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文革劳改挨批时被捆的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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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天河

作者简介：石天河，本名周天哲。湖南长沙人。初中肄业。抗日战争中流亡失学，自学写作。1948年在南京参加地下革命工作。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川南日报》副刊编辑，四川文联理论批评组长，《星星》诗刊编辑，曾被错划为右派，改正后任师专教师。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童话诗《少年石匠》，论文集《文学的新潮》，专著《广场诗学》，另有《石天河文集》（四卷）（诗《复活的歌》、杂文随笔《野果文存》、评论《劫后文心录》及诗学专著《广场诗学》）。

我在1957年“反右”时被判刑劳改。“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是四川雷马屏农场的一名劳改犯。

这个农场，挂的牌子是“地方国营雷马屏农场”。但这只是他的企业名；他的官名，实际上是“四川省第一监狱”。我过去对什么叫“农场”，那印象完全是从苏联电影片里面来的。以为“农场”都是像苏联电影里的集体农庄那样，一马平川的田地，有一些小洋楼集中在一起，就是农场的办公大楼、俱乐部和宿舍等等。虽然我也知道，劳改队不会有集体农庄那么漂亮，但估量总还是集中在一块的。哪知道，到了农场，才知道这雷马屏农场是沿雷波、马边、屏山三个县的边缘山区建立起来的一块“净界”（和但丁《神曲》里的“净界”差不多），是绵延百里的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山包组成的。每一个山包是一个中队。中队与中队之间，相隔十来里或一二十里。总场部设在西宁（是雷波县的一个小镇，与青海的省会同名）。总场部下，离得较远的中队，归二分场和三分场管。最远的中队，已经挨近了云南。离西宁总场部最近的几个中队，统属于总场部直属的桂花大队。在桂花大队所在的桂花溪中队上面，有一所监狱，叫“集训队”。农场本来就是监狱，为什么还要有这样一个“监中之监”呢？这是因为劳改队里有一部分犯人，不肯认罪服法地接受改造，叫做“反改造分子”。为了使这些“反改造分子”接受改造，就必须把全农场的“反改造分子”集中起来加以整训。所以这监狱，也叫“集训队监狱”。

我是1963年5月间从成都的劳改工厂转解到农场来的。在“文革”之前，已经进过两次集训队。“文革”前夕，我是在桂花大队所属的山西寨中队经受“社教”运动的审查。1966年6月间《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以后，我又再一次地被扫进了集训队。整个“文革”十年，我有六年时间是在“监中之监”里度过的。其后的几年，以及我刑满后在农场作为“戴着反动帽子就业”的“就业员”继续劳改的几年，都是在这个农场。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我才离开了农场。

这个处于中华大地西南边陲荒僻山区的农场，过去由于交通闭塞，信息不灵，几乎什么事都是比别的地方要慢三拍的，这回却是“闻风而动”。就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发表以后，不多几天，大约是1966年的6月上旬，总场部就在通木溪中队的大坝子里召开了“打击大会”。会场上临时搭起的一个台子，全用深蓝色的和黑色的布作幕布，造成办丧事的那种阴森恐怖的气氛。台子正面的上方，悬着一道黑色的横幅，上面贴着一方一方的白纸，用斗方大字写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会场的幕布和柱子上，还贴了许多标语。全场各中队带来参加大会的犯人，约有一千多人，在会场上席地而坐，黑压压的人头挤成一片。被“打击”的“反改造分子”约有三十多人，在台子前面，面向会场上的犯人，背台而立，站成一列。每个“反改造分子”背后都站着一个武警。我站在这个牛鬼蛇神队列左边第一个位置上，很多熟识的“老同改”都用眼睛盯着我。

大会是由总场部的一位副场长主持，宣布开会以后，第一步就叫：“把反改造的牛鬼蛇神捆起来！”好家伙，大开眼界了！原来这就叫“横扫”！

这“横扫”的捆人方式是“史无前例”的。由武警在犯人身后下手，抓住犯人的脚颈子向后一提，使犯人猝不及防地立刻朝前面仆倒下去。就这一下，使有的犯人砸掉了门牙，有的砸破了额头和鼻子，有的砸破了脸、砸烂了眼镜，一个个满脸鲜血和污泥，就真的像是牛鬼蛇神了。捆人的方法，也是经过特殊训练的：先在犯人背上“踏上一只脚”，然后用一根麻绳，从犯人下巴底下往后拉紧，在后颈窝下面交叉，再从犯人两手肩下二寸的“耗子肉”那地方开始，从手肘上一圈转一圈螺旋形地往下捆，每一圈都勒进肉里，勒得梆紧，一直捆到两边的手腕子上，再把两只手向背心上一提，拇指朝上，手背靠拢，把两个手腕捆紧，在背心的绳子上打一个节拴死。犯人在被这样捆了以后，两手捆得像粽子，两臂骨关节和受压的肌肉血管神经火辣辣地痛得钻心，身子站不直，只能驼背似的站着，脸上发青，额头上直冒汗。据说，这种捆人的方式，是很讲究技术的。因为，以往捆人，由于捆得太凶，把犯人的手肘和手腕一下子就捆断了，犯人就成了永远丧失劳动力的废人，对农场是不合算的。有时把犯人捆得晕死过去，反而要急救，也达不到要让他感到剧痛的惩罚目的。所以，后来捆人，从技术上就要求要捆得“紧而不断，痛而不晕”，是一种既合乎科学又不损及农场经济利益的尖端技术。如果说那些年中国的科学技术在很多方面还是很落后的，那至少在捆人方面是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的。即使还赶不上二战时的德国，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我那天还算好，遇着那位捆我的武警，大概是新来的，下手比较慢，所以我倒下去的那一刹，还来得及侧身，先用肩头着地，没有砸着门牙和额头，只擦破了一块脸皮。但是，捆了之后，要站在台子前面听那位副场长和管教股长的长篇讲话，那真是应了大跃进时期作为口号的那句话，“一秒等于二十年”。驼背站着，两手痛得发麻，由于血管不通，心里发慌，头也发晕发胀，骨关节也好像就要拉断了。站到后来，臂膀好像麻痹了，而浑身却好像有许多蚂蚁在咬。我是第一次挨捆，这难受的滋味，我还从没有经历过。

好不容易，等到了散会。我就被押送到了集训队。这集训队就好像是我在农场的老家，干部、犯人，每一个都是熟的。年轻的管教干事姓魏，看见我，就笑笑地说：“又来了？”我说：“请魏干事赶快给我解了吧，手要断了。”他一边玩笑地说“不会，我给他们打过招呼，对你，可以照顾一下，捆轻点。”一边，就笑笑地叫人来把我的绳子解了，又说：“你呀，还不如就在集训队算了。”

这时候，许多收监的犯人都一个一个地解了索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每一个人的手杆上，一圈一圈红的、青的、紫的、紫中带黑的、皮肤上冒血的捆伤的绳子印，十分显眼。这对我后来在集训队写那首《绳痕》，是最刺激的现场体验，也是心灵烙印和悲愤情感的叠压与积蓄。它后来聚变成为了我做诗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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