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广事变与空军北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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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济棠的空军

1931年以来，广东和广西一直处于独立或半独立的状态，实力派凭借军队、党内权威和社会舆论的力量与南京政府对抗。第五次“围剿”红军时，广东当局就曾与中国共产党秘密协定，一阵乱枪乱炮声中放走了红军。

1936年4月，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在广州病逝，蒋介石趁机宣布取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企图结束两广的半独立地位。为对抗中央的决定，广西的新桂系和广东的陈济棠粤系宣布成立两广军事委员会，陈济棠任委员会主任兼总司令，李宗仁任副职，并调集30万兵力，以督促中央抗日为名分兵北上。一路进入湖南边界永州，一路逼近湖南衡阳，第三路开入了江西境内。与此同时，他们还暗中联络了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以及山东的韩复榘，准备配合实施夺权行动。为制止“两广异动”，蒋介石也调集中央军重兵进驻湘赣边界，一场大规模的内战一触即发。

蒋介石在派遣陆军、空军部队向两广进逼的同时，加紧了对粤军的分化和收买行动。此时的广东空军已经拥有了9个航空队100余架飞机，自然成为了南京政府分化工作的重点。南京政府派出不同层次的人士，通过多种渠道对空军上层领导和基层飞行员进行游说工作。

广东航空学校第六期毕业的飞行员陈振兴曾经是个全国自由泳冠军，毕业后经常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香港之间，结识了一些南京政府军事谍报部门的人员。当时广东航空学校第五、第六期毕业的飞行员，比前四届毕业飞行员的职务及生活待遇偏低，不少人对此不满想要另谋出路。南京政府军事谍报部门通过陈振兴以同窗身份对他们进行了分化宣传工作。

1936年7月2日，广东空军黄振纲、黄居谷等分别自从化和天河机场，驾驶4架轰炸机、3架驱逐机直飞南昌投蒋；另有11名飞行员分别从广州乘坐火车或轮船去了香港，再从香港转赴南京。7月6日，蒋介石在南京小营航空委员会驻地接见了这21名飞行员，并发动有关地区、单位通电支持“北飞”行动。

7架飞机“北飞”后，陈济棠下令加强对飞机和飞行员的控制，一方面将飞机全部锁入机库，另一方面派出自己的亲信兼任空军政治部主任，并加强对空军人员的监视。但是这些行动不但没有起到正面的效果，反而激起了空军将士的不满。7月10日，南京政府方面的3架飞机飞临广州上空，散发传单进行思想攻势。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借此机会说服陈济棠，解除对飞机的禁航令，并将飞机退出机库，防范敌方飞机“窜扰”。

广东空军参谋长陈卓林借调查飞机叛逃的理由到达香港，与南京政府军事谍报部门取得了联系，并就“北飞”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协商。就在此时，诡异的形势再次出现变化，7月14日，广东陆军第1军军长余汉谋接受南京政府任命担任广东绥靖主任兼第4路军总司令，并通电要求陈济棠离职下野。其他各军的军长或者通电响应，或者持观望态度。

7月15日，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召集全体人员训话，暗示空军将脱离陈济棠控制进行“北飞”。17日，余汉谋的陆军部队也由江西回师进驻了韶关。18日上午，广东空军除留在工厂、航校的部分飞机外，共起飞飞机74架（其中1架起飞时坠毁死亡3人），全部脱离陈济棠的控制。黄光锐、陈卓林和航校校长胡汉贤分乘3架教练机先飞香港，再赴南京；70架飞机当日飞抵余汉谋在韶关的驻地，随后再飞南昌。得知苦心经营多年的广东空军全部“北飞”，陈济棠在当天下午即通电下野，表示要“出洋考察”。随后，独木难支的李宗仁、白崇禧在中央军的军事压力下，也与南京政府达成妥协，“两广事变”和平解决，避免了一场大规模内战的发生。

1936年的夏季，正是日本侵华战车不断准备和加速的时候，此时强虏虎视眈眈，民族危机日深，中国生死存亡的危机已经迫在眉睫。广东空军的“北飞”，顺应了全民族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的救亡呼声，也成为了“两广事变”和平解决的胜负手。

广东空军与中央空军的合并，为日后艰苦卓绝、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保存了一支具有相当实力的空军力量，也必然在中国航空史上留下了光彩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