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审判的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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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纳粹德国战败后，盟军在纽伦堡对战犯进行了审判。这场审判对国际法也形成了重大影响。纽伦堡大审判的法律依据则是整整70年前，1945年8月8日同盟国签署的《伦敦宪章》。

纽伦堡大审判

从国际合作的意义上而言，纽伦堡大审判可谓是开创了国际立法的新纪元。这场审判的法律基础便是当时理念相当超前的《伦敦宪章》，它规定了军事法庭的审判流程。

1945年11月24日，22名被告步入纽伦堡中央法院；他们被指控犯有前所未有的暴行。这些被告都是纳粹高层人物，在此之前，他们被拘禁在卢森堡的一座城堡内。

这22人此时并不清楚接下来具体会发生什么。他们中有人猜测自己会立刻被送上绞刑架，而还有人则觉得被拘捕本身就已经是一种侮辱。纳粹德国的议会主席、空军司令、曾经被希特勒指定为接班人的戈林就曾对外界表示，他完全无法想像他会被列入战犯名单。

对于这场审判而言，一切的法律基础、起诉依据、罪行适用都必须从零开始构建。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如此规模的审判。

国际司法的巨大进步

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的国际法教授迈科索指出，纽伦堡大审判以及《伦敦宪章》有着重要而超前的意义，“这对今后界定国际法犯罪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比如'反人类罪'这一概念就是当时创立的。”

为了达成大审判的法律基础《伦敦宪章》，欧洲战场的四个战胜国进行了为期6周的艰苦谈判。谈判是围绕着一张巨大的正方形桌子进行的，四个国家都能派遣相同规模的代表团。

尽管主持谈判的东道主英国，但真正的推动者毫无疑问是美国。后者最初提议要让纳粹高层接受法庭审判。而英、法、苏三国则倾向于直接处死纳粹高层。1943年德黑兰会议期间，斯大林据传就曾建议将5万名纳粹高层集中起来统统枪毙。

对于美国、尤其是对于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杰克逊大法官而言，建立国际法庭审判犯下暴行的战犯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杰克逊在致函美国总统杜鲁门时写道：“按照法律原则来处置战争犯罪行为，正当其时。”

一场审判，两种法系

不过，审判首先遇到的一个重大难题便是法律体系的不同。英美采用判例法系，而法国与苏联以及包括德国在内的大多数欧陆国家则采用成文法系。究竟是应该按照英美法系，由检察官来负责收集证据，还是应该按照大陆法系，由一个独立工作组来收集证据供控辩双方使用？法官应该有多大的权力？庭审的辩论流程又应该参考哪个法系？

和纳粹的暴行相比，这些问题看似细枝末节，但也彰显了战胜国之间的互不信任，预示着冷战的邻近。来自美国的首席检察官杰克逊就常因一些法律问题与苏联法官尼基琴科发生争执，双方都认为对方别有用心。

理想与现实

不过，最终四国依然达成了共识，签署了《伦敦宪章》。同盟国将以四项罪名起诉22名纳粹战犯：反和平密谋罪、侵略计划及实行罪、战争罪、反人类罪。

首席检察官杰克逊原本还想将战争定义为普遍罪行，并且认为纽伦堡审判的法律基础今后也应该适用于所有国家。不过，杰克逊的理想并没有实现。纽伦堡大审判最终是由军事特别法庭进行的，仅用于审判纳粹战犯。就和今天一样，国际法并不能摆脱现实政治的影响。国际法教授迈科索指出，如今的海牙国际法庭，时常面临的一项批评便是：它从来没有审理过美国或者俄罗斯的战争罪行，“所以如今的问题依然是：这些法律对大国也适用吗？事实上并没有。”

人性被视作法理原则

不过，尽管受到了现实政治的干扰，1945年《伦敦宪章》的意义依然不容轻视。德国历史学家、法学教授穆勒认为，《伦敦宪章》是文化上的巨大进步。他指出，战后的德国也并非一直能够接受《伦敦宪章》的理念，“尤其是当时德国的法律界人士，他们对纽伦堡大审判颇有意见。”穆勒对德国之声表示，德国司法机关一度不承认纽伦堡大审判的结果，以至于纳粹战犯刑满释放后，被德国司法机关认定为没有犯罪前科，能够全额领取军人养老金，坐牢期间的养老金还获得补发。

不过，穆勒也指出了纽伦堡大审判的积极意义：“国际法能够得到落实。”穆勒说，尽管美国、中国这样的大国如今并不把海牙国际法庭当一回事，“但是，我认为，国际法庭依然影响了世界对良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