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实的刘伯温：人生底色决定悲剧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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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朝的开国功臣中，刘伯温是名气最大的一个。在民间野史中，刘伯温与诸葛亮相媲美，民间谚语：“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前节军事诸葛亮，后世军事刘伯温。”
诸葛亮是刘备手下第一谋臣，刘伯温是朱元璋手下的第一谋臣，料事如神，文韬武略；诸葛亮帮助刘备三分天下，刘伯温帮朱元璋打了江山，还帮朱棣建了北京城，还是十三陵、山海关、天津的修建者。传说中，二人都通阴阳，懂得运用超自然力量。
刘伯温像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批评神化诸葛亮的《三国演义》时说，孔明先生被描写得不大像一个正常人了，“多智而近妖”，而刘伯温也被后世的许多传说扭曲得厉害，即使不“近妖”，也是“多智而近怪”。
但与诸葛亮五伐中原，为蜀汉鞠躬尽瘁不同，刘伯温心向大明却无用武之地。
刘基，字伯温。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生，他的家乡青田县南田山武阳村（今属浙江文成），按元朝当时的行政区划，属于江浙行省的处州路。
父亲刘爚，字如晦，曾官遂昌县学教谕。像许多士人一样，刘基知道科举是他通往成功的惟一途径，因此，他认真学习儒家经典，尤其精通《春秋》。十四岁时，刘基成为处州路学的一名学生，迈出了漫长科举路的第一步。他的聪明很快在学习中得到展现。据说，人们很少见他执经诵读，而“默识无遗”，“习举业，为文有奇气”。
据《明史》记载，刘伯温“幼颖异”，其师郑复初谓其父衅龠曰：“君祖德厚，此子必大君之门矣。”《明史》还记载，“基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
一个人儿时的命运往往能决定其日后的人生轨迹，刘伯温即如此。
虽然和诸葛亮一样，刘伯温摇着鹅毛扇的谋士形象压倒了儒者形象，但儒家传统的教育才是刘伯温的人生底色，他和普通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
自然，刘伯温也走上了科举之路。
至顺四年（1333年），23岁的刘伯温参加元王朝的科举考试，考中进士。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元朝的制度，年满25岁的成年男子才能应考，据当代学者杨讷考证，刘伯温虚报年龄为26岁，终于蒙混过关。不过，只要是凭真才实学，在旧时，这倒是读书人的一段佳话。
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年），已中进士的刘伯温正式踏入仕途，到江西瑞州路的高安县任县丞。所谓县丞，就是县令的属官，官阶还不够“七品芝麻官”，属于正八品，略相当于今日之副县长。
如果不是在元朝，刘伯温会有着一个明朗的前途。作为一个马背上得天下的政权，元朝在建立几十年后依然迷信武力，不尚文治，加上元朝对汉民族的猜忌，因此始终没有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
再加上此时已经是元朝末年，元王朝的统治机器更加迟钝和衰朽，具备乱世所拥有的一切弊端。因此，刘伯温在江西做了5年官，虽“政严而有惠爱，小民自以为得慈父”，但“豪右数欲陷之”，只能辞官而去。
辞官后，刘基返回青田，至正三年，朝廷征召他出任江浙儒副提举，兼任行省考试官。因其论御史失职之罪，被台臣所阻，他两次上奏弹劾，后弃官还乡。
据《明史》记载，至正十六年（1357年）时，方国珍起兵海上，抢劫郡县，相关部门无法控制，行省复任刘伯温为元帅府都事。刘伯温建议修筑庆元诸城威逼方国珍，方国珍为之气沮。等到左丞帖里帖木儿招降方国珍时，刘伯温说方氏兄弟首先作乱，不杀他们无以惩后。
方国珍心里害怕，重贿刘伯温，刘伯温拒不接受。方国珍便派人从海路行船至京，贿赂掌权者。于是朝廷下诏招抚方国珍，授予他官职，而责怪刘伯温滥用权力，擅作主张，并让刘基离京去管理绍兴，方氏于是更加骄横。
不久，山寇蜂拥而起，行省又召刘伯温前去剿捕，与行院判石抹宜孙一起驻守处州。经略使李国凤将其功劳上奏，主持政事者因方氏之故压制刘伯温，授他为总管府判，却不让他掌握兵权。刘伯温于是弃官归隐青田，在他47至50岁时著《郁离子》一书以明志。当时躲避方氏的人都纷纷投靠刘伯温，刘伯温稍做部署，贼寇便不敢来犯。
从以上信息可以发现，这是一条很普通的儒者从为官到归隐之路，即不神秘，也非荒诞离奇。
转折在元至正十九年。是年十一月，朱元璋的部队攻占了浙江处州（今浙江丽水），因为在故乡的声望，便以钱财征召刘伯温以及另外三个当地著名知识分子—叶琛、宋濂、章溢。
知识分子一向是淡泊以明志，自然是不愿出山。总制孙炎两次写信坚决邀请，4人才一起被送到应天（今南京）去见朱元璋。
《明史》记载了这四人与朱元璋见面的场景：“太祖劳基等曰：‘我为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纷纷，何时定乎？’”章溢回答说：“天道无常，惟德是辅，惟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耳。”刘伯温陈时务十八策。
朱元璋大喜，马上命人建造礼贤馆让他们居住，宠信备至。
接下来就是刘伯温的谋士岁月，也是被神化的岁月。他在明朝建立中到底应占有多少功绩，世人一直争论不休。朱元璋称帝后，有一次在给刘基的诏书中说：“攻皖城，拔九江，抚饶郡，降洪都，取武昌，平处州，尔多力焉。”这些功绩，看来是朱元璋也认定的。
在明朝建立后，刘伯温又重新进入了儒家知识分子的角色，背负起“以天下为己任”的重任。
陈进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称，刘伯温说：“以道事君者，忠之大也。”这里所说的道，主要是指治国理政应当遵循的理念和原则，也包括社会正常运行必须服从的真理和规律。在皇权高于一切的封建专制下，刘伯温在看待君臣关系上能提出“以道事君”的理念，需要莫大的政治勇气。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在凤阳建都、平定王保保和选任宰相等重大问题上，刘伯温都敢于在朱元璋面前直言，发表自己的不同看法和主张。当时，明初定都何处，有争议。朱元璋提出除金陵（今江苏南京）之外，在临濠（今安徽凤阳）建中都，实际上是想把首都迁至老家去，衣锦还乡。
刘伯温犯颜直谏说“凤阳虽帝乡，非建都地，王保保未可轻也”。其理由有三：一是营建中都工程十分浩大，而天下初定，百姓需要休养生息。二是金陵与临濠相距并不遥远，营造中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三是元代著名统帅王保保仍握有重兵，对新生的明政权威胁甚大，需集中力量认真对付。
朱元璋对此建议置之不理，于洪武二年（1369年）命令开工在临濠营建城池宫阙，前后六年，耗费极大。加上朱元璋在同王保保的战争中又吃了败仗，死伤无数。在这种形势下，洪武八年四月，恰好在刘伯温去世之时，朱元璋最终不得不亲自撰写罪己文告，到中都祭告天地，罢建中都。
文章称，刘伯温的逆耳忠言终被验证，也彰显了这位开国功臣“以道事君”的高尚人格。
刘伯温是魏征一样的谏臣，可惜朱元璋不是唐太宗。朱元璋并不需要这种拥有高尚人格的臣子，他更信任同为淮西人的嫡系，如李善长与胡惟庸。
在与李善长有过几次公开的争论后，刘伯温以丧妻之名请求告辞还乡。这本来是可以求得善终之事，然而刘伯温虽然被朱元璋比作自己的张良，比起明哲保身的张良，还是相差甚远。
张良随着刘邦皇位的渐次稳固，从“帝者师”退居“帝者宾”的地位，遵循着可有可无、时进时止的处事原则。据《资治通鉴》记载：自从刘邦定都长安后，张良开始不吃五谷，足不出户，并执意求去：“追随赤松子并探求长生不老药。”
嘉靖时的知识分子廖道南批评刘伯温不能及时功成身退，大抵是与张良比较。
在辞官3个月后，朱元璋召刘伯温回京，刘伯温欣然从之。然而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刘基仅被封为诚意伯。
刘伯温此时已知道自己处境堪忧，在洪武四年朱元璋赐其还家之后，竭力洗尽铅华，表现得像一个不识字的老农，也不和地方官吏来往。
《明史》中详细的描述了他的微小谨慎：“还隐山中，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见不得，微服为野人谒基。基方濯足，令从子引入茅舍，炊黍饭令。令告曰：‘某青田知县也。’基惊起，称民谢去，终不复见。”
然而心系天下的刘伯温托其子建议在青田设立谈洋巡检司（谈洋是浙、闽地界的小地方，走私盐贩往往聚集在此，多出乱民），遭到以左丞相的身份主管中书省胡惟庸的诬陷。胡惟庸对朱元璋说：“谈洋这个地方有王气，刘基想占来作自己的墓地，百姓不同意，他便请求设立巡检司来驱赶百姓。”
朱元璋虽然没有加罪于刘伯温，但颇为这些言论所打动，因而剥夺了刘伯温的俸禄。刘伯温心中害怕，入朝谢罪，不敢返乡。
洪武八年，此时的刘伯温已不良于行，但仍和京官参加元旦的早朝，随后在奉天殿做了一首《乙卯岁早朝》。正月下旬，刘伯温偶感风寒，朱元璋让胡惟庸派医生来给他治病。《国朝献征录》记载：“胡丞相以医来视疾，饮其药二服，有物积腹中，如卷石。公遂白于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笃。”
三月下旬，刘伯温病情恶化，朱元璋亲自撰文赐给他，由刘琏陪伴，在朱元璋的特遣人员的护送下，自京师动身返乡。到家后，刘病情加重，据《明史》记载，刘伯温死前仍在教授次子刘璟为官之道，“夫为政，宽猛如循环。当今之务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诸形胜要害之地，宜与京师声势连络。我欲为遗表，惟庸在，无益也。惟庸败后，上必思我，有所问，以是密奏之。”
四月十六日，刘伯温卒于故里，享年六十四岁。他生前恐怕不会想到后人会将他的一生异化为传奇，而遮掩了一个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真正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