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决策幕后：最初在高层有过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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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2009年第12期《湘潮》，作者李益民，原题《三线建设的来龙去脉》。

所谓“三线”，是按战略地位把全国划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三类地区，分别简称一线、二线和三线。“三线”地区位于我国腹地，离海岸线最近在700公里以上，距西面国土边界上千公里，加之四面分别有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吕梁山等连绵山脉作天然屏障，在准备打仗的特定形势下，成为较理想的战略后方。用今天的区域概念来说，三线地区基本上就是不包括新疆、西藏之外的中国中西部地区。这又叫“大三线”地区。在全国的一、二线地区，按照地势又划分出若干地方为本地区的“三线”，是为“小三线”地区。

1964年到1978年，“三线建设”历时17年，涉及中国中西部13个省区市，国家累计投资2052亿元人民币，先后安排1100多个大中型建设项目，为增强中国国防实力、改善生产力布局作出了突出贡献。

毛泽东为何决意搞“三线建设”？关于“三线建设”中央决策时是否有过分歧？迄今仍是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

毛泽东“三线”构想的深层原因

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周边环境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在北面，随着中苏关系日趋紧张，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也越来越大。在东面，面对美国的战略包围（从韩国、日本到台湾一线），而蒋介石集团时刻准备反攻大陆。尤其是南面，自1961年开始的美国侵越战争步步升级，后来一直发展到对越南北方进行大规模轰炸，构成对中国的直接威胁。毛泽东不能不对此有所警惕。

从今天的角度看，当年，毛泽东对战争的可能性或许作了过分的估计。他的逻辑思维是：“世界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他立足于打，但希望不打。

有着浪漫主义诗人色彩的毛泽东，一直有个愿望，想骑马从黄河入海口沿黄河而上，对整个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源头进行考察。为了实现这个想法，1964年夏天，他到北戴河一边工作一边休息时，特地带了一匹军马，有空便练习骑行。但这个计划很快就取消了。

1964年8月2日夜里，在北部湾，美国“马克多斯”号驱逐舰与越南海军鱼雷艇发生激战。8月4日，海战进一步扩大。战火很快燃到了中国的南部边界，中越边境地区、海南岛和北部湾沿岸都落下了美国的炸弹和导弹，中国军民也倒在了血泊之中。消息传来，毛泽东彻夜未眠，他紧张地关注着战争的态势。中国政府在8月6日发表声明，对美国的侵略行径提出警告。形势的突然变化，使毛泽东不得不放弃沿黄河考察的计划。他在中国政府的声明稿上批示：“汪东兴同志阅后，即交江青阅。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总参谋部作战部起草了一个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8月12日，毛泽东审阅并批准这个报告，要求精心研究，逐步实施。同时，他催问国务院是否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开始工作没有？

美国制造的北部湾事件，证实了毛泽东对时局的判断。他在中央书记处讨论三线建设会议上两次讲话，提醒大家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他不无忧虑地说：“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工厂可以一分为二，要抢时间迁至内地去，各省都要搬家，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不仅工业交通部门要搬家，而且院校和科研单位也要搬家。”与此同时，他还批评主管工业的负责人：“现在沿海搞这么大，不搬家不行。你搞到二线也好嘛！为什么不可以搞到二线？四川、云南、贵州是三线，都可以搬去嘛！”经过毛泽东多次强调，迅速开展三线建设作为国家经济建设重点成为大家的共识。

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3人联名提议，国务院负责这项工作的专案小组由李富春等13人组成，李富春任组长，薄一波、罗瑞卿任副组长。毛泽东表示赞同。同时，他们3人还联名向毛泽东和中央提出了《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报告说：我们召集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开了会，会议决定：……各有关方面，都必须按照主席指示的“精心研究，逐步实施”的原则，尽快进行研究，并应注意以下几点：(1)一切新的建设项目，不在第一线，特别是15个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建设。(2)第一线，特别是15个大城市的现有续建项目，除明年、后年即可完工投产见效的以外，其余一律要缩小规模，不再扩建，尽早收尾。(3)在第一线的现有老企业，特别是工业集中的城市的老企业，要把能搬的企业或一个车间、特别是有关军工和机械工业的，能一分为二的，分一部分到三线、二线，能迁移的，也应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迁移。(4)从明年起，不再新建大中水库。(5)在一线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凡能迁移的，应有计划地迁移到三线、二线去，不能迁移的，应一分为二。(6)今后，一切新建项目不论在哪一线建设，都应贯彻执行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不得集中在某几个城市或某几个点。

报告提出的“靠山、分散、隐蔽”6个字的三线选址原则，是周恩来于1964年1月提出的核工业选址原则。林彪将“隐蔽”发展为“进洞”，并写进了中央文件。毛泽东后来提出要“靠山近水扎大营”。

“三线建设”最初在高层有过分歧

本来，因为“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造成了经济困难局面，中央下决心进行调整，毛泽东提出从1966年起再搞“三五”计划。“三五”计划本应在1963年开始进行。

中央在1962年1月召开了七千人大会之后，又于2月召开了讨论如何克服严重困难的西楼会议。会上，急于扭转市场供应紧张局面的陈云特别强调：“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3月7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又说：“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痛痛快快地下来。”同样牵挂百姓疾苦的周恩来听了十分高兴，插话说：“可以写一幅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与会者建议将陈云讲话作为中央文件发给全党，指导调整。(老衲读史首发，ID：lldushi) 当时，刘少奇皱起了眉头，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显得心事重重。原来他是担心这个讲话毛泽东能否接受。于是他亲自赴武汉向在那里的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没有表示反对。刘少奇满面春风回到北京，立即给秘书打电话说：“毛主席同意了，多好啊!”显然，刘少奇并没有掌握毛泽东的心思。其实毛泽东对这个讲话是不满意的，他以惯常的“不反对”或不表态，来保留内心的不满，以便寻找适当时机来表达他的真实想法。他的这种姿态常常引起一些误解。

据研究“三线建设”的学者陈东林介绍说：1963年初，由李富春等人组成中央计划领导小组向中央提出：三五计划的奋斗目标，应集中力量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同意了这个设想。他还提出：“三五”计划要建设5亿亩稳产高产农田，第二步再搞5亿亩。并再次肯定说：“‘三五’期间就是要努力解决吃穿用问题。”

1964年4月下旬，国家计委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规定基本任务是：一、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二、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三、与支援农业和加强国防相适应，加强基础工业。用简单的一句话说，就是一农业，二国防，三基础工业。农业投资提高到总投资额的20％，大大高于前两个五年计划的7.1％和11.3％。

4月29日，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的汇报，周恩来也参加。李富春最后提到：为了抓农业，国防和工业交通的一些项目没有安排上。这是由国家捉襟见肘的财力制约的。负责国防的罗瑞卿表示理解说：只能够如此安排，将来不够，另想办法解决。

邓小平最后总结说：工业还是首先为农业服务，为吃穿用服务，为兼顾国防服务。方针提得好。农业问题，再有几年可以做到粮食不进口，以便腾出外汇进口一些新技术，这对国家来说是很大的节约，可以促进自力更生。整个国家粮食情况究竟怎样，要把问题摆出来，供大家讨论，这是真刀真枪。

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指出：过去曾经出现过只发展沿海，忽视发展内地工业；只强调建设内地，不注意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基础这样两种倾向。50年代后期，由于“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困难，不得不大幅度地压缩基本建设战线，西南三线建设迟缓了。毛泽东强调：“攀枝花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建设不起来，睡不着觉。”广义而言，毛泽东这里说的攀枝花，实际上是整个西南三线建设的代名词，而攀枝花钢铁基地是三线建设的重点。他讲话的精神实质，是要求加快“三线建设”步伐。这次会议，对动员全党重视西南三线建设，起了很大作用。5月10日，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向毛泽东汇报“三五”计划初步设想。在这次汇报会上，时年71岁的毛泽东多次插话，明确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原计划在二线打圈子，对基础的三线注意不够，现在要补上”。

当李富春说到基础工业、交通还比较薄弱时，毛泽东插话时打个比喻说：“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基础工业中，他又十分强调钢铁工业的作用，关注的目光放在西南三线中的攀枝花和西北三线中的酒泉。

汇报到关于逐年减少进口粮食、增加新技术进口的意见时，毛泽东深表赞同，但是对邓小平集中投资搞4.5亿亩高产稳产农田的主张，不以为然地说：“已有2.4亿亩了，再搞1.6亿亩就是4亿亩，也很好嘛，不要套4.5亿亩、5亿亩那个框子。”对于对外引进和投资农业的问题，毛泽东说：“还是靠自力更生，事情总是起变化的。(有人说)‘只要有利，向魔鬼借钱也可以。’我们不走这条路。魔鬼不给我们贷款，很好，要贷给我们，我们也不要。”“工业上要从外国引进一些，比如尖端技术，要搞一些，但不宣传。”“要像大寨那样，他也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发展农业，要靠发扬陈家庄(在山东曲阜)、大寨的精神。”

显然，毛泽东的思路和“初步设想”指导思想有差别。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主要议程之一就是继续讨论第三个五个计划的初步设想。5月18日，李富春在会上说明：还是把农业放在第一位，搞4.5亿亩高产稳产田；一些重要铁路“或者安排不上，或者修不通”；小而全的国防工业体系仍然安排争取1972年完成，不提前；毛泽东特别重视的酒泉、攀枝花钢铁基地也只安排为“要积极准备条件”，暂不上马。

毛泽东显然对维持原计划安排不满意。5月27日，他找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彭真、罗瑞卿等人谈了他的一些看法。他从存在着战争严重威胁的估计出发，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他特别强调应该在四川的攀枝花建立钢铁生产基地。

毛泽东说：大家如果不赞成，我就到成都、西昌开会。搞攀枝花没有钱，我把工资拿出来。前一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的沿海基地，后来经过提醒，注意了，最近这几年又忽视屁股和后方了。

毛泽东的态度迅速扭转了大家的认识。第二天，各人发言陆续表态。

李富春检查说：现在是原子时代，我们整个工业的战略布局，必须要真正重视建设后方，搞纵深配备，战略展开。可是我们在计划中间对西南的建设就注意不够。比如铁路修建，成昆铁路没有安排，湘黔铁路只安排了一半。

周恩来批评“初步设想”说：“这个计划一看就看得出来，不仅成昆铁路跟张家口到白城子的铁路没有列上，就是拿整个运输力量跟整个生产量的对比来计算也能看出，交通运输方面的安排是通不过的。”“这就是说，这个布局是不完全的。基础工业上不来，怎么能够支援农业跟照顾国防呢?”

刘少奇着重讲了控制基本建设规模。他说：“昨天在主席那里谈的基本的一点，就是搞四川这个第三线，现在要准备，要着手。现在不着手，耽误了时间，将来不利。”

经过讨论，大家决定把毛泽东的意见和“初步设想”结合起来，在逐步解决吃穿用问题的同时，加强三线建设。邓小平说：“这次计划按农轻重，解决吃穿用和两个拳头、一个屁股进行安排，是建设的完整方针。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第三个五年计划打基础。”

但是，毛泽东仍然感到不满意。6月6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两个问题。首先，他更明确地提出三线建设的主张说：“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其次，他批评制定计划的方法说：“过去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这是摇计算机的办法，不符合实际，行不通。这样计算，把老天爷计算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增加那么多，别的就落空。打仗计划不进去，国际援助也计划不进去。”他认为，在分配投资时，要重点考虑基础工业、国防工业，然后才是农业。这和“初步设想”的投资次序是不同的。

与会者很快统一了思想。从此，迅速展开三线建设，加强战备的气氛日趋浓厚。

实施过程艰难而漫长

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国务院专门成立了“三线建设”一个“小计委”，全面负责“三线建设”的规划工作。1965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西南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主要内容有:（一）凡是在一个地区建设的各重大综合项目，都应采用大庆的集中领导、各方协作的办法，以中央主管部为主负责统一指挥，统一管理，有关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部门协助进行。成立攀枝花特区党委、工地指挥部，由冶金工业部统一领导；成立以重庆地区为中心的配套建设指挥部，由主管机械工业部统一领导。(二)西南的中央直属建设项目，所有建设的施工力量、技术力量、设备和材料，由各有关部统一安排，负责解决，并由国家经委督促检查执行情况；所需的地方建筑材料、地方协作产品、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临时工以及其他问题，由有关省、市、自治区负责安排；(三)为了加强对整个西南建设的领导，决定成立西南建设委员会。

西南三线的地域包括川、云、贵三省。许多重要项目摆在四川，少数摆在贵州。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的任务是负责中央各部门的建设项目，三省的建设项目，由三省各自负责。

1964年的一天，毛泽东站在巨幅中国地图前问周恩来：“你说的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

周恩来回答道：“那里荒无人烟，只有漫山遍野的攀枝花……”

毛泽东听罢，脱口道：“那就叫它‘攀枝花’。”

党中央对西南三线建设抓得很紧，又很慎重，先确定由李富春主持三线建设，以后周恩来总理也亲自领导。

1965年，周恩来陪西哈努克亲王由重庆到武汉途中，要重庆市委书记鲁大东在船上汇报西南三线建设情况和经验。周恩来作了许多指示，其中特别讲到，三线建设按物资作综合平衡，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节省下的建设投资分成三份：一份留给建设单位，一份给建筑单位，一份帮助农民搞“三不四要”(即：不占或尽量少占农民的良田好地；不拆或少拆民房；不迁或少迁居民；不搞高标准非生产建设，坚持延安精神，勤俭节约。要求搞农业用水；要求搞农业用电；要给农民留肥料［粪、尿］；要给农民留泔水喂猪)，使农业增加生产。

1964年下半年，成立了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由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兼主任，程子华和阎秀峰任副主任。还专门成立了三线铁道建设总指挥部和铁道兵总指挥部，李井泉任总指挥，吕正操、熊宇忠任副总指挥。后来，彭德怀也被派到西南，任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当时，中央许多领导同志，如彭真、贺龙、陈毅、李富春、谭震林、薄一波等都先后到西南三线建设现场实地考察和指导工作。由此可见，不仅毛泽东，而是整个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都很重视西南三线建设。

比如攀枝花钢铁厂厂址的选择，就是当时首先要解决的大问题。为此，程子华与中央有关部委、四川省委的负责同志一起，加上100多名各方面的专家和技术人员，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到攀枝花、乐山、西昌等18个厂址实地考察，详细分析、比较各个厂址的优缺点，最后选择了攀枝花。攀枝花有利条件是：该地区铁矿丰富，又有较多的煤炭资源；钢铁辅助材料基本齐全；金沙江从中穿过，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工业和生活用水，靠近成昆铁路，便于同六盘水地区的煤矿连接起来；紧挨林区，便于木材供应；地处亚热带，农业生产的条件很好；把工厂摆在高山脚下的坡地上，不占良田，便于建设起一个新的城市。

攀枝花钢铁厂确定建设后，毛泽东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攀枝花钢铁厂建设起来后，提不出铁，炼不出铁，后悔不后悔?”毛泽东自己回答说：“不后悔。”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决心。

然而，攀枝花地处川南山区，交通不便，当时，去那里作调查都不容易，先得从成都坐飞机到西昌，再由西昌坐汽车到会理，停一天之后，又从会理坐汽车到金沙江的拉鱼乍、鱼鱼乍过渡。金沙江的两岸都是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山，经过云南省的仁和镇，到金沙江边的渡口，再由渡口坐船而下，一直到攀枝花山脚下的江边下船，爬10几里山坡，才到攀枝花村。

接着，三线建设委员会组织国家计委和国务院有关部的副部长们，各部的计划局长、基建局长、设计院负责人，西南局书记阎秀峰、四川省委书记杨超、云南省委书记郭超及其他有关局长，到攀枝花现场进行调查研究，用3天时间察看了各厂矿的场址、铁路支线和公路网的线路，用两天时间分别作自己的建设计划，再用3天时间开会，作出了冶金部和各部的以钢铁为中心的综合平衡建设方案。

1965年秋，中共中央总Z书S记邓小平乘坐一辆吉普车，沿险峻的山路来到这开满攀枝花的地方，审定钢铁厂的建设方案，并视察了大部分地方，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他把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段君毅召到重庆，具体指示要充实兵器工业的一些重要工厂的力量，派钱敏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加强三线建设的领导工作。接下来，数万铁道兵奉命开进滇川交界的群山之中，拉开了修建成昆铁路的序幕。京、津、冀、鲁、豫五地的1500辆汽车，满载着设备和物资，日夜兼程在滇川道上。10万建设大军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云集金沙江安营扎寨，攀钢建设当时成了“三线建设”中的重中之重。

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各地党委密切配合、通力协作，加之现场广大建设者的艰苦奋斗和创造性劳动，西南三线建设的工作基本上达到毛泽东提出的要求，兴建起了攀枝花这样大型的钢铁工业基地，常规武器配套计划提前完成了。其中许多重要厂矿后来转为军民结合，在我国经济建设中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然，限于当时的认识。 对一旦发生战争的飞机轰炸估计过高，因而把一些工厂建在山沟，车间的完整生产过程也分散建设了，造成不能实行生产线的机械化、电气化，多花了投资，也多浪费了设备和材料。

我国的“三线建设”大体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1964年至1968年。另一个阶段为1969年至1973年。第一阶段“三线建设”的重点放在西南地区，采取沿海地区支援内地建设的方法，在将一部分工厂、工程迁到内地的同时，对内地新建项目的建设由沿海地区抽调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来支援。第二阶段，先后开始修筑贯通西南的川黔、成昆、贵昆、湘黔等几条重要铁路；(老衲读史首发，ID：lldushi) 新建、扩建了攀枝花、包头、酒泉等大型钢铁基地和为国防服务10个迁建、续建项目；在四川、贵州、甘肃等地建设了一批为国防服务的石油、机械、电力项目。这就使得西南“三线”战略大后方基地已初具规模。

1969年至1973年间的“三线建设”，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有些项目工期被拖得很长，有些项目造成了很大的浪费。但是，当年的三线建设者，扎根山沟，艰苦创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艰苦建设，经历了物质条件匮乏的漫长岁月，一个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包括一大批国家重要的钢铁、常规兵器、航空、航天、能源、电子、重型机械、发电设备制造工业基地终于在“大三线”建成，“三线建设”还给内地的一些城市带来了发展机遇，促进了内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三线建设”也造就了不少人才。如“文革”期间分配到刘家峡水电站劳动的胡锦涛、分配到湖北十堰市第二汽车制造厂工作的王兆国，还有后来担任重要工作的大批干部，就是在“三线建设”的大熔炉中锤炼出来的优秀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