习的机会。
我们那一批人出去，几十块一个月，不超过一百块钱，可想而知当时的艰苦。我先读工商管理的硕士（加拿大），暑期找很多时间勤工俭学。我发现，做任何事情还是要跟国内的发展结合起来。所以我接待国内代表团，帮他们做导游、翻译等。后来比较有意义的是，我读完MBA后去加拿大最大的工工程咨询与管理公司SNC-Lavalin公司 ，而且我接到了国内的很多项目。再后来争取做加拿大驻香港首席商务代表，当时这个职位非常高，有很多人竞争。
我回来的时间是1993年。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他讲话以后我觉得我们的时机到了，中国进入了市场经济改革的阶段，有很多机会。回来时我们回国创业，在友谊宾馆租一间办公室，白天跟国内联系，晚上跟北美联系，整天24小时，宾馆房间既当办公室又当卧室，有天半夜起来晕倒在厕所里，每天睡觉很少。
当时创业非常不容易。比如我带进一个电脑，需要过二十几道关，海关不让带，那时卡得很严；我们又买了一个传真机，申请入网编号，包括注册我们的公司花了半年时间，非常不容易。但我感觉海归回来有一个过程--要慢慢适应，要关注国内的事情，跟国内的发展结合起来。后来我们慢慢找准了定位，做跨国咨询，当时做了很多项目，参与了很多大的能源项目，包括二滩电站、三峡工程等，我们进入了国企企业、接了很多中国大小基建项目，包括跟市级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其它的跨国合作。
我觉得留学生要发展从实业做起还不够，所以后来我们参与了很多社会活动，包括去北大做教授，最近几年参与欧美同学会的工作，特别是最近我们做的智库。这一系列的工作怎么样跟中国的发展结合起来，跟中国最先进的东西结合起来非常重要。
总结而言，眼光很重要。当很多人觉得国内没什么劲时，我们出去学习；当下很多人觉得要出去学习时，我们创业；他们创业时，我们做社团；大家都在做社团时，我们做智库。走在时代的前一步，对于我来讲是最重要的目标。
到了今天的阶段，海归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的发展过程和新的历史使命，所以今天的话题非常好，从我个人来讲，作为海归中的一员，与大家谈论这个群体非常有意义。
杨子云：讲得非常概括，但有很多地方让我们陌生和惊奇的：比如带入一台电脑进来要过20道海关，传真机入网编号这么难。这样的进程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的确是闯关，改变旧的规则。接下来想问李山老师，您出去时是怎么想的，为什么回来？为什么又走，为什么又再回来。现在对您自己所在的行业的未来有什么样的预估？
李山：留学生的使命与责任，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李山：谢谢！我是1981级的学生，没有机会下乡，那时知识青年下乡已经结束了。我出生在四川偏僻的山区里，从小在山里长大， 所以我的名字就叫李山。但我很幸运，改革开放给了像我这样的，没有家庭背景的大山的孩子一个事业成长，报效祖国的机会，荣幸赶上了很多第一： 首先我1981年考清华大学，当时还没有经济管理学院，是经济学管理系，整个经济管理系在四川招一名学生，我很荣幸地考上了，而且我成为我们县历史上（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考上清华的学生。这是我们县的第一。
到1984年时经济管理越来越重要，所以教育部在清华大学成立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第一任院长是朱镕基总理。清华大学是高度重视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地方，所以有团组织、学生辅导员，都是专职的留校老师担任这个工作。那一年要在本科生里找一个学生出任清华经管学院的团委书记，所以我很荣幸地当选了。现在有很多学生讲不平等、拼爹，我父亲小学文化程度（是家里文化最高的），但到清华大学不光没有受到歧视，而且受到了很多培养，所以我对清华大学非常感激。
当时清华大学是五年制，所以我1986年毕业。1985年时我面临着很多机会，这时正好是改革开放没几年，国家觉得学习西方的经济和理论实践非常重要，所以国家教委搞了一个项目：专门选拔高校研究生，选拔一批人到美国和加拿大学经济学。事实上现在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我相信有一半以上是从这里出来的，我是学经济的，读的很多东西是西方的，感觉到中国的市场经济才刚刚起步，从理论和实践有关很多东西要向西方学习，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抱着这样的想法我决定去国外留学。所以1986年通过考试到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学经济学博士，在这个学校我也创造了一个第一。中国的学生都很优秀，但加州大学的校董会的奖学金没有一个中国学生拿到。当时我出于需要，因为我虽是公派的，但不是公费，我要用钱而没有钱，家里也没有钱，当时出国穿的衣服都觉得给国家丢脸，所以国家教委给了我们800块钱置办费，买衣服穿，但我舍不得花，就给了家里人。当时我到了校园就没有钱，因为生活所迫就去考这个奖学金。结果我很荣幸，成为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历史上第一个大陆学生，不仅不用工作，学费、生活费用都包了，所以我对美国纳税人很感激（加州大学是公立大学）。
我读了一段时间，成绩很好，全A，发觉这个好像不够挑战，很犹豫：是在这儿继续念还是转学？如果在这儿继续念就可以很快拿到博士学位，然后就回国；另外觉得自己还没有上最好的学校，对经济学理论还没有深入地掌握，甚至觉得经济学本身太理论化，与现实差得很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思想使我选择到其它学校。所以1988年到麻省理工学院学城市规划专业（当时的想法是回来做一个地方官之类的）。不过当时我很荣幸，大多数中国学生在外国政府内部工作的很少，在校期间基本上没有，当时我觉得学城市规划，以GAS（计算机图象）为基础做城市规划，这在当时的全美国最少，并且美国波士顿市政府想用这个东西，到麻省理工学院找人。当时我也是因为生活所迫，有学费没有生活费，所以我跑到美国加州州政府和波士顿市政府工作了一段时间。在工作过程中发现美国政府跟中国政府差距太大，美国州政府到地方上去，他们把数据给了我们，但没有请吃一顿饭，让我们走了（如果在中国，上层领导到县里去那绝对是种种欢迎、种种款待的）。这让我印象深刻，从技术到文化，美国的城市规划跟中国的城市规划差距很大。而且麻省理工学院的理工科出了很多人才，当时经济学的泰斗萨缪尔森还健在，还在教书。在麻省理工发现经济学很有用，之前觉得没有用是因为我没有看明白，所以我决定转会申请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学经济学。所以我用了7年时间学了三个博士课程，最后只是拿到了一个博士学位，效率很低下，但是也确实长了不的见识。
不过等我毕业以后又面临着回国还是留在美国的问题。经济学分很多专业，我的主要专业是做金融，那时的中国有股票市场，我看到金融这个东西大有前景，而且又急需人才，所以我在麻省理工学金融专业。毕业时我感觉自己在理论上具备了良好的教育基础，但没有做过，抱着的这样的想法觉得自己应当在国外多学习一些实际的经验。1993年到华尔街工作，我第一份工作是做外汇衍生产品教育（现在衍生产品很臭名昭著），但1993年华尔街最好的三个工作：一个是外汇产品，一个是衍生产品，一个是新生的亚洲市场，当时我做的是亚洲的外汇衍生产品，工作非常理想。
但很快我的想法又变了，因为我发现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今天也不可自由兑换，1993年时根本没有任何跟人民币有关的交易。当时我出来读书是希望学成回国服务，这个东西跟中国没有关系。同时高盛找我，让我去创办他们的中国经济研究，因为以前没有，没有中国市场就没有中国经济研究。我觉得这不错，因为这是我的国家，第二我们在读书时，只要在任何的报纸包括杂志上有一点点关于祖国的信息我们都如饥似渴的去看，现在高盛花大价钱让我们去看看中国的信息，分析中国经济了情况，我觉得太好了。所以我就加入了高盛。当时我去高盛时，全球人加起来只有8000多人，总部中我是唯一的大陆人。我去时做经济学家，跟我隔壁的一个人聊经济问题。很多年没联系了，但后来他成为美联储纽约分行的行长。在这里工作让我看到了世界上最顶尖的投资银行，他们内部是怎么运作的，觉得中国也需要有这样的机构。
1995年高盛把我从总部调到香港，调到香港时使我有更多的机会观察了解国内的情况，包括国内官员、企业家、学者。我看到一个问题：中国一定是未来世界上金融最有前途的国家。为什么？金融的本质是把储蓄变成投资，金融是一个中介。中国GDP增长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超过美国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中国的储蓄率很高，40%多；美国是各位数。如此意味着中国的储蓄比美国大很多，把储蓄变成投资，金融就发挥巨大的作用，所以觉得中国需要现代的金融体系，也能够创造支持金融体系。所以当时我写了一个建议书：建立中国自己的投资银行，跟我的东家高盛等公司竞争。这时候机缘巧合，有句话叫机遇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头脑。1997年我陪高盛总司的总裁（后来美国的财政部部长）拜访我的老师朱镕基。见面时，朱总理就说我的学生为什么不回来，是不是因为高盛的待遇才不回来的？当时我有回国的愿望，所以毫不犹豫地说，只要能够为国家做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就回来，待遇不是问题。我实现了我的诺言，在半年以后1998年4月我从高盛伦敦办公室辞职（高盛培养我，把我送到欧洲工作），回到了北京，回到了国家开发银行。当时国务院朱总理做了一个决策：把国家开发银行打造成中国的高盛，打造成世界一流的投资银行。所以筹备了一个小组，组长是现在的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我很荣幸被任命为副组长，参与了中国创建自己的国际化投资银行的过程。这对我而言是巨大的挑战，因为我没有在中国工作一天，只是在团委当过书记，对社会、对国有金融机构完全不了解，确确实实是一腔热血，投入了这个筹备工作。经过了一年半，因种种原因筹备工作搁浅，我很伤心，又离开了北京。这是第一次回来，也是第一次离开。
离开以后，回不到高盛，因为我以前的位置被别人占了。我加入了雷曼兄弟，担任雷曼兄弟中国区的总裁（当时算是华尔街最年轻的中国区总裁）。2011年后我又踏上了归国的道路，因为我得到了机会到中银国际担任CEO，当时的董事长是银监会的主席刘明康，他问我要不要加入。我壮志未酬，有这样一个机会，毫不犹豫地从雷曼兄弟辞职加入中国银行，担任中国银行的CEO。我工作了五年时间，五年后中银国际在香港市场成为最具投资力的中资投资银行。当时我们填补了中国很多投资银行的空白，包括现在很时尚的PE，这也是当时我们创造出来的；还有衍生产品等，也是我们中银银行做的。以前中资银行不具备这样的能力，而后来包括公司智力、员工待遇方方面面都在向国际化靠拢。
这时候我又离开了，可能我的血液里老有一些创业的激情。刚开始到中银国际时觉得很有挑战性，是中国最大的投资银行，从业务文化、公司治理进行改革，非常具有挑战性，非常让人兴奋。五年以后当公司走上正轨后，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管理者，而不是创业者，我又希望有巨大的挑战，所以和高盛全球总裁合资在香港成立了一家PE公司。因为当时我们认为投行已经达到了顶峰，而在中国市场PE行业会蓬勃发展。所以我就离开了，可以说是在我事业最顶峰的时候离开了。对此很多人不理解，报纸上说是因为国企太复杂，其实没有，毕竟我从清华大学当团委书记开始加上高盛的训练和工作经历，管理中银国际游刃有余，我更多的是对事业的追求。
后来的创业艰难，最后是在两年前我创立了一个公司叫做涛石，和平安保险合资，我们是目前中国最大的能源基金。现在我的事业又到了新的顶峰上。
这时候国家中组部推出了"千人计划"，欢迎留学生回来。我很幸运，不管是第一次回国还是第二次回国都有贵人相助，国家需要这方面的人把我叫回来我很荣幸。现在国家到了新的起点和新的局面，从党中央具体到中组部的"千人计划"，成批量从海外召回留学人才，我是老海归，当土鳖好多年了，觉得自己应该相应号召，所以两会以后，我成为一批“千人计划”专家，回到国家开发银行担任首席顾问。这是我的简单历程。
五代海归：不同的时代 同样的选择
杨子云： 个人经历折射了我们开放时代的变迁，出国留学，回来开创新的金融领域、投资银行，可能因水土不服，又出去再又回来，现在还是立足在中国,这是一个趋势。我想请王老师能给我们讲一个数据，现在中国出国的人是多少，回来的是多少，比例是多少。海归回来创业的整体状况请您介绍一下。
王辉耀：从李山的经历我们感到中国变化的过程，从我个人而言也是这样，从第一批高考大学生，第一批出国留学，第一批做跨国公司，第一批做国外政府的官员。这些经历确确实实从个人身上折射了中国的发展历程。
今天正好是欧美同学会成立一百年，最早的海归可能要谈到玄奘，他可能是我们最早的海归。但是从现代意义上来算中国第一个留学生是容闳，从耶鲁拿到他的学位开始。他回国以后向清政府曾国藩、李鸿章上书，曾国藩和李鸿章被容闳所打动，李鸿章请求派遣留美幼童，容闳在广州选了120名幼童去美国，一开始是读中学。但这样的做法受到了很多中国封建人士的排挤，说他们不务正业，不读中国的传统四书五经，所以把他们招回来了。所以中国第一批留学生经历了一些波折。但尽管这样，第一批留学生里还是诞生了很多人物，比如唐绍仪、梁敦彦、蔡元培、詹天佑等，詹天佑跟梁敦彦是欧美同学会的发起人。
从过去的几代海归来看，如果要分类的话，可以分成五代海归：
第一代海归以容闳、詹天佑、茅以升等为代表。容闳是中国留学第一人，回国之后主持了“幼童赴美留学计划”，组织了将近200名幼童赴美接受西方教育。他们回国之后有的参加了中法海战和中日海战；有的成为中国铁路、电报、矿山的开山鼻祖；有的是李鸿章的幕僚，有的是袁世凯的顾问……总的来说，第一代海归可算是推动中国近代化的洋务运动的主力。
第二代海归主要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回来的留日学生和赴欧学生，属于“留学救国”的一代。有杰出的革命家黄兴、秋瑾、陈天华、蔡锷，以及一大批民国时期和国共两党的政治家、军事家。首届南京临时政府内阁成员18人中，海归占16人；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中，超过一半是海归；在从法国回来的1600余名海归中，则出现了一批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如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陈毅等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
第三代海归主要从欧美留学回来。他们以学习科学技术为主，可以说是“爱国不忘读书”的典型，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占相当大的比例。这些人中包括钱学森、钱三强等在内的许多人都成为声名卓著的科学家、教育家、艺术家或国家领导人。
第四代海归是从苏联和东欧留学归来。从1950年到1965年，中国共向苏联、东欧、朝鲜、古巴等29个国家派出留学生1万余名，其中向苏联派遣8000多人，约占80%。这些人主要在国外学习工程技术和实用科学，回国之后都成为了五六十年代建设新中国的中坚力量。
第五代海归从改革开放后第一批3000名从欧美回来的留学生算起，其队伍至今仍在不断扩大之中。第一批是上世纪80年代回国的，现在大多在国内管理和科研岗位上担任领导职务和负责人；第二批是90年代初回国的海归，他们大都属于科研人才等；第三批是在香港回归前后回来的。他们大都以IT业为入口进入中国的现代经济，对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五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涉及群体最大、最空前的一次留学潮，而且遍布世界一百多个国家，这是全球化时代中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邓小平复出做了两件事：对内是恢复高考，对外是开放、派遣留学生。所以开放跟留学生密切相关。这些留学生回来以后对国家也做了巨大贡献，比如大学校长有80%有留学经历，中科院院士80%有留学背景。特别是活跃在商业战线、活跃在经济战线上的一大批人，海归回来创业，现在全国有260个留学生创业园，有几万家留学企业，这是非常大的。第一批做互联网的，我们熟悉的搜狐、新浪、第一批回来做风险投资、第一批回来做投行的、第一批回来做跨国公司的都是海归。同时在文化、思想领域，包括个人领域，留学生发挥了巨大作用。解放以后的30年我们打造了很好的政府体系。改革开放30年打造了中国的市场体系，当然还没有完善，在过程中。今天的主题是留学生的使命与责任，在未来十年如果以20%速度增长的话，中国留学生总数会达到了800-1000万。我们不仅有海归，还有海鸥回来。
未来30年我们要打造更好的公民社会，建立可持续发展和健康的社会，包括慈善、公益、社会管理、社会创新，还有智库以及各个科教方面，留学生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留学人员不仅有光荣的传统，同时也有新的历史使命。
海归使命：回到洞穴，改造洞穴
杨子云： 刚才王老师讲了一个比较宏观的过程，我继续问李山老师，您作为金融行业的一个开创者，金融领域也是从无到有的开放，您觉得现在还需要开放哪些？你们在制度方面有没有建议？
李山： 金融是比较特殊的行业，邓小平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这句话讲得非常核心，最近全球金融危机从反面也反映了这句话的正确性。中国自改革开放，金融行业取得了很大成就，海归有用武之地。但相对来讲，金融系统还是落后于改革的发展。邓小平说是“核心”，那就是心脏，中国经济形体很大、肌肉、骨骼很强大，但心没什么力量，它必须要强大起来。这里面技术上可能有很多原因，但可能也有文化原因。上个星期我见了韩国的前财政部长，他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学孔孟之道，他讲了一个观点我认同，他说孔子的中庸之道，一切事情要取“中”，但金融不能搞“中庸”，金融不光是产品服务，尤其在文化上充满着竞争精神，都是犹太人的那种传统或者英美的文化传统。所以我们在文化上跟我们的现代金融有脱节的地方。我刚开始回国时确确实实有些不太习惯，不过这时很多人选择的是“适者生存”。很多人选择了，我就去适应它，我变得跟国内人一样？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当初为什么要选择去国外留学？做团委书记就永远不会不了解国情，会当团委干部、会当地方官员。我当时之所以选择这条路，是因“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希望把西方先进的东西带回中国，促进中国金融发展。之后我用两年时间把公司2/3的员工裁掉，高层全部裁掉，不是说这些人不好，这些人很好，但是因为我们在很短时间内要打造一个跟国际竞争的投行，可原来的老员工在文化上跟不上，就要换人。当我离开这个公司时，70%以上的员工是海归。实践证明这个做法是成功的，不过我们不会因为传统的限制、制度的限制就妥协。
现在我在清华大学兼职教书，每学期的第一堂课就让学生看柏拉图关于洞穴的寓言。人在洞穴里不知道外面的天地，洞里全是黑的，只有背后也火光，火光把你自己的影子映在对面的墙上，所以看到自己的影子时，就认为这个是真实的，是真实的人。直到有一天有一种力量让你出到洞外，看到外面有美丽的天空，看到鲜花，看到湖泊，你才知道真实的世界原来是这样的。两种选择，一个是待到外面的生活比在洞穴愉快很多。但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应该回到洞穴里告诉洞穴里的人真实的世界是怎样的，但你回到黑暗的地方时，你的眼睛不适应，说话走路奇奇怪怪，别人会说你怎么这么傻，出去了回来就不了解国情了。柏拉图的寓言是说当你慢慢适应了黑暗的环境，当你看清楚洞穴里一切的时候，你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就会把洞穴里的事情看清楚一百倍、一千倍，而且你要帮助他看清楚，这是有责任心的人要做的。我觉得海归就要有这样的使命感，你回来时当然会有不适应的地方，你要适应，不光要适应这个地方，还要改造这个地方，慢慢带大家走到一个新的世界。开放、全球化就是世界浪潮，中国近代历史是一个被开放的过程，但到邓小平时，我们这一代人是主动开放的：开放给中国带来了最大的利益。
不光是金融，在各个方面要坚持改革开放。在全球化时代、开放的时代，海归在国外学习、工作、经历就是国家巨大的财富，海归们回国发挥的作用，不仅仅是个人实现的问题，而是国家要强大，真正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必须把海归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能力发挥出来，这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必要条件。不过很惭愧，刚才辉耀讲了五代留学生的例子，第五代留学生在数量上是最多的，但对社会影响上很难说是发挥很大的作用，甚至按某些标准我们发挥的作用是最小的。孙中山是海归，是留学生的优秀代表，孙中山对欧美同学会提了一个词——“指导国民”，希望留学生在西方学习先进的东西指导国内的落后国民，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现在我们更多听到的是“适者生存”，不是去改变它，而是去适应它。我前面简单讲了我的留学生过程，真的很辛苦，吃饭都成问题。我们这一代留学生没有把潜力发挥出来，这有我们留学生群体主观的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我希望利用欧美同学会成立百年纪念的过程，大家要深刻反思，怎么样把留学生的作用更好地发挥出来，使我们国家迅速地成为世界强国，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杨子云：谢谢！这样一群人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也知道了更多的规则，但回来之后不应该只是“适者生存”。再问王会长，刚才李山老师讲到了特别重要的使命感，作为留学生群体怎么样贡献最大化？您最近在做的是智库，想听听您的考虑。
未来中国 人口红利需转化为人才红利
王辉耀：我们处在全球大变革的时代，中国过去35年改革开放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海归是非常活跃的群体。中国未来30年或者一百年，新一代的海归还能发挥什么作用？作为留学员群体，如果在国外学习了这么多年回来，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文化，未来他们的作用很大。
现在进入了全球化人才流动的时代，美国通过参议院的《人才法案》，他们会大量的吸纳全世界的人才，工作签证从每年的6万大幅度提高到11万，他们要放开人才移民的限制，进入了全球人才竞争的时代。全中国加起来，改革开放之后的30年差不多有300多万留学生，回来了100多万，有将近200多万的人在海外。改革开放30年我们主要靠一些老华侨，中国对外投资有相当大的部分是老华侨引进的，很多华侨出去的时候都是背井离乡，都是小本生意，都是做三刀：剪刀、剃刀、菜刀，他们回来以后开工厂，“中国制造”由华人华侨建立起来了。未来30年，从三刀到三师：金融师、律师、医师，这代人有很高的科技知识和人文素养以及更广阔的视野。所以中国未来30年需要靠这一批具有很好的国际训练同时又有很好的文化基础的人来推动。
从中国人才发展角度来讲，我觉得这批人才是国家要用好的人才，人才基数不大，我们有相当大的一批人才在体制外，还有很多精英还在海外，怎么样把他们吸引回来，让他们流动起来确实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从我们智库的角度、我们中心的角度来我们做了很多研究，给国家提出很多建议，包括"千人计划"研究的建议，包括最近出台了《新出入境管理法》，提出了人才签证的概念，包括绿卡、待遇提升的研究。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来推动人才发展，我们觉得未来世界的竞争就是国际人才的竞争，如果哪个国家拥有了优秀人才就掌握了先机，欧美同学会事实上也是国际人才库，有一百年的历史，如何充分发挥留学人员的作用，很重要。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人才可以自由流动，如孔子周游列国。中国在清王朝以前进出不需要流动。中国在50年代以前还有双重国籍。现在的趋势是什么？吸引国际人才的量太少，最近我们出了一个研究，做了中国区域人才竞争力报告，也是一个蓝皮书，最后出版社出版。我们统计出的数据是，每个省每个市聘用外国专家的人数，留学生回来的人数，外国人在那儿居住的人数很能说明问题，我们发现除了北京、上海几个地方以外，中国吸引人才的比例非常低，即使北京这个地方也不高，按2010年的人口普查，外国人在北京市普查到的是9万多人，2000万的大学生里不到0.4%，北京还说要建立世界城市，上海要建立世界大都市，如果要建立世界城市而没有世界人口、国际人口流动很难达到，我们需要努力。香港国际人口是8%，纽约移民达到了40%。美国3亿人口，接近5千万人不是在美国出生。
过去30年我们做了很好的农民工流动报告，虽然有户口限制，但有暂住证，由此中国制造、中国建设、中国高铁、三峡大坝都起来了，人口红利我们用得差不多了，15岁到59岁的劳动力出现了负增长。未来中国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国际人才、国际人口、国际流动，这块恰恰是中国目前很不开放的。中国要尽快消除人才流动的壁垒，前面说到消除货物流动壁垒，加入WTO，中国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GDP翻了5倍，国际贸易翻了6倍。下一步是我们怎么样消除人才的壁垒，尽量简化签证，简化绿卡，放宽来华的限制。有人说以前到广交会只要预算6天的时间，现在要预算11天，因为要在香港办签证。欧盟、美国已经做得很好，如果中国人才流动的壁垒不消除的话，很难享受到国际人才的红利，我们一千万出去的华人华侨留学生和移民也回不来，这些人回来都要办签证的话，影响他们回来报效祖国或者参与祖国建设或者旅游，这些方面要放开，如此才可以在下一个30年享受全球人才流动的红利。
未来世界的竞争是国际人才的竞争
杨子云：接下来的时间留给现场观众提问
提问1：王老师您好，您刚才提到海归的优惠政策，包括"千人计划"，还有绿卡问题，这跟以前的政策有什么新的特点？
王辉耀：国家的留学政策很多，中组部出台的"千人计划"是其中一项，是高端的；有教育部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还有人社部“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启动支持计划”；还有各个省市的计划，各个学校，创业园区。不管怎么样总有一款适合你。至于绿卡问题，2010年我们给人社部做了一个完善中国绿卡的课题，去年年底人社部和中组部联合25个部委出台了中国最新的提升绿卡待遇的新文件或者规定。现在这25个部门出台的文件是把中国绿卡做实，以前中国绿卡是长期的出境和签证，不附带任何其它功能，既不能开银行，也不能坐飞机，也不能买房参加社保。新的绿卡除了选举和被选举以外，身份证有的功能都享有。现在的问题是绿卡涉及的范围比较窄，2004年规定在中国连续住四年或者投资500万，门槛很高；现在的绿卡开放了，比如"千人计划"可以是你的绿卡。我们还在呼吁绿卡进一步放宽，使海外更多的人才享受到我们绿卡的政策和红利，带来方便。另外我们补充的是人才签证，比如不想有绿卡，想要签证的话，这也是一个补充。尽量扩大适用范围，我们目前正在努力争取。
提问2：现在的民营企业家因为在国内缺乏安全感，纷纷都移民了，包括我们身边的人只要有条件就移民了，您怎么看待这种移民的热潮？
王辉耀：中国每年移民到美国的有8万多，到加拿大有3万多，到澳大利亚有3万多，如果把发达国家加起来，包括欧洲、新加坡，每年大概有25万中国人移民，其中投资移民有一万多，这对中国而言确实是很大的人才流失。一方面我们需要人才的流动，但另一方面如果有大量的企业家移民的话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需要我们进一步完善我们的环境，有自然环境，如北京污染很重，包括营商环境以及民营企业竞争的公平环境等，有这方面的因素。另外很大的因素是他们子女教学，大量的人移民出去是为了子女教学，所以我们国家的教育体系和我们学校的教育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善，否则出国留学是50万，移民的是25万以上，接近百万的人出去不是好事。去年中国出去旅游的人超过了8000万，在海外花了一百多亿美元。习总书记在博鳌论坛上讲今后五年，中国出去旅游的人会超过4亿人。这可能是一个好事可能也是一个坏事，倒逼我们改革，激发我们参与竞争，我们要从环境上、教育上、人才培养上，政策上都要反思，为什么这么多人考虑出去。当然在全球化时代人才流动不可避免。按照联合国最新公布，全球大概有3亿3千多万人不在出生国工作，而是在出生国以外的国家工作，这是国际的趋势：大量的出去。我们希望不光是出去，还希望回来，不光是中国人回来，也希望开放给世界上所有的人愿意到中国来发展，广大天下人才为我所用。
李山：王辉耀最后讲的一个观点我是讚同的，不光是留学生，把天下的英才吸引到中国来。最近英国的央行行长是加拿大的，他以前也在高盛工作。中国历史上，唐朝好多大臣不是汉人，那时民族国家概念还没有出现。中国要有开放心态，前面我谈到留学生没有像他们的前辈们发挥那么大的作用，客观上有一些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我们动不动就体制内、体制外，国企、民企、私企、外企，把这些东西打上身份。农村跟城市的户口，今天也没有解决，所以现在提城镇化。只要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就不利于人才自由地流动。美国之所以是一个强大的国家，种种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把全世界的优秀人才吸引到那里，我们中国人得诺贝尔奖的都成了美国公民。我们国家要迅速地走向强大，实现我们的中国梦，“不拘一格降人才”，包括海归甚至包括外国人，这是至关重要的。
提问3：您是几进几出，您的成长是不是有一个所谓的职业规划，这个职业规划在目前孩子身上，家庭教育方面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则来做？在讲座开始之前，我问了到场的嘉宾，对这个问题很多家长都很困惑，从您的经历中给这些群体一点建议？
李山：我小孩在美国出生，当时是在香港国际学校读高中，他的所有同学都是到欧美留学。当时我建议他到中国到我的母校学习，北大、清华大学到香港招港澳学生，考试也比较容易一点，最后他做了这样的选择。当然做这样的选择很困难，但他后来跟我说：刚开始不习惯，到后来时舍不得离开清华。小孩是可以教育的。我不是主张小孩就应当一直放在国内学习，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教育应当有对全球化的知识，包括对全球文明有了解，universe 本来是一个宇宙，应当让小孩在全球化时代受到一种中西合璧的教育，我们毕竟是中国人，我们的根在这个地方，虽然中国有这样那样的挑战，但中国确实是目前世界上最充满机遇的地方，所以我们不应当放弃中国而飘洋过海，如果他选择去飘洋过海我会尊重，但我希望小成为中国人。反过来中国很多小孩在国内长大，应该去国外生活一段时间，不要那么急功近利，当时很多人对我说不要出国了，在国内没准当一个大官，没准成为一方诸侯。对此我不后悔，这是一个过程，而且我很幸福，什么是幸福？最大的幸福是学习，这种学习不光是书本上的，到全世界上的地方去学习、去体验，这样的人生才是更幸福的人生。
杨子云：王会长最后提出了重要的命题，给中国未来的改革提出了很大的展望空间：消除人才流动的壁垒。今天的话题是"海归百年，当代使命"，二位在各自所从事的行业中，未来十年想达到什么目标？承担什么样的使命？
李山：海归的传统，留学的道路出去是为了回来，回来是为了报效这个国家，具体到每一个人每一个时期，完成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做成多大的事情，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有很多因素。无论如何，不管环境怎样，我们愿意在这个环境下做出最大的努力。辉耀讲到现在留学生在政府部门、社会生活方面没有什么影响，或者说被边缘化。但风景这边独好，如腾讯所在的互联网领域留学生很活跃，我本身参与搜房房；金融行业我有幸领导中国最大的投资银行，现在也有幸回到中国最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工作，我们不要怨天尤人，刚才讲这个话是希望国家更好，更多的人才发挥作用，为国家的强盛做贡献。具体到个人时，真的不要怨天尤人，我们已经非常幸运了，我们生活在非常伟大的时代，至少是新中国成立最近30年发展最好的时期，也是因为这个时期才有海归的故事，比如《中国合伙人》，那样的故事在海归里太多了，人生同样可以活得非常精彩，只要抱着有抱负的心，踏踏实实地去努力。
王辉耀：今天的主题是“海归百年，当代使命”，很有意义，特别是欧美同学会成立一百年的时期，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跟国际的交往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海归，在他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有新的使命：帮助中国更好的走向世界，也帮助世界更好的走向中国。同时也带回世界上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理念、先进的管理，或者说也让国外了解中国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经验和前进的管理。我想不管是过去一百年还是未来一百年，海归的这个使命会越来越重，要成为跨越东西方的桥梁，连接东西方的纽带，特别是今天这个舞台，比如我们可以更好的开展民间外交，更好的传播中国文化，可以更好的培养国际人才，同时可以更好的增进国际间的友好往来，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经济往来方面中国海归已经做出了很大的成就，这是非常有价值的。
杨子云：谢谢，用李山老师的话是"回到洞穴，改造洞穴"，虽然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不满意，有愤怒，有悲哀，有悲凉，有无力感，现在这个时代的中国是最有机遇和最有活力的地方，值得大家去努力，即便这个时代目前称不上伟大，但经过大家共同努力，照样可以成为伟大的时代。谢谢两位老师，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