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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与清流:同治年间的声色人生

2017-11-09 老衲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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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一直到同治年间,都有严防声色的诏令,且从未间断。煌煌《大清律例》,厉禁文武官员“娶乐人(妓者)为妻妾”,严惩文武官员“宿娼”,哪怕“挟妓饮酒”,律亦不许。也就是说,狎妓狎优,宿娼纳妾,都在严打之列。


清代这种严打效应不算坏,但是如果皇帝不能以身作则,那么一切都是一纸空文。


正是乾隆开启了清代放纵声色的风气,一直发展到咸丰年间达到鼎盛。咸丰帝本人“以醇酒妇人自戕”,而外臣则“挟优宿娼,日夜纵酒”。


慈禧本是戏迷


慈禧作为咸丰后宫妃嫔自然知晓纵情声色的问题。按理说,她应该严厉打击此事。但是有趣的是,正是在慈禧实际秉政的同光两朝,狎优狎妓成为不合法下的“合理”存在。


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慈禧本身就是一个戏迷。当最高统治者爱好一件事物,那么事物本身就有了更为深刻的含义。慈禧对戏剧的热爱直接导致官员交往方式的改变,也导致了同光中兴的“声色之兴”。


清代供男性享乐的,有妓,也有优,前者是女性,后者则是男性。二十六岁就守寡的慈禧或许也将戏剧看作是一种和男性近距离接触的享乐途径。而这对官场娱乐带来了新风气:“自慈禧秉政,乃大变其例,一月之中传演至数次之多,并自编《小梨园》一部于内教坊。慈禧观戏处名‘阅是楼’,在‘养心殿’右,距慈禧寝宫约数十步……厅廊四壁被以金色缎,录《万寿赋》,字如胡桃大,皆南书房翰林手笔。”


其实,慈禧爱好戏剧并不算什么违例的事情,问题出在了“大变其例”上。慈禧酷嗜俗乐,“取都中各戏班角色之佳者,使之授其技于内监,而美其名曰教习”。到了光绪九年和光绪十九年,慈禧又两次变更康熙帝的规矩:“盖自光绪九年恢复民籍教习后,演戏始繁,但仍只挑选数十名辈进内应差,迄十九年六月,更有命外边全班入内承应之例。”


对于慈禧来说,垂帘听政已经让她大胆地破坏了一次祖制,如今将整个戏班召入宫内相较于之前的举动实在不算什么,反倒更凸显了自己大权在握的胜算。


但是慈禧过渡地娱乐也招致了非议。特别是李莲英为代表的太监内班遭到冷落,一时间流言纷起:“慈禧既立光绪帝,权力浸炽,驯至公然与诸伶谈宴,恬不为怪,惟尚不敢使慈安知……(慈安)既入,慈禧横卧榻上,一男子似伶人服装者,为之抚膺捶腰,意甚狎亵。”这类传闻一直持续到民国年间,大多都有诋毁之意。


实际上慈禧更为看重的还是艺术性,而非“色”。慈禧本身具有很高的戏剧教养和才能,有时还亲自动手修改剧本,决定唱腔。慈禧在光绪前期首次传差进宫的名优,李燕云二十四岁,陈得林(德霖)二十九岁,时小福三十八岁,孙菊仙四十岁,杨月楼四十岁……可见慈禧并非贪图“色”。况且清宫所演剧目有严格规定,也不容慈禧为所欲为。与其说慈禧关注戏曲的移风易俗功能,毋宁说她更警惕戏曲特有的借古讽今功效。


此外,慈禧弃雅从俗也是其文化程度所决定的。不少人都发现,相较于昆腔,皮簧和梆子逐渐成为士大夫的最爱。可以说,弃雅趋俗的娱乐选择,正好照射出捐纳和军功出身的各级官员的文化程度和欣赏品位;而唯上是从的官场积习,又将新宠皮簧二调迅速推广到官员的日常娱乐之中。


同治的声色人生


受到母亲的影响,同治帝本身也是戏迷。长大之后,或许是出于青春期的叛逆,由好皮簧到狎优伶,由狎优伶而养成断袖之好:“又花旦某,具国色,某御史嫟之甚。一日,穆宗召花旦入宫已数日矣,不令外出。某御史遂折奏至尊不应与优伶戏,穆宗于其折上批狗夺骨头其言也丑云云。盖穆宗亦知御史之嫟某旦也。”


这种叛逆十分直接而露骨,甚至显得粗俗不堪,此后更是频繁前往下等妓院,宿妓狎优,如家常便饭。


同时代人李慈铭认为,同治帝的堕落,是从享受“唱曲”皮簧二调开始的,“声”为因,“色”为果。而同治的所作所为也引得趋炎附势之辈竞相奉承,从广德楼到弘德殿,比如王庆祺等人就一步登天,升官的奥秘就在于献上淫词艳曲。皇帝的老师竟然导天子以淫,可见此时同治朝法治之松弛以及声色享受之狂热。如此,人们看到,要想升官,的确有捷径可走。


伴随着同治帝人生地放纵,声色追逐也出现新的特点:狎妓粗俗化和狎优精致化。一方面是因为狎妓属于违法,另一方面官员又开始效仿唐宋官人文士的风流倜傥。即便同治帝日后英年早逝,王庆祺亦遭整肃,但是这多少是出于慈禧掩盖同治真实死因的障眼法,狎妓狎优之风并未熄灭,反而愈演愈烈。


名臣的风流


光绪五年,慈禧号召广开言路,一股所谓的“清流”涌入政坛,虽然场面上的确有所长,但私下里却是另一翻嘴脸。狎妓不可,那么“清流”的追求就变成了“狎优”,这样既不会违背政纪,又可凸显风雅。故优伶中的青衣和花旦就变得炙手可热。


光绪年间的朱克敬曾说道:“京师旦脚曰相公,所居之寓曰某堂,知其堂,知其人,知其人住某堂,能点其戏。”


曾被“清流”奉为文坛领袖的潘祖荫便与一优伶交往颇深:“尝闻潘文勤最喜一善唱昆曲兼工绘事之朱莲芬,及任侍郎,便不与之相近。”


朱莲芬是著名的“同光十三绝”之一,据说曾是咸丰皇帝的男宠。正因为慈禧好皮簧,为士与优的交往铺平了道路。原先名妓扮演的角色就被名优所取代。


与潘祖荫合称“潘翁”的翁同龢也是追逐声色的“清流”之一。二人不仅地位相同、道德学问相似,而且都是“天阉”,也就是说性器官发育不全。书中提到:“(朱霞芬)吴人,唱昆旦,骨俊神妍,娟好如处子……文人以其吐属隽雅,人又如秋风海棠,均推为丙子花榜,所居曰云龢堂,一时盛名,与梅巧玲之景龢堂并称。或云与当时某朝贵有关,因两伶之堂名,均含一龢字。”这里所指的就是翁同龢。


不过优伶的黄金时代仅仅是从同治初年到甲午中日战争之前,这一时期也正好是慈禧沉迷京剧的前半阶段。此时,狎妓的政治风险还依然存在。所以,优伶能够取代名妓走红。而到了慈禧痴迷京剧的后半阶段,即外班进宫奉差阶段,狎妓已经非常普遍,优伶的替代作用立即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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