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奥塞斯库访中国时坐红旗车游长城差点被摔死
1970年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访华，在结束八达岭长城游览之后，他乘坐红旗返回，中间有一段很长的坡路，司机一踩刹车没有反应，汽车失去控制，那位司机吓出一身冷汗，他发现前面路边有一堆修路用的石灰，一打方向盘汽车钻到灰堆里，才把车停下来。本文原载于2008年7月1日《汽车人杂志》，作者安丽敏，原题《红旗轿车的光荣与梦想》，此处有删节。
“你说什么？”一汽原设计处底盘科负责人刘经传老人一边问，一边把助听器的接收器拿过来，当知道是问当初造红旗的事情，他的眼神变得遥远起来——他一定又回到了那个火热的年代，那里有他的青春、热情以及一生都值得骄傲的红旗。
谈到红旗不能忽视它的历史背景。那时候，“大跃进”正在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展开，在人们的眼里，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只是为了毛主席一句“终于坐上自己的小轿车了”，也是为了向国庆9周年献礼，一汽喊出了这样的口号：“乘东风、展红旗，造出高级轿车去见毛主席。”——时限是30天！
那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仅是比利时的十分之一，还在为温饱奋斗的中国人要造轿车，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众所周知，闻名于世的汽车品牌几乎都有着深厚的机械工业积淀，比如宝马的前身是巴伐利亚飞机厂，宝马创始人吉斯坦·奥托的父亲就是四冲程内燃机的发明家。当时的中国有什么呢？人们连高级轿车什么样都没见过，有的只是一腔热情。不过，汽车从一诞生起就是速度与激情的工业艺术品，正是这种热情铸就了红旗。
东风“一现”
也许在很多人心目中，中国的第一辆汽车是红旗，其实在红旗之前，有一款早夭的产品，那就是东风。
1956年7月13日，第一辆国产解放牌汽车开下总装配线，1957年的春天，一汽就开始规划造轿车，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
关于造卡车和轿车，原中汽公司总经理陈祖涛曾经有一个形象比喻：造卡车是小学水平，造轿车是大学水平。这其中的差距可见一斑。更何况，一汽本就是苏联专家援助建造的，即便是造卡车也不过一年的时间，工业积累显然还远远达不到造轿车的水平。
尽管大胆，轿车项目还是按照正规的设计程序来施行。时任工业部副部长的黄敬找到一汽设计处的吴敬业、刘炳南、史汝辑等几位在美国福特学习过轿车设计生产的专家，谈了造轿车的想法，也就是在这次长春宾馆的谈话之后，一汽造轿车的项目正式启动。同时黄敬承诺“增加设计人员、增加设计面积、给轿车样车”这3个条件在1957年年内满足。
这款轿车以法国“西姆卡”为原型，发动机则仿造奔驰190。此后的几个月画了上万份图纸，制成300多套模具。原一汽设计处底盘科负责人刘经传说：“当时试制车间是为试制卡车准备的，不论从水平上还是能力上都不足以胜任全部轿车的试制任务。”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在1958年开始“大跃进”之后，又提出了更为艰巨的目标：提前出车！试制工作开始夜以继日地进行。零件加工更是采用接力式，口号是“零件不落地”。(老衲读史首发，搜索微信公众号lldushi可订阅) 刘经传所在的底盘科也吃住在车间，试制车间热火朝天异常繁忙，做完一个零件就加上一个标签，放在一张木板钉成的长桌上，按照明细表查点，缺哪一个零件就去催哪个零件，哪一个总成的零件齐了就先装哪一个总成。4月末还没等全部零件和总成到齐，就开始汽车总装。
在研制过程中，这款车的名字也想了很多，最后定位“东风”，这个名字取自毛泽东当年很著名的一句话“东风压倒西风”。这款样车在1958年5月12日试制成功，并送往北京向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献礼。
5月21日下午毛泽东走到东风跟前，向设计者之一的史汝辑了解情况，毛泽东随后在秘书长林伯渠的陪同下坐上汽车，司机发动之后绕花园跑了两圈，毛泽东高兴地说：“坐上我们自己制造的小汽车了！”在很多有关一汽的资料中，都记载了这一场景。
造东风的过程为一汽练出了一支干轿车的队伍，这些人也为随后的红旗轿车诞生奠定了基础。
然而，东风轿车辉煌的首发式也宣告了它的终结。随后，一汽为了能够让领导人坐上自己的高级轿车，选择放弃东风转而试制红旗。东风的图纸和模具一并报废，据了解，东风一共生产30辆，现仅存一辆保存在一汽轿车的红旗展馆。
30天造红旗
在东风送往北京报喜之后，到处都流传着这样一个消息——“北京汽车厂要试制高级轿车”，这无疑在一汽内部引起了巨大反响。据刘经传回忆：“那时候大家都认为，既然第一汽车厂试制了第一辆轿车，那么第一辆高级轿车也应该出自第一汽车厂。”最后，一汽决定以一辆1955型的克莱斯勒高级轿车作参照试制高级轿车，根据民族特色，重新设计外观。
关于红旗轿车名字的由来，据一汽轿车老人回忆，是饶斌厂长定的。在一张一汽工人制作红旗轿车模型的老照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横幅：“乘东风、展红旗，八一拿出高级轿车去见毛主席！”
作为一汽第六任厂长秘书的王少辛，在自己《东风、红旗：世界之最》的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那时候的中国与外部世界是隔绝的，认为地球一片黑暗，惟有自己这里最光明。八大二中全会提出一个惊天动地的口号，那就是要‘赶英超美’大跃进。”
当时美、欧西方世界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前苏联与中国也反目成仇，归纳起来就是“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都是我们的敌人，处处要和他们对着干，我们的胜利就是他们的失败。毛主席乘坐东风轿车的消息犹如一声春雷，震撼了正在兴起跃进之风的华夏大地，给毛主席造红旗高级轿车，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要按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这样的环境下，造这样的车还存在退路问题吗？
因为当时没有图纸，只能以油泥模型来取样板，结构件则基本抄袭样车。一汽老厂长饶斌决定采用“赶庙会”的方式，把样车拆散，零部件让各个科室来认领。刘经传说，各科室拿到零件后采取边出图边制造的方法，零部件制造周期大大缩短，使得30天造出红旗成为可能。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战斗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如何生产匹配的V8发动机，V8汽缸体的铸造更是要攻克的难关。一汽集中全部铸造力量试浇铸缸体。然而制造V8汽缸体的技术实在不是可以用简单的手段在短期内取得全部经验的，生产中出现大量废品，最后只能以百里挑一的办法选用铸件毛坯进行加工，7月24日，红旗V8发动机试制成功。
另一个难题是车身。红旗的车身设计体现了中国特色，但加工难度很大，无法冲压，全部要用手工一点点敲出来。一汽从上海请来十几名高级钣金工，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摸过汽车，第一代红旗轿车的钣金工赵国相表示：“我们工人那时候是‘敲洋铁壶的’，说老实话，我们当中要是做生活用具，比如水桶、烟筒、炉子什么的，个个是高手，但是制造轿车车身实在是太不够了。即使有干过轿车车身的，也仅仅是当过修理工，只能平个凹凸。”
因此，第一代钣金工人不管老少都要从头学起，很多没见过的东西也要自己亲手做出来，难度可想而知，这支队伍就从最初的看图、下料学起，很多零件经过无数次的返工、修改甚至重做，最后才能装在车上。原一汽副厂长、曾任轿车厂厂长的范恒光感叹：“造红旗的这些人就像着了魔似的，不吃饭也不知道饿，不睡觉也不知道困，感到自己能够为红旗轿车的诞生而奋战，是十分光荣的。”
这或许是现在的人们所不能理解的一种热情，就像不明白一汽为什么就为毛主席“坐上自己制造的小汽车”这样一句话而开始造红旗一样。
8月1日红旗诞生了，扇面形状的水箱格栅，宫灯形的尾灯，仪表盘采用福建大漆“赤宝砂”，座椅及门护板面料采用杭州云纹织锦，车内显得富丽华贵。《中国汽车工业史》中这样描述：这辆车通体黑色，庄重大方，有元首用车气派。车前格栅采用扇子造型，宫灯式后灯，仪表盘涂福建大漆，发动机罩前上方有直立重叠，寓意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标志。”
然而就是这个以政治任务为前提、全部靠手工制造出来的产品，质量并不稳定。庆祝会后，质量攻关和批量试制成为红旗的首要任务。
1959年年初，一汽掀起了“大干红旗”的热潮，全厂组织了323个攻关突击队，攻克了一批生产关键和质量难题。据范恒光回忆，如发动机的液压挺杆，开始试制出的产品在发动机高速运行中只有两分钟寿命，奉命攻克这一难题的是以李刚为首的液压挺杆突击队。这个突击队集中了设计、工艺、加工和试制试验等方面的专业人员150多人，一面研究有关文献，一面提方案搞试验，一共试制了十几种不同的材料，最后选定了合金铸铁，在淬火工艺上做了42次试验，才最后确定了淬火时间和温度，使最后制成的液压挺杆经受住了400小时的台架试验。
发动机轴瓦也遇到了难题，开始轴瓦采用的是解放卡车所用的巴氏合金瓦，在发动机高速试验中很容易损坏。轴瓦突击队成立起来，他们分析了4种国外发动机，进行了15种方案、483次试验，经过27昼夜的苦战，终于找到了理想的铜铅合金及其制造工艺。
经过质量攻关之后，红旗于1959年8月31日投入批量生产。
1959年10月1日，建国10周年庆典当天，两辆红旗检阅车参加检阅，6辆红旗轿车参加群众大游行，引起全国轰动：“我们中国人也能造高级轿车了。”这款车的技术参数是最大功率200匹马力，最高时速为185公里。
1960年，红旗轿车在莱比锡博览会展出，收入《世界汽车年鉴》。
CA-770大红旗的辉煌
1965年，一汽开始试制CA-770三排座高级豪华型轿车，这是在原双排座基础上，再增加一排座位便于在接待外宾时安排翻译和保卫人员。这款车随后成为毛泽东和几位中央领导的座驾、接待国外元首的礼宾车。
CA-770出自一位当时年仅24岁的设计师之手，他的名字叫贾延良。他说：“红旗的基因就是外观的扇面、宫灯以及明代家具断面的内饰结构。”在传承这些元素的基础上，贾延良重新设计，比如为了做出木纹的内饰效果，一汽员工去长白山挖树根，剖开后切成薄片使用，最后达到了预想的结果。
1965年9月12日，新的红旗三排座高级轿车CA-770问世，19日送到北京。1966年一汽首批生产的20多辆三排座红旗高级轿车进京，正式给中央领导换车。
就在红旗CA-770刚刚问世不久，1965年10月，一汽接到了新的任务：为了保证中央领导人的绝对安全承制一批防弹车。时任一汽轿车分厂技术副厂长的李中康接到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样车是一辆原苏联的吉斯，另一辆是捷克的斯柯达。在解决样车问题之后，一汽轿车厂技术人员对样车进行了较细的研究、分析，取得了数据和资料。在进入试制环节后，难题也随之而来。先是前后多层复合防弹玻璃，第二个难题是装甲钢板，一汽通过和建材部及包头617工厂等部门交叉合作，攻克了这些难题。1969年6月10日，CA-772型红旗保险车问世。
红旗保险车在国内外影响越来越大，除了中央高级领导人使用外，也成了中国外事活动专用车。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要求自己带专车来，周总理拒绝了美国的要求，周总理说：“中国有最高级的红旗轿车，可以接待最高级的客人。”
尼克松到达北京机场时，周总理亲自率领50辆红旗车到机场迎接美国访华团，并把自己的6号CA-772红旗保险车给尼克松专用。访问结束后，美国客人对此行非常满意，对红旗轿车也连声称赞。红旗名扬海外。
还有一件事情，佐证了红旗保险车的可靠性。林彪事件败露之后，他赶赴机场时乘坐的就是红旗保险车，当时有关人员阻拦射击，红旗保险车安然无恙，才使他登上了飞机逃跑。
随后在1971年第一辆CA-770型检阅车于9月出厂送京，1973年开发出带中间活动挡风玻璃的红旗检阅车。有中央领导人做形象代言人，红旗的影响越来越大。
很多国外领导人到北京后点名要坐红旗，此后，“见毛主席、住钓鱼台、坐红旗车”成为当时到访中国的外国政要最高礼遇。红旗也正式奠定了自己的“国车”地位。
这时的一汽在中国汽车工业中无疑是领军角色，“共和国长子”的称号也源于此。在这期间，一汽还承担了援外的工作，1962年一汽就支援古巴和朝鲜建设当地的汽车工业。1965年一汽援建二汽，资料中这样表述：支援二汽建设成为一汽责无旁贷的任务，在二汽建成后，一汽还为其制造装备并进行产品的设计工作。
质量尴尬
红旗，这个以政治任务为前提、全部靠手工制造出来的产品，质量并不稳定。红旗第一次在一汽亮相就险些出问题：在主席台前搭好一个小台，铺着红地毯，这是专门为红旗准备的展台。会场内群众情绪高昂，歌声此起彼伏，来自省市的领导面前也斟上了茶水，车却迟迟不出来。这可急坏了刘经传，他跑回车间一看，发动机启动马达的齿轮坏了，换上一个齿轮之后，刘经传嘱咐司机师傅：一次启动成功，中间不得熄火。就这样，红旗小心翼翼地亮相了，当时的会场一片沸腾，中国第一次拥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高级轿车。
第一辆红旗在送往北京后也遇到了尴尬的情况。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部长陈毅第一个试乘，在北京大街上跑一圈后陈毅赞不绝口，可是到下车时问题出现了，门锁不知道什么原因打不开了，最后只好把前挡风玻璃卸下来，陈毅不得不从前面爬出来。
在接待外宾的时候，红旗也出过差错。1970年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访华，在结束八达岭长城游览之后，他乘坐红旗返回，中间有一段很长的坡路，司机一踩刹车没有反应，汽车失去控制，那位司机吓出一身冷汗，他发现前面路边有一堆修路用的石灰，一打方向盘汽车钻到灰堆里，才把车停下来。很快，一汽负责人被急召到北京说明情况，最后一汽党委书记表示，刹车系统确实存在不稳定的问题，这才免除了那个司机的责任。
原任中汽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的陈祖涛说：“红旗的生产状况决定了它会出现这样那样的质量问题，首先红旗的生产量很小，一汽自己制造一部分的零部件，还有一部分的零部件需要其他厂家代为加工，量也非常小，质量没办法保证，比如化油器就经常出现问题。”
曾任一汽轿车厂检查科科长的魏广亭对于红旗的质量问题有着最直接的认识：“当时问题很多，像车身密封性问题，车轮动态平衡问题，就连小小的刹车软管、离合器软管，如何保证接头不爆，也是费了很大力气才解决。这些现在看来不算问题，从协作厂买就可以了，当时可没有质量可靠的协作厂，一切都要我们自己解决。”
新华社原国内部编委、知名汽车记者李安定曾表示：“进入80年代，红旗轿车的缺点一一暴露：红旗太重，在国外高速公路上的加速性能太差，眼看后面一辆辆洋车超越而去，驻外大使感到有辱国格；领导人到机场迎接外宾，客人上车走了，主人的红旗却在机场死活发动不起来……”
当然，红旗在质量方面也并不是没有可圈可点之处。1971年，红旗轿车负责人接到一个紧急电话：一位领导乘坐的红旗轿车出了大问题，要制造红旗轿车的有关人员立即赶到兰州某医院去说明问题。当时军人出身的轿车厂厂长王振脑门立刻冒了汗，忐忑不安地踏上去兰州的路程。这位领导见到王振之后却很客气：“感谢你们呐，要不是你们的车造得结实，我的命就没了。”原来这位领导乘坐红旗车去兰州，在路上为了躲一辆迎面来的车，司机一打舵，车蹿到深沟里翻了几个个儿，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车不仅毫发无损，人也只受了点轻伤。
由于太多的问题，不得不最终放弃红旗轿车。1981年5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国务院发出节电、节油指令”，提到“红旗牌高级小轿车因油耗较高，从今年6月起停止生产”。
不过有内部人士披露，费油仅是藉口，几吨重的红旗百公里19升油，与当时进口的豪车比油耗不高。
没有红旗的日子
这件事对一汽红旗人的打击是巨大的，智百年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当我们眼看着那些无数个日日夜夜浸透了一汽人汗水的红旗轿车工装设备，被无情地解体、瓜分，以至弃置一边，甚至当做废铁扔进垃圾堆时，轿车人欲言无语，欲哭无声，心碎了！”
制造红旗的职工最为伤心，一位老工匠顿足捶胸：“我们的红旗何罪之有啊？”多年为中南海维护红旗轿车的崔洪松老人，至今仍保存着1981年5月14日那天的报纸，他说：“红旗停产以后，每当在电视屏幕上出现红旗轿车时，我的眼泪总是禁不住流出来。”
相关人士提到这段历史，悲伤之情溢于言表。那些为红旗轿车付出毕生心血和青春年华的老工匠们，在红旗下马之后，不少人也相继“告老还乡”，在离开岗位的时候，他们不忘留下这样的嘱咐：“厂里什么时候干红旗，需要时说一声，我还回来。”每个月来厂领取退休工资的时候，他们总是问同一个问题：红旗什么时候有戏？
现年88岁高龄的原轿车厂设计科科长吕彦斌，这个“画”了一辈子红旗的老人，在一汽出车40周年前夕，曾花费了3个多月的心血，换了3副老花镜，完成一幅旷世之作——他把一汽40年来生产的几十种型号的红旗轿车造型，精心而完美地呈现在一张3米多长的图纸上，用以寄托自己对“红旗”的眷恋之情。这幅长卷据说曾挂在原一汽总经理耿昭杰的办公室墙上。
功过小红旗
耿昭杰引入奥迪项目为红旗的延续提供了一种可能，1988年5月17日，一汽与德国大众达成协议，引进奥迪100作为3万辆轿车先导的主要车型。
其实在之前，一汽更有可能的合作伙伴是克莱斯勒或是近邻日本汽车制造商，1985至1986年，一汽引进了克莱斯勒2.2L发动机，之后计划引进克莱斯勒的道奇600中高档轿车，但克莱斯勒却认为一汽没有充足的资金，合作不了了之。
在更早的上世纪70年代，一汽就与日本汽车厂有较多的合作，经过商谈，丰田和日产都婉言拒绝与一汽合作。这样，态度积极的大众成为了最后的合作伙伴，这一决策也奠定了今后大众在中国的绝对优势地位。
1994年，一汽二轿厂在消化吸收奥迪100技术的基础上开始组织拆装小红旗，在1994年年底终于试装出了后来被叫做“小红旗”的轿车。1995年，红旗7220型小红旗顺利投产，小红旗以及其后的一系列变型车的生产，救活了一轿厂，在1995年扭亏为盈，可是这也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和许多一汽老职工的不满。
很多老人都直接或间接表达了这样的情绪：“挂个旗标就叫红旗吗？”有着同样想法的还有许多关心红旗的普通百姓，在他们的心目中，红旗是接待外国元首的“国车”，尽管它存在着种种问题，可是这是“我们的红旗”，因为对这个产品的爱护，产品质量并没有给红旗的品牌形象造成太大的伤害。小红旗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这种感情，打击了大红旗带给人们那种自豪感和自尊心，红旗品牌也开始了一个动荡的时期。这个阶段的红旗也就是一轿厂经历着最为艰难的阶段，据关俊峰回忆，1992年原轿车厂分为一轿厂和二轿厂，为了保证二轿厂奥迪车尽快生产，人力、厂房、设备甚至办公用品、桌椅板凳等等都要优先照顾二轿厂。
原一轿厂厂长高长春描述了他刚到一轿厂上任时见到的情景：陈旧的厂房，零散地分布在有一里地长的一条曲线上，办公室的楼下，车间里不时传出叮叮当当的钣金工敲打零件的声音；原始的手工操作，像一个小作坊。
但不可否认，是小红旗救了一轿厂。随后的一轿厂在这条引用外来技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包括大红旗。毕竟小红旗不能够与大红旗相提并论，大红旗在一汽人和全国老百姓的心目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争议大红旗
生产大红旗也随后纳入了一轿厂的日程。与小红旗一样，大红旗选择了引用外国技术。1996年，耿昭杰与福特达成共识，借助福特公司98型“Towncar”的四门两盖的现成条件，联合开发大红旗。
这自然再次引发了争议。什么是红旗？在那一代红旗人心目中，炮筒子前灯、扇形面罩、宫灯造型的尾灯、毛体字，挺胸抬头的造型……没了这些还是大红旗吗？很多人感情上不能接受。
一汽复产大红旗的心情非常急迫，一番争议之后，大红旗的计划还是得以实施。1998年11月10日，全新大红旗CA-7460在一轿厂总装线下线。2002年3月12日，CA-7460被命名为红旗“旗舰”在杭州举行投放仪式，但这款基于林肯都市车型的大红旗，之后的市场表现并不尽如人意。
2000年第六届北京车展上，被称为红旗旗舰的CA-7460参展，在介绍中这样描述这款车：是一汽历时4年研制开发，它由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与福特公司联合开发。然而就是因为“联合开发”，这个还没上市的车型受到了从来没有的争议。有人说，令中国人一直感到骄傲的大红旗，现在也搞出了个“林肯式”，是不是以后还要搞出个奔驰型、凯迪拉克型的红旗呢？甚至有人说：“一汽这次不经意的举动刺伤了我的心。我觉得既然大红旗是中国的国车就该有自己的特色，可以学习外国的技术，但连外形都照搬实在是太丢人了吧。”大红旗一直处于这样的尴尬境地。
至今，仍然有很多人把红旗与奔驰相提并论，认为红旗并不比奔驰差。历史上也确实如此，国宾、庆典、国车……这些尊贵的词汇一直伴随着红旗轿车。而见证了整个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历程的红旗轿车，其品牌曾经被浓缩为整个民族精神的图腾。斗转星移，这个品牌所曾承载的一个时代的荣耀，如今却只能成为人们的怀念。
当年曾有媒体记者这样疾呼：“这样的汽车品牌，还是当初我们利用一个月零3天的手工作业敲打出中国的骄傲、让我们再一次相信精神力量无穷的那个值得骄傲的红旗吗？没有了自主、独立创新的品牌DNA，生产出来的品牌无论多么强壮，还能找到自豪感吗？”就连韩国现代汽车创始元老朴炳栽也说过：“第一是自主开发，第二是自主开发，第三还是自主开发。”
大红旗重返国车
一汽轿车红旗展馆里有一辆特别的车，这辆车的外形和老红旗一模一样，但是却装配了现代化的内饰，这不得不让人眼前一亮。更值得一提的是，这辆车并不批量生产，可以说是仅有一辆，因为它和老红旗一样，是一汽轿车人亲自用手敲出来的。
一汽轿车产品部专务、现负责红旗HQE项目的杨占良自豪地说：“这是我们去年搞的防弹车，原来是打算给今年奥运会胡主席的用车，但研制的第一辆车因为还有一些质量问题，没太敢拿出来。”尽管如此，但这辆车至少证明一汽人一直没有放弃过大红旗，现在还有一些老师傅，可以保证一些工艺得到传承。
据内部人士介绍，这辆车用了10个月才研制出来，而车里的内饰基本没花钱，甚至包括地毯、扶手这些配置，都是杨占良亲自带领员工自己手工缝制。当然，杨占良承认，手工制作的产品，现在还存在质量问题，因此后续还要用高科技工装来保证，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的红旗HQE就是如此。
一汽把奥迪100技术引进来制作“小红旗”之时，被业界批评为“把红旗品牌搅乱了”，市场不认可，老百姓不接受，即使是一汽轿车内部人士也都认为：不能挂个红旗标就叫红旗车了。但关于这些负面评价，杨占良说，研制红旗车的领导和职工，与批评红旗的人想法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在红旗停产年代，如何把红旗品牌延续下去才是重中之重，而当时虽然是引进的奥迪技术，但也是凭着红旗精神在做实事。而自从一汽轿车公布了开发大红旗的计划之后，就引起了世人的普遍关注。虽然早在2005年的上海车展，一汽就曾经拿出一款外形酷似劳斯莱斯的概念车参展，但却因国人对大红旗“血统”的重视而受到质疑。因此，在这段时间内，除了解决大红旗的技术问题之外，一直没有定下来的就是大红旗的外形。
对此，杨占良也没有否认：“外形实质上是我们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方方面面的人包括各级领导、所有关心红旗的人都发表意见，就不免会影响我们的最终意见。当然，需要肯定的是，现在定位必须和过去的老红旗外形不能有太大变化，必须要精，要具备现代的豪华，高端技术也必须配置上。”
可以说，现在的红旗终于找到了感觉，包括研究红旗车多年的杨占良，他甚至这样说：“我们这车研制出来，要让外面卖干豆腐的都知道这是红旗车。现在定下来的外形，虽然后面的宫灯变了，水箱面罩、大灯基本上没变，一看就是老红旗的样子，比770有很大的改进，比过去大了长了高了，整体来说更丰满了，显得更雄伟，看起来很大气。”
已经干了37年红旗的杨占良，曾经手敲过红旗车身的每一个部分，现在55岁的他需要依靠助听器来与人交流，这是因为当年手敲红旗毁坏了他的听力。
~~~~参考阅读~~~~
那些与红旗同时存在过的国产轿车
据李安定著《家庭轿车诱惑中国》
“井冈山”，后来改名“东方红”、“北京”牌，在北京断断续续生产着，仿制的对象先后是美国的别克、苏联的伏尔加，由于早期从苏联高尔基汽车厂和吉斯汽车厂请过三位苏联专家作指导，十年动乱中，这个车型顺理成章地姓了“修”。1967年，北京市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领导人亲自发令：不许继续生产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奢侈品，要准备打仗，集中全力搞出反帝反修的军用吉普车，以年产 100多辆维持生计的北京牌轿车宣告夭折。
命运最好的，大概要算如今已被许多人不屑一顾的的上海牌。1959年，在上海曹家渡一家修配厂出世的“凤凰”牌，是仿造奔驰190 敲打出来的。人称“草窝里飞出金凤凰”。随后，工厂迁到市郊的安亭镇——也就是文革中以上海“一月风暴”发祥地而出名的地方。(老衲读史首发，搜索微信公众号lldushi可订阅) 产品改名“上海”牌，在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中维持，后来居然也曾有过年产3000辆，每辆赢利5000元的“风光”。因为是测绘仿造，技术始终没有过关。上海轿车油耗高，噪音大，在后来潮水般引进的当代国际名车中间，象一位眼角生了皱纹的老姑娘，因而很让一些大宾馆的把门人看不上眼，在为进口车鞠躬拉门的同时，对上海车斥责曰；上海牌靠边停！
1985年，国家决定与德国大众公司合资生产桑塔那轿车。中方的投资，主要是在安亭镇那一片生产上海轿车的旧厂房，老设备自然全部迁出。令人费解的是，“上海”居然不死！搬到另一个地方继续维持生产。出现了老厂房造新车，新厂房造老车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