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德回忆：文革期间北京市委高官沉浮

欢迎添加老衲个人微信号：couhuo2014

~~~~如若此地作别，也好他乡再见~~~~

长按下面二维码可订阅"老衲秘史"

文革期间，北京市委遭受到毁灭性打击，北京市委书记首当其冲。从李雪峰开始，郭影秋、陈克寒、万里、赵凡、高扬文、刘建勋、雍文涛、刘绍文先后担任北京市委书记，然而他们都在上任不久便被斗了下去。1972年，本文作者吴德担任市委第一书记。本文节选自《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朱元石访谈整理，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出版。

1953年3月3日，时任天津市副市长的吴德在贯彻《婚姻法》广播大会上讲话

1966年的11月至1967年1月，北京的新市委已经瘫痪，我们不能在市委正常办公了，就搬到京西宾馆办公。这样，又遭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指责，他们说市委怕群众，已经变成地下市委了。

我讲一讲市委几位书记的情况，一个个惨得很：

李雪峰，毛要他避风头，暂时到天津去了。

郭影秋，被人民大学的造反派揪回人大，关在地下室里，天天遭到批斗。郭影秋有病，我们好不容易和造反派谈判后才把他接出来。

陈克寒，自杀了两次。一次在万里的办公室里服了大量安眠药，被发现后抢救过来。另一次他被商业学院的造反派抓走，遭到揪斗后，他从二层楼上跳楼，没有死，很多地方骨折。

万里，也被揪斗得很厉害，屡经凶险。

赵凡，被整得死去活来，后来是否被下放到二七车辆厂了，我记不清，起码被关了“牛棚”。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高扬文，在市革委会成立之后，被冶金部的造反派揪走的。当时，曾经请示了谢富治。谢富治说：把高扬文交给他们，与冶金部的造反派谈一下，告诉他们不准武斗、打人，把问题交代完后要把人放出来。以后，我还派了一位由部队到北京市帮助工作的同志去看望了高扬文。高扬文是比较晚一点被冲击的，前边的几位遭冲击早一些。

这样，新市委的领导陆续被整了下去。我还算幸运，继续艰难地工作着。以后，市委又补进了刘建勋、雍文涛。刘建勋是从河南调来的，他任华北局书记，李雪峰走时，我提出我实在干不了，李雪峰就把刘建勋调到市委，事实上让他负责市委的常务工作。雍文涛是从广州调来的，他是广州市委书记，“文革”前调到国务院任文办的副主任，好像兼任了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然后又兼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负责学校、学生工作。还从外交部调丁国钰同志到大学工作委员会工作，外事口先是调李清泉负责，后来改为丁国钰负责，大学工作委员会撤销后，丁国钰被留下来了。又从北京卫戍区调黄作珍任市委书记处书记。

刘建勋后来被调回河南，雍文涛被揪斗后提出回广州，这时没有办法了，又调卫戍区的政委刘绍文任书记。

北京市没有市委时，有党的核心小组，核心小组的组长是谢富治，温玉成任第一副组长，我是核心小组的成员，温玉成调走后，我任核心小组的副组长，谢富治还任组长。

“杨、余、傅事件”后，调温玉成任卫戍司令。“九大”以后，温玉成调走，吴忠任司令。吴忠是驻锦州的四十军的军长，他调到卫戍区任卫戍司令后，又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政法工作。

当时，刘绍文、黄作珍、吴忠、杨俊生这四位军队同志都曾进过北京市委书记处。

那时，上边有规定，卫戍区不搞“四大”，因为卫戍区搞“四大”，警卫工作就会出问题。

以后，军队“支左”，“支左”的同志不由卫戍区管理。

1972年，我任市委第一书记，又调了倪志福同志任第二书记。“文革”期间，市委的领导情况大概这样。

1966年8月，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我们组织市委的干部到民族饭店听传达。但情况很乱，造反派占据了会场，会议未能开成。

这以后的一天，我在李雪峰家里谈工作，刘少奇来了，他提出要到下边蹲点，取得感性知识和经验。刘少奇选择了建工部的北京建工学院，那个学院的学生比较少一些，学生也还没有分成派。

我不知道刘少奇去了多少次，我们北京市是由李雪峰同志陪他去的，中央文革小组指定戚本禹陪同。后来，建工学院也分成了两派，“八一”派的造反派围攻了中南海。

邓小平在人民大学蹲点，我陪着邓开过一次全校大会。会议是辩论郭影秋有没有错误，同时去的有陶铸。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针对正在盛传的“二月兵变”进行辟谣，说没有这回事。

这段事情太多，我记不清，谈几件事。

新市委成立后，李雪峰让我找刘仁谈一次话，问一问刘仁还有什么问题要交代的。我和马力一起去的，马力当时任市委的秘书长。我和刘仁原来很熟悉，我们曾在晋察冀一起工作过。见面后，我问他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说的，他说没有什么要说的了，彭真犯什么错误我就犯什么错误。谈话不多，我也没有说什么就走了。

当时，叶帅是中央首都工作组的负责人，他看到北京很乱，提出要我们将刘仁和其他市委领导同志送到外省监护。我对叶帅说：送到外省需要中央通知，北京市不好出面直接与各省联系。为了避免意外，我决定先将刘仁等同志送到昌平清华大学的分校，建一个伙食单位，实际上保护起来，防止被造反派揪斗和乱打。

有人直接给江青写信，将这两件事情报告了。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把我找去，江青说有人来信揭发我和刘仁密谈，她问我与刘仁都谈了些什么。我说没有谈什么。她就我把刘仁等人送到昌平一事作了一顿训斥，指责我包庇“黑帮”，保护“黑帮”。中央文革小组立令我们第二天将这些人弄回来，交给群众，不许有误。

第二天，刘仁等人被狼狈带回市委。刘仁回来后，造反派就吩咐他搞卫生、刷厕所，累得他团团转。过了几天，刘仁忽然不见，后来才知道被拘捕了。

据杨成武后来告诉我，在一次会议上，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说我是坏人，说我包庇“黑帮”。周便问杨成武认识不认识吴德。杨成武说：在晋察冀时就认识了，他不是坏人。

那时，刘仁同志被整得很惨，家也被抄了。刘仁同志是很坚强的，他只是说彭真犯了什么错误他就犯了什么错误，别的没什么可说的！刘仁同志有心脏病，后来死在狱中，宁折不屈。

“八一八”毛接见红卫兵后，“破四旧”迎风而起。这件事到现在我也不明白。那时，已经产生了“西纠”，说“破四旧”是他们发起的，我怀疑。我估计是中央文革小组发动的，北京市委并不清楚，我问过李雪峰，李雪峰说他不知道。

“破四旧”超越了常规。在它的名义下，抄家、伤人、打死人的情况出现了。到处破坏，甚至破坏到了中南海里头。中南海北院紫光阁后边的武成殿房，康熙题写的一块“下马必亡”的碑石都被红卫兵抬走了，后来四处找寻才找回来。红卫兵还把中南海院子里的一些石狮子抄走了。国务院也在劫难逃。

首都一带头，“破四旧”运动便发展到全国，演变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砸、抢”，涂炭生灵，涂炭神州。

1966年“破四旧”后，一天，毛找我去汇报“破四旧”的情况。当时，林彪等人也在场。我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实的情况，刹一刹这股风。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

我的期望落空。毛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林彪也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

然而，毛哪里知道，运动的发展由不得愿望，岂止是动动而已，动刀动枪了。

北京市是在1967年春开始武斗的，那时武斗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据火葬场的统计是七十多人。李雪峰可能到天津去了。面对这种情况，我很紧张，寝食不安。我去找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我谈情况时，谢富治也显得很紧张，神色惊疑。我们认为要制止这种情况。谢富治说：由公安系统、市委分别发出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

我从谢富治处回来，就开始起草市委通知。公安系统的通知由谢富治打电话，让市公安局来拟。

我们市委的稿子还没有发出去，当天夜里二点钟，谢富治打电话找我去。我去后他对我说：公安系统拟的稿子送给毛了，毛批评了。大意说：你们还是想压制群众，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发动，你们不能像消防队救火一样。

这样，混乱的局面就无人敢加以制止了。

一直到11月18日，我们当时都搬到京西宾馆办公了，中央文革小组才同意市委发布《重要通告》。《重要通告》说：“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这样做是违反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的。如果有人在幕前或者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分。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处理。”

这个通告的措辞是严厉的，但实际没有管用。江青在以后又大讲“文攻武卫”，她接见河南造反派还是安徽造反派时就宣传“文攻武卫”。这样，武斗从“文攻武卫”的口号中找到了护身符，两派都说自己是“左派”自卫，对方是挑起武斗的罪魁祸首，武斗问题非但不能制止，而且愈打愈激烈。

1967年至1968年期间，全国武斗很厉害，不少地方具有相当规模，动用较大杀伤武器。相比之下，北京成了不算最严重的，但我估计，在武斗中死亡的人数大概不下千人。

这是“破四旧”，先是发布通告发不出去，等通告发出去了，又来了一个“文攻武卫”。当时，水龙头总赶不及点火的。

再说一说“大串联”的情况，我一个片断一个片断地说。我调到北京来后，1966年7月下旬就犯了“资反路线”的错误，开始检讨。市委就不灵了，以后就瘫痪了，可是，我还要工作。毛接连八次检阅红卫兵，大概接见了1300万到北京的红卫兵。全国大串联，坐火车不要钱，到处可以吃饭。当时都叫红卫兵，手臂上套一块红布就行，这给组织接见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第一次是在天安门举行的。毛原想坐在汽车上绕天安门广场一圈。但毛主席的车一出来，争着和毛握手的人就把汽车包围了，进不得，退不得。谢富治、汪东兴都在毛的车上，他们都急了。我在后边的另一辆车上，一看要出事，赶紧下车向前挤，但根本挤不过去，我被挤得前心贴后背，喘不过气。

后来是组织了部队手拉手把群众分开，才把毛从欢呼雀跃的受阅红卫兵围在中间硬接出来。我也挤不出去了，亏得一批中学生开出一条道，方走出重围。

我出来后，看见毛和刘少奇都在上天安门的电梯口处坐着，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向他们说，应该检讨，我组织得不好。

红卫兵在北京，包括新到和原来没有离开的，人数最多的一天达到300万。当时北京市区的居民也就是300多万，不到400万人，一时增加了这么多人，吃、住、行都很困难。南方的人要吃大米，北方的人要吃白面，尽量调剂。其实不止是食、住、行，衣也摊上，天凉了，南方来的人还得给他们发御寒军衣。北京市委红卫兵接待站设在先农坛，负责人是国防科委的人，当政府失去权威的时候很好，还有一些军队“支左”的同志在做招待工作，大家忙得不可开交，昏头昏脑的。

这些吃、住等问题是不好解决的，接待站的同志解决不了问题，红卫兵就打骂他们，甚至抓他们去游行，做“喷气式”来批判。这些人很苦，见到我时委屈得哭，提出不干了。那时，我也被揪斗，但还要劝这些人，说工作是党交给的任务，不能不干，而且要干好。

有一天，来的人特别多，前门那一带都挤满了，人山人海。实在没办法了，我去找周，说北京市各机关容纳不了了，中央各机关我动员不了，如何是好？周说通知中央各机关和市委各机关开一个会。于是，马上在工人体育馆开了个万人动员大会。周来了，他要求各机关派人去市委接待站领人，各机关能住多少就领走多少人，管吃管住。中南海也腾出一些地方住红卫兵。

以后按这个办法，一来就通知各方面来领人安排住宿。那时，北京差不多家家户户都住了红卫兵。上上下下，一片沸腾。

后来陶铸提出，这样串联影响铁路等交通的正常运输，听说把火车的窗户都挤坏了，号召走路串联，不坐车乘船，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这才有效，慢慢来的人就少了。

那时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叫做“打闷棍”，一点没错，一个闷棍接着一个闷棍，弄得人晕头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