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北方人为什么屡屡歧视南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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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以科举取士构建官僚集团，南方文化迅速上升，福建、江西、四川等地都成为书香之地，在科举上优势突显，成绩斐然。这引起身居权力中心的北方人的恐慌，为维护既得利益，从政治上加以打压南方就成了宋初新政之一。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宋太宗曾以诏书知会御史台要求审查全国官员的籍贯，严禁南方人在本道担任知州、通判以及转运使等官职。宋代前期的执政集团一贯看不起南方人，他们编造了一个太祖曾定下不准南人为相的祖宗旧制，到真宗朝，名相寇准（陕西渭南人）和王旦（山东莘县人）等大批北方士大夫仍然对南人蔑视有加，在南方入宋已近40年后，寇准仍称南方人为下国人。本文摘自2016年1月23日《羊城晚报》，作者赖晨，原题为《古代“偏见地图”》。
近日，一些娱乐化的地域歧视——偏见地图，大量出现在媒体上，吸引了国人的眼球。这令人想起古代关于地域歧视的一些事。
宋：闽赣川被边缘化
宋代以科举取士构建官僚集团，南方文化迅速上升，福建、江西、四川等地都成为书香之地，在科举上优势突显，成绩斐然。这引起身居权力中心的北方人的恐慌，为维护既得利益，从政治上加以打压南方就成了宋初新政之一。
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宋太宗曾以诏书知会御史台要求审查全国官员的籍贯，严禁南方人在本道担任知州、通判以及转运使等官职。宋代前期的执政集团一贯看不起南方人，他们编造了一个太祖曾定下不准南人为相的祖宗旧制，到真宗朝，名相寇准（陕西渭南人）和王旦（山东莘县人）等大批北方士大夫仍然对南人蔑视有加，在南方入宋已近40年后，寇准仍称南方人为下国人。
南人自然不甘北人之压制，在真宗朝终于通过努力进人权力中枢，并一度权倾天下。然而，其中部分人先是采取附会宋真宗天书封禅的方式来奉迎皇帝的造神运动以取得权力，之后又勾结刘皇后抢班夺权，于是南人又被舆论定格为有才无德的小人。在这些“小人”之中，官职最低的福建人林特虽然“少颖悟”，但是“天性邪险”，成为舆论所言的典型的有才无德型人物。此后，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北方士大夫就尽量在宣传上把福建人等同于小人，于是福建官员自然就等于奸臣，从而可以轻松地以人品为由，将福建士大夫排挤出朝廷的权力中心之外，这一过程在神宗年间达到顶峰。
在明神宗年间的变法与不变法之争中，福建新进士人借参与变法大量涌入权力中心，吕惠卿(泉州)、章惇(南平)、蔡确(泉州)、蔡京(莆田)、蔡卞(莆田)等福建人相继成为变法派的骨干，而反变法势力虽然一度失势于权力中心，但他们凭借把持政治话语权的地位，极力塑造福建人是反复无常的小人的舆论，“福建子”三字在宋代便成为在政治上反复无常的小人的代名词，由邵伯温建构起来的王安石晚年在家里写此三字以泄愤的故事被同道广为传布，几至家喻户晓，竟使得“中州人每为闽人所窘”，便“目为福建子”以泄愤。
此后，福建士大夫一旦被当权者贴上“福建子”的标签，就意味着其政治生命的终结。宋徽宗时甚至出现“移乡福建子”的新绰号，四川人任伯雨曾弹劾山东密州人赵挺之“观望险诈，号为移乡福建子”。南宋时主张持重的福建兴化军人、参知政事龚茂良在罢政前夕上表言恢复，宋孝宗见后竟气恼地说：“福建子不可信如此”，不久龚遂被贬英州（今广东英德），卒死于所。可见，经过北宋的努力，到了南宋，闽人与奸臣之间的关系就定型了，孝宗的气话正是对这一政治氛围的真情流露。
“福建子”的舆论在当时已深入人心，连一般的士人也敢在闽人权贵面前表现出对福建人的不屑。福建人吕惠卿知延州（今陕西延安）时曾将孙女许以一新科进士，该进士竟跑到开封府找知府蔡京（福建莆田人）要办理悔婚，并对蔡说退婚的原因只是“不喜与福建子相交”。尽管宋代北人士大夫竭力使闽人边缘化并未能阻止闽人进入政治权力中心，但是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上他们几乎成功了，《宋史》中《奸臣传》的北宋部分就几乎成了福建人的专版，《奸臣传》总共20人中，福建就占了9人。这似乎证明了“福建子”的确不该在政治上得到皇帝的信任。
寇准除了讨厌福建人，也讨厌江西人，他支持杨亿打压江西新余人王钦若。在寇准的默许下，杨亿与他的同事们编了一场戏捉弄王钦若。演戏的舞台在办公室，剧情是：一人扮作王钦若死了，另一人扮作他的母亲，扑在他身上号啕大哭。王钦若知道后气得发疯，咬牙切齿地说要进行报复。有一次，寇准主持科考，江西的萧贯高居榜首，寇准以他出身“江南下国”为由，硬是把他的状元拿掉，将山东平度的蔡齐推为第一，还逢人便讲：“又为中原夺得了一个状元。”江西临川人晏殊是个神童，深得宋真宗赵恒的赏识，14岁那年，皇帝要赐他为进士出身，寇准表示反对，理由是他为南方江西人。皇帝不满，反驳说：“朝廷选拔人，唯才是举，如今四海一家，怎能讲北方人还是南方人！唐朝的张九龄不也是南方人吗？”
宋真宗时期，南方人中有吏能和才干的、能够对北人构成威胁的人，从人身到人格都被北方人妖魔化。王钦若和同为南方人的陈彭年（江西南城人）、丁谓（江苏苏州人）、林特（福建顺昌人）、刘承珪（江苏淮安人）走得比较近，被寇准、王旦他们合称为“五鬼”。王钦若因为外貌被嘲笑为“瘿相”，丁谓被嗤为猴形斜眼，刘承珪为宦官，被贬损得更低。陈彭年还被称为九尾野狐，江西德安县人夏竦被视为“奸邪”。其实探访史实，这些人并非都像这些不堪的称号所描述得那么不堪，相反，他们全都是非常具有吏能和才学的，在理财能力、文化涵养和学术造诣方面达到很高的水平。这些称号污蔑的成分很大，这是北宋政坛南人先行者所付出的代价。
在宋朝，四川人被北方人称为“川藞子”，也即说四川人粗野放诞，不遵礼法，是一些好乱易动的奸恶刁民。因为宋太祖刚刚统一四川就发生后蜀降兵大起义；太宗末年又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王小波、李顺起义；真宗初年又发生震动一时的王均兵变，短短30年间变乱频生，使得宋朝当权者对四川颇为反感。北宋朝中的舆论大肆宣传四川乃乱民丛生的危险地带。仁宗年间的诗人张俞曾描述外人对蜀中民风的看法，简言之就是“奸讹易动”。梁周翰就对四川的地理、经济、民风等进行了一番易于作乱的宣解：“夫九州之险，聚于庸蜀，为天下甲也。五方之俗，擅于繁侈，西南为域中之冠也。多犷敖骜而奸豪生，因庞杂而礼义蠹。”这样，四川就被王朝中心建构为边缘之地：这里地形险要，人心险恶，根本不能与中原上国的淳朴民风相比。
被权力中心边缘化、妖魔化的四川人民，长期遭受到朝廷的暴政压迫。把四川描绘成奸民险地的梁周翰，到蜀地为官后对蜀民大搞严刑峻法，把人活活打死之后，仍理直气壮。余靖代表朝廷拟写的给益州（今成都市）知州文彦博的制书，居然要他到蜀地后“勿贪宽厚之名”，这就是公然鼓励和敦促地方官到四川搞暴政了。为对付所谓的蜀中奸民，大宋自真宗以后就把犯罪的蜀民，不论罪行大小，全家老小一律赶出四川，有些人甚至永远不能回家乡。王安石曾说：“蜀自王均、李顺再乱，遂号为易动，往者得便宜决事，而多擅杀以为威，至虽小罪犹并妻子迁出蜀，流离颠顿，有以故死者。”可见，蜀地被塑造成一个危乱之地后，暴政在四川的推行就具有了合法性和习惯性。更有甚者，天圣年间，益州知州程琳，因为对四川祭神集会的风俗心存偏见，而制造了一件血腥冤案，当时“蜀民岁为社，祠灌口神”，程氏却把祭祀水神李冰的表演当做是“置官属吏卒，聚众作乱”，而“捕其首斩之，配其社人于内地”。
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是一个“千古难题”，北宋时就曾发生过司马光与欧阳修之间的科举南北之争。当时，由于北方久经战乱，经济萧条，教育大大落后于南方，结果出现南北举额严重不均的现象。于是，山西夏县人司马光代表北方主张在进士录取中实行“逐路取人法”，即按地区分配名额，而江西吉安人欧阳修则代表南方，提出“凭才取人”。由此可见，分路取人是按区域分配名额，凭才取人则不拘地域额数，在考试面前人人平等。司马光和欧阳修争论所持观点不同，明显是代表了当时北南不同地域集团的利益。但从发挥大规模考试的社会控制功能方面来看，凭才取人说着眼于一切以程文定去留，为的是保证考试的客观性和公平程度；而分路取人，则有利于提高文化相对落后地区士人的学习积极性，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维护国家的团结和统一。宋英宗最后听从了欧阳修的意见。
明：权相刻薄江西人
明代正德年间的内阁大学士、任过吏部尚书的大官焦芳，曾不遗余力地推行地域歧视。这位大学士是河南泌阳人（今河南驻马店市泌阳县城南草店村）人，他歧视的是江西人。
焦芳阿附大太监刘瑾，为虎作伥干了很多坏事，两人合谋，将在内阁中对刘瑾有所制约的正直官员如大学士刘健、谢迁以及尚书马文升、刘大夏、韩文、许进等削职为民，独揽了朝局。从此，他和刘瑾更肆意妄为了。
还在正德皇帝祖父明宪宗为帝的成化年间，皇帝诏纂《文华大训》，然后在宫中讲授。因为其书是江西安福人彭华等人所著，焦芳心中嫉恨，每次进讲，专挑书中的毛病。当时的翰林院崇尚美文，因学士们认为焦芳粗陋无学，个性阴狠，又好背后议论人，因而大家都不愿和他交往。不久，焦芳受到一个案子的牵连被流放到贵州省的贵阳县。他怀疑此案是彭华等官员在背后策划的，因为在此之前彭华经常讥讽焦芳不学无术。于是他对江西人恨之入骨，一旦权在手，便开始进行报复。
恰好当时有一个南洋的小国满剌加（在今马来西亚境内）派使臣来大明朝贡。一个叫亚刘的使臣，本是江西万安人，原名萧明举，在中国犯了罪流亡海外，改名换姓，没想到混得不错，爬上去了，当了使臣。不过这个人确实品行恶劣，他和另一个满剌加土生土长的使臣端亚智同来天朝，途中他密谋到渤泥国(加里曼丹岛北部文莱一带的古国)索取财物，也许端亚智认为这破坏了国家的外交政策，不同意擅自行动。这个萧明举便把端亚智给杀了。这当然是件大事，作为宗主国、使臣目的地的大明朝不能不过问。
有大臣立马上了奏本，焦芳看完奏本，立刻如获至宝，把萧明举的犯罪行为和他的籍贯联系起来，大肆攻击江西人。他在奏章的末尾批示说：“江西土俗，故多玩法，如李孜省、彭华、尹直等，多被物议。且其地乡试解额过多。”于是奏请皇帝批准，减少了江西50名乡试名额，并停止向江西人授予京官。焦芳还把古人拉出来给自己的地域歧视作理论根据，他说：“王安石祸宋，吴澄仕元，皆宜榜其罪，戒他日勿滥用江西人。”
这个荒谬的说法连另一个老资格大学士杨廷和都看不惯，替江西人抱不平说，因为一个奸民的行为而波及一方，这是不正确的。江西已经被裁减乡试举人录取名额，难道还要把宋、元的古人拉出来审查惩治吗？
焦芳不仅仅歧视江西人，对其他南方人一并歧视，就是谈到古人也忘不了诋毁南方人，他专门作《南人不可为相图》进献给刘瑾。因为刘瑾是陕西兴平人，他拍马屁增加了陕西乡试名额，当然也不忘给自己的家乡河南谋福利，他将老家河南的乡试名额增至95人，同时给山东、山西增加若干。——他也不能太露骨地只为刘公公和自己的家乡造福，别的北方省搭便车利益均沾。直到刘瑾、焦芳事败，被皇帝惩治后，各省乡试名额才恢复到原来的数额。
清：慈禧打压湘粤人
1898年的戊戌变法失败后，大清帝国专门举行一次经济科的会试，广东佛山三水县举人梁士诒文章写得很好，深得主考官之心，本来想录取为第一名的，上报给慈禧批示，老佛爷看到他是广东人，心里就不高兴，康、梁这些“乱党”多出自广东。再看他的姓名，和梁启超同姓，和康有为同名(康有为名“祖诒”)，更是极不舒服，大笔一勾，这个“梁首康足”的才子就名落孙山了。而第二名是后来给袁世凯复辟帝制造舆论的杨度，他也来自“乱党”很多的湖南，同样受到连累，丢了功名。
慈禧的这番行为，可谓是地域加姓名的复合型歧视。
编后语：地域歧视并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外国人也有很强的地域情结。美国的南北、各个州之间也互相调侃讽刺，比如有的州被称为牛仔、乡巴佬；英国更是如此，苏格兰人就和威尔士人合不来，但他们都觉得爱尔兰是吝啬鬼，养猪的乡下人；法国巴黎甚至把非巴黎人称为外省人；西方国家地域歧视最为严重的意大利，南北方水火不容，南方人觉得北方人不懂生活，北方更是直接攻击南方是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