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亩产三万六：天下第一田的过去和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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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麻溪河乡建国一社变成了今日的白果镇龚家埠村。尽管人均不到八分地，好多地还是都荒了，“没有人种，都出去打工了。”龚正堂有两女一儿，两个女儿外嫁，儿子在广东打工，在当地买了房子，“不回来了”。本文原载于2009年12月16日《中国青年报》，作者陈彤，原题《寻访“天下第一田”》。

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创造了亩产干谷三万六千九百五十六斤的丰产记录。这块早稻长得密密厚厚，孩子们站在上面就像在沙发上似的。新华社记者于澄建摄

龚家埠村就在路边上。从武汉到麻城两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原本以为要找到当年的那个小村子会费很大周折，甚至可能要翻山越岭，但实际上很顺利。一到麻城就看到了往白果镇的路牌，沿着路牌指示的方向走不多远，还没到镇上，就看到了“龚家埠村”的牌子。这里就是原麻城县麻溪河乡建国一社，早稻田亩产36956斤的“神话”就诞生在这里。

头一天我们打听行车路线的时候，一位对当地比较了解的同行曾对我们说，龚家埠村应该不会离大路很远。他的理由是，51年前就这么出名的村庄，绝对应该位于交通便利的地段，谁会在偏远地区树立一个典型呢？那不是给前来视察的领导找麻烦吗？

现在看来，人家分析得有道理——龚家埠村鼎盛时期，周恩来总理都来过呢！

把车停在路边。路边是一户挨着一户的村民的房子，风格样式都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有一个院子，房子的大门冲着院子开着，人坐在院子里，聊天或者做活儿。我们问路的这家，正在踩缝纫机，是一个中年妇女，看样子五十多岁。

翻出那张当年新华社记者于澄建拍摄的“天下第一田”的照片，四个孩子站在丰收的稻子上，天真烂漫的笑着——大嫂一看，脱口而出：“馓碗卤”！

“馓碗卤”是“三万六”的方言表达，我们当时还觉得这位大嫂很善于“归纳”，否则我们得费好多口舌说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现在人家一个“馓碗卤”就把当年“天下第一田”造假亩产三万六千斤一事概括出来了。后来，我们到了村子里，才发现，几乎每一个碰到的人，在看到照片的时候，都会说“馓碗卤”。“馓碗卤”在当地已经属于“地标性”名词。

大嫂说她知道“馓碗卤”，但不知道照片中的这四个小孩。她建议我们去找龚安伯的老婆问问，龚安伯做过公社领导，已经过世，他老婆还健在，应该对当时的情况比较了解。

龚安伯的老婆住在村子里。车开到村头，遇到一位老汉，他看一眼照片，也是一句“馓碗卤”。他说他那时候岁数小，知道这件事情，但不知道照片中的孩子是谁，他听说我们要去找龚安伯的老婆，立刻自告奋勇带我们去找她家。正是中午，老太太家铁将军把门。老汉带着我们满村找——幸亏村子很小，村子里的人也都认识，路上随便问了几句，就问了出来。老汉告诉我们，龚安伯家在村子里很有名，见过毛主席的。

龚安伯的老婆60多岁，精神矍铄，比普通农村妇女要显得见过世面。她看了一眼照片，就先问我们来做什么？我们说就是想知道当年照片中的四个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她说她不知道，这个事情不是他们家搞的。那个时候，他们家不在村里，在武冈。她一再强调，她老头是不会搞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

我们问她，村上有没有能帮助我们找到这四个孩子的老人？她带着我们去找了一户，去的时候人家正在吃饭，只看了一眼照片就摇头，说：“不晓得”。

怎么可能？当时那么惊天动地的一张照片，而且这张照片就在这个村子里拍的，而且因为这张照片，整个村子成为典型，络绎不绝、川流不息的领导、专家来此取经参观，车水马龙熙熙攘攘，怎么可能现在整个村子里，竟然没有人知道照片中的四个孩子是谁？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村里的人对照片所拍摄的地点也出现了争议。

龚安伯的老婆一口咬定，照片拍摄于“陆”棵树——她把我们带到51年前的“事发现场”，指着前面一处一棵树都没有的光秃秃的开阔地说就是这里。当年村口有六棵树，其中一棵就是照片中的这棵。边上其他村民也纷纷跟着说“是”。

人越围越多，每个人都伸头看照片，都说“馓碗卤”，但都不知道照片中的四个孩子——如果是村子里的孩子，怎么会看不出来？照片中两个男孩子两个女孩子，就算女孩子远嫁了，但男孩子总归还是留在村子里的吧？

后来，一个60岁左右的老汉说，照片中的男孩子好像是他哥哥龚正堂。我们立刻欢喜地跟着他去——穿过村子，村子里的池塘很脏，有一妇女拎着一桶衣服，正在池塘边上找下脚的地方，她大概只能用这么脏的水吧？否则，但凡有选择，谁会在这池塘里用一池臭水洗衣服？

龚正堂对“馓碗卤”印象很深。那时候他是中心小学四年级学生，“卫星上天第一天，大小车子50多辆，震撼了全世界。来了好多人，我是提水送饭，让我抱一个大南瓜，还抱不动。周总理戴着白帽子，像广东人（装束）。苏联专家跟我说话，我不懂，边上的人告诉我他是说‘你好，叫你握手’。苏联专家的手很大，长满了毛，我一只手上去握，只握住两根手指头，两只手只攥了四根手指头。心里怕得要死。”龚正堂说的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到村子里拍纪录片的事，他还记得当时把小孩搞到田里，但是，当问到他是不是照片中的孩子时，他说：“我没得拍这个照片的印象。”

那时候，整天村子都很热闹，他还是个孩子，用他自己的话说“糊里糊涂”的，可能被拍了，也可能被拍的不是他——他反复看那张照片，最终摇头，表示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周围有人说很像他小时候，我们问他有没有小时候的照片，他说没有。

根据他的回忆，“天下第一田”是一个叫王乾成的社主任搞的，搞好以后，树立了典型，很多苏联专家都来参观，他们当时认为中国人不懂数学，不会算术，一亩地产不了三万六，一定是算错了。但是村子里的人没有人去怀疑这个事情，大家只是很高兴能有这么多人这么多领导来村子里，周总理都来过，还拍电影。关于当年的“天下第一田”，龚正堂还记得非常清楚的是不久之后发生的“饥饿”。“1959年就饿了，草籽树皮都吃。那树皮吃进去，三天拉不出来，快要死了。去向周围村子里借，人家讲：‘你们那里‘馓碗卤’，还到我们这来找水找东西，根本不跟我们讲话。一直到1962年，还有人埋怨。现在没有人提这个事了，王乾成也不在了，大家都想忘记这个事情。”

龚正堂尽管无法确认自己是不是照片中的孩子，但他可以确认一点，就是照片并不是拍摄于所谓的“六棵树”。他说“天下第一田”在村子后面的塆子里。他撂下碗筷，带我们穿过村子，去找他印象里的“天下第一田”。经过一户人家，门牌号“龚家铺村龚家埠塆9号”，他说这里当年是祠堂，他就是在这里见到的周恩来总理。不过，现在祠堂没有了，拆掉了。

终于到了当年的“天下第一田”——地全荒了，几头牛在地里散步，龚老汉说：村子里只剩老人和孩子，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他的儿子在广东，女儿出嫁了。所以地就没有人种了。

1958年10月4日，刊载于《人民日报》上的木刻画“迎接大丰收”。作者：黄永玉

望着眼前这块长满了杂草的稻田，很难想象它就是1958年8月间名声大噪的亩产36956斤的“天下第一田”

这块曾经热闹一时的稻田，如今已很少有人问津。

51年过去，当年站在水稻上，与龚正堂同龄的孩子们也已从少年变成白头

一开始，我们都觉得很自豪

“一开始，我们都觉得很自豪，但后来就觉得这有问题。”2009年12月3日，湖北省麻城市白果镇龚家埠村（原麻城县建国一社），端着饭碗的龚正堂在自家砖土结构的房屋前回忆起往事。

“那的确容易让人自豪！虽然社员中也有想不通的，但后来就被干部们说服了。”龚正堂回忆到。1958年8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图文报道，轰动一时。

根据历史资料，三万六千的卫星一放，建国一社先后接待了各地的参观访问者10多万人次，其中还有朝鲜政府代表团，苏联、东德、波兰、越南等国家的专家学者。

周恩来总理也来了，龚正堂在祠堂的大门口见到了周总理。电影制片厂也来了，龚正堂当时专门负责给拍纪录片的剧组送开水、送饭。

当年的报道详细地描述了天下第一田的练成术：“据了解，这块田整地共达十次，深耕达一尺以上。共施底肥、追肥五次。先后施用的肥料有草籽三千斤、塘泥一千担、陈砖粒四百担、硫酸铵一百零五斤……在验收时，人们曾选一平方尺的面积进行实测，据实测结果推算，平均每亩约有七百六十八万穗。把鸡蛋随便地放在上面滚动，鸡蛋始终不会掉到田里去。可见这块田的稻子密集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一年后有人饿死

“自豪”没有维持多久，建国一社人开始尝到了“亩产三万六千斤”的苦头。

来自省内外、国内外的参观者蜂拥而至。当时，麻城县委指示：对参观者一律实行“吃饭不要钱”，好吃好喝好招待，不许怠慢客人。于是沿途十余里，路边都是招待吃饭的指示牌。一时间路上人不断，灶里火不停。社员们不得不放下手中农活，敲锣打鼓前去迎接参观的客人。

河北垸的粮食吃完了，社里大车小车赶忙送；鸡鸭猪羊杀完了，县里怕怠慢全国各地参观客人，要求四乡八社发扬“共产主义风格”，选好的往河北垸送。据说，周边的小孩、老人都往这里赶，想趁机打一场“牙祭”。

热闹总是像朝露一样容易消逝。不到一年时间，三年饥荒来临。建国一社先是按谎报的产量超卖了大量的粮食，接着是吃公社食堂，再接着是天灾人祸饿肚皮。建国一社的社员们真正是吃了“亩产三万六千斤”的亏，到公社粮管所秤口粮，营业员冷嘲热讽：“哦，你们是建国一社的，亩产三万六千斤粮食，还称什么口粮哟？”

到周围借粮，遇到的尽是白眼：“就是沾了你们建国一社的光，搞个亩产三万六千斤，牵连我们的粮食也超了，要借粮？没门！”

“周围的人一点也没有同情之意。”建国一社的人出去稍远的地方办事，一天不能来回，连借宿、吃饭的地方都找不到，人家不接待。

人们开始吃糠、吃树皮，有一次龚正堂连续三天拉不出大便，肚子胀得像个大鼓。后来他跟着村里的大人去修水利，可以有点饭吃，但同去的20多个人中还是饿死了8个。“在家里的，饿死的不知道有多少哟。”龚正堂说。

一句话，地不是橡皮做的

51年过去了，当年的麻溪河乡建国一社变成了今日的白果镇龚家埠村。尽管人均不到八分地，好多地还是都荒了，“没有人种，都出去打工了。”龚正堂有两女一儿，两个女儿外嫁，儿子在广东打工，在当地买了房子，“不回来了”。

据老人统计，村里超过三分之一的地都荒了，包括离房子不到50米远的地。长着杂草的撂荒地间杂在刚刚收割完的、还留着稻茬的地里，有些是孤零零的一块，有些则成片，颇有点气势了。从草的长度判断，有的地荒了不只1年。

老人指着从稻根中露出的黑色土地说：“我们的地很好种的。”

白果镇农办主任周汝元介绍，对于撂荒的土地面积，全镇没有统计。据他估计，“可能有1000亩左右”，目前全镇耕地面积8．1万亩。他分析说，出现千亩荒地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农产品耕种轮换的问题，部分田地是农民留出来为来年准备的；二是因为外出打工造成部分土地撂荒。

“亩产三万六千斤还会再来吗？”记者问。

老人笑了笑，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一句话，地不是橡皮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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