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 | 一九七七：我的高考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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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康州客，原载于爱思想网，转载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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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是一名一二十岁的青年，正是做梦的年龄。我相信中国的社会现状应该有所改观，我的心里也就充满着期待。那个时期的报纸、广播，全是凌虚蹈空的，让人看不清未来，但是我还是深信，中国肯定会有些改变，不管是大变，还是小变。

邓小平复出之后，主动要求主管科教文化方面的工作，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讲话，为恢复高考作了政治上和舆论上的准备。当年的10月教育部发出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宣布恢复文革前的高等学校的招生方式，在意见当中，邓小平还特地删除了有关政审方面有关“出身”的政治歧视性条款，用简明的语言概括为：“第一是看本人表现，第二是择优录取。”

教育部的文件下发以后，组织工作就开始了。作为一个准备参加考试的农村青年来说，首先是报名。按照过去文革时期的惯例，像高考报名这样的事情，程序一般应该是：先在大队报名，经过大队审核，才能正式履行报名手续。

我记得11月初的一个傍晚，我和一位很要好的下乡知识青年王维海一起去报名，当时负责报名的是我们大队的贫协主任，一个姓章的老头。我们找到贫协主任的家里的时候，他刚刚从外边回家，家里还是黑灯瞎火的。于是他点上煤油灯，然后问我是报考大专还是报考中专，因为当时的大专和中专是一同报名分开考试的。我当时回答说，我还是考中专吧。在一旁的王维海急忙阻止我说，你考什么中专，你不考大专谁考大专？

现在想起来，我还有些后怕，因为如果我当年报考中专，说不定考数理化我还真有可能考不上呢。我在心里一直还非常感激王维海这位好朋友，在关键时刻，他帮助我作出了一个还算不错的抉择。

过了几天，大队通知我可以正式报名，我就到公社文教组履行了正式报名手续，并缴纳了五毛钱的报名费。报名的时候，还填写了报考表，在表上填写报考哪些学校，哪些专业。我的第一志愿是“荆州师范高师班”，第二志愿是“华中师范学院”，第三志愿是“武汉大学”。

当时，我还是知道哪个大学好一点，哪个学校差一点，但为了稳妥起见，就把“荆州师范高师班”作为第一志愿，后边的志愿越填越高，只是想将志愿栏填满，我也没有觉得是什么错误。

报了名，如何复习，倒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首先是手中没有书，文革期间我们上学的书基本上都散失了，还要慢慢地寻找，自己找了几本，还找人家借几本，没有费多大的周折，用来复习备考的书算是凑齐了。

其次是在哪儿复习的问题。我先在家里复习，但是家里的杂事太多，而且很嘈杂，显然不是很好的读书的地方。于是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到处打游击。有时候也跑到我的母校——铁牛中学蹭课，听了卢德宝老师几节数学课。

再次是没有复习的方向，经常有一种“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处读起”的感觉。当然，如果有老师指导，可能情况好一点，但是由于高考已经停考十一年，当时的老师对高考也没有丝毫的研究，谈何指导学生？从报名到考试，也就个把月的复习时间，我把主要精力放在复习数学和地理上，复习了总比没有复习强。临考前几天，对于高考，心里终归稍微有点底了。

我记得当年的高考是在12月6日和7日举行的，头一天，界牌中学人很多，全公社的参加高考的考生都集中在这儿了。在此之前，我似乎听到说，考场可能有军人（当时还没有后来的所谓武警）身背步枪维持秩序，在现场，我看到有军人维持秩序，但是都没有带长枪短棍的，心里的紧张情绪算是放松了一些。

这些考生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参加高考，内心里还是心存敬畏，甚至是紧张的。其实家里的人并没有把我的考试当一回事，根本就没有人对你寄予什么希望。在他们看来，要考上大学，就如彩票中奖那样希望渺茫。至于那几天做饭，我的母亲都是按照家里长期习惯确定，每天饭怎么做就怎么做，什么时候做就什么时候做，他们要按时到生产队参加生产劳动。当上午考完后，回到家里，家里的早饭早就吃完了，于是在筲箕里舀上一碗饭就开始狼吞虎咽起来。家里人多，新鲜菜早就被他们吃光，于是只好就着黄豆酱，或者醡辣椒吃上一顿饭。下午考试结束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五点左右，但是这时候家里的人早就吃完中饭，到农田里劳动去了，又像上午的那顿饭一样，随便对付完就算了。

当时我的高中同学李兆杰和我都参加考试，都是参加文科考试，而且被分在同一个考场，所以他就在我家里住宿，和我一起同作同息。

第一场考试语文，我都会做。记得开头的是解释词语，中间的是划分句子成分，作文的题目是《学雷锋的故事》。这些题目不是很难，做起来当然得心应手。

第二场是政治，有名词解释，什么“上层建筑”，什么“经济基础”之类的，还有几个简答题。当时突出政治，尽管政治学科在人们的心目中最不受待见，但是当时还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还是一个学科单独命题。

第二天早晨是考数学，由于自己平时数学成绩一直不是很好，很多题不会做，只是做了前边几道相对容易的题目，一直挨到打铃的时候才交卷。考完数学，心里凉了半截。回家的路上，和下放在我们生产队并和我一起参加考试的知青余辉说起这件事来，我感到比较悲观，甚至有些沮丧。余晖安慰我说，她曾经仔细掂量过我的情况，除了数学外，她认为我的每门功课平均得七十分是有把握的，她认为，即使数学得零分，我也是有希望的。她的话鼓舞了我，我又满怀信心地投入到下一场考试。

最后一场考试是历史和地理（合卷），历史相对来说，我还比较熟悉，做起来还算顺利。地理也不是很难，我还记得有一道题，说从武汉到柳州要经过哪些城市。我几天前正好对这段路线仔细看过一次，所以回答起来，十分顺利，得分应该还可以。

考试完了之后是漫不经心的等待，因为我不认为我能够考取，本没有什么希望，当然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失望。到了元月十几号的时候，我的一位堂姐出嫁，我正在那儿帮忙，忽然有人告诉我说，高考的榜单公布了，榜单上有我的名字。我一时喜出望外，连忙赶到张贴榜单的地方去想看一个究竟。

榜单张贴在界牌公社供销社前边的一面红砖墙上，旁边站着很多看热闹的人。其中有一个熟悉我的人看见我过来了，很远就跟我打招呼，非常激动地告诉我说：“你快来看，你考上了！”我走近一看，榜单上真有我的大名，不过这个榜单还是一个非正式名单，上面写着“高考初选合格名单”，我感到离正式录取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

旁边有一位供销社的售货员看到我后露出好奇的神色，笑着跟旁边的另一位售货员说：“你看他的眼睛，骨碌骨碌的，一看就是聪明的人。”我暗自感到好笑，因为前不久我到她的柜台上买东西，还跟她吵过一架，双方都说了几句难听的话，没过几天，她居然不记得我这个曾经跟她过不去的人了。

第二天，我还在外边做客，就有消息说，我必须当天就到县城医院去参加体检。于是我便慌慌张张地骑着自行车回家了，然后又骑着自行车赶到县医院，交了五毛钱的体检费参加体检。体检也不复杂，没有抽血，也没有检查体液，只是在肚子上摸了一会，在放射室里透视了一下，还检查一些别的什么的，就匆匆结束了。

回来后，一切都归于平常，该出工的时候还是出工，该回家做家务的时候还是做家务。只是内心里多了一点希望，也就多了一份焦虑。每当一个人待在家里无事可做的时候，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总是在内心既充满着期待，又有一些莫名的恐惧和失望。按照文革时期的政治规则，我的家庭是属于有政治问题的家庭，长期以来的政治歧视，让我常常感到有如泰山压顶，艰于呼吸。这次高考，如果政审过不了关，岂不空喜一场，功亏一篑？不久，春节到了，又加上落雪下雨的日子比较多，自己又不愿出门玩玩，一个人坐在自己的床前，发呆的时间比较多，而发呆的时候也掺杂着无限的焦虑和忧郁。

开春不久，陆续听到说很多大学都来了通知，而我的通知却迟迟不来，心里更是焦虑不安，以至于影响到了睡眠。睡眠不好，整天无精打采，神情恍惚的。过了一些天，通知还没有来，我就更加失望了，我已经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好好参加生产队劳动，再也不为这些事情动心瞎想了。

二月末的一个早晨，我背着扁担和撮箕，准备到洪湖里去挑土，参加生产队的围湖造田的劳动，忽然听到背后有人在喊我的名字，我回过头来一看，原来是我的高中同学刘常槐，他气喘吁吁，而且以十分激动的语气告诉我说，我的大学通知书来了，要我赶快去邮局领取。他当时在公社所属的一个机构里当临时办事人员，也参加了当时的中专考试，经常到邮局看通知到来的情况，当然主要是关心他自己的通知。

我丢下手中的劳动工具，小跑步跑到公社的邮电局。拿到通知书，我的心里咚咚地跳个不停。看看信封，上面的大学的名称是“华中师范学院荆州分院”，我拆开信封，我知道我被学校的中文系录取了，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其实从小到大，我还真没有做过大学梦，不是不愿做，而是不敢做，能够考取这所大学，虽然是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大学，但是这样的结局已经大大超出我的预想了，我真的非常感激命运对我的眷顾。

尽管有人认为，接受高等教育是一个人的基本权利，我们获得的这种权利是社会本身就应该提供的，我们不应该感谢谁，但是我还是认为，在那段不正常社会中，如果没有邓小平力挽狂澜，我们谁也没有能力改变当时的那种状况。如果这种状况还是依然故我的话，我们这类人恐怕仍然是辛勤劳作在土地上的农人，我们的下一代也有可能还是农人，或者是既不能融入城市，也不能返回故土的打工仔——第二代农民工。所以，我应该感谢邓小平，感谢那个时代——既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改变了我的后代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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