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原配夫人惨死于日寇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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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福梅，学名从青，奉化岩头村人，生于清光1939年12月12日，从宁波方向飞来6架敌机，溪口镇顿时乱作一团。毛福梅不幸被无情的炸弹炸死，蒋介石和其子蒋经国心如刀绞。
毛福梅与蒋经国夫妇
毛福梅(也有写作“福美”、“馥梅”的)，学名从青，奉化岩头村人，生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十一月初九日。毛福梅的家是岩头一带的望族。蒋介石于1901年(14岁)娶奉化县岩头村毛氏为原配夫人。毛福梅比蒋介石大5岁。女大于男，在当时是很普遍的现象。毛福梅拜堂成亲那天，小女婿闹出一场大笑话。下午4时许，新娘花轿到达门前，这时按例鸣放喜爆(竹)，一群随轿看热闹的孩童和跟大人前来吃喜酒的小客人，都拥到天井去抢拾爆竹蒂头。年方14岁的蒋介石，见此情景，顿时忘乎所以，也急忙奔出，挤在其他孩童之中，抢拾爆竹蒂头，引得亲友哄堂大笑。奉化向有“新郎拾蒂头，夫妻难到头”的俗话，人们都忌讳此事，认为它预兆新婚夫妇可能不合。正坐在轿中的新娘毛福梅听到此事，其痛苦心情是可想而知的。蒋母气得跺脚大骂。王采玉流着眼泪数落儿子，边哭边数，经兄嫂姐妹女眷们轮番劝慰，才勉强收住泪。
蒋母洒泪的时候，也正是毛福梅伤心的时刻。她万没有料到丈夫顽劣竟会这样！新婚之夜，毛福梅独坐新房，面对龙凤花烛，流泪不止。蒋介石在“贺郎”之后便跑到娘的床上睡去了。毛福梅听着单调的更鼓声，含着无限委屈的热泪，直坐到雄鸡报晓。
按照奉化的风俗，男女成亲之后，开春正月初二那天，新女婿要到岳家拜岁。在王采玉和毛福梅的一再叮咛下，蒋介石和佃户一大早就把礼物装成一担，去岳家拜岁。这一天，毛鼎和夫妇也忙得不亦乐乎，杀鸡宰鸭，做汤圆，炒花生，备了一大堆吃的，等待女婿上门。可是，半天过去了，还不见生头女婿的影子。从溪口到岩头只消步行3个小时即可到达，可一直等到太阳快落山还不见女婿的身影，一家人不免心焦，亲友陪客有的也打算告辞，毛鼎和十分尴尬。这时，毛福梅的堂弟毛鸿芳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生头女婿来了，在毛家祠堂里“串花灯”哩！毛鼎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上了9年学的读书人，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呢？毛鼎和急对身旁的大儿子说：“武宝，快去看看，果真有你妹夫，叫他回去，今天不要上门了。”毛武宝应声而去，可已迟了一步。不一会儿，门外锣声大作，爆竹三响，花灯队已走上文元阊门的石阶。打头的少年正是蒋介石，崭新黑缎袍，襟上泥渍斑斑，西瓜皮帽下那条大辫子也快散架了。他走到大门前立住，从怀里取出一枚7寸头大爆竹，呼一下吹旺火绒，把引线点着了。毛鼎和一看到生头女婿蒋介石，不禁火冒三丈，勃然大怒，他把蒋介石拦在大门外，用白铜嘴长烟管指点着这个年轻人的鼻子大声斥骂起来：“你，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还有脸上门来出丑？蒋毛两家的门风都给你败光了！”
蒋介石挨了毛鼎和一顿臭骂，不便发作，花灯会的哥们儿笑着溜走了。蒋介石十分狼狈，也不好言语，他突然呼的一下转过身子，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
毛福梅嫁给蒋介石，是由两家老人做主包办的旧式封建婚姻，毛氏又是一个缠足的旧式家庭妇女，因此结婚以后，夫妻两人感情一般。自从串花灯负气一场之后，蒋介石对妻子的感情更加淡漠了。毛福梅在新婚之夜闹了个洞房空守，对蒋介石怨一阵，恨一阵，到头来还是谅解了他。总以为他还年少，又要读书，心思不在房帏间，说明肯读书上进。所以，心甘情愿地做他的“大姐姐”，在生活上对他百般照顾，也时刻关心他的学业。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8月，蒋介石赴宁波赶考，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蒋志清。毛福梅送丈夫赴考之后，也学婆婆的样子，天天在观世音菩萨像前祈祷，求菩萨保佑丈夫蟾宫折桂，衣锦还乡。可是，报喜的没有上门，蒋介石已挂一脸霜回来了。他考场失意，名落孙山。
蒋母忙不迭地安慰，毛福梅更小心服侍，惟恐这位心高气傲的丈夫一时想不开，做出什么怪事来。
其实，蒋介石的失意并不是因为考试落第，而是因为当时宁波已受新思潮影响，知识分子对科举一类玩意儿已开始厌倦，社会上纷纷议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蒋介石也很愿携妻同行，一方面是这段时间共同生活中，他觉得毛福梅对他的照顾是别人无法代替的；另一方面，他听说奉化县城里还办了女子学堂，“作新女校”，许多大家闺秀都在读书，他的女人也不该落在人后。
就这样，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9月，21岁的毛福梅开始了她的蒙童生涯。
毛福梅到奉化县城后，被编在新女校的班里。启蒙班专为只字不识的女子启蒙。学生大多是八九岁的女孩子，有钱人家的少女慕名就读的也不少，但绝少有上了头、开了脸的已婚女子。上学那天，毛福梅走进教室，拜了孔夫子像和师长，向教室最后一排座位移步走去时，数十双惊奇的大眼睛盯着她。
毛福梅自己也感到身为人妇，却与年轻姑娘，甚至有的还是流鼻涕的小丫头为伍，也有点羞愧难言，不好意思。但是，毛福梅也有自己的优点。她为人稳重，富有同情心，深受女孩子们信赖。在师长和女伴的关心下，毛福梅渐渐习惯了蒙童生涯，若能坚持数年，必有成效。谁料丈夫蒋介石在凤麓学堂又闹出事来，使毛福梅不得不中途辍学。
原来凤麓学堂虽是新办的，但课程设置还很古板，还是《春秋》、《周礼》之类为主课，英文、数学等不过点缀而已。这些古文，蒋介石差不多已经嚼烂了，他是抱着“学真本领”、“求实用知识”的目的入这所学校的，再加上当时在凤麓学堂的还有许多热血青年，如周日宣(淡游)、陈泉卿、俞镇臣等，他们对校务也很有意见，大家凑在一起拟了个提纲，推蒋介石为代表，去向校董谈判。
蒋介石在教师面前从来不心怯气虚，这是他的一贯所为。蒋介石这次仍然大模大样走到校董林某面前，先深深一躬，然后挺起胸脯滔滔地演说起来，他列举各地洋学堂如何重视新科学，再陈述本校的若干弊病，然后提出改良的要求。由于蒋介石措词激烈，情态高昂，气得林校董无言以对，只喊“反了，反了！”第二天，校董们谓蒋介石“煽惑学生，诋毁校务”，以开除其学籍相威胁。周日宣和一些同学们针锋相对，集体向校方抗议，声言如果要处理蒋介石，他们将集体退出学校。林某见这些学生都是佼佼者，而周日宣还是一个院考第一名入庠的大才子、名教员，只好自认晦气，不了了之。这场风潮很快过去了，蒋介石却不愿再在凤麓学堂待下去了。学年还未结束，他就带了妻子回到溪口老家丰镐房。
小夫妻双双回家，蒋母非常高兴。虽然只有半年多，儿子长高了，媳妇长胖了。对一个寡母来说，没有比这更能得到安慰的了。转眼年关将到，正在忙得不亦乐乎之际，忽然来了一位举止阔绰的客人，王氏一见，喜出望外，急命儿子媳妇拜见孙家舅父。这位孙家舅父乃是蒋父蒋肇聪第二个妻子孙氏的堂弟，名孙琴风，家住奉化萧王庙村。孙琴风比王采玉小两岁，也把王氏当亲姐姐看。蒋介石小时常跑孙家拜岁，对这位舅父的感情不错，见到他后，忙不迭地把凤麓学堂风潮及自己退学的始末向他讲述。孙琴风走南闯北，受过新思潮影响，对外甥的“越轨”行动不但不责怪，还说：“阿元啊，我看你眉宇间有一股阳刚之气，勿像吃文饭、吃生意饭的，还是继续读书的好。宁波箭金学堂有个主讲我认识，姓顾名清廉，是鄞县山下塘人，廪生出身，对周秦诸子，尤其对《孙子》及曾文正公很有研究。你到他那里去学点性理学问和变通之法，对今后的仕进不会没有好处。”1904年春，17岁的蒋介石带着妻子毛福梅住进了宁波植物园内一所幽静的住宅。这是蒋介石小夫妻第一次离开奉化家乡，开始独立的家庭生活。毛福梅又喜又怕，喜的是都市生活十分新鲜；怕的是丈夫年少气盛，如今单独过日子，不知将会惹出什么事来。没想到蒋介石大包大揽，理直气壮地要尽起丈夫的责任来。蒋介石还为她雇了一个梳头娘姨。娘姨是个见过世面的女人，见女主人的发式土气，大胆地给她梳了个时兴的发式。这个发式使她原先的圆白脸变成了鹅蛋脸。蒋介石生怕妻子冷清不惯，特地邀请一位姓林的同学的妹妹来家与毛福梅做伴。他自己白天按时去学校，晚上及时回家，一面复习功课，一面教毛福梅识字。每逢节假日，携她去天童、育王、报国寺等处游览烧香，在这段时间他们的日子过得和美、甜蜜，这是毛福梅最幸福的时期。宁波求学对蒋介石的一生影响最大，在反清浪潮的冲击下，蒋介石也渐渐不安于现状了，他向顾清廉吐露心曲，顾清廉鼓励他：“当今青年欲成大器，留学日本，适其时也。”这席话使蒋介石坚定了目标，携眷回家，开始做出洋留学的准备。如果说，宁波伴读是毛福梅一生中最甜蜜的生活，那么，这少有的温馨就这样昙花一现般地结束了。
1905年4月，蒋介石首次赴日本留学。蒋介石首渡东瀛之后，丰镐房顿时笼上了一层苍凉的色调，蒋家婆媳守着一尊观音像，相对无语，黯然魂销。对毛福梅来说，这种凄清的感觉越加强烈。虽然成亲已有4年，真正的夫妻和谐生活才开头，一旦久别，相思尤加。不过，她是个传统的守礼法的女人，上有婆婆，下有小姑，不能失态，有伤妇道，因此强打精神，把持家计。蒋介石凭一时愤激，东渡日本，原打算报考日本陆军军官学校，不料清政府与日本国有约在先：凡进军校学生，均需清政府陆军部保荐。蒋介石被拒在军事学校大门之外，只得进入日本专为旅日学生实习日文的清华学校学习。长此下去，也不是办法，不如暂且回去，设法取得合法身份，再赴日本，便有立足之地了。他听说保定军官学校明年招生，想到何不先去那个学校就读？这样可作为一个跳板，取得正式进日本军校的资格。
1905年冬，蒋介石结束了第一次留学生活，回到溪口与家人团聚。
蒋介石去杭州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杭州考点参加入学考试。等到发榜，蒋介石大名竟挂上了杭州考区60名考生中挑选出来的14名录取红榜上。蒋母心满意足了，她年年盼望的就是让儿子为蒋氏门楣争光。毛福梅默默地为丈夫赶制行装。乍相逢又别离，这种滋味是无法用言语表述的。毛福梅更为忧虑的是，由于清陆军部在保定军官学校里考选留日陆军学生，蒋介石本来尚无资格报考，但他打了报告，说已经读过一年日文，要求报考。学校总办赵理泰居然同意了。他喜出望外，经过考试，又居然入选，破格保送日本振武学校。蒋介石金榜题名，好不得意。他回到溪口，向亲娘报告喜讯。谁知他娘却给他兜头一瓢冷水，王采玉不支持儿子再去东京读什么“士官预备学堂”。婆婆的态度，正是毛福梅求之不得的，她也热切地帮助婆婆劝阻丈夫。但这时的蒋介石翅膀已经硬了，两个弱女子哪怕泪水淌成一条河，也阻挡不住他了。1907年春，蒋介石到底离开溪口，踏上二渡东瀛的路。
蒋家婆媳两人在丰镐房终日无事，便专心于佛事上。每逢初一十五，是丰镐房的斋期，附近寺院庵堂的和尚尼姑应期而至。法华庵内有个叫“王大人”的尼姑，与毛福梅年纪相仿，吃饱喝足之后，便到毛福梅卧室里拉家常。毛福梅有洁癖，尤其不喜欢闲人等到她卧室里去，惟独对这个尼姑是个例外。这个尼姑见房内陈设雅净，便啧着嘴说：“大奶奶真是个福人。”哪知这话恰触到了毛福梅的痛处，她凄然道：“只怕我与福无缘……”尼姑是个乖巧的人，便自诩会看手相，定要毛福梅伸出手来，翻来覆去地看着，忽然笑了起来：“大奶奶，侬勿要急，从贵手相看来，命中注定有大富大贵的儿子呢。”善于迎人心意的尼姑信口雌黄，毛福梅听来却好似在茫茫大海中看到一线希望：因为结婚已经多年，虽然曾经怀过孕，却在一次夫妻争吵中，被丈夫误踢小腹，以致流产，难道以后还能有个儿子吗？此后不久，丰镐房里又来了一位看风水的方士，由这个尼姑陪着踏勘蒋氏宅基。他用罗盘东测测，西望望，上下左右转了几圈之后，便对蒋母王采玉说：“太太，贵府是藏龙卧虎之地啊！从气运看，你家早该添丁加口，百业兴旺了。”王采玉听了非常快乐，毛福梅也十分高兴。1909年，王采玉接到儿子的信，说有时间回来过暑假。但信中又说，因为在上海有要事，暑假里只能住在上海。王采玉期待早抱孙子，便把毛福梅送到上海去，与儿子团聚。这年夏天，蒋介石从日本回到上海度假。一些革命志士常到他的临时住处去访谈。在这种场合，作为主妇的毛福梅理应出来应酬，可是她哪里经过这样的世面？她出自山村，孤陋寡闻，多年随婆婆与青灯黄卷做伴，不说这与上海的都市生活差了一大截，与留学归来的新式青年的生活相去更远。她无法在会客的场合里对答应酬，即便在别的男人面前站一站，也羞得连头都不敢抬起来。有时候，还做出一些尴尬失礼的举动。蒋介石认为这有碍他的颜面，老脾气又使出来，对妻子大发雷霆，甚至连房门都几天不进。蒋母王采玉发觉此事，痛责儿子不孝忘本。等到蒋介石过完暑假又去日本留学时，终于绿竹生春，红梅结子，毛福梅有孕了。蒋母欣喜若狂，她带着媳妇也离开上海，回到溪口，等待着抱盼望已久的孙子。
1910年（清宣统二年）农历三月十八，一个壮实的男婴在丰镐房呱呱坠地。这年，蒋介石23岁，毛福梅28岁。喜报飞到日本，做了父亲的蒋介石也大喜过望，蒋母通过族辈并征得蒋介石同意，给孩子取了个寄托厚望的名字———建丰（即蒋经国）。蒋介石觉得有了孩子，天地也宽得多了，蒋氏有了后代，老母有了慰藉，妻子有了寄托，他的责任也轻了许多。建丰（经国）出世，蒋氏丰镐房春意盎然，喜气洋洋。最高兴的当然还是毛福梅。结婚9年了，丈夫像一只风筝，若即若离，飘忽不定。从上海回来后，似乎感到她与“风筝”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如今好了，有了孩子，她便把整个身心都倾注到儿子身上去。毛福梅把孩子抱在怀里，有着说不尽的快乐，使她变得容光焕发，显得比9年前结婚那阵子还年轻。她所祈祷的终于实现了。家有梧桐树，自有凤凰来。第二年夏天，在蒋经国出生15个月的时候，远在日本北海道的高田野炮兵第13团士官候补生蒋介石风尘仆仆赶回溪口来探望新生儿子。天伦之乐，舐犊之情，使毛福梅激动得如醉如痴。只可惜好景不常，蒋介石在溪口只住上三宿便急急赴沪，参加起义去了。
物换星移，20个寒暑过去了！王采玉和毛福梅婆媳俩甘苦与共，休戚相关，感情越发深厚了。王氏视媳妇如同亲生的女儿，福梅也把婆婆当做亲娘一样。1921年6月14日，蒋母溘然长逝，享年58岁。毛福梅的精神支柱倒了。她抚尸大恸一场，然后披麻戴孝，守在灵前，陷入了沉痛的深渊。办完丧事，毛福梅还没有喘过气来，一瓢冷水兜头泼下，把她打进了冰窟窿里。蒋介石写信给毛福梅的胞兄毛懋卿，要求与毛福梅仳离，这封“休妻书”说：十年来，闻步声，见人影，即成刺激。顿生怨痛者，亦勉强从事，尚未有何等决心必欲夫妻分离也。不幸时至今日，家庭不成家庭，夫固不能认妻，妻亦不得认夫，甚至吾与吾慈母水火难灭之至情，亦生牵累，是则夫不夫，妻不妻，而再加以母不认子，则何有人生之乐趣也……吾今日所下离婚决心乃经10年之痛苦，受10年之刺激以成者，非发自今日临时之气愤，亦非出自轻浮之武断，须知我出此言，致此函，乃以至沉痛极悲哀的心情，作最不忍心言也。高明如兄，谅能为我代谋幸福，免我终身之苦痛。毛福梅听到“离异”二字，耳朵里嗡地一声，再也听不到他要说的是什么了。事情来得突然，毛福梅只有抱住儿子蒋经国，母子惟以泪眼相视。关于毛氏被“抓了头发”，“从楼上拖到楼下”，毛氏又“跪下”“哀求留在家里”(蒋经国1936年致母亲信上语)的事，便是发生在此前后。蒋介石为什么要写这个与妻妾“离异”的条示？其真实意图是为了娶陈洁如做合法妻子。所以才想出一个高招，名义上宣布与毛福梅、姚冶诚断绝夫妻关系，彼此关系转成兄弟姐妹关系。这一点明眼人是很清楚的，正如毛福梅所料，他已有了新欢。果然不久，蒋介石与陈洁如在上海结婚了。1922年，对毛福梅的又一个打击，是儿子经国第一次离开她出远门，到上海去读书，进了上海万竹小学读四年级。毛福梅为了改变一下丰镐房的悲凉气氛，把义妹陈志坚又请了来。陈志坚这时已从湖州保婴师范毕业，赋闲在家，毛氏请她来当家庭教师，教蒋纬国念书，姚冶诚也跟着学点。
蒋经国对生母感情深厚。1925年10月19日，蒋经国赴苏留学，乘轮船从广州抵上海，因需候船，得与生母做久别前的短暂团聚。毛福梅流了许多眼泪，千叮咛万嘱咐，无非是盼他早去早回。蒋经国对母亲百般安慰，也流了许多眼泪。从此母子一别12年，除开头那两年外，往后竟连邮电都不通，音信杳然。1927年4月12日，风云突变。蒋介石“清党”反共，大权在握的蒋介石在政治上一时成了众矢之的。连他亲生儿子蒋经国也在莫斯科的报纸上发出声讨其父的《严正声明》。蒋经国给母亲写了封短信，说母亲多年来内心的苦闷，处境的恶劣，他非常清楚，他对家庭方面有难以想像的烦恼和愤恨，决定不再通信了，待以后回国，就第一个先来同亲娘见面云云。毛福梅虽不知道儿子登在报纸上的声明，但接到儿子寄来的信，使她无异天塌地陷，五雷轰顶。她怎么也想像不出这是怎么一回事。她哭着请陈志坚代笔写信给蒋经国，可去信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她把一腔悲愤全都转移到蒋介石身上。1927年8月，蒋介石被迫下野，“出国休养”。由于护照等手续没办好，他带着小儿子纬国离开南京，先到杭州小游，之后乘汽车回到溪口等待出国。毛氏早听说蒋介石要回来，但想起儿子，她肚里的怨气直往上冒，不一会儿，蒋介石进来，毛氏不知打哪里生出来的勇气，霍地立起，迈动小脚，跑下楼梯，在天井里与蒋碰了个正着。她边哭边嚷道：“你把我的儿子弄到哪里去了？你要还我儿子！”蒋介石稳住了毛氏，不久便离开住地雪窦寺，四渡东瀛。这次蒋介石是向旅居日本温泉的宋家求婚。经过几次磋商，最后达成协议：蒋必须与原配毛氏公开离婚，然后才可与宋美龄结婚。1927年12月，蒋介石返回溪口，亲自操办这件棘手的事———向妻妾们宣布公开离婚。毛福梅的两位哥哥毛怡卿、毛懋卿兄弟，他们遵照父亲的意旨据“礼”向蒋氏宣称：“福梅已是嫁出的囡、泼出的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活着是蒋家的人，死了是蒋家的鬼。”蒋介石听到这话坐不住了。他怕这事处理不当若闹出人命来不好交代。这天夜里，蒋介石走出乐亭，不带卫士，沿溪徘徊一阵后，悄悄地走进丰镐房。毛氏正跪在佛像前嘤嘤哭祷。3天不见，蒋介石几乎认不出妻子了。她目光呆滞，蓬头垢面。蒋介石不禁动了恻隐之心，他和毛福梅达成了一个秘而不宣的协议，终于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毛福梅仍住在丰镐房做她的主妇，蒋身边的人尊她为“大师母”。蒋介石如愿以偿，为掩人耳目，于12月1日在《申报》上登了一则离婚启事：“毛氏发妻，早经仳离，姚、陈二氏、本无契约。”
1936年农历九月十五日是蒋介石50虚岁生日。不久即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南京城内的电台、报纸，日夜报道着西安方面的消息。小道消息也变得煞有介事，人们信以为真。有的标题更是触目惊心：委座取义成仁……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便传到溪口。毛福梅做梦也没有想到：蒋介石经受的这场变故，竟成了她和儿子骨肉团聚的契机。不久，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毛福梅见到儿子的最大愿望也实现了。1937年，蒋经国带着妻子芬娜、儿子爱伦(蒋孝文)，经海参崴乘轮船，到了上海。蒋介石派人专程到上海迎接。蒋经国这时才知道父亲已另娶宋美龄，母亲已被迫离婚。作为儿子，他能想像得出母亲心中有多少哀怨积压着。他恨不得立即去溪口拜见生母。可是，身不由己，他被父亲布置的圈子团团围住。被灌输在夹缝中如何立身处世的诀窍。他终于决定：先去向10年来他一直看做“敌人”、“军阀”的父亲负荆请罪。
1937年4月28日(农历三月十八日)，约莫下午2时，藏山大桥那一头出现一辆小汽车，蒋经国迫不及待地跳下汽车，依次向在门外迎接他的亲朋行礼。然后又把妻子芬娜和儿子爱伦介绍给大家。当毛福梅一眼看到门外出现了那个方面大耳、壮硕身材、令她朝思暮想的亲骨肉时，她的眼睛不由自主地被泉涌般的泪水所迷住。蒋经国跑上前来，跪倒在毛福梅膝前，叫了一声“娘”，就放声大哭。她一把搂紧儿子的头，泪水濡湿了儿子粗黑的头发。她把孙子抱在膝上问：“囡囡，侬叫啥名字？”蒋经国赶紧答道：“叫爱伦。阿爹说，到了祖国要按中国式取名，替他取的学名叫孝文。”毛福梅又问媳妇名字，蒋经国答道：“她在苏联的名字叫芬娜，阿爹替她改名叫芳娘，蒋芳娘。”“芳娘，这个名字不好。”毛福梅对大家说。“她是小辈，娘啊娘的，做姑姑、姨妈的都得这样叫她，多少罪过！还是改为方良吧，方下贤良，你们说好不好？”众人都说这娘字是该改，而且改得好。从此蒋方良这个名字便一直沿用下来。毛福梅心满意足了，她变着法子给儿子儿媳做好吃的家乡点心菜肴：裹粽子、炸麻团、蒸大糕、烘千层饼、氽汤团，还有烤芋艿、鲞烤肉(宁波话的烤实指汤煮，非生烤)等等。天伦之乐，其乐融融。可是乐极生悲，等着毛福梅的是又一个悲剧。
1937年，抗日战争已经全面开始，国共两度合作，共赴国难，祖国经受着血与火的洗礼。武岭虽好，终非桃源。蒋经国毕竟是个热血男儿，他在武岭学校向师生们宣传抗战，曾激昂地说：“我们的敌人是谁？第一是日本帝国主义，第二是日本帝国主义，第三还是日本帝国主义！”他向父亲写了份报告：“我有很前进的思想，需要有机会去求证。而且，我希望在最坏的条件下去试试。”母子再度分离是痛苦的。蒋经国再三劝慰：等他在江西安置下来，立即接姆妈同去住所。毛福梅则表示，除了短期随去小住几天之外，不愿意终生离开丰镐房，她坚信她的虔诚祈祷会给儿子带来好运。当时，溪口虽然尚无战火，但灾难已波及到了，粮食匮乏，米价暴涨，溪口民众叫苦连天。将近一年过去了，毛福梅没有出过溪口一步。但是战火蔓延着，溪口随时有沦陷的危险。蒋经国不放心，连连发电，毛福梅也感觉到了一种无可名状的恐惧。一天下午2时，从宁波方向飞来了6架飞机。溪口人哪知是敌机？正当人们好奇地抬头张望，没想到飞机却丢下了一连串的炸弹，顿时地动山摇，天昏地暗，人们才知不好，晕头转向，在外面的人拼命往家里逃，在家里的人又拼命往外面跑。溪口镇乱作一团，文昌阁乐亭夷为平地，丰镐房周围的民房在燃烧，丰镐房侥幸没有被击中。但毛福梅不幸被无情的炸弹炸死。丰镐房内，男女佣人各一人当场死亡；账房宋涨生头部重伤，未来得及送到医院就断了气，另一女佣炸断了一条腿。当时，人们找不到毛福梅。后发现后墙倒塌处微微隆起，便雇了民工把瓦砾挖开，发现毛福梅上身完好，腿上有弹洞，肠子外流，想是被砖瓦压破的。毛氏遇难那天，正是“西安事变”三周年。噩耗传到赣南，蒋经国心如刀绞，立即带了妻儿，坐汽车连夜兼程，赶了两天两夜方到溪口。蒋经国一跳下汽车，连气都没喘一口，就奔进灵堂，扑到灵床前抚尸恸哭，直到昏厥过去。人们急用茶水把他救醒，他仍跪在地上悲号。尔后，蒋经国拿起笔，噙泪写下“以血洗血”四个大字，命人刻在石碑上，立在生母罹难处。蒋经国伤痛过度，心绪烦乱，又值烽火遍地，狼烟四起。蒋经国考虑再三，决定把生母灵柩暂厝在摩诃殿内，待时局稍定再办丧葬事宜，他把这一计划报告蒋介石。不几天，蒋介石来电批谕：“鉴于时局动荡，总以入土为安。”这12个字，代表了蒋介石对发妻的一纸祭文。葬母大事一直悬在蒋经国的心头。1940年，他在赣州举行盛大的“蒋母毛太夫人追悼大会”，还在赣江上造了一座“忠孝桥”，以志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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