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蒋方良：一个王朝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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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与蒋方良
在民国的跨国恋中，蒋经国与蒋方良无疑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一对，他们的结合在某种程度上被世人赋予了“王子与灰姑娘”的童话色彩。
（一）
年轻时的蒋经国是个不折不扣的“愤青”，1925年5月，蒋经国因参加上海“五卅惨案”后的反帝运动被浦东中学开除，随后他到北京进入吴稚晖为国民党高干子女开办的“海外补习学校”，学习俄文，当时的进步青年都以留学苏联为荣。在京学习期间，蒋经国又因加入反对北洋军阀的示威游行队伍被当局关了两周。10月25日，蒋经国终于登上了赴苏的轮船，这一去就是12年，再回来已经是1937年。
1930年，从红军军政学校毕业之后，他要求回国的申请被斯大林驳斥，按照蒋经国后来的话说，自己已经沦为“人质”，随后他申请加入红军担任军官也被拒绝。1933年10月到斯维德洛夫斯克“乌拉尔马许重型机械厂”担任副厂长，正是在这里，蒋经国结识了蒋方良。
那时的蒋方良当然不叫蒋方良，而叫芬娜。芬娜那年只有17岁，刚从本地一所技术学校毕业，和其他几位年轻的女毕业生一起被分配到厂里工作。芬娜父母双亡，只有一个姐姐与她相依为命。按照同事玛丽亚的形容，芬娜是个“漂亮的平常女孩”，尤其当她绽开笑容的时候，更是清纯而动人。芬娜的个头在俄罗斯女孩中并不算太高，但跟不高的蒋经国在一起，已经是超标准配置了。
蒋经国出生在辛亥革命的前一年，这一年他23周岁，正是心理和生理都容易冲动的年龄。之前在中山大学读书时，他曾和冯玉祥的女儿冯弗能有过一段恋情，但因为对方“政治觉悟”太低而分手。这一次他对芬娜一见倾心，利用自己副厂长的身份“以权谋私”，经常为她大开方便之门，又像一个大哥哥一样成天嘘寒问暖。果然，情窦初开而且从小缺少父母关爱的芬娜很快就被打动了，和蒋经国确立了恋人关系。
（二）
1937年3月25日，蒋经国携家带口，终于踏上了归国的征途，四月中旬，一行抵达上海。
稍作停顿后，蒋经国一家启程前往南京，拜见蒋介石和宋美龄。据说，蒋介石拖了两个星期才和儿子见面，有点杀威棒的意思，后来经人说合，父子才重归于好。这一次见面，除了重叙父子情外，洋媳妇见公婆也是一项重要内容，虽然蒋经国之前已经给老蒋寄过照片，但心里还是忐忑不安。的确，老蒋乍一见芬娜还真有点不习惯，不过当他看到芬娜低眉顺目、端庄朴实，又看到孙子、孙女漂亮可爱，一时也就解颐了。
芬娜用中国话称蒋介石夫妇“阿伯”、“阿姆”，她衣着朴素，与旁边很洋气的婆婆宋美龄一比，这位真洋人倒显得土气十足，以至于他们告退时宋美龄悄悄塞给蒋经国一把钞票，让他给自己的老婆买几件新衣裳。在以后的岁月中，宋美龄跟蒋经国的“后党”与“太子党”一直是明争暗斗的，但宋美龄和这位儿媳倒是一直和睦相处。这要归功于洋媳妇的谦逊低调，终其一生，她从不和婆婆争风头，甚至不让别人称自己为“蒋夫人”，因为她觉得只要宋美龄在，“蒋夫人”就只能属于她，宋美龄要不在了，这个称呼也就“退役”了。
这次会面后，蒋介石很高兴地给芬娜取了个中文名字“芳娘”，后来因大家觉得“娘”不太好，又改为“方良”，寓意“贤良方正”，从蒋方良一生的行迹来看，这四个字当之无愧。
父子之会后，蒋经国奉父命带着妻儿到宁波溪口和生母毛福梅团聚。蒋经国还乡这一天成了溪口的大节日，当地男女老少齐出动，鞭炮喧天，锣鼓阵阵，蒋经国和毛太夫人见面时抱头痛哭，场面十分感人。对于儿子带来的这个洋媳妇，毛福梅倒是一点也不介意，她还告诉别人，蒋方良是她见过最漂亮的女人。这个被丈夫抛弃的女人，已经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现在留俄12年的儿子奇迹般生还，她已经别无所求了，更何况还有一对那么可爱的宝贝孙子。
在毛氏的主持下，蒋经国和蒋方良补办了中国式婚礼，礼堂就在蒋家的“报本堂”。婚礼完全是老式风格：蒋经国身穿长袍马褂，头戴呢帽；蒋方良凤冠彩裙，宛如戏台上的诰命夫人。他们按照溪口乡俗举行了拜堂、献茶等仪式，还让新娘献上“围巾布褴”。蒋家的大厨房炒上“谷花胖”，用预先准备的青松毛烧火、铁叉掀锅，使浓烟上冒，熏得新娘闭目难忍，一干亲友们则在旁边拍手大笑，让这位洋夫人体验到了在中国当新娘的滋味。接着蒋家大宴宾客，一连热闹了五六天才消停，而后才进入正常的生活轨道。
蒋方良穿起旗袍，拿起了筷子，学做一个中国式媳妇。毛福梅还聘了一位姓董的女教师专门教儿媳国语和溪口话，蒋方良语言天分很好，渐渐地就可以说一口宁波腔的普通话了。
“赣南新政”实际上广告胜于疗效，不过是老蒋为儿子放的一颗政治卫星，不过这一炮的确把蒋经国打红了，“蒋青天”和“青年政治家”的名头响遍中外。
丈夫大显身手的时候，蒋方良夫唱妇随，在赣南办起了孤儿院，生活忙碌又充实，然而，让她没有料到的是，婚姻的危机正悄悄地临近。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总是有一个伟大的女人，但是男人如果成功了，他的面前同样会有一群美丽的女人，这个时候，受伤的总是背后那个伟大的女人。
蒋经国出轨了，对象是他行政专员公署的秘书章亚若。章亚若比蒋经国小三岁，长相甜美且多才多艺，能说、能写、能演、能唱，这样一位尤物级别的女秘书被一位正常男领导看上的概率几乎是百分之百。而相对洋夫人来说，中国女性的温柔与体贴显然更胜一筹。偏偏蒋方良在情感上的觉悟比较低，章亚若会唱京戏，蒋方良便常邀请她来家里教自己唱京戏，她还不知道这是在引狼入室。
等到蒋方良意识到蒋、章二人的私情后，他们早已经如胶似漆、难分难舍了。这事儿如果发生在宋美龄与蒋介石之间，宋美龄要么一哭二闹三上吊，要么一走了之，不管哪一种选择，蒋介石都得举手投降。这是因为宋美龄背景深厚，她与蒋介石的婚姻被戏称为“中美结合”（蒋介石名中正，以字行），宋美龄这个“美”字的后面可是美国，蒋介石不得不让她三分。可是蒋方良无依无靠，她深知自己要是像宋美龄一样撒泼，后果会十分严重，这位在西伯利亚山区长大的孤儿从小就在苦难中培养了坚忍的意志，她明白自己要想在蒋家的大宅门中生存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奉行“忍”字诀，以退为进。
蒋方良变得越来越中国化了，一口宁波腔国语越说越麻利，甚至学会了烧一桌的宁波菜，偶尔她还会自己骑着单车出去买菜，完全不像一个豪门贵妇。她从不干预丈夫的公事，但是下属来了，她总能以礼相待，大家都说与她相处如沐春风，她的贤惠之名不仅在赣南众所周知，也传到了远在重庆的公公的耳朵里。老蒋点头微笑，如此公私分明、温顺忍耐的女人正是他心目中理想的“太子妃”人选，蒋方良的无依无靠在他看来也是件好事，这样可以避免后宫和外戚干政，老蒋在这一点上可没少吃苦头。
据曾在国民党励志社工作过的李中奇回忆，1940年夏，重庆专门派御用摄影师卓世杰来赣州拍摄蒋经国建设新赣南的各种照片，以便登报宣传。有一次他陪同卓世杰到蒋经国家里为他拍全家福，蒋方良知道后，非常高兴，和孩子们换好了衣服，盛装以待，但蒋经国不仅态度冷漠，还拒绝全家合影。为此，夫妇俩发生了争吵。李中奇认为，蒋经国这样做是不想让自己的外国妻子和混血儿女被世人广为知道，由此也可看出蒋方良这个时候遭遇了多么严重的情感危机。
好在蒋方良有蒋介石撑腰，虽然远在重庆，老蒋对小蒋的一举一动仍了如指掌。蒋介石把儿子叫到重庆，勒令他跟章亚若断绝关系，蒋经国不敢跟父亲对抗，但他也不愿意抛弃情人，于是想了个自认为两全其美的办法，将章亚若送到桂林隐居，这时候章亚若已经怀孕。1942年正月，章亚若产下了一对双胞胎，即蒋孝慈和蒋孝严。然而，好景不长，这年8月，一直在幻想“转正”的章亚若暴病而亡，后来普遍认为是老蒋派特务毒死的。蒋经国痛哭流涕，却也无可奈何。孝慈和孝严几年后随父去了台湾，而蒋方良到老才知道丈夫有这么一对私生子。
当蒋经国与章亚若热恋的时候，蒋方良的“正宫”位置一度告急，但她却能以“八风吹不动”的精神沉着应对，真大忍人也！
（三）
1944年冬，长驱直入的日军兵锋直指粤北赣南，蒋经国携妻带子登上美军的运输机飞往重庆，蒋记赣南时代宣告结束。如果以1949年为界，蒋经国的人生刚好分成两个39年，而赣南的几年正是蒋经国前半生中最光辉的岁月，当然这期间他也有过伤痛，特别是失去了两个心爱的女人，母亲毛福梅于1939年在日本人的轰炸中丧生，情人章亚若同样死于非命。不过，他仍有两个心爱的女人陪伴着自己的后半生——妻子蒋方良和女儿蒋孝章。
在赣南，蒋方良还时常抛头露面，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社会活动，她参加得最多的是抗日募捐。赣南大街上，这位洋夫人喊着“爱国抗日”的口号，跟随着队伍四处劝募，她的热情和亲和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而到了重庆后，随着蒋经国逐渐进入政治权力的核心，蒋方良几乎完全退居幕后，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在蒋经国的话语体系中，政治应该完全让女人走开。为了让妻子进一步明白自己的角色，蒋经国特地请来名家教她书法和绘画。蒋方良心领神会，欣然接受丈夫的建议，她的表现甚至远远超过了丈夫的期待，几年后她已经能写一手纯熟的颜体字，所绘之水墨画也颇得行家赞誉。中国书画使蒋方良的心境更加平和宁静，她似乎有了一种大隐隐于市的风范。
相对于宋美龄的星光熠熠，蒋方良躲到了灯火阑珊处，在沉默中，她迎来了中国抗战的胜利，也看到了国内狼烟再起、国共两党生死逐鹿，但无论风云如何变幻，蒋方良依旧默默地守在庭院深深中，冷眼看沧海桑田。
美国学者陶涵在《蒋经国传》中写道：“根据长久追随他的部属的说法，经国把他的工作、家庭生活和社交生活分开来。他深爱家人，有时候也与子女玩，但是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若干貌美、聪明的女性受到他的吸引而与他亲近，已婚、单身的都有。”
对此，蒋方良除了忍耐，还能做些什么呢？好在后章亚若时代的蒋经国已经很少投入真情了，浪子终究要回家。1945年4月蒋方良在重庆为蒋经国生下了第二个儿子蒋孝武，新生的婴儿既孕育着抗战即将胜利的美好希望，也意味着夫妻感情的回暖；三年后，1948年10月，蒋方良在上海为蒋经国再生了小儿子蒋孝勇，然而这段日子却是蒋经国一生中最黯淡的岁月之一。
蒋经国在台湾的前些年扮演的角色并不光彩。一方面他搬掉了保密局的毛人凤，自己当上了台湾的特务头子，好比当年军统之戴笠，在他的领导下，台湾掀起了一股“白色恐怖”，大肆搜捕所谓“通匪嫌疑者”，岛内成了一个大屠场；另一方面他在父亲的支持下开始排除异己，为自己将来问“鼎”做准备。但也有不少人对此表示理解，说若不是蒋氏父子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措施，可能台湾的天下就不姓蒋了，换成别人在那个位置上可能也是一样。
不过对于蒋方良来说，无论外面如何地刀光剑影、血雨腥风，跟她的关系都不大，她依然默默地守在个人的世界里，过着她豪门但并不贵妇的生活。
国民党撤到台湾之初，几乎所有人的生活都相当清苦，包括那些达官贵人在内。蒋经国为官清廉，向来没有什么积蓄，因此他们虽然贵为二号家庭，却并不比其他人好到哪去，以至于宋美龄偶尔还要偷偷地接济一下蒋方良。好在蒋方良跟蒋经国夫妻多年，早已经养成了勤俭朴素的作风，虽然家里有佣人，但她还是喜欢自己动手操持家务。住在长安东路时，房子紧临铁道边，不仅吵闹，烟尘也特别重，邻人常常可以看到蒋方良用脚踩洗厚重的窗帘。她还自己在后院养鸡，把鸡蛋留给丈夫和小孩补充营养。
那些到蒋家拜访的人，都惊讶于蒋氏夫妇家具陈设之朴素，认为一点也不像官宦人家，除了一排电话外，几乎与普通人家没有区别。一家人最大的休闲活动是晚饭后到电影院看美国电影，他们跟普通观众一起排队买票，在拥挤且有时还带点臭味的电影院中找座位坐下。蒋经国在家里的大部分时间也在办公，但他经常会抽出一些时间与妻儿一起嬉戏，也留下了不少珍贵的影像资料——这个时候他已经完全不介意人家拍他的全家福了。
据说蒋经国在外面还有不止一位红颜知己，但对于女主人的威胁并不大，现在所有人都认为只有蒋方良才是未来理想的“第一夫人”人选，这是任何别的女人都代替不了的。而在妻子这么多年的忍耐与付出后，现在蒋经国对她是爱意与敬意并存。
1966年，蒋方良过50岁生日，蒋介石特意亲笔题了“贤良慈孝”四个字送给她。蒋方良视为至宝，除保留原件外，还让人将此四字勒之于石，置于室中，丈夫现在再生异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假如真有那么一天的话，这四个字就是“免死金牌”啊！
（四）
1969年，由于长安东路拓宽，蒋经国夫妇搬入台北圆山附近的七海寓所，这是一座两层高的钢筋混凝土小楼，楼前有圆形回车花圃，原本是蒋介石提供给美国军事顾问团高级将领的招待所。七海寓所是蒋经国夫妇在台湾的第二个住所，也是最后一个。
台湾政坛的“蒋经国时代”并不需要等到1972年3月蒋经国正式出任行政院长，实际上从他迁入七海寓所时就开始了。
丈夫登顶，蒋方良并没有因此得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的机会，相反，她必须学得更加克制自己了。以前她经常打麻将，借此消磨时光，现在这个爱好在丈夫的劝说下“戒”掉了，今非昔比，她得注意自己的形象。蒋经国去世后，小儿子蒋孝勇常劝母亲打打麻将消除孤独，但她还是拒绝了，为的是信守对丈夫的承诺。住在长安东路的时候，一家子常常出去逛街和旅游，有时候还会在家里举办一些聚会，但是自从搬入七海寓所，蒋经国不便随意抛头露面，这样的机会也几乎没有了，蒋方良越来越像一个隐士了。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蒋方良常常也会思念家乡，她有一些白俄罗斯朋友，只有跟他们在一起她才有机会说说俄语，缓解一下乡愁。然而，现在随着丈夫地位的提高，她也必须学会跟朋友们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给人落下话柄。
以前蒋方良与丈夫经常去白俄罗斯人乔治·艾斯尼与台湾人简锦锥共同开设的“明星西点面包厂”，所谓的“面包厂”其实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咖啡厅”，除了卖一些新鲜出炉的俄罗斯面包外，还提供咖啡餐点等服务，经常有俄罗斯人来此聚会。蒋经国夫妇也喜欢到这里重温逝去的美好时光，并且跟店主和伙计们都成了熟识。许多年后，简锦锥回忆起蒋经国夫妇到店里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差不多晚上10点，经国夫妇会一同前来，到了12点整，两人便跟着大家一同举杯大喊那达（俄语干杯之意），而且一定会喝伏特加，当时虽未开放进口俄罗斯物资，但总有人会想办法弄到伏特加来炒热场子。”
他们在这里也留下了不少“风流韵事”，两人在众人面前毫无顾忌地亲吻，嘴对嘴的照片并不稀罕，“尺度”之大让人咋舌。有一次，简锦锥帮蒋经国夫妇拍了一幅照片，照片上蒋经国站在后方，双手勾住坐在前方的妻子的脖子，照片洗出来后，郑重地挂在店内，蒋经国看到后连连摆手：“不妥，不妥。”简锦锥忙问：“有何不妥？”经国说：“看起来好像我掐住她的脖子，別人会误以为我要谋杀她！”简锦锥大笑，答应一定重拍一张，务必让蒋经国满意。
遗憾的是，这样快乐的日子随着“蒋经国时代”的来临一去不复返了，此后蒋方良以“不便参与私人聚会”为由，深居简出，即使想买俄罗斯面包，也会叫家里的司机去买，而不会亲自出来。蒋方良不愿意参加俄罗斯人的聚会，这固然是因为她身份地位的变化，另外也关乎国际局势，当时台湾当局天天喊着“反共抗俄”，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妻子，她的国籍本身就很尴尬，只好更加低调，以免引起民众反感。而这个“明星西点面包厂”也在1978年蒋经国当选总统那一年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了，不知道是不是由于蒋氏夫妇没有继续捧场。
尽管离群索居，还是有不少人通过各种关系找上门来，希望通过第一夫人吹吹枕边风，但每次蒋方良都婉辞谢绝，她说自己从不管先生的事。数十年来，蒋方良从没有给蒋经国惹出一件是非，这一点足以令宋美龄汗颜。
在“蒋经国时代”，台湾实现了经济的腾飞，跃居亚洲四小龙之列，人民安居乐业，蒋经国的亲民与清廉也赢得了从上到下一致的赞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蒋经国可以高枕无忧。事实上，这个时代从一开场就是一个多事之秋。1970年4月18日，蒋经国应美国国务卿罗吉斯之邀，赴美作为期10天的访问，4月24日，蒋经国在纽约“布拉萨饭店”门口遭遇台独分子枪击，子弹擦着蒋经国的身体嵌入墙壁，若不是纽约警探反应及时，干扰了刺客的射击路线，恐怕“蒋经国时代”还没有正式开始就要宣告结束。
蒋经国脱险返台时，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的蒋方良坚持亲自领着丈夫最疼爱的小孙女去迎接他，他们在机场深情拥抱达半分钟，消灭了无数的菲林。当两人终于变成老夫老妻后，感情也如走过一条抛物线后，又回到当年热恋的岁月了。蒋孝勇的妻子蒋方智怡女士回忆说，自己从1973年嫁进蒋家以来，在七海寓所的日子，最难忘就是公公蒋经国每天下班后，才下公务车，还没踏进家门的阶梯，就会呼唤婆婆蒋方良的名字，蒋方良也会笑着前来迎接，温馨甜蜜的画面，一直深深烙印在她心底。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由于早些日子蒋方良心脏病复发，5天前刚刚从荣总出院，大家怕刺激她，不敢把蒋经国病危的消息通知她，以至于他们失去了诀别的机会。当她得到这迟来的消息时，失声痛哭，据蒋方智怡回忆：“经国先生的遗体从冰柜拉出来之后，夫人就抚摩他的脸，细细地轻轻地摸，好像经国先生只是睡了一般。其实遗体早被冰得像冰块了，可是她不管，她对经国先生的感情，让我们都看了不忍。”
上天似乎存心要跟蒋方良过不去，丈夫去世的次年，长子蒋孝文死于鼻咽癌；又两年，次子蒋孝武死于急性心衰竭；1996年，三子蒋孝勇死于食道癌。8年时间，也就是一个“抗战”的长度，蒋方良四度送别。她曾经告诉蒋孝勇，从大直府邸到荣总医院那一段路途是自己最难走的伤心之路，没想到小儿子去世后她还要再走一遍。
蒋方良被台湾媒体称为“最没有声音的第一夫人”，随着丈夫、儿子的离去以及女儿远嫁异域，那一点仅存的热闹也消失了。2000年，服侍蒋方良50余年且亲如姐妹的管家阿宝姐也回大陆定居，年过8旬的蒋方良愈发不言不语，她常一个人痴痴地凝望着丈夫和4个孩子的照片，一看就是大半天。“眼枯即见骨，天地总无情”，蒋方良这一生有过大爱，也历经大悲。
最后10年的蒋方良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人们想看到她的身影，只能等慈湖谒灵的时候，这样的日子她从不缺席，哪怕是到了生命中的最后一年。由于身体每况愈下，蒋方良只能坐在轮椅上，但她眼中看着丈夫遗像的那种深情，还是让每一个人为之动容。
2004年12月15日，蒋方良辞世。据说，在即将离开这个世界时，向来寡言少语的她忽然提出：“我死了以后，可不可以和我先生葬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