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南生：愤青外交祸害中国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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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愤青”认为中华民族是最伟大的民族，中国文化是最伟大的文化，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强国乃至第一强国。他们不喜欢别人对中国人、中国政府及中国文化的批评，也不管批评得有没有道理，一遇批评，马上反驳甚至谩骂。这些“愤青”仇恨西方国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天生具有侵略及掠夺本性，亡我中华之心不死。本文选自2016年第4期《同舟共进》，作者袁南生系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原标题为《中国千年外交与“愤青”现象》。以下是文章正文。
袁南生
“愤青”是在1990年代中后期成为流行词的，但其实“愤青”现象在历史上早已存在，其产生与发展与中国对外关系有内在的联系。什么是“愤青”，中国千年外交史上有“愤青”现象吗？古代“愤青”与现代“愤青”有哪些相似和相异之处？怎样看待现代“愤青”现象？分析和梳理这些问题，对于我们办好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彰显大国外交的特色、风格和气派，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一、什么是“愤青”现象
“愤青”最早特指1960年代欧美左翼思潮中主张颠覆传统社会价值的叛逆青年。1973年，香港邵氏电影公司出品的影片《愤怒青年》记述一班不满社会现状而急于改变现实的青年，证明当时已存在“愤怒青年”的称呼，后来该词被简称为“愤青”。由于通信手段的进步和互联网广泛使用，使更多的人可参与到对历史问题和国际局势相关问题的讨论中，这就为“愤青”群体的产生和生长提供了物质基础。
顾名思义，“愤青”是指思想偏激、情绪化，有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沙文主义思想、言论和行动的青年。
“愤青”同时具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思维的情绪化、非理性化、简单化。“愤青”容易冲动，容易被激怒，喜欢谩骂，不喜思辨，不善于推理论证。二是标榜爱国。中国的“愤青”认为中华民族是最伟大的民族，中国文化是最伟大的文化，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强国乃至第一强国。他们不喜欢取得西方国家国籍的华人，也不喜欢别人对中国人、中国政府及中国文化的批评，不管提出批评意见的人是谁，也不管人家的批评是否出于善意，更不管批评得有没有道理，一遇批评，马上反驳甚至谩骂。这些“愤青”仇恨西方国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天生具有侵略及掠夺本性，亡我中华之心不死。三是轻言战争。主张采取极端措施，甚至主张以暴力改变社会。四是拒绝妥协。对外交往一味主张强硬。
“愤青”虽是现代词汇，但“愤青”现象却古已有之，不绝于史。中国千年外交史上的“愤青”现象，无论是古是今，至少有如下几个共同特点：在心态问题上，一直处于心理上的优越高位，以“天朝大国”的心态君临天下；在名实问题上，重虚名，喜高调，脱离实际，不接地气；在和战问题上，一味主战，谁主张和，谁就是卖国；在对外交往问题上，一味主张强硬，遇有谈判，不顾自身实力和对方诉求，漫天要价，狮子大开口，视任何妥协为软弱；在人际关系上，自以为高人一等，标榜爱国，凭个人好恶划线，谁不与其站在一边，谁就是叛国贼；在思想方法上，超越实际，极端偏激，唯我正确，有浓厚的“左”的色彩。
“愤青”并非“愤怒”与“青年”的简单之和，把“愤青”理解为“愤怒的青年”不完全准确。比如，人们并不愿将文化程度有限的青年人视为“愤青”，即使他借着酒劲正在街上大耍威风；人们也不情愿将一个正对村长发脾气的农村青年（姑且假设是张艺谋影片中的秋菊）看成“愤青”。“愤青”的愤怒对象，通常得与家常行为、世俗生活拉开一段距离，具有超越现实功利的特征，比如为了声援巴勒斯坦人而上街游行，为了反对政府滥用权力而与警察展开街头巷战，都是国外当代“愤青”的常规举动。与国际“愤青”一样，中国“愤青”同样热衷于针对重大的社会或国际事务宣泄不满，表达仇恨，呼唤正义。“愤青”的愤怒，原本就带有“义愤”色彩，体现着青年人天赋的正义感。
二、宋代“愤青”们怎样误国
蒙古崛起之后，虽然多次战胜金国，但终究无法消灭金国，只得寻求与南宋合作。成吉思汗临死时，训诫诸子，“金之精兵在潼关，强攻难下。可借道南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由此可见，成吉思汗的战略是，联宋灭金。蒙古当时非但没有吞并南宋的想法，还把南宋当作潜在的盟友对待。金哀宗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刚刚崛起的蒙古汗国是金国最危险的敌人。为了救亡图存，必须集中力量全力对付蒙古。他一改金国历代与宋朝为敌的做法，不再发动侵略宋朝的战争，并派人到光州（今河南潢川）一带，四处张贴告示，告谕宋界军民，今后不再征伐南宋了。同时，为了寻求同盟，公元1225年，金哀宗还通过谈判，联合了正遭受蒙古侵扰的西夏，双方约定西夏对金称弟，不再称臣，不用金国年号，双方互不侵犯。调整好外交格局后，金哀宗全力对付蒙古汗国。公元1226年，经过一年多的战斗，先后收复了平阳、太原等重镇，取得了一定的胜利。此时，成吉思汗正集中力量进攻西夏，公元1227年西夏灭亡。
如果当时南宋对蒙古的灭金战争选择不作为，至少可以赢得30年的准备时间。然而，靖康之耻激起的全国性的仇金情绪，造成南宋外交战略失误。虽然当时有清醒之人反对，但很快被弥漫全国的仇恨所淹没。此时，困守孤城的金哀宗想到了遣使臣向宿敌宋朝“借粮”，其实就是哀求方便、遣使求和。使臣临行前，金哀宗得知了蒙古要联合宋朝共同攻打金国的消息，于是反复嘱托使者努力争取南宋的支持，竭力陈述唇齿相依的道理。金哀宗说：“蒙古灭国四十，数年前已灭西夏，我大金国若灭亡，下一个亡国的肯定是宋国，唇亡齿寒，自然之理。如果宋国能和金国联合，既对金国有利，也对宋国有好处。作为使臣，你一定要把这个道理好好讲给宋人听！”（《金史》卷十八?本纪第十八·哀宗下）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南宋不能理智地放下已经过去一百多年的仇恨，反而寻求自掘坟墓的灭亡之道。目光短浅的宋朝君臣把宋朝与蒙古联合灭金看作是报靖康之耻、建立不朽功业的天赐良机。为诱使宋朝联合蒙古灭金，蒙古答应灭金后将河南归还宋朝，但双方并没有就河南的归属达成书面协议，只是口头约定，这就留下了巨大的后患。当金国在蒙古的打击下濒临崩溃时，南宋朝廷认为有利可图，于是出兵北伐。按照与蒙古达成的协议，宋朝军队两万人在大将孟珙率领下，携带盟约规定馈赠给蒙古军队的粮秣三十万石，抵达蔡州城下。金国灭亡后，南宋如愿分得了一部分领土，而最终的结果是南宋亲手毁掉了自己的藩篱，实属自毁长城之举。
事情本可到此为止，遗憾的是，南宋并不满足于分得的土地。一个“愤青”提出了著名的“据关阻河，光复三京”北伐蒙古议案。意思是趁蒙古在中原立足未稳，把蒙古人赶到黄河以北，再以重兵防御潼关—黄河一线，与蒙古隔河而治。南宋朝野被这封不切实际的奏折深深打动，不懂军事的文人们纷纷主战，不顾灭金战争中同蒙古并肩作战的将领们的反对，终于走出了错误的一步，南宋大军北伐蒙古。结果北伐大军全军覆没，安然南返者十中无一。蒙古大汗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略曰：“今诸国已服，唯江南一隅，尚阻声望。朕愿躬行天讨……”于是乎，蒙古三路大军南下，南宋灭亡。
值得一提的是，在南宋灭亡前的德祐元年正月，文武百官只有6位大臣出现在朝堂上。当初那些主战的“愤青”们，全部逃亡，只丢下小皇帝和谢太后孤儿寡母加上6个大臣一共8个人。二十四史中如是曰：“南宋启衅，自招入侵。”（《宋史》卷四十七·本纪第四十七）可见“愤青”之误国。
三、明朝亡国与“愤青”现象离不开
崇祯帝勤政廉政，怎么会落得个亡国上吊的下场呢？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被“愤青”现象所绑架。老天爷曾给崇祯四次机会，哪怕抓住一次，他就可能不必上吊，不用当大明的末代皇帝，甚至有可能成为复兴王朝的英雄。但是，“愤青”们把他和明朝逼上了煤山。
第一次机会是封后金（清）首领为王。在与明王朝不断周旋过程中，努尔哈赤一直希望明廷封其为王，以号令东北各少数民族。皇太极的实力虽比父亲努尔哈赤时大为增强，但一直希望同明保持友好，发展贸易。即使是在攻明战争屡次胜利时，他在议和文书上也低明皇帝一字书写，并接受了明廷要其尊明正朔、取消“伪号”的要求，在尚未达成议和协议之时，不书天聪年号只写干支。当其羽翼已丰，多次攻入内地，明朝已无法招架之时，他仍然多次发布告示说，愿与明友好、议和。其实，封王的做法在明朝并非无先例，但这样做明朝需要付出代价，即承认后金（清）实体的存在，划出地区供其统治。这虽然损害了明统治者的威望，却可以平息战火，安定辽东，国家减轻困扰，而保持明朝“天朝大国”的地位不变。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杨嗣昌就曾在上疏中指出：“我朝抚赏为弱敌之第一策”，是为国家“久远真切之计”。无奈满朝文武之中，持这种见解的人少之又少，而且不敢公开说出来。
第二次机会是与清军议和，分界而治。松锦失守之后，崇祯便想和清军议和，以便专心对付李自成起义军。兵部尚书陈新甲暗中与皇帝筹划讲和。皇太极曾主张分界而治，提出“两国和好宜先议定疆界”。皇太极热情接待了马绍愉等明朝来使，给予他们优厚的赏赐，经过半个多月的谈判磋商后，崇祯十五年(1642年)农历六月三日，在马绍愉等人离开盛京时，皇太极派官将他们送到十五里之外设宴饯别，并命军士将使团护送到明朝控制的连山（今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境内。
皇太极给崇祯皇帝写了一封长信，托马绍愉转呈。信中，皇太极在追溯了后金（清）与明朝开战的历史渊源后，又谈到尽管清兵已处胜势，但仍愿议和通好。这封信的内容后来被收入《清太宗实录》得以保存。从行文看，皇太极的态度比较谦恭，在一番客套话之后，皇太极提出了不算苛刻的停战四项条件，字里行间完全没有威胁的意味。尽管如此，皇太极对明朝的诚意并没有信心，他在信的末尾发出了最后通牒：“若不愿和好，再勿遣使致书……约九月不至则治兵。”言外之意，和谈一旦无望，只有兵戎相见了。
不料，当马绍愉返回京师，将议和的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呈送给他的顶头上司、兵部尚书陈新甲后，陈新甲因为着急上朝议事，就将信件随手放在几案之上，他的书童误以为是“塘报”（朝廷抄送诸臣的报告，上登一般的上谕与奏章——笔者注），未请示陈新甲就拿出去交给各部门传抄。这一下可惹了大祸，本来是保密的议和经过，一下子被群臣百官阅览，朝野为之哗然，很多大臣纷纷上书弹劾陈新甲贪生怕死、妥协求全、私定议和条款。崇祯皇帝极为愤怒，起初他还想袒护陈新甲，对他的大意泄密没有追究，还将大臣们的奏疏压下不发，希望不了了之。但过了不久，舆论鼎沸，难以平息，迫于压力，一向以中兴君主自居的崇祯皇帝在思想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的内心不愿意给别人留下一个无法应付时局、向“蛮夷”低头的印象，感到议和是自己的耻辱，于是将责任一股脑儿地推给陈新甲，降旨责令陈悔过。实际上，崇祯皇帝很信赖和赏识陈新甲，这个处分完全是为了平息朝廷中的舆论，就处罚来看，是十分轻的。事到如此，虽然议和之事已不能再提，但陈新甲若能识时务明哲自保，还是可以保全性命和官位的。然而陈新甲明显不够老练，他觉得议和自始至终都是在皇帝指示下进行的，自己并没有在其中增添额外内容，便有恃无恐，不但“不引罪，反而自诩其功”，更引用皇帝给自己写的敕谕中的话语为自己标榜。陈新甲的言行终于使崇祯皇帝恼羞成怒，下令将陈新甲处死。崇祯帝这样做虽然保全了面子，却又一次关上了本是由他授意打开的议和大门。一次本来很有成效的议和，一次可以改写历史的救国良机，表面上是因为崇祯皇帝死要帝王的面子和陈新甲的不谨慎导致最终草草收场，实质上是朝廷内外为“愤青”的思维定式和舆论所绑架。
第三次机会是迁都。李自成大军挺进山西，两个月就可攻进北京，形势瞬息万变。大臣李明睿建议南迁，他认为，只要向南进行战略转移，就能缓过气来。当年宋高宗赵构毅然南渡，在杭州建立了繁荣富庶的南宋，赵家天下又延续了150多年。咱们大明的条件比那时强多了，地方比它大，物产比它丰富，关键是祖宗当年迁都北京时，设南京为陪都，有一套完整的行政体系在。李明睿敦促：只要您下决心南下，东山或可再起，大明中兴有望。沿途的河北、山东、江苏的情况目前还不错，安全不是问题。总之死守北京就是等死，尽快动身为好。谁知，宰相陈演反对南迁，故意把消息捅出去，弄得沸沸扬扬，谣言四起，人心大乱。他还指使人上奏章，攻击南迁是别有用心，是“邪说”，要求严肃处理李明睿。绝大多数官员和“愤青”们站在一起坚决反对南迁，为什么呢？因为士大夫阶层长期被正统教育洗脑，坚信撤退可耻，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加上如果南迁，官员们的美宅良田不可能带走，丢了北京还不知便宜谁。最要害的问题在于，南迁之后，南北两个政府一合并，肯定要裁员，官员们思量的是：俺的位子还有没有、好不好？官员们唱高调唱了一个多月，李自成大军此时已攻下了居庸关和昌平，北京危殆。崇祯终于忍不住了，毅然决断：“不管他们了，这事我说了算，咱们立刻南迁！”李明睿叹口气：“来不及了，沿途我军都被打散了，北京城连只苍蝇都飞不出。”
第四次机会是与李自成议和。李自成本是个苦力出身的粗人，并不具备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对迅速的胜利毫无思想准备，也不太清楚进了北京意味着什么。三月十七日都打到今北京城的复兴门一带了，他居然在次日上午给崇祯写信，要求割让西北一带给他，西北实行高度自治，不向朝廷报告工作；朝廷拨付100万银两慰问金给他，他替朝廷打击敌对势力，包括虎视眈眈的东北清军。然而大臣们个个慷慨陈词，调子一个比一个高，要与北京共存亡。李自成送的大礼，根本不在明朝最后一次御前会议的议题之内。崇祯本想乘着夜色混出城去逃命，但是从安定门、朝阳门到前门，没有一个门为他打开。眼看天要亮了，只好孤独地走向了煤山……他死后仅3个小时，李自成拍马直捣金銮殿。那些政治坚定、慷慨激昂的部长们血战到底了吗？第二天他们就去李自成办公室外，排队请求安排工作。（习骅《中国历史的教训》，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年版）
四、“愤青”现象为何千年不绝
自宋以来，产生了一种新的国民心态——清流心态，深刻影响了中国外交的走向。清流心态在朝廷和社会的代表人物被人们目为清流派。清流现象是“愤青”现象的历史源流，“愤青”现象是清流现象在当代的“变种”。鸦片战争爆发前，曾国藩在回答其恩师、军机大臣穆彰阿提问时就说：“自南宋以来，君子好诋和局，以主战博爱国美名之风兴起，而控御夷狄之道绝于天下者五百年矣。”后来，曾国藩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又说：“自宋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曾国藩全集·书信十》）
为什么宋代会产生清流心态，为什么“愤青”现象在中国外交史上千年不绝呢？
一是对宋朝重文轻武、主和厌战政策反思和反弹的结果。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宋朝不等于安全大国，“靖康之难”后，国民心态发生变化，作为对朝廷重文轻武、主和厌战政策的反思和反弹，男人被要求宁战不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清流心态由此产生。岳飞冤案发生后，一些人又将主和与卖国投降画等号，令清流心态进一步加剧。
二是中国封建社会从兴盛到衰落的历史趋势的产物。唐代进入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此后，封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西方列强用炮火轰开中华帝国封闭的大门后，一个个不平等条约令不少汉族士大夫痛心疾首。“愤青”们不乏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和护国之勇，然而缺乏谋国之智。“愤青”心态产生的心理基础是对国家遭受外来侵略的愤恨，是一雪耻辱的渴望，是早日实现富国强兵的满腔热情，但这种愤恨、渴望和热情是以激情为依托，以道义为诉求，而非以理性为依托，以实力为诉求。
三是夷夏之“防”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影响。夷夏之“防”理论是中国古代主张严格民族界限、尊崇华夏、鄙薄其它民族的理论。具体表现为对异族人保持警觉、防备，还有禁止与外族通婚等；禁止我方先进文化传入外族，也警惕外族不良风俗对我方的影响干扰。在中国，严夷夏之防的观念出现得很早，它注重强调夷夏之间的文化对立，强调中原文化的绝对主体地位。因此前人往往认为夷夏之论有大族沙文主义与民族歧视倾向。具有清流心态者同时具有极强的文化自尊心，政治上趋于传统保守，骨子里拒斥西方文化，习惯于居高临下地看待中外关系。
四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妥协文化。没有妥协就没有外交。长期以来，人们把“妥协”作为一个贬义词来对待，甚至把“妥协”和“投降”相提并论。妥协文化的缺失导致中国缺乏谈判的文化，导致外交上难免出现走极端的现象。外交本要协调多方面利益关系，平衡各种利益矛盾，这就必然有妥协。妥协太多地体现在外交中，它是一种外交艺术，是以暂时或局部的让步来换取双赢，来保障长远的利益。顾维钧说：“办外交，要会争，也要会让。当争的时候必争，当让的时候也必让。只争不让，那就是下命令，强迫对方接受我的命令。”“愤青”们在外交上主张强硬手段，反对任何妥协，遇到中外冲突即强烈主战，喜欢唱高调，在爱国（当时名之为“为了社稷”）的口号下，常常把主战等同于爱国，把主和等同于卖国，将必要的妥协和无原则的退让混为一谈，打不下去不得不谈判时，对将军们在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则希望外交家们在谈判桌上能拿到，否则谈判之人很容易被批为“卖国”。以晚明为例，直到亡国的最后时刻，崇祯皇帝才意识到“策辽事者，不宜战而宜和也”。可惜这只能是后知后觉，已于事无补。当时明廷上下缺乏议和的环境与气氛，明朝始终未给议和创造必要的条件，主持议和者包括皇帝在内从未展开有关议和大政方针的讨论，纠正以至批驳一些模糊认识及错误论调，以统一朝臣的思想，因而始终未能形成议和应有的气氛。相反，传统的所谓天朝大国不可冒犯的传统观念始终占据上风。主持议和的人无一不身负恶名：兵部尚书袁崇焕终以“谋款通敌”之罪被磔（读“zhé”，是古代一种把肢体分裂的酷刑），支持袁崇焕的阁臣钱龙锡也以“密谋主款”之罪长戍不赦。杨嗣昌主持议和，弄得举朝哗然，群起而攻之。而陈新甲与清议和事暴露后立遭杀身之祸。这种攻击、反对议和的声浪经久不衰，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舆论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任何正确的议和主张都难以畅行。顾维钧亦以为中国的事情难办，尤其外交难办，原因就在于人们拒绝妥协，喜欢清谈者太多，老是狮子大开口。他曾说:“中国的外交，从巴黎和会以来，我经手的就很多。所犯的毛病，就是大家乱要价钱，不愿意吃明亏，结果吃暗亏；不愿意吃小亏，结果吃大亏。”又说：“群众组织起来大游行或组成代表团对中国的代表们施加压力，常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杨玉清《我所知道的顾维钧》，载于《文史资料选辑》）
五是清谈误国历史遗风的影响。清谈的兴起，大抵由于东汉末年党锢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一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即所谓清议，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启自郭泰，成于阮籍。陈寅恪说：“清谈误国是西晋灭亡的原因之一。”[陈寅恪，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西晋灭亡了，清谈误国之风并没有随之消亡。明朝亡国同清谈误国之风分不开。崇祯皇帝死后不久，大清摄政王多尔衮给南明的史可法写信，痛斥晚明的清谈误国之风：“晚近士大夫，好高树名义，而不顾国家之急，每有大事，辄同筑舍。昔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可为殷鉴。”（蒋良骐《东华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你们明朝的干部根本不考虑国家利益，就喜欢唱高调、讲大话，哪怕火烧眉毛了，还慢条斯理地穷白话，作个决定比盖栋楼还慢。当年北宋研究对策还没散会，金军就渡过黄河了，你们咋就不长记性呢？
当然，当代社会“愤青”现象的产生还同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有关。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百年来在中国不容小觑，而就全球来看，冷战结束之后，意识形态并未终结，民族主义业已取而代之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因素。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者都是以爱国主义的面目出现，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带有绝对的不可置疑性。他们骨子里认为本民族利益天然高于一切，从而使“爱国主义”在一些时候、一些地方变成盲目的、狂热的情感，有时甚至演变成了“害国主义”闹剧、悲剧。
科学认识中国千年外交史上的“愤青”现象，一方面，要认识到“愤青”现象是外交运作的民意基础，善加利用可以作为外交谈判中的一张牌；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其限制外交运作的空间，对实现合理和必要的妥协形成牵制，也就是从“左”的方面对外交运作形成干扰。
~~~~参考阅读~~~~
袁南生：中国千年外交与国民心态
原载于2011年第11期《同舟共进》，作者袁南生
外交与国民心态有内在的联系，一方面，外交情势对国民心态有直接影响；另一方面，国民心态是制定外交战略与策略的重要考量与依据，同时也影响和牵制外交情势。考察影响中国千年外交的国民心态变化历程，有助于国人正确地看待自己，正确地看待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从而有助于做好今天中国的大外交。
千年外交史上国民的基本心态
几千年来，有四种国民心态与中国外交如影相随，且相互影响——
天朝心态。在古代中国，“中国人——zhongguoren，这个名词的字面意思是‘中央帝国的公民’”，（艾米·蔡：《大国兴亡录》，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版）天朝心态即“中心之国”和“中央之国”心态，或者说帝国心态。古代国人一直处于心理上的优越高位，以“天朝大国”的心态君临其他国家和民族。受天朝心态影响，一方面，中国在历史上很少进行军事扩张，因国人认为，对于冥顽不灵的野蛮人，不必硬去教化他们，甚至还对他们颇为怜悯，给予丰厚的赏赐以“怀柔远人”；另一方面，国人有着天朝大国挥之不去的情怀，养成居高临下看待世界的习惯。例如，称“匈奴”为奴觉得不解气，王莽甚至下令改称为“恭奴”。任你哪国牛气哄哄，在某些国人眼里也不算什么。从对别国人的别称可以看出这一心态：称日本人为“倭寇”，美国人为“山姆大叔”，俄罗斯人为“老毛子”，韩国人叫“高丽棒子”，印度人成了“红头阿三”。天朝心态不加约束，容易走向大国沙文主义。
内向心态。内向心态的本质是农民心态。中国一直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小农经济是古代主要的经济形式。农业依附于土地，不稀罕牧场，其主要特点就是自给自足，封闭自守，活动范围极其有限。所以，农民缺乏对外扩张的本能和需要。不少游牧民族受汉族影响，持续、逐步地转为农耕方式，生存方式逐步汉化，从而使整个中华民族缺乏对外扩张的冲动。内向心态奠定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心理基础，同时也是自我封闭、闭关锁国的心理原因。几千年来，中国对外扩张的牵制主要来自国内因素，一部二十四史，主要内容是问鼎中原，而非对外扩张，中国人往往以在内战中获胜为荣。1888年，李鸿章游历欧洲，拜访了铁血宰相俾斯麦，对他滔滔不绝地夸耀起自己镇压国内叛军的“丰功伟绩”，可是俾斯麦听了半天，最后只冷冷地回了一句：“我们德意志人从不以屠杀同胞为荣！”内向心态其影响在一些方面至今根深蒂固，导致一些国人虽西装革履，但在国际交往中我行我素，不守公德。例如，有的国人在国际航班上大声喧哗，全然不顾他人感受；在公共场所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不经他人首肯便吞云吐雾。在这些人看来，我怎样做，是我的事，只要不违法，谁也管不着。这与我们需要有的大国国民形象严重不符。
中庸心态。中庸心态的思想基础是影响中国几千年的中庸之道，原指不偏不倚，折中调和的处世态度，已内化成了国人的性格特征。它的积极一面在于能使人避免极端性和片面性，使思想和行为趋向合理。古人的中庸之道，今人称为平衡，就是不偏激，不要不及，也不要过头，就是把握好度，协调好关系，打好和牌，在平衡中寻求发展，这在外交当中至关重要。“中庸”外交首先体现为均衡性。守中意味着不走极端，均衡，是“中庸”外交的核心理念。鲁迅在《彷徨?幸福的家庭》一文中说：“……既无闭关自守之操切，也没有开放门户之不安：是很合于中庸之道的。”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表现为不扛旗，不出头，不搞对立，不唱高调，不片面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不因维护和扩大自身利益而影响双赢。但鲁迅也讲到了中庸心态也有消极面，他说：“中国人的性格总是喜欢调和的、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必须在这里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但如果你主张将屋子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可行。”在中庸心态影响之下，对本应旗帜鲜明亮明态度的却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对本应抓住主动权的事却让人家获得先机，这在中国外交史上不乏先例。
面子心态。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总是以对方给不给面子和给多少面子来判定对方对自己的接纳程度，对彼此的关系进行认知和评价。“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宁可丢性命也不可丢面子。面子和国家利益不可完全割裂，国家的“面子”，专业术语叫做“荣誉”，是国家利益的一种软载体，也是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延伸。人类历史上为了国家荣誉而进行的战争为数不少。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里有句台词，说蒋介石喜欢三碗面：“脸面、情面和场面”。其实，几千年来，在国际交往中，任何国家都在乎这三碗面。当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启动破冰之旅，踏上中国领土之际，随行记者需要通过卫星播发电视、图片、电讯等，需要中方给予方便。可中国那时根本没有这样的卫星。于是，周恩来总理决定租用美方卫星。美方认为租金需100万美元，建议中方不必租用，只要在北京、上海、杭州修建地面站即可，费用由美方承担。对此，周总理说，这不是花钱多少的问题，而是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不能有丝毫含糊。周当即指示：第一，中方租用美方一个通讯卫星，付给美方租金；第二，在租用期间，该卫星使用权属于中方。美方使用时，须向中方申请，并按要求交纳使用费。美国人听了很惊讶，说是“第一次遇到这样既精明又自重的谈判对手”。后来，心照不宣的中美双方将这两项费用之间画了个“等号”。国家确实需要维护面子，“既精明又自重”的周总理在谈笑自若间巧妙维护了国家尊严。但面子毕竟是虚的东西，很多时候不关乎国家核心利益，把面子看得太重，把面子置于国家核心利益之上，面子就成了沉重的负担，外交就难免增加不必要的成本，就可能为非核心利益所累，很容易使两国关系只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甚至酿成大错。鲁迅《且介亭杂文》有一篇《说“面子”》很透彻，说前清时候，洋人到总理衙门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吓，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临走时，却被从边门送出去。不给他走正门，就是他没面子；他既然没了面子，自然就是中国有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风。只几十个字，国人对外交往中的面子心态跃然纸上。鲁迅笔下那位总理衙门官员，虽不得已签下卖国条约，但此公对同僚却有说辞：“我让洋人走边门，你们有这本事吗？”在面子心态影响下，人们在看待对外关系时常常忽视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而是过于重虚名，争面子；若对方在交往时很给面子，便欣欣然；若不给面子，便主张还以“颜色”。当然，随着改革开放，这种心态的影响趋弱。在国家层面上，务实外交已是当今中国外交的显著特征之一。但仍须防范面子心态的滋生。
宋代以来的外交与清流心态
自宋以来，产生了一种新的国民心态——清流心态，深刻影响了中国外交的走向。清流心态在朝廷和社会的代表人物被人们目为清流派。曾国藩给李鸿章的信中说：“自宋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为什么宋代会产生清流心态呢？
本来，宋代是欧美历史学家不吝溢美之辞的一个时代，它在经济、文化、科技上都创造了辉煌的成就，达到了古典中国前所未有的高度。宋代是中国为世界贡献最大的时代，中国四大发明中的三项出现在宋朝。宋代的GDP占全球的50%。国家综合实力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是当时世界第一大国，中国封建王朝的顶峰是宋朝而不是唐朝。美国耶鲁大学中国现代史教授乔纳森·斯彭斯在2000年1月1日《新闻周刊》登载文章，这样评价宋代：“上一个中国世纪是11世纪。其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国家。它的领导地位源于一系列的因素，从技术上的发明到工业企业的兴起和管理良好的农业，从普遍的教育和行政管理考试的传统到对宗教和各种哲学思想的宽宏……上一个1000年的中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然而，经济大国不等于安全大国，“弱宋”二字似乎是把统治中国大部或半部300多年之久的宋朝给盖棺定了论。“靖康之难”后，国民心态发生变化，作为对朝廷重文轻武、主和厌战政策的反思和反弹，男人被要求宁战不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清流心态由此产生。与此同时，作为对北宋后宫嫔妃、宗室妇女全部被掳往北方为奴为娼的历史总结，人们舍弃北宋时期重生存轻贞节的观念，提倡妇女舍生命保贞节。岳飞冤案发生后，一些人又将主和与秦桧的卖国投降划等号，令清流心态进一步加剧。
抱有清流心态的人不乏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和护国之勇，然而缺乏谋国之智。清流心态产生的心理基础是对国家遭受外来侵略的愤恨，是一雪耻辱的渴望，但这种愤恨和渴望是以激情为依托，以道义为诉求，而非以理性为依托，以实力为诉求。具有清流心态者具有极强的文化自尊心，政治上趋于传统保守，骨子里拒斥西方文化，外交上主张强硬手段，反对任何妥协，遇到中外冲突即强烈主战，喜欢唱高调，在爱国（当时名之为为了社稷）的口号下，常常把主战等同于爱国，把主和等同于卖国，将必要的妥协和无原则的退让混为一谈，打不下去不得不谈判时，对将军们在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则希望外交家们在谈判桌上能拿到，否则谈判之人很容易被批为“卖国”。清流派不少人惯于纸上谈兵而不了解真实情况，往往缺乏实干之才。例如，晚清清流代表人物张佩纶，在中法战争中因固执言战，被朝廷派去福建马尾前线督师。《清史稿》记载了他无法实践自己激愤大志的窘况：“比见法舰升火，始大怖，遣学生魏瀚往乞缓，未至而砲声作，所部五营溃，其三营歼焉。佩纶遁鼓山麓，乡人拒之，曰：‘我会办大臣也！’拒如初。”实际上，盲目主和与盲目主战一样短视和危险。清流心态一方面是外交运作的民意基础，善加利用可以作为外交谈判中的一张牌，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其限制外交运作的空间，对实现合理和必要的妥协形成牵制，也就是从“左”的方面对外交运作形成干扰。顾维钧以为中国的事情难办，尤其外交难办，原因就在于喜欢清谈者太多，老是狮子大开口。他曾说：“中国的外交，从巴黎和会以来，我经手的就很多。所犯的毛病，就是大家乱要价钱，不愿意吃明亏，结果吃暗亏；不愿意吃小亏，结果吃大亏。”又说:“群众组织起来大游行或组成代表团对中国的代表们施加压力，常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晚清以来的外交与新的心态
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革命与救亡成为中华民族两大历史性任务，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潮持续高涨，新的情况催生了两种新的国民心态。
一是革命心态。这一心态最基本的特征是将意识形态的异同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十月革命以后，苏俄为摆脱在国际上的孤立，急于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1919年7月，苏俄政府以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的名义发表了著名的《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告放弃帝俄在中国因侵略而获得的一切特权。然而，1921年6月，苏军悍然侵入当时中国版图内的外蒙古，接着与外蒙古当局签订《苏蒙条约》，确认双方政府相互承认，苏军可以驻扎外蒙古，公然破坏中国领土的统一和完整。1922年8月，外交总长顾维钧对来访的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越飞表示，中苏建交的先决条件是苏军从外蒙古撤离。顾维钧的立场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奇怪的是，苏军侵入面积等于43个台湾、140个香港的外蒙古，国人舆论却并不站在顾维钧这一边，相反却要求北京政府“无条件与苏俄建交”。此时，不但北京大学生上街示威，新闻机构对外交部大加鞭挞，李大钊也亲自找到顾维钧，对顾的立场表示愤慨，甚至说“把外蒙置于苏俄的统治之下，那里的人民有可能生活得更好”，孙中山也对顾的做法表示反对，到了最后，居然连以吴佩孚为首的各地军阀将领都发电报到外交部，指责顾维钧。北京学生联合会致函顾维钧，警告他如不改变立场，赵家楼的故事就将重演。也就是威胁顾要用五四运动中火烧卖国贼曹汝霖家的办法来对付他。果然，一个寄给顾维钧的装有炸弹的包裹把家中的2名佣人炸伤。越飞接着会见孙中山，以此施压北京政府，与孙发表联合宣言，孙承认苏军在外蒙的军事存在。这使做对了事情的顾维钧处在难堪和脆弱的境地。国人受十月革命影响，从意识形态出发看待外蒙古事件，没有认识到苏俄对华宣言只是一种外交姿态，并没打算真正实行。革命心态影响下的国人对同样的事情，难免以意识形态划线，如对美军强奸沈崇事件，国人发出了雷霆万钧般的抗议，而对一桩桩苏军强奸中国妇女事件，则鲜有大规模抗议之声。
冷战时代是国人革命心态最厚重的时代。在此期间，中国一方面处于与国际社会的半隔绝状态，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也被排斥于联合国大门之外；另一方面在外交上受意识形态影响甚重，以意识形态划线，“革命”色彩浓厚，对国际上的一些制度、规则持挑战的态度，要破旧立新。在革命心态影响下，人们惯于用“非红即白”、“非好即坏”、“非友即敌”的思维方式观察国际事务。先是树敌，然后寻友，最后才去谋事。不少人甚至以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心态看待中外关系和国际关系，以致十年动乱中发生砸印度、缅甸、印尼的驻华使馆和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这类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同40多个已建交或半建交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发生外交纠纷。1967年8月22日晚，万人冲破北京卫戍区官兵的防线，从三面冲进英国驻华代办处，并放火焚烧，致使9辆汽车及许多房屋被烧毁，英国代办等遭到殴打，全体英国外交官被迫向毛主席像鞠躬“请罪”。不久，又发生了群众突然包围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事件。当周总理气愤地质问组织者为何要包围苏联大使馆时，组织者竟振振有辞地回答：“既然可以火烧英代办处，为什么不能围攻苏联大使馆？苏联反华，是修正主义，我们就是要反对他们！”新形势下的革命心态仍不难发现，最常见的就是对中外关系抱先入为主的成见，武断地认定某个国家是我们的敌人；只要中国国内有风吹草动，就认为是某个国家在捣鬼。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多数国人已逐渐认识到，国家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多维度的，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共同利益。
二是受辱心态，也叫弱国心态、受害者心态。近代以来，中国成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掠夺的受害者。鸦片战争使中国沦落为一个备受“外来蛮夷欺凌的衰弱民族”，从一个在科学技术上独占鳌头、文化先进发达的国家，变成了在新兴科学技术面前无所适从、在文化发展上不知所措的国家。巨大的心理落差使中国国民心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极大挫伤。因此，从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梦想。正因为这种特殊的历史记忆，使得国人在民族心态方面十分重视国家的荣辱兴衰，对祖国的发展抱有深切的关怀之心。然而，另一方面，这也给国人留下了“受害者心态”。一些人在对外交往中老是持着怀疑的目光，担心对方是否有加害之意。如遇纠纷、争议，第一反应常常是“你有何歹意？”而不是理性地探究纠纷的根源，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有受辱心态者，对别人的评论自然十分在意。别人说我好，就喜出望外，到处说“某某说我好了”，好像别人说我好，我的身价也就提高了；对别人的批评则不加分析，一概斥之为“反华”。不可否认，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着强权政治，一些国家仍盛行旧时代的思维方式。但如果老被“受害者心态”驱使，对国家长远发展无益。胡锦涛主席在访问日本时的讲话中提出了如何对待仇恨的新思维，他说要牢记历史但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这话很有分量，值得深思。值得庆幸的是，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多数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已经越来越自信。
中国在复兴，这已成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然而，国际社会却反应不一。对于外界的种种说法，一些国人有时会过于敏感。总之，对于国际社会就中国复兴反应的新变化，一些国人缺少良好的大国心态。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开放，这部分人越来越少，但某些不良心态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现在，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人对此务必要有正确认识。要知道，中国几千年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GDP一直是世界第一，即使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其实也一直是个经济大国。《大国的兴衰》引用经济史学者贝罗克的统计，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的宝座直到1890年才被美国抢去，此后，中国GDP仍长期保持世界第二、第三位。1890年，中国GDP约为日本的5倍，但中国军队却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这些年，中国发展了，国人越来越自豪，这很自然。但一些国人的心态开始浮躁起来，在对外态度上开始骄傲起来。网络论坛中的外交报复论调、国际赛场上国人的愤激情绪，伴随着中国GDP的增长和国际关注度的提高逐渐蔓延。还有的人以居高临下的眼光看待非洲、拉美的中小发展中国家，以为天下就中国一枝独秀，甚至误以为中小发展中国家的百姓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需要我们去“解放”他们。弥漫在部分国人特别是某些中国官员之中的“虚骄之气”，确实令人担忧。连中国学界一些学人，也大谈特谈“中国的世纪”来刺激“暴发户心态”，诱使国人奔向民族主义狂热的火坑。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居盛思衰，坚持“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以谦虚的态度加强对外交往，与各国获得更多共同语言，促进相互合作，推进和谐世界建设。美国、日本等强国都有很强的危机意识，大国兴衰自有其规律，兴于忧患，衰于安乐，不能日子刚好过一点就忘乎所以。古语说：“君子坦荡荡”。坦荡荡者，就是坦然对待外部世界的反应，无论是赞誉、奉承，还是批评、指责，不管是好意的，还是恶意的，都泰然处之，不为所动；同时，摆正中国在世界的位置，做自己该做的事，承担应负的责任，谋取正当的利益，堂堂正正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者时任驻苏里南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