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宝航被捕次日女儿梦中预见其惨死场景

本号推送文章仅保留7天

欢迎添加老衲个人微信号：couhuo2014

~~~~如若此地作别，也好他乡再见~~~~

长按下面二维码可订阅"老衲读史"

1968年5月，在一次拳打脚踢的深夜提审后，阎宝航昏迷不醒，被送到当时的监狱医院复兴医院。姚艮陪阎宝航的女儿阎明光找到当时在医院现场的老工人。老工人指着候诊室的长椅说：“抬进来时就放在这里，很久没有人来抢救……”阎明光听后泪流满面：“这就是我在梦中见到父亲的场景！”本文原载于2015年9月2日《中国青年报》，作者邢婷，原题《迟到的勋章》。

九一八事变前阎宝航(左一)与友人合影

1995年，俄罗斯驻华使馆举行了一场特别的授勋仪式。时值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经总统叶利钦授权，俄罗斯驻京大使罗高寿向已故的阎宝航和他领导的情报小组中健在的成员阎明诗、李正文，颁发了“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章”。

参加仪式的阎宝航三子阎明复回忆，罗高寿称，阎宝航提供的德军进攻苏联准确日期的情报，以及日本关东军东北布防资料的情报，其贡献将载入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史册。

“我们的心情复杂，备觉遗憾，作为中国人的骄傲，如果父亲能亲自参加仪式该多好，可惜他看不到了……”阎宝航的三女阎明光感慨。

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阎宝航的子女对父亲曾做过的事知之甚少。

从周恩来取名“阎政”，到俄文代号“巴维尔”，从49年后同事尊称的“阎宝老”，再到秦城监狱代号“67100”，一点一滴，一份份记忆的搜集、拼接，儿女们对父亲的“重新发现”经历了漫长过程。

加入中国共产党前，阎宝航是一名基督教徒，还曾出任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总干事。

“因自幼家境贫寒，父亲12岁时还是猪倌。”现年88岁的阎明光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讲述，童年的父亲常跑到私塾窗下听课，先生发现他天资聪颖，便免费接纳他上学。

1913年，18岁的阎宝航考上当时东三省的最高学府——奉天两级师范学校预科。他不仅成绩优异，还是足球、篮球两栖明星。

5年后，阎宝航以全优成绩毕业，谢绝多方聘任，担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干事。这时，阎宝航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

张学良主政东北后，日军加紧了侵略东北的步伐。在张学良的支持下，阎宝航相继发起成立“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辽宁省拒毒联合会”，一场轰轰烈烈反对日本人毒品走私和销毁毒品的运动为其赢得“关东林则徐”的美誉。

1929年10月底，阎宝航参加了太平洋国际交流会议，并在会议上将辗转获得的英译本《田中奏折》公开，引发舆论哗然。“父亲是第一个向世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野心的人。”阎明光说。

“九一八事变”后，阎宝航被日寇悬赏5000块大洋追捕，被迫逃亡北平。在北平，阎宝航召集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继续为抗日救亡四处奔走。

1934年，阎宝航出任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总干事，深得蒋介石和宋美龄信任。接下来的3年间，阎宝航常跟随蒋介石夫妇到各地宣讲“新生活”，建立分会。

“据一些老人回忆，当时有一些达官贵人想要见蒋夫人，都要先往我父亲那儿打电话、登记预约，然后，我父亲请示蒋夫人来安排，父亲由此结识了一大批国民党的党政军各界高官。”阎明复回忆。

西安事变后，阎宝航飞赴西安，向东北军、西北军将领转达张学良亲笔信。此行的意外收获便是与周恩来首次会面。谈及出使西北的教训，阎宝航诚恳地对周恩来说：“我们东北人在政治斗争上缺乏经验，希望多予指导。”

1937年，阎宝航正式提出入党申请。这并非他首次提出申请。据苏子元回忆，1927年，阎宝航曾向他提出入党要求，后因苏子元前往苏联等原因被搁置。

1937年9月，阎宝航由周恩来、刘澜波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几十年后，阎明复从病榻上的刘澜波处得知父亲当年入党的曲折经历。

“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所有重大的事情都得报告。发展吸收父亲入党是一件大事，所以延安向共产国际报告此事。共产国际方面答复说：阎宝航是国民党上层反动分子，不同意吸收入党。当时党内也有人议论，认为父亲社会关系复杂，不可靠。周恩来则回答：‘你关系不复杂，但是阎宝航能做的事，你做得到吗？’”

阎宝航活跃在国民党高层，除任国民军委会政治部战地党政设计委员外，他还曾任国民政府中央赈济委员会顾问、重庆市动员委员会设计委员等职。

这段时期，阎宝航在国民党眼皮底下从事党的情报工作5年，却从未暴露。

1941年，大女儿阎明诗从延安归来，对外声称患肺结核回来治疗，实则担任国际情报工作的译电员。多年后，阎明诗丈夫曹酉向阎明复回忆：阎宝航交给阎明诗的情报，都由阎明诗译成密码，用药水写在手帕上，交到秘密电台。

国民党特务的频频骚扰让全家烦扰不堪。1938年起，阎宝航陆续将4个孩子送到延安，这在国民党高层官员中非常罕见。包括何应钦在内的一些国民党右翼人物指称阎宝航是共产党。

此外，重庆卫戍司令刘峙、军统的戴笠、康泽以及中统的徐恩曾都曾找阎宝航“谈心”，却找不到确凿证据，而阎宝航与国民党上层的渊源令这些人不敢轻举妄动。

阎宝航回忆：“有一次周恩来到我家里来，是从后门进来的。这时特务来了，我老伴出去应付，说我不在家。我的态度是对特务敷衍应付，对他们说，只希望生活能对付着过下去，将来能打回老家，抗战到底，表示自己无心政治。因为大特务常来，小特务倒不敢找麻烦。”

阎明光记得，哥哥姐姐从延安的来信常会画上延安宝塔。当时学校里音乐老师的丈夫是特务，他佯装带明光出去划船，在纸上画了宝塔，年幼的明光不知就里，在塔下画了哥哥姐姐。阎宝航得知此事后，立即将明光转学。

多年后，阎明光在重庆档案馆里发现一份国民党时期的文件赫然写着“阎宝航”，其活动被特务详细记录。

“张学良曾跟我和弟弟说：‘你爸爸和我的命都是蒋夫人保的，有人检举你爸爸，蒋夫人说阎宝航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怎么会是坏人呢，你们不能动他！’”阎明光回忆。

“阎宝航的功绩可以同苏联著名情报人员佐尔格相媲美”

长年的情报生涯和工作纪律，使阎宝航对过往绝口不提，对家人同样守口如瓶。包括三大国际战略情报的获得：获取纳粹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拿到日本驻东北关东军的全部机密材料；提前获取日本偷袭珍珠港情报。

直至1962年年初，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给在京的高级干部作形势报告，回应苏联的指责：“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从来都是互相帮助的，而不仅仅是苏联单方面援助了中国，中国也援助了苏联。”

报告中，周恩来提及1941年希特勒进攻苏联前，是我党向苏联提供了德军发动战争的准确情报，斯大林后来还来电感谢。周恩来评价这是“无法估量的援助”。

当时，阎宝航就坐在台下。

总理的话对阎宝航的鼓舞可想而知。会后，他将之前撰写的《担任国际情报工作的经过和成绩》交给总理，当年3月6日，周总理在信上做了亲笔批示，证实了信中叙述的历史事实并充分肯定阎宝航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功绩。

随后，信件被批给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当时阎明复正在中央办公厅做翻译工作，杨尚昆让阎明复看了阎宝航给总理的信和总理批示，据阎明复回忆，那时他才知道父亲的这段历史。

1965年，阎宝航应中组部的约请，写了一份《谈地下党工作的经验》纪要，后组织部门文件存档时定为《阎宝航谈地下党工作的经验》。

在文中，阎宝航叙述了搜集国际情报的起因：“1941年，周恩来同志亲自交代给我国际情报工作任务，并由苏联大使馆武官罗申向我交代了任务范围、具体要求和商定一切技术问题。”

阎宝航俄文代号被称为“巴维尔”。显然，他的特殊身份为从事该工作提供了极大便利。

“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做了种种准备。首先认识到这个工作十分重要，必须千方百计完成，必要时准备牺牲，并且要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纪律。”基于该任务的特殊性，他的身份仅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李克农知道。

阎宝航获知纳粹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的1941年，正是日本积极诱降国民党，同时德国为配合日本拉拢国民党之际。在此背景下，德国向国民党政府透露了准备进攻苏联的消息。

在一个德国武官和国民党要员均参加的小型酒会上，在大家酒酣耳热之际，于右任告知阎宝航，德军将在1941年6月20日前后一周内进攻苏联，阎宝航不动声色，又问孙科，得到证实，随后他借故提前离开，立即发报。

“事实证明不错。德国于是年6月22日开始进攻苏联。我的报告约在一个半月以前。不久，罗申对我说：‘你的情报第一，斯大林同志知道你。’”阎宝航写道。

而拿到日本驻东北关东军的全部机密材料对阎宝航来说更是举重若轻。

对此，阎宝航回忆：“约在1944年夏季，我向军委三厅副厅长钮先铭说：陈诚要我写日本何时进攻苏联的文章，但是没有材料，可否把日本关东军的材料借我用一用。我再三要求，他才答应借给三天。我就这样用‘假公济私’的办法，把材料拿到手。”

罗青长证实，阎宝航获取的该情报“厚厚的两大本”，“无一不备”。中央综合各方面情报后，迅速通报苏联。对日开战后，苏联短短几天内便彻底摧毁了日本这一王牌部队。

此外，1941年下半年，阎宝航从军统密码破译机构得到日军将偷袭珍珠港的情报，中央迅速通报给苏联政府，斯大林又告知罗斯福。遗憾的是，该情报并未得到美国政府和军界的重视。

2005年，已离任的罗高寿接受媒体专访时感慨：“阎宝航的功绩可以同苏联著名的情报人员佐尔格相媲美。我认为，政论家、历史学家对阎宝航写得太少。阎宝航的功绩是俄罗斯人民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1937年入党的阎宝航直至1952年经有关部门批准才公开党籍，长期身份是“民主人士”、“党外人士”。即使在1947年至1949年出任辽北省政府主席期间，他仍遭遇党内文件不能看、党内通报不能听的尴尬。

多年后，阎明复仍能清晰描述秦城监狱的模样：“一幢‘U’字形的三层建筑物，东、西、北侧各有五间囚室，由走廊相连，北侧牢房走廊的两端有铁门与楼内的管理区相通，其中有若干间审讯室和看守人员办公室。”

1967至1975年，阎明复在这里度过了七年半的监牢生涯，而阎宝航也在此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

相比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意气风发，49年后的阎宝航甚为低调。1949到1959年，阎宝航调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兼交际处长。1959年，64岁的阎宝航自感体力难以承受外交部繁重的工作，便辞职到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负责征集整理文史资料。

到“文革”期间被迫停止工作前，经阎宝航主持征集的文史资料近两千件，1500余万字，极具史料价值。未曾料到，一场劫难却突然降临。

当时，“四人帮”及其同伙为达到打倒周恩来的目的，把大批在周恩来领导下长期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东北的老同志打成叛徒、特务、“东北叛党集团”，阎宝航的名字赫然在列，其被捏造的罪名是特务罪。

1967年11月7日晚，刚从政协机关下班回家的阎宝航还未来得及端起饭碗，便被几个穿黄大衣的人架走，目睹这一切，坐在餐桌前的小孙女被吓得哇哇大哭。

这仅仅是开始。

半个月后，长期给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俄语翻译的阎明复被捕。“四人帮”断言阎明复有一部电台转移到父亲那里去了，既然父亲是特务，儿子也必定是。

事实上，所谓“转移”是当时阎宝航家里的收音机坏了，把儿子的收音机借去一用，一件平凡小事被硬生生“移花接木”。

打击接踵而至。

长子阎大新被取消军籍，下放至贺兰山区；次子阎明智被隔离审查，惨死长沙；二女儿阎明英、三女儿阎明光均被下放，阎明光丈夫被关押。

“当时，我母亲不仅承受着父亲和我被捕入狱，大哥、二哥被隔离审查的巨大精神压力和痛苦，在生活上也毫无着落，因父亲被捕，政协冻结了父亲的全部工资，也不给她发生活费，生活非常困难。”阎明复痛苦地回忆。

1971年，高素罹患肺癌去世。去世前不久，高素口述了一封给总理的信：“我始终相信玉衡(阎宝航的字)和明复是无辜的。我患重病到上海后，抢救费用甚巨，小女明光的爱人被关押，工资冻结，无力支付。请总理看在我和玉衡在重庆变卖衣物接济党内同志和抗日乡亲的面上，把我的医药借债费及后事解决。”

贴着4分邮票的这封平信没过多久得到了总理的指示：高素一生不容易，是有功的，准予报销高素的治疗费和安葬费。

阎明光回忆，临终昏迷时母亲还欣慰自语：“回来了，回来了。你们赶快包饺子。”直到离开人世的时候，高素仍坚信丈夫活在人世。

“这样，我们这个在抗战时期，在坚持地下斗争中，帮助过多少陷于困境的共产党员、民主人士、东北难民，而被亲切地称为‘阎家大院’的温暖的革命家庭就瓦解了。”阎明复说。

出狱后的阎明复才得知，自己与父亲一度同监。

阎明复回忆，1968年四五月间，他在狱中偶尔听到熟悉的咳嗽声，很像父亲的声音，可“转念一想，我父亲怎么可能被捕呢。一来，我父亲早已淡出政坛，不是当权派，更不是走资派。二来，他是周总理介绍入党的，在白区一直在总理领导下工作，历史上也没有什么问题”。

儿子的直觉准得惊人，那些深夜的咳喘正是阎宝航最后一丝微弱的生命气息。

阎宝航被平反后，姚艮带着阎明光到秦城监狱查阅档案。在那座犯人名字被简化成数字的监狱中，阎宝航的代号是67100，阎明复代号是67124，中间只隔23人。

在那里，他们没有找到有关父亲冤案的任何文字材料，只找到一张父亲写的字条，上面写着“高素老伴儿，我要回家”。

也是在这次寻访中，阎明光得知，1968年5月，在一次拳打脚踢的深夜提审后，父亲昏迷不醒，被送到当时的监狱医院复兴医院。姚艮陪她找到当时在医院现场的老工人。老工人指着候诊室的长椅说：“抬进来时就放在这里，很久没有人来抢救……”

阎明光听后泪流满面：“这就是我在梦中见到父亲的场景！”

在父亲被抓后的一天夜里，阎明光曾做过一个梦：“梦见父亲穿着灰大衣，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医院的长椅子上，我跪在椅子前痛哭流涕：‘我再也没有爸爸了……’我就这样哭醒了。”

1978年1月5日，阎宝航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胡耀邦致悼词，给予阎宝航一生高度评价。

一个细节至今仍让儿女们心痛不已。在当时殡葬单位出具的说明中，阎明光看到其中一栏赫然写着“不留骨灰”。那是江青的批示：阎宝航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不通知家属、不留骨灰、不留遗物。

“这样就将妈妈的骨灰放在爸爸的骨灰盒里，一起安葬。”阎明光说。

1991年，年逾90高龄的张学良与夫人赵一荻终获自由。当年，阎明光接到张学良老部下、原东北大学校长宁恩承从美国发来的电传，说张学良想见自己和明复。几天后，张学良侄女张闾蘅又打电话再转此意。

在邓颖超等中央领导的安排下，阎明光随吕正操将军赴美为张学良庆贺91岁生日。

“张学良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就问：‘你父亲玉衡是怎么死的？’我一时哽咽……临行前，当时主持对台工作的杨尚昆主席特意在天津接见了我和明复，叮嘱不要过多地提伤心事，所以我也没有多讲。”

后来，张学良得知阎宝航惨死的情形后非常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