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是如何从兄弟情谊走向兵戎相见的
欢迎添加老衲个人微信号：couhuo2014
~~~~如若此地作别，也好他乡再见~~~~
长按对应二维码可分别订阅老衲读史、秘史和读书
20世纪50年代初至中后期，中印两国关系甚为密切。在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抱有敌意的时候，尼赫鲁向中国伸出了友谊之手。印度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两国在倡导世界和平方面有着广泛的共识与合作，两国高层接触密切。50年代末期，中印围绕边界问题和西藏问题的争端公开化，不幸发生战争，两国关系降至历史最低点。
1950年4月1日，中国和印度建交，印度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图为1950年5月20日，印度驻华大使潘尼向毛泽东呈递国书。
1954年6月，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应邀访问印度。这是中国政府首脑第一次访问非社会主义国家。访问期间，中印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4年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应邀访问中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来华访问的外国政府首脑。图为尼赫鲁与毛泽东握手。
1955年4月，第一届亚非会议（万隆会议）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中印两国总理在会议期间进行了有效合作，维护了亚非国家的团结，保证了会议成功。图为万隆会议期间中国总理周恩来（左一）和印度总理尼赫鲁（左三）、缅甸总理吴努（左四）交谈。
1956年11月，周恩来第二次访问印度，就西藏问题同尼赫鲁交换了意见，进一步阐明了中国的立场和在处理西藏问题上所采取的方针，尼赫鲁表示印度政府尊重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图为新德里市民欢迎周恩来。
1957年1月，周恩来第三次访问印度，并接受印度国际大学授予的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图为印度总理尼赫鲁，中国总理周恩来、副总理贺龙（从左至右）戴着新年面具在去新德里的专列火车上庆祝新年。
1958年10月18日，印度政府首次对阿克塞钦地区提出正式要求，称阿克塞钦地区是印度“拉达克地区的一部分”。同年11月，中国复照印度，驳斥印度的说法。此后，中印围绕阿克塞钦地区领土要求冲突公开化。图为2012年10月21日，印度士兵在中印边境执勤。
1959年3月，西藏发生叛乱，达赖喇嘛一行逃亡印度。同年8月，中印发生第一次武装冲突——“郎久事件”。图为西藏叛乱旧照。
1962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期满并停止执行。两国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10月，中印发生边界战争。
中印是如何
从兄弟情谊
走向兵戎相见的
中印“兄弟”情谊的大起大落，是尼赫鲁时代中印双边关系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尼赫鲁时代中印“兄弟”情谊的大起大落与许多因素相关，国际关系的演化变迁即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全球冷战背景下的印巴敌视、中美对抗、中苏友好、美巴结盟催生了中印兄弟情谊的到来；而中苏分歧、印苏友好、中美敌对、印美接近、印巴对抗、中巴联合则加剧了中印关系的恶化与破裂。尼赫鲁时代中印“兄弟”情谊的大起大落，从国际关系演化变迁的视角，为当代和未来中印关系提供了值得反思和借鉴的经验与教训。本文摘自2007年第4期《史学集刊》，作者尚劝余，原题为《国际关系的演化变迁与中印“兄弟”情谊的大起大落》。
中印关系在21世纪进入了全面合作的新阶段并提升到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新水平，在中印关系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印两国如何向“中印大同”迈进？这是摆在中印两国面前的值得思考的重大课题。尼赫鲁时代中印“兄弟”情谊的大起大落，从国际关系演化变迁的视角，为中印关系向“中印大同”迈进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
一、国际关系的演化变迁与中印“兄弟”情谊的兴起
尼赫鲁时代中印“兄弟”情谊的兴起，除了中印两国内部现实因素和历史因素综合作用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外部国际关系因素。具体言之，中印双边关系向兄弟情谊和蜜月时期的演进，与全球冷战背景下的印巴对抗、中美敌对、中苏友好、美巴结盟为标志的外部国际环境的演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自从印度独立和新中国成立起，印中两国国家安全便分别面临巴基斯坦和美国的威胁，换言之，印度和中国的主要外部敌人分别是巴基斯坦和美国，这决定了印巴关系的对抗基调和中美关系的敌对基调。
印巴对抗，是英国殖民者“分而治之”政策以及民族宗教矛盾长期积聚和激化的必然结果。印巴分治及其随之而来的教派骚乱和迁徙以及围绕克什米尔争端爆发的第一次印巴战争，不仅使印度在享受独立的甜蜜之时不得不忍受印巴分治的痛苦，而且使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同胞兄弟从独立之日起便反目成仇，相互对抗，彼此敌视，势不两立，不共戴天。印巴关系不仅长期受到克什米尔领土争端的困扰，更重要的是受到相互猜疑、相互防范、缺乏信任的心理隔阂和安全两难的困扰，双方彼此将对方视为最大的敌人和直接的威胁。中美敌对，是美国“扶蒋反共”和美苏冷战对抗的逻辑结果。美国出于将中国变为其亚洲桥头堡的战略目的，奉行“扶蒋反共”政策，支持蒋介石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内战。一直得到苏联支持和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最终打败了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在美苏冷战对抗的情形下，中国自然站到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联苏抗美。美国拒绝承认新中国，继续支持逃亡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并千方百计对中国实行外交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
在印巴对抗和中美敌对的形势下，美苏冷战在全球的扩展促使中印两国做出外交抉择，推动中印走向合作友好。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世界历史就进入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两大对立的政治军事集团全球冷战对峙的时期。印度与中国相继独立和解放，便面临着新的全球冷战的两极世界格局带来的严峻的安全挑战和外交抉择。在冷战两极世界格局下，印度选择了“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一方面，既不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也不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而是在两大阵营之间保持独立；另一方面，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旗帜，团结亚非国家，建立和扩大不结盟区，即和平区，呼吁世界和平。正是在这种“不结盟”对外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印度把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亚非国家看作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捍卫民族利益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联合力量，主张与中国友好合作。
在尼赫鲁看来，虽然中国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但是中国与苏联不同，中国更具有东方民族的特征，更具有亚洲色彩，而不是共产主义色彩。新中国的兴起是民族主义的胜利，而非共产主义的胜利。中国的民族主义在中国政策中起着比共产主义更为深刻有力的作用，中国悠久的文明使得它不会完全屈从于马克思主义教条，是西方的遏制政策使中国密切了同苏联的关系。印度必须了解中国，并尽力让中国进入正确轨道，避免其误入歧途。对中国采取友好政策将促使中国加入和平稳定和进步事业，甚至使中国放弃依赖苏联。
印度奉行“不结盟”政策，也有制约和对抗巴基斯坦的意图。在印度看来，南亚次大陆是一个由印度主导的完整的战略实体，它的稳定与安全对印度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南亚次大陆内任何国家的“结盟”战略都是对印度安全的挑战。作为南亚次大陆仅次于印度的第二大国，巴基斯坦不仅本身对印度进行挑战，而且还引入外部势力对抗印度。所以，在“不结盟”旗号下，“印度强烈反对对任何南亚国家内部事务的外来干涉，特别是那些被认为抱有损害印度利益企图的外部大国的干涉。因此，南亚国家不应寻求区外国家的援助，如果真正需要外部援助，则应向印度求助。否则就会被认为是反对印度。”
与印度的“不结盟”政策不同，中国采取了结盟的“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结盟，联苏抗美，同时团结包括印度在内的亚非广大民族主义国家，结成最广泛的国际反帝统一战线，以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孤立、封锁与包围。
可见，在全球冷战初期，虽然印度和中国的主要外部敌人分别是巴基斯坦和美国，两国分别做出了“不结盟”和“一边倒”的不同外交政策抉择，但是在两国的外交政策抉择中彼此将对方视为全球冷战两极世界格局中的联合力量，主张彼此团结、相互合作，携手捍卫民族利益和维护世界和平。这一契合与共识，为中印友好和兄弟情谊铺垫了道路。冷战阴云在亚洲的蔓延和扩散，加速了中印友好步伐，最终将中印两国推向了兄弟情谊的巅峰。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散，美国采取了一系列动作，拼凑军事集团，从东亚、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对苏联和中国形成了新月形包围圈。冷战在亚洲的扩散，引起了亚洲战略格局的变化和国际关系的重组，不仅使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而且也使印度的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
就中国而言，在东线，中国面对的不仅是美国与国民党当局缔结军事联盟条约，阻止中国收复台湾，而且是在朝鲜战场上与美国短兵相接，兵戎相见；在西线，中国迅速解放新疆和西藏，将西部边疆地区置于直接控制之下，以防止美国开辟第二战场。中国外交战略的总目标是尽可能团结和联合一切国家，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外交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而中国的安全战略是集中精力于东线，即应对朝鲜战争和台湾海峡危机，维持西线的稳定，避免两线作战。为了维持西线稳定，主要目标就是要将外国势力赶出西藏，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关键的是要寻求印度的合作。从而，中国将印度作为中国广泛的反美统一战线中的一个战略伙伴。
就印度而言，美国冷战政策在南亚的推行使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对立隔阂更加扑朔迷离，美国本想拉拢印度加入以它为首的阵营，在遭到拒绝后把目光瞄向了与中苏接壤的、与印度敌对的巴基斯坦。印强巴弱的力量结构决定了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始终都面临着来自印度的致命威胁，改变地区力量结构性失衡是巴基斯坦政治领袖们梦寐以求的。而仅凭自身力量巴基斯坦根本无法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唯一的可能性便是通过实施有效的联盟战略来达到这一目的。国小力弱的巴基斯坦为了改善自己的战略安全环境，冒险公开抛弃了自己原先坚持的不结盟外交政策而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以便获取西方国家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对付地区敌人印度的威胁，借助地区外大国美国的力量与敌对大国印度抗衡。
1954年，美国和巴基斯坦签订《军事互助条约》，随后巴基斯坦加入美国拼凑的军事条约集团《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并向美国开放了白沙瓦军事基地的使用权。美国向巴基斯坦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武器装备，并承诺对巴基斯坦的独立和安全承担义务。巴基斯坦与美国结盟，不仅加强了巴基斯坦的防御能力，而且对印度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印度为了平衡美巴结盟带来的不利的安全环境，需要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并开始接近苏联。
此外，面对北部边界的中国军队和西部边界由美国先进武器装备起来的巴基斯坦军队，印度决策者感到，南亚的军事力量平衡会对印度不利。同时，深陷于同巴基斯坦的克什米尔争端之中，印度也知道它无力对中国开展第二条战线。因此，在印度西部和北部两个战略方向上，尼赫鲁政府决定，在国家军事与财力均不足的情况下，印度必须以主要军事力量对付巴基斯坦，以外交手段对付中国。同中国保持友好与稳定的关系是印度国家安全战略的需要，既可以避免两面受敌，也可牵制中国同印度视为其势力范围的南亚邻国的关系。
这样，在冷战初期中苏友好、中美对抗、印巴敌视、美巴结盟的国际形势下，共同的战略安全利益将中印两国联结在一起，中印友好油然而生并进入高潮。1954年，中印关系急剧升温，进入“蜜月”和“兄弟”情谊的高峰期：中印签订以“和平共处”而名垂青史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即《潘查希拉协定》；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受尼赫鲁邀请第一次访问印度；尼赫鲁受周恩来邀请第一次访问中国；“印地－秦尼帕伊帕伊”（印中人民是兄弟）口号响彻中印两国大地。中印关系迅速升温，中印“兄弟”情谊油然兴起，这一切绝非偶然，而是与冷战背景下的国际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是中印两国对“美巴结盟”威胁其国安全做出快速反应的逻辑结果。
二、国际关系的演化变迁与中印“兄弟”情谊的恶化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印关系恶化和破裂，中印两国由友好走向敌对。尼赫鲁时代中印关系的恶化和破裂，除了印中两国内部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变化和双方在西藏及边界问题上的分歧争端激化之外，同样存在重要的外部国际关系因素。具体言之，中印双边关系由友好合作向恶化破裂的演进，与中苏分歧、印苏友好、中美敌对、印美接近、印巴对抗、中巴联合为标志的外部国际环境的演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中苏分歧和印苏友好。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将印度看成是帝国主义附庸，苏联和印度关系比较冷淡。随着美巴结盟之后美国势力在南亚的渗入，印度开始寻求苏联援助以平衡美国力量的介入，苏联也改变了对印度的态度和政策，积极介入南亚，在南亚获取立足点。印度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除了想从苏联获取支持和援助外，还在于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领袖，与苏联关系变坏会导致印度北部边界压力增大，与苏联保持友好可以阻止苏联在印中关系恶化时支持中国，而苏联是唯一能够遏制中国的国家。
中苏分歧和印苏友好与中印关系恶化几乎同步发展：
一，中国和苏联由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和策略问题上存在严重意识形态分歧，发生激烈争吵，两国关系日趋紧张，以至最终走向破裂，与此同时印度和苏联的关系日益密切。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与中国政府签定的343项专家合同和补充合同，撤销257项科技合作项目，并撤走所有1390名专家，不再派遣原定将要派遣的900名专家。苏联的举动打乱了中国的整个国民计划，许多工业工程不得不停止或废弃，所有经济军事援助项目被撤销，对中国的民用和军用工业造成巨大破坏，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灾难。
与此同时，苏联向印度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从1959年至1962年，在印度和苏联之间每年都有新的协定签署，或者现有协定的延长。苏联向印度出售适合于喜马拉雅山地区修筑道路的装备，以苏制运输机和直升机装备印度军队，解决印度在喜马拉雅山区的后勤力量薄弱的问题，并帮助印度发展核能，提供米格战斗机，在印度建立军用航空工业。据统计，从1955年到1963年，与中国的愿望相背，苏联政府向印度提供了50亿卢比的援助，其中2/3是1959年第一次中印边界冲突之后援助的。
二，除了在古巴导弹危机关头，苏联出于权宜之计站在中国一边之外，在整个中印边界危机过程中苏联一直偏袒印度，支持印度。苏联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劝阻发表塔斯社声明，使苏共二十大之后出现的中苏分歧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公开化。苏联还谴责中国，抨击中国在中印争端中采取的立场，向中国施压，要中国按照印度的条件解决边界问题。印度和苏联这两个与中国同样有着漫长边界问题的国家，在反对中国的共同目标上找到了共同的利益。
总之，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的同时，印苏关系不断发展，这成为中印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学界认为，中苏关系的破裂和印苏关系的密切与发展，成为印度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并认为中国不会对印度发起反击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印度相信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最终会使中国屈服。印度学界认为，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中的亲印立场以及对印度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支持，可能被中国看成是印苏合谋抑制中国在亚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影响。鉴于此，中国决定打击印度，可能不光是为了检验印苏友谊，而且也是为了通过迫使印度接受西方世界军事援助来暴露苏联支持印度的意识形态错误，并让苏联知道，中国已经准备好用武力维护其领土要求，即使这样做违背苏联意愿。此外，由于中国无力直接挫伤苏联，所以打印度耳光实际上也就是打苏联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耳光。
中美敌对和印美接近。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实行“重巴轻印”政策，美国和印度关系冷淡。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对印度的政策开始发生变化，在援助巴基斯坦的同时，也下力气争取印度，以便扶植印度抑制中国，使印度在与中国“竞争”中领先，成为亚洲的“民主橱窗”。而印度则需要寻找西方朋友，以对付中国在喜马拉雅地区日益增长的威胁。
中美敌对和印美接近与中印关系恶化几乎同步发展：
一，美国对印度加紧政治经济援助。艾森豪威尔访问英国时曾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讨论中国“侵略”印度问题，并告诉印度一旦它受到中国“侵略”，可以指望美国和英国的支持。艾森豪威尔随后访问印度时对印度给予了赞赏和同情，并答应增加对印度的经济援助。肯尼迪上台后，美国对印度的支持和援助更为积极。肯尼迪号召西方国家支持印度同中国竞赛，建议西方国家建立一个国际联合使团帮助印度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增强印度作为共产党中国抗衡者的作用。据统计，1947－1959年的12年中，美国给予印度的援助共17亿美元，而1959－1962年的4年中，美国答应和给予印度的援助增加到40亿美元。
二，美国利用印度领土和领空支持印度右翼和西藏分离主义者的反华活动。美国中央情报局帮助支持西藏叛乱和达赖喇嘛及其随从逃亡印度；与西藏叛乱者“国防自卫军”勾结，招募藏人到美国秘密接受游击战训练，然后空投回西藏组织“基层游击队”；从台湾空运从事间谍、破坏和颠覆活动的人员和装备，从泰国基地转飞，空投到西藏。印度的噶伦堡成为西藏叛乱者的大本营和美国西方间谍活动的基地，印度阿萨姆领空成为向西藏提供美国武器和装备的空中走廊。印度政府认为这些飞越印度领空的飞机是中国的，而中国则认为印度是美国在中国西线开辟第二战场的合作者，从西藏逃到印度的反动派在美国和蒋介石集团的鼓动与支持下与噶伦堡当地反动派相勾结从事颠覆和分裂中国西藏的活动，中印双方互相抗议。美国利用印度领土和领空支持西藏叛乱者的活动，毒化了中印关系，加剧了中印之间的互相猜疑和误解。
总之，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美关系进一步敌对的同时，印美关系不断发展，这成为中印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学界认为，中美敌对的加深与印美关系的密切，一方面激化了中印之间的矛盾、误解和猜忌，另一方面使印度产生一种错觉，有恃无恐，认为有美国做后盾和牵制，中国不敢对印度发起反击。印度学者认为，中美敌对的加深与印美关系的密切，使中国政府将印度看成是美国在亚洲内部的“特洛伊木马”，将印美关系视为通过印度包围中国的一个“帝国主义”阴谋。中国1962年决定对印度发动进攻，就是要粉碎这一阴谋，既检验美国对印度友好的程度，又迫使印度与西方集团联合，从而证明其不结盟的虚假或神话。
印巴对抗和中巴联合。中印关系的恶化也与印巴对抗的加深和中巴联合的形成相伴而行：
一，在中印联手抵制美巴结盟的中印友好时期，虽然美巴结盟成为中印友好迅速升温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但并不表明中巴已成为对手或印美已成为敌人。对美国来说，它与巴基斯坦结盟并拼凑军事条约组织的目标是针对中国而不是印度，对巴基斯坦来说，它与美国结盟并加入军事条约组织的目标是针对印度而不是中国。尼赫鲁非常清楚这一点，他指出无论如何，巴基斯坦加入巴格达条约和东南亚条约组织，本质上是基于它对印度的敌意。巴基斯坦也曾多次向中国表示，巴基斯坦签订巴美军事协定并加入西方阵营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是针对中国。因而，美巴结盟“同途殊归”，它加深了印巴对抗和中美敌对，但并未妨碍中巴友好和印美接近，这为中巴联合和印美接近留下了伏笔。
面对美国一系列遏制中国的活动，毛泽东提出了“中间地带”的理论，主张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关系中去”，以便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国家，打破美国的对华封锁，挫败孤立中国的阴谋。中国的这一方针在中巴关系上得到了具体的体现。1955年的万隆会议是中巴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奠定了中巴联合的基础。中巴两国总理在会议期间，第一次直接接触，进行了“心对心的对话”，化解了中巴双方之间原有的相互疑虑，促进了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1956年10月和12月，巴中两国总理实现互访。中巴两国开始了互相接触和理解的进程，两国关系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印度学者将1955年的万隆会议视为中印关系开始恶化的第一个表现，认为周恩来在他与尼赫鲁共同创造的“印中人民是兄弟”时代的巅峰时刻却迷恋巴基斯坦，没有什么比中国的这一巨大预谋更加矛盾的了。巴基斯坦总理和中国总理后来的互访，在达赖喇嘛最终到达印度之前奠定了中巴关系的基础，这一中巴关系后来成为中印关系中的最大芒刺。
二，中国平定西藏叛乱之后，巴基斯坦领导人阿尤布汗曾倡议与印度搞联合防御计划，保卫南亚次大陆的安全，遭到尼赫鲁的拒绝。中印关系在西藏叛乱之后持续恶化，终致爆发中印边界战争，为中巴关系迅速发展提供了契机。1961年12月，巴基斯坦在联合国大会上第一次反对美国的议案，投票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巴基斯坦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国，谴责印度。1962年10月，中巴开始边界谈判，1963年3月在北京签订正式边界协议。随后，中巴签订了第一个贸易协定和民用航空协定等一系列经济、技术和和文化协定。
总之，面对印度这个共同的敌人，中国和巴基斯坦自然地走到了一起，加强合作应对印度。美国和苏联竞相在政治和军事上支持印度，其目标主要是针对中国，但同时也威胁到巴基斯坦的利益。中国担心美苏勾结和印苏结盟对抗中国，而巴基斯坦对美苏军事上支持印度不满，对西方阵营感到失望。在这一形势下，中国将巴基斯坦看成是对抗印度以及美苏勾结、印苏结盟的唯一可靠的南亚盟友，而巴基斯坦则将中国看成是对抗印度的可靠伙伴。以“久经考验”和“全天候”友谊为特征的中巴友好关系就这样诞生了。有评论认为，1962年边界战争完全改变了中印关系和中巴关系的性质，导致中国与印度的头号敌人巴基斯坦的新的密切联盟的诞生。尽管联盟的提法未免言过其实，但它的确是中印关系破裂和中巴关系发展的催化剂和转折点。
三、结语
中国改革开放和全球冷战结束后，中印关系逐渐恢复正常化，并走上全面友好合作轨道，步入战略合作伙伴新阶段。
中印关系的恢复与发展，与中国新外交政策的实施和国际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为了给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当代历史上第一次奉行一种全新的外交政策，即与两个超级大国发展务实关系，与包括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共同对手印度在内的所有周边国家改善关系。中美关系的缓和使印度担心出现中美巴轴心对付印度，于是，印度采取步骤改善印美关系，并缓解中印紧张。中印改善关系的共同愿望促成了中印敌对关系的解冻，并迎来了1988年中印关系的正常化。
与此同时，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新亚洲政策，即维持与印度的友好关系并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为中印关系和中苏关系创造了良好的氛围，迎来了中苏关系的解冻和1989年中苏关系的正常化。这样，到1989年，中国与冷战时期的所有大国都恢复或建立了正常关系。目前，中国和印度与美国、俄罗斯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较之冷战时期有了巨大的变化，中印关系所面临的国际关系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这为中印关系的持续友好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总之，尼赫鲁时代中印“兄弟”情谊的大起大落和当前国际关系环境的改善，从国际关系演化变迁的视角，为当代和未来中印关系留下了值得反思和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其一，中国、印度、美国、苏联、巴基斯坦五个国家组成的多重国际关系，对中印双边关系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这些多重国际关系的演化变迁和重新组合，成为中印双边关系起落的重要的外部制约和推动因素。在尼赫鲁时代，印巴对抗和中美敌视，决定了美巴结盟将促成中印友好；而中苏分歧与印苏友好、中美敌视与印美接近、印巴对抗与中巴联合，导致了中印交恶。在当代形势下，中国、印度、美国、俄罗斯、巴基斯坦五个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演化，仍是制约和影响中印双边关系的重要因素。如何在多重国际关系的演化变迁和重新组合中，既最大程度地维护中印两国的各自国家利益，又最大限度地保持中印两国的关系不致敌对，是中印关系发展的关键所在。
其二，中国和印度与第三国的关系，即中印与巴基斯坦、美国、苏联三个国家的关系，对中印双边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制约作用。在巴基斯坦、美国和苏联三个影响中印关系的因素中，巴基斯坦属于地区影响因素，美国和苏联属于全球影响因素。作为地区层面的巴基斯坦因素对印度的国家安全利益至关重要，影响甚大，所以任何国家与巴基斯坦结盟或友好，必然引起印度的戒备和回应；而作为全球层面的美国和苏联因素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至关重要，影响甚大，从而他国与美国和苏联的互动举动，必然引起中国的关注和回应。在当代形势下，如何对待和处理中印巴三角关系、如何对待印美俄关系，是中印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
其三，中印双边关系的大起大落，都与以“对抗”为特征的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的演变密切相关。在后冷战时期，中印两国如何走出冷战阴影，摆脱冷战对抗惯性思维，以新的观念和心态对待对方与它国的关系，是中印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保障。
其四，虽然目前中印关系所面临的国际关系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中印关系的发展仍然受到国际关系因素的制约和考验，如中巴关系给印度带来的疑虑与担忧仍然存在，印美关系给中国带来的消极影响仍然是人们关注的话题。同时，中印关系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制约和考验。
感谢阅读 欢迎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