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变高官命运：刘源怒谏超龄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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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文革开始，教育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这种不正常一直到文革结束才恢复正常。
1977年，在邓小平的直接干预下，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的人数占招生总数的20％至30％。考生要具有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录取原则是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恢复统一考试，由省级命题。招生考试在冬季进行，新生春季入学。
1977年12月7、8、9日三天，北京考点的状况
历经了文革教育断层，知青们在高考中占有一定优势。不过由于多年下乡造成年龄偏大，这两届高考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竞争异常激励。两年间共有近1200万人参加高考，最终只有67.2万人圆梦，录取率不到6%。不少现任的50后、60初官员都是直接受惠于恢复高考这一政策，在这两年的高考中脱颖而出。
1977年，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考生考入北大，就读于法律系。
现任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卢展工于1978年进入华东工程学院（现南京理工大学）自动武器设计专业学习。
现任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正伟，于1978至1982年在宁夏大学中文系中文专业学习。
1978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赴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就读，他就读西政期间，正是西南政法大学的黄金时期。
1978年3月至1985年3月，山东省省长郭树清先后在南开大学哲学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马列系学习。
老三届成高龄考生
不过恢复高考后的主力军是老三届。
文革爆发后，本该毕业的高中生无法毕业。当时在中学的初、高中学生因文革造成在学校的堆积，当到1968年出现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初、高中各自三届毕业生同年毕业的奇景，后称“老三届”。
学生扎堆毕业造成了巨大的就业危机，因此老三届离校后基本都当了知青，并且将此前以农场（含兵团）模式为主的上山下乡改变为以插队模式为主。
按照1977年招生文件的规定，“考生年龄在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
不过邓小平网开一面，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
所以1977年的招生文件还有一项特别规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在1978年招生文件又明确规定年龄可放宽到30岁，并取消了其他限制。
1977年参加高考时，现任外交部部长王毅已经24岁，在此之前，王毅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了8年知青，因为“高龄”，他差点与高考失之交臂。
在“政策绿灯”下，王毅进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在日语专业就读。
虽然当时的大学课堂上生源复杂、年龄差距大的情况也就十分常见。但王毅入学时依然是老大哥，比最小的同学足足大了7岁。
不过同样是“高龄考生”，比王毅还年长三岁的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就没有这么幸运，他报名了两次高考才得到进入考场的机会。
当时黑龙江省下发通知，报名高考凡是25岁以上必须有高中学历才能参加，27岁只有初中文凭的陈锡文被挡在了1977年高考的门外。好在他没有等待太久，半年后，陈锡文参加了1978年6月的高考考试，成功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专业。
特殊的学生
在当时，文革虽然刚刚结束，但是在反右运动以及文革中被打成“右派”、“走资派”还没有被摘帽，于是他们能否参加高考就成为政治问题。
作为文革中“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之子，现任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刘源发现报名的政审条件中不涉及出身，于是决定报考。但北京起重机厂组织部门将报名退回，理由是超龄，且以刘源的年龄划线，工厂里9个年龄大过他的工友，报名都被退回。
感到气愤的刘源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要求参加高考，多年后，刘源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仍能清晰地复述信的内容，“如果因为我父母的原因、我的出身不让我考，我很不服气，何况你这个招生简章并没有这么讲。”
在距离高考只有一个星期的时候，刘源和9名工友全部被允许报名。
当时刘源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北大哲学系，第二志愿是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虽然分数过线，但北京大学不敢招收这名身份特殊的学生，而北京师范学院以“体检过关，就能上学”为由将政治问题变成体质问题，为刘源在同仁医院安排了一场只有一个学生的特殊体检，将他顺利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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