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格格：姐姐川岛芳子为何当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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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金默玉出生于辽宁旅顺，原名爱新觉罗·显琦，汉名金默玉，暗喻“墨玉”，是美玉中的珍品。父亲是清朝八大世袭亲王之一——努尔哈赤的弟弟后裔第十世肃亲王爱新觉罗·善耆，在八大世袭家族中居首位，身份显赫。以这么说，她是中国最后一代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位格格。而她的姐姐则是被誉为“东方魔女”的日本特务川岛芳子。本文摘自《名人传记》，金默玉口述，金宝山撰文，原题为《我的姐姐川岛芳子》。

川岛芳子

我的父亲是清朝最后一代肃亲王善耆，我于1918年出生于辽宁旅顺，原名爱新觉罗·显琦，父亲给我起了一个汉名“金默玉”。

父亲有一个王妃、4个侧妃。我的母亲是年龄最小的四侧妃，她生了3个女儿：最大的名叫爱新觉罗·显，汉名金璧辉，父亲将她送给日本人川岛浪速当养女，因此又叫川岛芳子。她是我的亲姐姐。

川岛芳子生于1906年，比我大12岁。她小时候就好强争胜、刁顽任性。读松本高等女子学校时，她每天骑马上学，高兴了就去上课，不高兴了连续几天教室里没有她的人影，令校方大感头疼。父亲死后，她回国奔丧，重回日本时，学校坚决不准她复学。

父亲病故后，川岛浪速遵照他的遗愿，将21岁的川岛芳子嫁给蒙古王公巴布扎布的儿子甘珠儿扎布。甘珠儿扎布性格懦弱，与她的刚强性格截然相反。不到两年，她就离了婚。从此，她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满洲、大陆及日本三地之间往来穿梭，为复辟满清而尽展阴谋手段。

川岛芳子有几件事最令我难忘——

1928年，她只身来到上海，结识了将其带入日本间谍圈的领路人——陆军少佐田中隆吉。1931年10月，奉田中隆吉之命，她赶赴奉天（今沈阳），投入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麾下。此时，日本人已将溥仪劫持到旅顺。川岛芳子又一番花言巧语，说动婉容，由她陪同，双双化装成男子，搭车、乘船，从天津抵达旅顺，与溥仪“团聚”，为建立伪满洲国创造了“皇帝与皇后同时登场”的条件。

1931年12月17日，川岛芳子回到上海，和田中隆吉密谋在上海挑起事端。

次年1月18日晚，他们命日莲宗和尚天崎启升、水上秀雄带领信徒5人，向上海三友实业社总厂大门走去，肆意挑衅。会说上海话的川岛芳子唆使三友实业社数十名中国职工袭击了那几个僧侣，水上秀雄受重伤而死。这就是“一二八”事变的导火索——“和尚事件”。

“和尚事件”发生后，田中又让川岛芳子将一笔经费交给侨居上海的日本人，委派重藤千春宪兵大尉指挥这批日侨，以追捕杀手为名，纵火焚烧了三友实业社。

对川岛芳子参与策划的“和尚事件”，板垣征四郎作了很高的评价：“多亏这一击，满洲独立才得以成功！”川岛芳子从此声名鹊起。

“一二八”事变后，川岛芳子以“满洲建国”的功臣自居，狂傲无比，引起板垣征四郎的不满。1932年4月，他命川岛芳子回到大连。回到大连不久，她就投靠伪满军政部顾问多田骏大佐。多田骏将招募来的三千多士兵交给她，并给这支部队命名为“安国军”，任命川岛芳子为司令，川岛芳子随后改名“金璧辉”。

1933年2月，关东军入侵热河。金璧辉率领她的“安国军”参加了热河作战。

1935年底，川岛芳子失去了利用价值，被军方打发回日本。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她乘机回到国内。

川岛芳子与北平宪兵队长田宫少佐勾结在一起，大做无本买卖。田宫少佐把中国资本家抓到宪兵队，由川岛芳子出面，向被捕者家属勒索财物。她目空一切，什么人都敢惹。1942年，她因殴打日本宪兵，再次被遣送回日本。虽说一年后，她从日本又回到北平，但此后再也没有大的作为。

1945年8月15日，川岛芳子从广播中听到了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消息，顿时浑身颤抖。

1945年10月10日，一群国民党宪兵进入北平东四九条胡同34号，逮捕了川岛芳子。当时，喜欢睡懒觉的她还没有起床，身上只穿了一件浅蓝色睡衣。她戴上手铐的那一刻，脸上露出了恐惧的神情。她的秘书、日本人小方八郎心有不忍，让女佣给她找了件上衣穿上。小方八郎同时被捕。

最初，川岛芳子被关在第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后来转移到北新桥炮局子胡同前日本陆军监狱。那时，戴笠的得力干将马汉三任北平肃奸委员会主任。一天，一位巨商登门拜访马汉三，带来十八尊金罗汉，恳求马刀下留人，释放川岛芳子。马汉三财迷心窍，竟真的偷偷释放了川岛芳子。川岛芳子急匆匆回到家里，悄声对我说：“马汉三准备将我遣送日本，你留在北平也不安全，不如跟我一起走吧。”我一口拒绝：“我没有当过汉奸，我不走。”

不久，马汉三包庇川岛芳子事发，戴笠飞赴北平，命令马汉三立即重新抓捕川岛芳子。

1947年10月22日，河北省高等法院以汉奸兼间谍罪判处川岛芳子死刑。

1954年我36岁时与国画家马万里结婚。不料，1958年2月，我突然被捕，罪名有二：一、肃亲王的女儿；二、日本大特务川岛芳子的胞妹。为了不连累马万里的前程，我主动与他离婚。

我在狱中度过了漫长的15年岁月，1973年刑满释放后，政府安排我在天津茶淀农场当工人。1976年，我因患多种疾病“病退”。1979年，我写信给邓小平，要求重新工作，得到解决，从天津回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