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三度出兵朝鲜战争未遂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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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三度要求出兵但均遭美方拒绝。第一次因国务卿艾奇逊的坚决反对，以致杜鲁门迟迟不能决断；第二次因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大多数人员坚持认为，蒋介石的军队逃匿台湾后，缺乏训练和火炮、装甲等重型武器装备，低下的作战能力根本不是中共军队的对手，就是入朝参战也难以根本改变朝鲜的战局；第三次因艾森豪威尔征询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的看法时，他首先表示反对在朝鲜使用蒋军，这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表态正中新任总统的下怀。本文原载于《文史春秋》2000年第6期，作者张明金、毕重峰，原题《蒋介石三度出兵朝鲜战争未遂始末》。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远东军总司令兼“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曾多次建议并邀请蒋介石派兵参加朝鲜战争，蒋介石也先后三次准备派遣其第52军入朝参战。但是，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决策考虑，最终都否决了麦克阿瑟的建议并拒绝了蒋介石出兵朝鲜的要求。在事隔50年后的今天，笔者根据掌握的有关历史资料，愿将这段尘封的历史整理出来，披露给读者。
朝鲜战争爆发后，麦克阿瑟和李承晚面对溃败的战局决定请求台湾国军出兵援战。逃匿台湾的蒋介石感到这是“收复大陆的天赐良机……”
1949年6月底，美军撤出韩国各驻地后，韩国总统李承晚立即派兵接防，将其国防军中的步兵第1师部署在瓮津、开城地区，步兵第7师部署在开城及其以北地区，直接守备三八线前沿阵地，第2师驻大田，第3师驻大丘，第4师驻原州，第5师驻光州，第6师驻墨湖。另又增设首都警卫司令部，担任汉城地区的守备。
1950年1月，李承晚到日本东京同美军远东总司令兼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举行了秘密会谈。1950年6月17日到21日，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又亲赴汉城同李承晚进行秘密会谈，并且还到三八线前沿进行军事视察。杜勒斯前脚刚走，6月24日，以美国国防部长约翰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上将等人为首的军事观察团，又到韩国进行军事访问，当日匆匆离开汉城后抵达东京。
6月25日凌晨4时，就在美国军事观察团离开的的第二天，韩国和朝鲜的双方军队，在三八线上爆发了激烈的武装冲突。同日上午6时，北朝鲜军大兴反击，在飞机、坦克和重炮的掩护下，对瓮津、开城、议山、春川等地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并在江陵以南施行两栖登陆。上午9时，守备瓮津、开城的韩国步兵第1师在遭到歼灭性的打击后，放弃了瓮津和开城，春川也陷入重围。李承晚马上通过台湾驻韩国大使邵毓麟向蒋介石发出紧急求援的密电。
6月25日中午，蒋介石向李承晚驰电声援，并表示将采取有效步骤对韩国进行援助。同时在台北阳明山“总统官邸”召集陈诚、何应钦、周至柔、孙立人、张群、吴国桢、俞大维、王叔铭、桂永清、蒋经国等人，召开紧急军政会议。会上决定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地区从6月26日零时起，全面进入紧急备战状态，实行宵禁，停止三军官兵的休假和外宿，加强台湾海峡和大陆沿海的海空巡逻及战斗准备；加强台湾的防空和民防措施；加强对交通运输和经济活动的管制等。台湾还动员居民普遍构筑防空掩体，安置防空窗帘，设置对空监视警戒岗哨，实行灯火管制，进行防空预习，使本来已经人心惶惶不安的台湾，一下子变得更加恐慌动荡了。当时在台湾的许多有钱的人家，纷纷把他们的资产向外国转移，并举家外迁。一些国军的亲属特别是他们的子女，则寻找种种借口和途径，争相向美国和其他国家远走高飞，寻求避难。
为了限制人口出境和资财外流，蒋介石随即下令规定35岁以内的青年，除因公务或出国就学外一律禁止出境，只有那些年老体弱病残妇幼者方可离台到外国定居；其他人员申请出境者，必须具备可靠保人负责出境人员能如期返台，另外还要交两万元新台币的现金；禁止任何私人的资金外流，外汇控制更紧，审批手续极为严密。接着又公布了戒严法和其他法令。
朝鲜战争爆发的当天晚上，年已70岁麦克阿瑟在东京宴请了前来访问的国防部长约翰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等人后，已经是夜半时分，他感到有些疲劳，便在微微的醉意中很快酣然入睡了。
6月25日清早5点整，他还在朦胧的睡意中，就接到联络官的费尔德上校和汉斯上校的紧急报告：朝鲜半岛爆发战争。随即，麦克阿瑟又接到美军驻韩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布朗将军和美国驻韩国大使穆西奥的战况报告；朝鲜突然发动战争，全面突破三八线。韩国军队狙击不利，伤亡严重。
这时的麦克阿瑟已经睡意全无，立即同正在东京的美国国防部长约翰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上将和联合国军司令部参谋长诺斯塔德中将等人进行紧急磋商。中午和傍晚又陆续得到了朝鲜半岛战况的进一步报告：韩国第1师在瓮津、开城被歼；第7师在春川被围被击溃，江陵失守，朝鲜军队主力指向汉城。
针对这一战况的发展趋势，麦克阿瑟、约翰逊、布莱德雷和诺斯塔德等人晚饭后再次开会分析和研究朝鲜半岛上的战局。会上，麦克阿瑟提出了一份“在亚洲遏制共产党的战略计划”，经约翰逊、布莱德雷等人研究赞同后，交由约翰逊向杜鲁门转达。该计划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四点：
1.立即援助韩国，并建议由台湾调一个军驰援韩国；2、台湾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应以海空军保卫该岛，并给予蒋介石以广泛的军事援助；3、加强菲律宾和印度支娜的军事力量；4、保卫日本的安全。
上述四点意见经约翰逊和布莱德雷同意签字后，麦克阿瑟连夜派出以费尔德为组长的“驻台湾军事联络组”进驻台湾。同时致电蒋介石通报朝鲜战况和向台湾派驻联络组的决定，请求蒋介石在确保台湾安全的前提下派出1个军驰援韩国，并要求蒋介石严密监视大陆中共的动态，对大陆沿海采取积极的行动，以防止中共借机在东南沿海方向对台湾发起突然的进攻。
6月25日中午，蒋介石收到了麦克阿瑟的电报后，立即召集陈诚、俞大维、叶公超、周至柔、孙立人、王叔铭、桂永清、黄镇球、彭孟缉、肖毅肃、俞济时和王世杰等人再次到阳明山“总统官邸”开会，直到深夜。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等人一致认为，出兵朝鲜参战这是反攻大陆的一个天赐良机，到时可以借助美军的力量，由韩国北进大陆，先在东北打开一个缺口，然后再在东南沿海相机发起反攻大陆的作战。因此，蒋介石等人根据麦克阿瑟和李承晚的请求，决定派遣其王牌第52军前往增援韩国，并于当晚分别致电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同意台湾拟派兵驰援韩国的建议。
6月26日中午，美军驻台湾军事联络组在组长费尔备率领下，由东京飞达台北。中华民国国防部厅长赖名汤和刘廉一等人代表蒋介石前往机场迎接，并陪同费尔德到阳明山会见蒋介石。
费尔德向蒋面交了麦克阿瑟的亲笔信件后，便直接切入话题，就台湾出兵朝鲜问题转达了麦克阿瑟等人的意见。
对此，蒋介石先是发表了他的一番阔论：“我早已判定朝鲜将会对韩国发动全面的武装进攻，并断定韩国将难以进行有效的抵抗。现在局势的发展果然不出我所料。我首先考虑的是用什么办法及时地对韩国作最有效的援助，以击破朝鲜军队的进攻。”
随后，蒋介石同费尔德等人从外交到军事、从保卫台湾到援助韩国等各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决定派遣第52军(约3.3万人)立即做好开赴朝鲜战场的准备，并对第52军各级军官的配备、兵员装备的补充和部队的运输等问题作了研究。
当天下午蒋介石遂分别向李承晚、麦克阿瑟复电，表示将派遣台湾最精税的第52军驰援韩国，一经同意，全军即可经空中和海上运赴朝鲜半岛战场投入战斗。同时通过外交程序向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这项建议。
6月27日晨，周至柔、孙立人、肖毅肃、刘玉章、郭永等人继续开会研究向朝鲜半岛出兵的实施方案。当天上午由周至柔、孙立人将具体方案提请蒋介石审核，经其同意并作出决定。当天下午，孙立人在台北陆军总司令部小会议室召集有关人员开会，通报了蒋介石关于派第52军前往参加朝鲜战争的指示，并决定由郭永任军长，原第52军代理参谋长、现任高雄守备区参谋长王楚英任第52军的参谋长，并具体负责做好第52军准备派往韩国参加朝鲜战争的组织准备工作。
蒋介石在台湾岛上秣兵励马，整装备战。但是美国政府却心有余悸，迟迟不肯表态……
此时，王楚英正根据蒋介石发出的紧急备战动员令，在高雄守备区司令部主持全区的治安警备和战备会议，在临近中午时突然接台北陆军总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向华超的电话：“孙总司令请参谋长立刻到台北陆军总部参加重要会议。”
王楚英本想把会议开完再去台北，可是对方没等他把话说完，刻不容缓地说：“高雄的专机已经备好，立刻放下一切活动到台北。”随机便把电话挂了。
王楚英没敢拖延，匆忙地结束了当时正在进行的会议，立即驱车赴屏东机场登上为他准备的专机，于中午抵达台北松山机场，随即坐上接他的专车赶到陆军总部。
王楚英在向华超的陪伴下，在陆军总部见到陆军总司令兼台湾防卫总司令孙立人。此时的孙立人一脸倦意，对这位早已熟悉的部下没有更多的寒喧，便当着向华超的面对王楚英说：“根据总统的命令，第52军即将调赴韩国援战，总统考虑到你是第52军的老人，当过296师的参谋长，又长期代理过第52军的参谋长职务，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所以决定由你担任第52军的参谋长，并具体负责出兵朝鲜的准备工作。现在马上就要开会研究有关战备问题，会后总统和总长(指国民党国防部参谋长周至柔)还要召见你，希望你抓紧时间先考虑出一个大体的行动方案。”王楚英在向华超的陪伴下，来到陆军总部内的“军之友社”，草草地吃了一点午饭后，便急忙赶到陆军总部作战会议室准备参加会议。
这时的陆军总部较以往更加戒备森严，在通往作战会议室的路上，增加了日常并不多见的几组流动哨。
当王楚英和向华超等人赶到会议室时，陆军总司令孙立人和副总司令贾幼慧、陆军总部参谋长赵家骥、台湾北部防守区司令官刘玉章、副司令官李运成、第52军军长郭永、第52军原参谋长杨敬斌都已经在场。稍候，国防部参谋次长侯腾、陆军总部作战署署长陈麓华和陆军副总司令石觉也推门入室。
孙立人看到参加会议的人已经到齐，便宣布开会。
向华超和陈麓华二人拉开了朝鲜战争态势图前的幕布，一幅朝鲜半岛的大挂图上用红蓝两色醒目的箭头标明了朝鲜南北双方的战争态势。孙立人用指示杆在地图上一边指点着，一边向与会的人员说明朝鲜半岛的当前态势：目前朝鲜已投入了9个装备优良、训练有素的步兵师，在苏制新式飞机、坦克和重炮的掩护下，于瓮津、开城地区歼灭了韩国第1师，在春川、江陵击溃了韩国第7师，现正集中3个师猛攻汉城，另以诸兵种联合纵队约两个师的兵力，从汉城、春川之间的杨平附近击溃了韩国第6师，正强渡汉江南下，企图夺取水原，切断汉城的退路；在东线的朝鲜军约3到4个师正向原州围攻，此刻正在柳洞里、长坪里、平昌之线激战中。韩国政府已由汉城向大丘撤退，金浦机场已被朝鲜军炮火封锁，汉城可能被迫放弃。守卫汉城的韩国第3、第5师已陷入重围；韩国的第2军主力正在竹山里、长湖院、忠州、丹阳、莱州之线赶建第二线阵地。看来汉城、原州都将不保，其第二线阵地恐怕也难阻挡朝鲜军的进攻。
孙立人在分析韩国招致这样迅速惨败的原因时指出：一是战前韩国缺乏对战争的准备。战前，韩国只有7个师共约8.5万人，既缺乏坦克和炮兵，更无空军，战争爆发后制空权一直掌握在朝鲜人的手中；而朝鲜军战前已达20余万，三倍于韩国，且装备着苏制新式的坦克和重炮，部队训练有素，官兵政治信念坚强，士气高昂，作战勇敢，不但兵员数量远远超过韩国，而且火力和士气也占绝对优势。二是朝鲜军在作战中善于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利用韩国兵力分散和空隙多的弱点，使用钻隙迂回的方法，各个包围韩国分散孤立的部队，予以各个击破或者就地歼灭。三是朝鲜在韩国的后方，进行着各种游击战，在汉江以南、锦江及洛东江两岸，游击队十分活跃，给韩国的交通通讯和军需补给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和破坏，使韩国军队时时处于前后受敌之中。四是美国的支援很不及时，且很不得力。
在谈到此处时，孙立人对于在韩国已处于全面崩溃的危急关头，美国却只是发表一些空洞的声明，只用海军、空军对韩国进行一种很不得力的支援，仍然不愿意使用在日本的美国地面部队的不正常作法，深为不满。孙立人认为美国杜鲁门政府对待朝鲜战争的行为，完全违背了美国的政治原则和军事传统。他对于美国在朝鲜战场打有限战争和使台湾中立化的政策更为反感。便当着与会所有人员的面，极为不满地指出：朝鲜战争的爆发，是美国政府拿朝鲜人的生命进行政治赌博，是一种最愚蠢的可耻的儿戏，但是我敢断定这绝不是麦克阿瑟和五角大楼(即美国军方)的主张。
接着孙立人讲了救援韩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如果让韩国落入共产党之手，日本和台湾必将进一步受到直接的严重威胁，太平洋也就无法太平了。现在朝鲜战局急转直下，时间非常紧迫，因此，根据美国盟友的要求，我们准备派出第52军参加朝鲜半岛的战争，并迅速完成出发作战的准备。
随后，与会人员就第52军出兵朝鲜战争的具体问题进行研究并作出了12项决定：
1、将全军家属集中安置；2、在中坜设立军的留守处，派定人员，确定任务；3、调查各部队的老弱病残官兵情况，决定将其集中在中坜、杨梅，开办军人农场，以便安顿军中老幼伤残；4、调查各部队急需补充的技术人员和武器、器械装备、弹药、车辆等情况，由军部转报联勤总部和国防部从速拨补；5、收集、上缴各部队不适用的装备；6、由军部参谋部门改订《标准规定》并准备朝鲜战场的军用地图和敌我识别标志；7、由译电部门改编新的军用密码并由国防部颁发，由通信参谋编制新的联络讯号、通信密语、代条和无线电通讯规程并规定波长、频率、呼号及其变换范围；8、配齐各级政工干部，并根据韩国及美军的现行规定的战地政务和战俘管理等方面的制度进行学习，以确定本军的战地政务和战俘管理制度；9、军属各部队的各级军官调动和人员调整问题；10、临时的兵员补充问题；11、到朝鲜战场后的隶属关系、通讯联络、后勤补给、伤兵转送以及兵员补充等问题；12、部队空运、海运中应注意的问题及保护预防措施。
在这次会议上，孙立人还向与会人员介绍了麦克阿瑟对台湾防务的关心及其对台湾的支持，告知说东京已向台湾派来了军事联络组，还派第7舰队和第13航空队协助台湾的空中和海上防务，将有两队喷气战斗机常驻台湾，还将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所有与会人员听到上述的这个消息后，都感到振奋。最后，孙立人传达了蒋介石对朝鲜战争及台湾出兵朝鲜的五点指示，其内容要点如下：
1、杜鲁门即将发表声明(即杜鲁门在6月27日发表的关于对朝鲜半岛战争的政策声明)，严厉地谴责朝鲜的侵略行为，决定援助韩国并由联合国采取行动，同时派出美国第7舰队协防台湾，进入台湾海峡，对此我们表示欢迎和支持。但是，要求我们停止对大陆的军事活动，则碍难照办。
2、基于我们对大韩民国的义务和共同利益的需要，应李承晚总统的请求，决定派遣第52军前往增援。其第13师已由马祖启航回台归还第52军建制。该军应于两日内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并先以一个团集中于松山机场待命出发。
3、适应第52军出国作战的需要，决定对该军主要干部作必要的调整：由第2师师长侯程达、第25师师长李有洪升任副军长，原该军参谋长杨敬斌改任第2师师长，遗第25师师长缺，由该师副师长何志浩升任，另调高雄守备区参谋长王楚英任第52军参谋长，该军军长仍由郭永担任，第13师干部保持原状。
4、第52军到达朝鲜战场后受麦克阿瑟将军直接指挥，并受他派驻韩国的代表的节制，特派侯腾、陈麓华、侯程达、王楚英四人组成“先遣参谋团”，请美军联络组派员陪同，即日飞往釜山，同美、韩双方商定第52军参战的有关各项问题。
5、空军总部应准备空运第52军一个先遣团赴朝鲜战场的运输机及护航机群，并应同朝鲜战场的美国空军进行联络，了解该地着陆场及安全状况。海军总部应速调集运输第52军赴朝所需的船舰，并应组织强有力的护航舰队。为此应与美国第七舰队及韩国有关港口确保联络，密切协作。联勤总部应立即向第52军提供军需物资，要求补给到连。国防部应向第52军补充急需的技术人员和作战官兵、政工干部等。
会上孙立人还指定贾幼慧、刘玉章监督并指导第52军进行准备，逐日向蒋介石和周至柔报告工作进程及发生的问题，并决定请美军联络组派员向第52军营以上干部介绍朝鲜战场上南北双方的态势和战斗概况。
散会后已是傍晚时分，孙立人把王楚英叫到一边，拿出蒋介石的一道手令和他给台湾南部防守区司令官唐守治的亲笔信，让王星夜返回高楚面交唐守治，并请唐守治指派高雄要塞军官守备团少将参谋长周璞接替王的工作，限定王、周二人连夜交接完毕，王楚英必须于6月28日到第52军就职。
当时，王楚英便搭乘空军总部的飞机回到冈山会见唐守治，由他用电话通知周璞连夜赶到高雄守备区司令部与王交接工作，并将孙立人的手令要旨通知高楚守备区司令郑果和副司令刘祥皋。他们二人得知王楚英升任第52军的参谋长，也于当晚来到高雄守备区司令部来探听消息，为王饯行。
28日清晨，王楚英由冈山机场再乘飞机前往新竹，改乘汽车径赴桃园县中场镇第52军报到。
此时，第52军新任副军长侯程达、李有洪因为涉及到部队的交接，还没有到达军部，原军参谋长见新任的参谋长已到，便立即召集军部及直属部队的军官开会，军长郭永当众宣布了主要干部的调动，宣布王楚英接替杨敬斌任军参谋长职务。杨敬斌向王楚英作了一些交代后，即由郭永陪同赶往桃园第2师师部报到。
王楚英上任后，立即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幸好这位新上任的参谋长曾在这个军部先后两次代理过参谋长，对部队的情况还算熟悉。仅用了一天多一点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孙立人在6月27日下午的会议上所布置的各项任务。此时，由马祖调来的第13师也已到达基隆港登陆，军长郭永正在那里指导该师进行出发准备，并指定由第2师派出第6团团长孟宪庭带领该团为先遣团，开赴松山机场集中待命。
在此期间，台湾北部防守区司令官刘玉章，于28日下午在中坜第52军军部召集了营以上军官会议，传达了蒋介石、周至柔、孙立人等人的指示，并请美军联络组长费尔德向参加会议的军官介绍了朝鲜战场情况。
费尔德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在中国战区任过美军的联络员。这次来台湾前是麦克阿瑟司令部的情报参谋兼韩国的军事顾问。因此，这位美国人对朝鲜半岛的情况了如指掌。他用流利的汉语介绍了朝鲜半岛最新的态势和战局；6月28日凌晨，韩国的第2军已从原州突围出来，正在长湖院、忠州、丹阳、荣州一线布防构筑二线阵地；由汉城零星突围到竹山里和乌致院附近的韩国第1军残部，正在收容整编中，并已着手在现地布防。朝鲜已投入战斗的9个师得到了加强，正分三路向韩国的新防线逼近。加之山区朝鲜军游击队异常活跃，韩国军队后方很不安全，通讯补给受阻，伤兵运输困难，仍靠空运和空投。但因朝鲜空军活动频繁，使美国空军活动大受限制，对朝鲜地面部队的战斗尚难实施最有效的战术支援。由于大部分的地面战斗在山区进行，无法得到美军海军的有力支援。
对此，费尔德进一步强调说：韩国目前残存的部队不足5万人，而朝鲜军已有10余万人，兵力超过韩国三倍，火力和士气更占优势，如果没有台湾军队及时增援，又不能从日本调动美国地面部队投入战斗，韩国的下一步局势将是悲观的。因此，我希望第52军前往参战的计划能迅速得到华盛顿的批准。
但是，此时的费尔德已经比较清楚了美国国务院同五角大楼的内幕关系和潜在的冲突，他更清楚麦克阿瑟同杜鲁门、特别是同艾奇逊之间的矛盾，所以他最担心美国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之间意见不一致、行动不协调的矛盾会在对朝鲜战争问题的处理上表现出来。因此，他在这次会议上也颇为感慨地说：朝鲜问题最大的不幸和最严重的灾难，不在于朝鲜军的强大和它猛烈的进攻，而在于我们的政治家不顾军事原则和战争的实际需要，喜欢武断地拒绝战地指挥官提出的恰当可行的计划和建议，并擅自玩弄美国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力，硬性地强迫战地指挥官屈从其明显的有害的政治决策。历史上这种可诅咒的悲剧，曾重现过多次，造成过无穷的祸害，尽管事后都受到了有识之士和公正的人们的谴责与唾弃，却一直无法防止其重演。但愿上帝保佑，这次能不重演了。
费尔德，是美国西点军校和陆军参谋指挥学院毕业高才生，在1943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时期，是援华美军的联络员，曾在昆明的炮兵学校里当过一段时间的教官。当时，王楚英在第54军炮兵营当连长，在这位“洋教头”的手下受过训。后来这位“洋教头”到印度中国驻印军当联络员时，又来到王楚英所在的新6军14师，共同参加了密支那的对日作战。直到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费尔德奉命去了东京麦克阿瑟总部任还必须报官时，他们俩人才在南京分手。这次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费、王俩人得以在台湾见面，可谓是老友重逢，倍感亲切。6月28日晚，王楚英在台北的锦江饭店宴请了他的这位“洋教头”，并请贾幼慧、舒适存、赵家越、侯腾、陈麓华等与他相熟的老友作陪。在酒桌上，这位喝醉了酒的美国情报官竟然颇为自负地说：“在朝鲜战争的问题上，麦克阿瑟也要听我的……”
在此期间，由侯腾率领的“先遣参谋团”，原来定于6月28日或29日飞往釜山，会晤麦克阿瑟总部派任韩国的军事顾问团长兼驻韩国的军事代表布朗将军和韩国国防部长官李范爽等人，进一步商洽第52军到达韩国后的作战任务、通信联络和后勤补给等具体事宜。
但是，由于麦克阿瑟的远东美军总部同美国国务院、特别是同国务卿艾奇逊在动用台湾国民党军队增援韩国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无法协调一致，虽然国防部长约翰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上将和陆军参谋长柯林斯上将都倾向于蒋介石出兵朝鲜的建议，但后来因艾奇逊的坚决反对，以致总统杜鲁门迟迟不能决断。因此，侯腾等人组成的“先遣参谋团”也只好在台湾岛上待命。
蒋介石第一次出兵朝鲜参战的建议在华盛顿受挫，以老自居的麦克阿瑟大为恼火。他在东京怒斥总统杜鲁门“这是怯懦和愚蠢的表现……”
此时，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被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闹得不安起来。6月26日晚，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布莱尔大厦召集约翰逊和布莱德雷等人开会，研究有关朝鲜半岛战争局势。在当晚的会议上，约翰逊代表麦克阿瑟宣读了关于“在亚洲遏制共产党扩张的计划”，并向总统提出批准蒋介石要求派第52军增援韩国的建议。
这是杜鲁门第一次听到关于蒋介石出兵朝鲜建议，特别是约翰逊、布莱德雷和柯林斯从朝鲜战争的实际需要和军事部署考虑，都积极主张总统杜鲁门接受麦克阿瑟的建议。在此情况下，杜鲁门也表示：“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建议，美国应当接受蒋委员长的这番好意，我希望看到有尽可能多的联合国会员积极地参加对朝鲜的行动，并建议联合国发出这样的号召并组织这样的行动。”
但是，迟迟不肯表态的国务卿艾奇逊，在总统表态过后却发表了坚决反对的意见：“当前台湾是最容易受到攻击的地区，对此，麦克阿瑟已经明确指出了这个危险，所以我们才不顾中共的极力反对，决定派第7舰队和第13航空队去保卫那个岛屿，现在怎么反而叫这个岛上的受保护者跑到别处去保护他人呢？况且蒋介石的军队并不比韩国的军队强到哪去。即使是让蒋介石的军队去，也还需要我们给他们换上全套装备。这样做莫不如把这些装备直接送给韩国，其效果更显而易见的。”
国防部长约翰逊当然要站在麦克阿瑟的这一边，他马上进行辨解说：“阁下的意见我不能苟同。台湾只是缺乏海空军，其地面部队的战斗力和阵容在亚洲地区的反共国家中却是最强大的，对此，我们不应该小看我们的这位盟友。况且蒋介石要求派去支援韩国的第52军是台湾最精锐的部队，也是蒋介石在满洲的60万军队中唯一没有被中共打败的一个军。因此，我认为在第7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后，从台湾抽第52军去增援韩国是可取的。”
对此艾奇逊毫不退让：“这恰恰说明了阁下的短视，只是看见了朝鲜半岛的局部利益，而没有从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全球战略格局考虑问题。如果说总统阁下批准了福摩萨(即台湾，以下同)出兵参加朝鲜半岛的战争，将有可能激怒人口众多的中国，引发新的战争。到那时我们美国将会在远离本土的情况下，同时面临两个地区的战争，不仅无助于朝鲜半岛战争的解决，而且极有可能危及福摩萨的安全，岂不正应了中国人的一句老话：逐两兔者难得一兔。”
杜鲁门看到双方相持不下，争论不休，遂宣布暂予搁置，留待下次会议再从长计议。
6月27日，正在韩国战场上视察的麦克阿瑟，目睹了韩国军队一败涂地的惨状，便再次致电杜鲁门，请求批准蒋介石出兵朝鲜的建议。但是，大胆的艾奇逊却将麦克阿瑟的电报擅自扣压，不仅没有及时向杜鲁门报告，反而继续反对蒋介石派兵援助韩国的建议。
6月28日，台湾驻美大使顾维钧和特使胡适，根据蒋介石的指示，请求在白宫会见杜鲁门，进一步游说有关国民党要求出兵朝鲜半岛战争的问题，并面交了蒋介石在6月26日向杜鲁门建议派国民党第52军驰援韩国的电报的副本。
对此，左右为难的杜鲁门面对军界和政界截然相反的两种不同意见，对国民党派来的大使和特使没有明确表态，只是表示他十分欣赏蒋介石的意见，同时答应进一步扩大对台湾的军事援助。
6月29日，麦克阿瑟从朝鲜战场前线视察回到东京后，第三次急电杜鲁门，请求从速采纳蒋介石派第52军驰援韩国的建议。当日，由东京回到华盛顿汇报朝鲜战争局势的空军参谋长范登堡上将也向杜鲁门进言，应当接受麦克阿瑟的请求，批准蒋介石的建议。
在此情况下，6月29日晚，杜鲁门再次召集国务会议研究关于是否批准蒋介石出兵朝鲜的问题。约翰逊、布莱德雷、柯林斯都主张动用蒋介石的第52军，迅速出兵韩国，以遏制朝鲜军队的攻势作战，而不想急于使用在日本的两师美军。他们认为，这样做不但可以争取时间，及时稳定战局，而且可以减少美军的伤亡损失，使有限的美国现役地面部队能够在紧急情况下使用到别的更重要的地方去。
可是，大胆而又固执的艾奇逊和国务院的那帮人却坚决反对。艾奇逊用不容置疑的情绪提醒约翰逊和布莱德雷等人；我提议总统先生和诸位阁下，请你们要注意中共6月28日声明所包含的严重性和在我们盟国中所引起的震动和惊愕(注：6月28日，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针对杜鲁门的6月27日声明所发表的声明)。中共的声明不只是一种威胁，而是他们打算出兵干涉的预兆。如果蒋介石的军队开进朝鲜打击朝鲜共军，毫不怀疑，中共必将加倍地进行还击。那样一来，朝鲜战争马上就会扩大，局势的发展也必然难于控制，其结果不仅美国将要深深地陷进去，而且会把我们的盟友吓跑。再说我们美国如果把扭转朝鲜战争的局势放在蒋介石军队的身上，也将会有损于我们美国在盟国中的地位和形象，这是违背美国的传统和民众意志的愚蠢作法……
此时，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顾维钧，正在白宫的会客室里等待着杜鲁门的再次接见，并想及时听取国会的最后意见，艾奇逊同约翰逊等人在椭圆形会议室里激烈的争论之声竟隐约可闻。
对此，反复无常的杜鲁门，在国务卿与国防部长根本对立的争论中，已经完全没有了个人的主见。其实，他的内心中本来是倾向于蒋介石出兵朝鲜的，但是当他听到了艾奇逊那种带威胁的反对议论时，便害怕蒋介石出兵朝鲜真的会招致中共出兵干涉，因此便屈从了艾奇逊的主张。就此，蒋介石第一次出兵朝鲜战争的建议和麦克阿瑟的先后三次请求，在艾奇逊的坚决阻挠下，被杜鲁门总统最后否决了。
当晚，消息传到日本东京后，使一向以老自居的麦克阿瑟大为不满，立即致电在朝鲜战场上联合国军司令部参谋长斯塔诺德和第10兵团司令官阿尔蒙德等人做好坚持独立作战的思想准备，并用极为不满的语言愤怒地斥责杜鲁门和艾奇逊等人：
……他们没有看到朝鲜半岛的战争局势的重要，不敢动用国民党中国的武装力量，这是怯懦和愚蠢的表现。他们简直是在讨好共产党，屈从共产党的意志，这是很可耻的。杜鲁门总统曾主张在每个地方狠狠地打击共产党，希望看到有尽可能多的联合国会员国积极地参加对朝鲜的行动，现在共产党正在狠狠地打击我们，他却反而限制蒋介石的军队自告奋勇地去打击共产党，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由于艾奇逊作梗，竭力束缚麦克阿瑟的行动，进一步加深了东京和华盛顿之间的裂痕，也扩大了五角大楼同国务院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了国防部长约翰逊于9月20日的愤然辞职，并由此引发了美国国会中一些议员和美国公众猛烈抨击杜鲁门政府并要求撤换艾奇逊以谢国人的轩然大波。
6月30日中午，几乎是蒋介石在接到了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关于拒绝台湾出兵朝鲜战争复电的同时，美国国务院驻麦克阿瑟总部的政治顾问西搏尔德也衔命来到台北，当面解释美国在朝鲜和台湾方面的政策及谢绝台湾派兵驰援韩国的原委。
蒋介石听到上述消息时，气得脸色发青，在阳明山“总统官邸”接见西博尔德时，态度非常冷淡，连一般外交礼节上的应酬话都不肯讲。只是在西博尔德向他转达杜鲁门将扩大对台湾的军事援助的意见时，蒋介石才勉强地表示了谢意。
当晚，蒋介石在阳明山“总统官邸”召集最高国策会议，他当着陈诚、王世杰、俞大维、叶公超、吴国桢、周至柔、孙立人、桂永清、王叔铭、黄镇球、彭孟辑、蒋经国等人的面，仍然盛怒未消地谴责杜鲁门和艾奇逊等人：“华盛顿那帮可恶的东西，显然是患了恐共症和软骨病，完全是在重演当年张伯伦的故伎。在此大战之际，他们不仅不肯动用在日本的美国军队，反而拒绝我们向韩国提供及时而有效的援助，何其愚蠢至此！美国人肯定要为他们这种愚蠢的作法付出代价。既然他们不肯让我们出兵，那就让他们去吃共产党的苦头吧！总有一天美国会从血的教训中醒悟过来的。到那时候，美国人自然会再找上门来的。”
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还痛骂印度总理尼赫鲁和英国首相艾德礼也是共产党的走卒和帮凶，他说：“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起劲地在幕后进行和谈活动，不惜以牺牲我们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和让中共接管台湾为条件换取朝鲜停战。而杜鲁门、艾奇逊对此却甘心受他们的拨弄。美国的现在的作法就已经掺进了尼赫鲁和艾德礼的一些主张，所以才在朝鲜战争中采取了目前这种绥靖政策。美国人这是在作茧自缚，不能不令我非常失望。”
蒋介石尽管非常失望，但是他也无可奈何。既然美国人明确表态不同意台湾出兵朝鲜，他也只好极不情愿的在6月30日晚下令取消第52军赴朝参战的命令。于是，国民党的那个“先遣参谋团”和已在松山机场集中待命已经三天有余的先遣团也受命取消出发，各返原防。次日，第52军各部队也先后收到了暂缓出兵朝鲜半岛的命令，重新恢复正常的军事训练和沿海的国防施工。至此，国民党第一次准备派第52军参加朝鲜战争的计划，成为泡影。
麦克阿瑟发动“圣诞节攻势”惨遭失败，为蒋介石第二次出兵朝鲜创造契机。台北、东京和釜山之间又开始一轮新的勾结……
蒋介石和麦克阿瑟、李承晚串通一气，第一次企图出兵朝鲜参战的计划虽然失败了，但在以后的日子里，李承晚向蒋介石求援的电报仍然不断发来。蒋介石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又以加强台湾的防护为名，开始向美国乞求军事援助。为此，麦克阿瑟为了表示对否决蒋介石出兵朝鲜战争议案的补偿，督促美国政府批准美军向台湾派驻两个中队的喷气式战斗机，又从冲绳岛向台湾运去了数万吨武器装备。7月7日，麦克阿瑟又通过约翰逊、布莱德雷、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和陆军部长佩斯等人，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在朝鲜设立联合国军司令部并任命麦克阿瑟为总司令统一指挥派往部队”的决议。在此基础上，7月12日，美国任命第8军军长瓦尔顿·沃克中将建立了联合国军前线司令部，负责指挥在朝鲜战场上的联合国军。
8月初，美国派往朝鲜战场的地面部队已达7个师，计有：陆战第1师、伞兵第1师、骑兵第1师、步兵第2师、步兵第7师、步兵第24师和步兵第25师。另外还有韩国的3个师、英军的一个旅和土耳其、菲律宾、泰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的地面部队共约15万人。
9月15日，美军陆战第1、第7师在仁川登陆，美军第8军的骑兵第1师等部队同时由釜山发起反攻，于9月26日在水原附近会师，9月28日又夺取了汉城。与此同时，美军第10兵团在阿尔蒙德少将的指挥下，由东海岸元山登陆。
麦克阿瑟指挥美军在仁川的登陆作战，拦腰截断了北朝鲜军，使朝鲜半岛的战争形势开始发生逆转。美国的新闻界也开始支持麦克阿瑟，称仁川登陆作战是其军事生涯中指挥得最为漂亮的一次作战行动。为此，麦克阿瑟又有些飘飘然了，命令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继续向朝鲜推进实施其“在亚洲遏制共产党的战略计划”。
在此情况下，周恩来于10月3日发出了严正警告：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继续北犯，中国将不得不出兵援助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共同打击侵略者。
可是麦克阿瑟却无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公然发表“通牒”，要求“朝鲜立即投降”。随后，麦克阿瑟命令美军第8军沿着朝鲜西海岸线一路北犯，于10月9日侵占了平壤。同时，第10兵团在东线于10月2日越过三八线继续北进，越过清川江和长津湖，直逼中朝两国边境的界河——鸭绿江。
麦克阿瑟在11月28日急电杜鲁门：“我正面临一次全新的战争，使朝鲜战斗局部化的一切希望都不存在了，中国人简直要想把我的部队全部加以消灭。”
麦克阿瑟为了遏制中朝两国军队的进攻，挽回败局，减少美军的伤亡，再次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请求采取下列紧急措施：
1、紧急从台湾空运一个军增援第8军，进而救援在东线被围的第10兵团向兴南突围；2、请求授权他派飞机轰炸中国境内的军事目标，并封锁中国的海岸；3、促使蒋介石在华南、华东地区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以牵制大陆，使其不敢向朝鲜战场增兵。
麦克阿瑟在同时致电杜鲁门的同时，还致电蒋介石告以韩国在战争中的危急情况，请其仍派第52军前往朝鲜战场解第8军之围，并说明他已分别从冲绳和菲律宾派出飞机和船舰装载着补充第52军的武器装备驶向台湾，以接运该军从空中和海上驰赴平壤地区。麦克阿瑟希望第52军从速完成作战准备，一俟杜鲁门总统批准，即可启航赴朝。他还请蒋介石火速派出一个参谋指挥军官代表团，立即飞赴汉城，会晤联合国军司令部参谋长诺斯塔德将军和第8军军长沃克将军，当面商定第52军到朝鲜战场后有关问题。
11月28日上午，蒋介石收到了麦克阿瑟的电报后，不由得喜上心头，略作一番谋划后，当日下午便在阳明山召集紧急军事会议。参加者有周至柔、陈诚、俞大维、叶公超、王世杰、蒋经国、肖毅肃、侯腾、孙立人、王叔铭、桂永清、黄镇球、刘玉章、胡琏、刘安祺、唐守治、陈麓华、郭永、王楚英、杨敬斌、何志浩及美军联络组长费尔德等。
这一天的会议上，蒋介石的情绪特别的好：“我早就说过，美国人必将为他们愚蠢的作法付出代价。今天的处境果然不出我所料，他们付出血的代价以后，才开始变得聪明起来了。现在根据麦克阿瑟的请求，我宣布仍然由第52军驰援韩国，并命令：
1、第52军军长郭永和参谋长王楚英立即返回部队，进行战前动员，限定在24小时内完成出发准备；2、空军加强对大陆的侦察；海军及金门、马祖等外线岛屿的防卫部队要加强战备，随时应付共军的进攻；3、空军、海军均应密切同第7舰队及驻台美国空军的联系；4、全国(指台湾岛)进行战争动员，加强防务和增援前线作战。
蒋介石在下达完上述命令后，单独就第52军的战备问题及将运到台湾的武器装备的接收处理问题等，进行了研究并作出了决定。同时，他又指派侯腾、陈麓华、郭永和王楚英四人重新组织“先遣参谋团”，于11月29日凌晨飞往汉城，同沃克将军等商洽第52军到达朝鲜战场后的作战行动及其他有关事项。
当天中午侯腾等一行十余人在美军上校联络官汉斯陪同下，由台北飞抵汉城的金浦机场。国民党驻韩国陆军武官赵学渊少将及美军第8军副参谋长柯尔准将，亲到机场接待，然后一同乘车到第8军司令部进餐。由于时间的紧张，他们先行在餐桌上就开始一般性的会谈，午饭过后接着又在司令部同柯尔等举行会谈。
柯尔向“先遣参谋团”介绍了前方的战况。柯尔是一个比较务实的美国人，他确实没有隐瞒美国人在朝鲜半岛上所面临的危机。他说：“根据今天中午所获的最新战报，目前联合国军的兵力不足10万人，而中共进入朝鲜的军队目前已达30余万人，投入战斗的已有26个师，另在东北境内靠近朝鲜边境还集结了20多万人的预备兵团，以满洲为基地的中共各式苏制飞机达300余架，对美国的空军和地面部队造成了严重威胁，朝鲜军队的残部已退入满洲进行整补。27日晚东线第10兵团兵分三路到达清津附近的镜城、白岩和惠山、丰西、长津江附近，即遭到埋伏在那里的中共军队的猛烈狙击，陷入重围，现正沿东海岸及摩天岭东西麓向咸兴和兴南突围，进展速度甚慢。第8军于28日清晨，分别在狠林山西麓的江界、朔州和盐州等地遭到中共军队的强有力的抵抗和反击，先后被围，经过艰苦的突围战斗后，部队伤亡损失较大，现已退守清川江一线，战斗还在激烈进行中。整个战局对‘联合国军’不利，急待‘友军’前来增援。
侯腾等人向柯尔介绍了第52军的编制、装备、人员情况，部队素质和战斗经历等，随即就下列问题进行研究并达成协议：
1、第52军的作战地区在清川江以北，应以一个师空运平壤集中，其余部队海运可在南浦、海州、仁川登陆；2、第52军抵朝后归联合国军司令部指挥，由美方派出联络军官进驻团以上指挥机关，由中方派参谋军官5人参加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工作；3、第52军抵朝后的补给由美方负责，按常规办理；4、第52军的作战行动以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命令行之，其内部统率管理、指挥调度、部队编组、人事调动、官兵奖惩由该军长按台湾的规章自行处置，非因作战需要的行动，联合国军司令部不加干预；5、第52军所需译员自行配备，享受联合国军作战人员待遇。
柯尔和侯腾等人商定的这五条协议，当即得到了联合国军参谋长诺斯塔德中将的同意。随后，他又亲自同“先遣参谋团”的四名主要成员就第52军出兵朝鲜一些具体问题交换了意见。沃克此时正在平壤指挥作战，他同诺斯塔德通过电话后，仍希望同“先遣参谋团”面谈一次。
当晚9时，“先遣参谋团”在柯尔的陪同下，由釜山乘飞机到达平壤，在联合国军司令部前线指挥所里见到了沃克。沃克是一个比较注重礼节的人，他一声友好的问候，使“先遣参谋团”看出这是一个在急切盼望国民党军队出兵朝鲜的人。
沃克在他的指挥所里很仔细地询问了第52军各方面的情况后，用极其简洁语言结束了会谈：“你们到朝鲜时，空运和海运着陆地点暂不决定，临时以电报联络，其他的情况按照你们的部署办。”
这时已是11月30日的凌晨一点了，来去匆匆的“先遣参谋团”又立刻乘原机回到汉城，并将随团的工作人员陆军总部三署上校组长郭民先和第52军少校参谋张致样留在汉城担任联络，嘱咐他们利用大使馆电台同台湾通报，随后，便立即又飞返台北。
当天的上午，蒋介石在他的阳明山官邸听取了汇报，陈诚、周至柔等人均参加。侯腾、郭永分别进行了汇报，王楚英和陈麓华随时补充，并递交了“先遣参谋团”同沃克等签署的会谈纪要。
蒋介石在听取汇报中，还详细询问了中共参战部队的番号、有无原国民党投共的军队、现有多少共军战俘、东北境内的兵力情况、美军的现状、韩国二线兵团情况、美方是否同意对第52军保持团、师级整建使用等等问题，侯腾等人都作了详细的汇报。
散会前，周至柔拿着一封电报向蒋介石报告：“报告总统，现在已有7艘运输舰、3艘货船开进基隆港，另有30架C-47型运输机已在新竹和松山着陆。第52军现在是否可以移师出发。”
蒋介石闻讯后面露微笑，当即决定：
1、第2师随郭永、王楚英及军指挥所一道空运赴平壤，其余由程、李副军长率领到基隆准备上船；2、由联勤负责接收武器装备并及时向第52军换发，该军交回的装备必须擦拭干净，重新保养，妥为存放；3、驻联合国军的参谋军官应包括海空军各一人，由孙总司令选派，即日前往；4、第52军所需政工干部和技术军官速予配齐。
12月1日，第52军各部队在军长郭永和的带领下，开赴规定地点集结，换发由美军从日本运来的新装备，参谋长王楚英率军指挥所前往新竹机场待命。
这次麦克阿瑟也是为了蒋介石能够出兵下了大本线，从日本运来的装备有各种车辆200余辆，各种口径的火炮约千门，各种枪械器材工具约两万余吨，足可装备两个军。第52军经过这样一换，装备是彻底美式化了，跃居于台湾各军之首。但是，从12月1日到6日，第52军虽然日夜处于整装待发之中，却迟迟得不到美国方面“恩准”出发的命令。
原来，这期间在美国方面又为台湾是否出兵韩国一事闹起新的矛盾。
11月28日上午，当麦克阿瑟急电杜鲁门，要求在空运台湾的第52军驰援韩国消息再次传出后，当日下午，杜鲁门立即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商讨挽回朝鲜半岛败局的问题。
在这次的国务会议上，国务卿艾奇逊率先发言表态：我的意见依然没变。现在国内虽然已经无兵可派，但也不能同意蒋介石的军队入朝参战，其理由不再多叙，并建议总统先生，指令麦克阿瑟在朝鲜半岛先稳住战局，在军事上守住一条可以守得住的防线，以待美国通过联合国进一步谴责中国，在政治上对中国施加压力。
这次本来倾向于蒋介石出兵的杜鲁门，又在艾奇逊的提案前妥协了。另外，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和陆军参谋长柯林斯这时也害怕在此败战的局势下，再动用蒋介石的军队会由此引起苏联出兵和中共增加兵力，便开始站在了艾奇逊的一边，反对国军出兵朝鲜。因此，麦克阿瑟的这次提议又被否决了。
11月29日，杜鲁门复电麦克阿瑟再次拒绝其建议。同时，面对朝鲜半岛的不利局势，美国国内的决策者及其盟国对麦克阿瑟能否顶住中朝联合部队的进攻已经表示怀疑。为此，杜鲁门指示麦克阿瑟说，美国及其盟国不希望再扩大朝鲜半岛的战争，决定进行和谈，必要时还可以作出撤出朝鲜半岛的打算。
但是固执的麦克阿瑟接到杜鲁门总统的复电后，并不买账。立即回电再次提出蒋介石的第52军入朝参战的理由：
台湾的军队是潜在的训练有素的部队，是当前能够尽早投入作战的增援部队的唯一来源，来自福摩萨岛的部队可以在约14天内在朝鲜登陆。如有必要，我们无意还可以得到比原先建议更多得部队。
同日，台湾驻美国大使顾维钧根据蒋介石和麦克阿瑟的旨意，拜访了美国助理国务卿拉斯克，并向美国的新闻界宣布：“中华民国为朝鲜战争向联合国提供3.3万军队的建议仍然有效。”
在此情况下，12月1日，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在五角大楼再次召开联合会议，研讨是否起用蒋介石的军队入朝参战的问题。会议大多数人员仍坚持认为，蒋介石的军队逃匿台湾后，缺乏训练和火炮、装甲等重型武器装备，低下的作战能力根本不是中共军队的对手，就是入朝参战也难以根本改变朝鲜的战局。因此，在目前的局势下同意蒋介石的部队参战，无论从美国战略和战术的角度看都不是明智的选择。特别是在当前美国部队已经准备撤离朝鲜的情况下，把有限的海空运载工具用于台湾的军队显然是不恰当的。经过再三权衡利弊，杜鲁门总统最终还是否决了麦克阿瑟关于力主使用蒋介石的军队增援韩国的建议。
麦克阿瑟对他的几次建议都得不到批准心中极为不满，一气之下，又于12月3日再次给杜鲁门发去一份措词激烈的电报，强烈要求：“授权本战区司令直接与福摩萨中国政府当局谈判，把可供调遣的和合乎需要的中国军队向北调动并编入联合国军司令部，以增强我们在朝鲜的阵地。”麦克阿瑟还进一步申述了朝鲜局势的严重性，指出如不采纳他的建议，后果不堪设想。但是，这时杜鲁门总统为不听话的麦克阿瑟彻底惹恼了，不仅不为麦克阿瑟的威胁所动，而且下决心要除掉麦克阿瑟，遂于12月6日再次拒绝麦克阿瑟提出第52军驰援韩国的行动，并给麦克阿瑟下了一道严厉的命令：
禁止采取任何未经许可的行动，并用现有的兵力保住阵地并尽力保存实力；禁止发表任何未经国务院批准的政策性声明……
蒋介石第二次企图出兵朝鲜战争的计划再次失败了，麦克阿瑟也在蒋介石的面前再次丢尽了面子，他们的心情都非常沮丧。但是，不甘心就此罢休的麦克阿瑟又从加强台湾的防务和维护美国在无宽敞地区的战略格局出发，向美国国防部建议将驻台联络组升格为“美国协防台湾军事顾问团”，并保举骑1师少将师长蔡斯任团长，进一步扩大和加强对台湾的军事援助，并把韩国的兵力扩充到30万人，再编25个师。出于稳定朝鲜战场局势的需要，麦克阿瑟的这项建议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和陆军总参谋柯林斯等人的赞同下，很快便被杜鲁门批准了。但是，孤傲不驯的麦克阿瑟在他戎马一生的仕途上却很快就走到了尽头。
心灰意冷的蒋介石听信了克拉克的大话，开始第三次出兵朝鲜的准备。但是在美国全球战略的棋盘上，最终还是一步没有走出去……
1950年12月下旬至1951年2月中旬，侵朝美军经过志愿军第二次战役打击后，根据美国国会提出的“在军事上守住一条可以守得住的防线”，溃退至三八线以南地区勉强组织起一条防线。此时，美军由于“圣诞节”攻势作战的失败和缺少援兵，内部充满失败情绪，对战争前景极度悲观。
这时，美国国内的决策者对朝鲜半岛上爆发的战争已经不再抱有胜利的希望，他们认为，从战略的观点出发，日本列岛的安全比朝鲜半岛更为重要。因此，决定美第8集团军所指挥的30余万部队，一旦朝鲜半岛战况再度危机时，应迅速带上装备撤出朝鲜，全力保卫日本。根据这一战略构想，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2月29日电示麦克阿瑟：第8集团军目前应尽力抵抗中共部队的进攻，如果中共集结大量兵力显然有将第8集团军赶出朝鲜的能力时，我们将指示你开始向日本撤退。
麦克阿瑟认为这种结果将意味着美国在亚洲的失败，一旦真的出现这种局面，将会有损美国在联合国中所拥的领导地位，并将由此导致遏制共产党政策的大失败。因此，麦克阿瑟这个反共的“斗士”，为了挽救朝鲜战场的败局，再次提出国民党军增援朝鲜问题。
12月30日，他从日本的东京再次致电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张美国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对中国采取报复措施。其中包括封锁中国海岸和从台湾国民党部队取得增援，进一步加强美军在朝鲜的力量。随后，麦克阿瑟私下邀请国民党“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何应钦到东京会谈，继续策划利用国军入朝作战，增援美军以及稳住朝鲜半岛的战争态势等问题。
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月9日给予麦克阿瑟如下答复：
报复性措施已作了慎重考虑并将继续予以考虑，采取这些措施必须考虑多种利害关系，但无论如何不能同意从国民党在福摩萨的守卫部队中取得增援朝鲜的兵力，这是由于考虑到他们不可能对朝鲜的结果起决定性的作用，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倒很可能有较大的用处。目前应首先坚守现有阵地并重创中共军队。
远在日本东京的麦克阿瑟接到这个答复后，对着身边的人员气恼地说：“这就是五角大楼的阁员们费尽心机做出的杰作，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却是毫无意义的。”
尽管麦克阿瑟对大洋彼岸的五角大楼充满鄙视，但是对于他们的指示还是不能不去执行。1月下旬，美军开始实施全面的反击。志愿军和朝鲜人民以运动防御节节抗击美军的猛烈进攻，予其大量杀伤且有计划地向“三八”线撤退。在这中形势下，麦克阿瑟似乎又重新恢复了往日虎将雄风，再次提起允许蒋介石的军队入朝参战的话题。2月11日，他拟定一个彻底消灭志愿军的作战计划中提出：
如果我获准使用国民党军队，那么由于他们的增援，同时美国的增援部队也即将来到，我将在朝鲜北端东西两岸同时进行两栖登陆和空降登陆，从而扣紧一张巨大的罗网，这样中国人不久就会挨饿，否则投降。没有粮食和弹药，他们就会变得毫无办法了。这种景象有点像仁川，但规模要大得多……轰炸中国东北，封锁中国海岸，调动台湾的第52军增强在朝鲜战场的联合国军，以便从朝鲜战场抽出美军来保卫日本……
但是以艾奇逊为首的华盛顿的决策者们认为，既然在前期战局恶化的形势下都没有起用蒋介石的军队，现在战局已有好转的情况下就更无此必要。因而坚持拒绝麦克阿瑟的这一要求。
麦克阿瑟这份振振有词的电报依然遭到了华府的断然拒绝。麦克阿瑟对此彻底失望了，也彻底恼怒了，他知道自己已经到了古稀之年，朝鲜半岛的战争将是他军事生涯的最后一战。当然不想以朝鲜半岛战争的失败来结束他“最勇敢无畏”戎马生涯。因此，麦克阿瑟开始表现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样子，不仅对杜鲁门关于“禁止采取任何未经许可的行动，并用现有的兵力保住阵地并尽力保存实力；禁止发表任何未经国务院批准的政策性声明”的命令置若罔闻，反而分别向美国的著名民主人士马丁、惠里等申述他与杜鲁门、艾奇逊在朝鲜、台湾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并进而多次公开发表声明，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攻击杜鲁门的政策，特别是先后发表3月20日给马丁的信和3月24日的声明，使杜鲁门极为恼怒，于是在4月9日以发表总统广播讲话的形式，出其不意又干净利落地罢免了麦克阿瑟的职务。并下令将麦克阿瑟撤职，由麦克阿瑟的学生、陆军参谋长助理李奇微接替遗职。
麦克阿瑟被解职的消息公布时，一时高傲的麦克阿瑟虽然感到“这是长达52年军旅生涯中一个无比的打击”，但是这个出生于在阿肯色州军营里的西点军校的著名才子，在他的辞职演讲中仍然高傲地说：“老兵永远不死，只是慢慢凋零。我现在结束我的老兵生涯，开始在军旅中消逝。但这是一名在上帝指引下尽职尽责的老兵。谢谢你们，再见。”
麦克阿瑟高傲地下台了，但是蒋介石却远没有麦克阿瑟那样潇洒，他认为杜鲁门“不仅出卖了麦克阿瑟，也出卖了中华民国的利益。”那种懊恼、沮丧、愤怒、痛恨交织的心情，无以言表。
但是，到了1952年4月，随着美军远东总司令兼“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调往欧洲，遗职改由美军陆军野战部队司令克拉克的继任，又刮出一阵“调第52军去朝鲜战场替换美军”的风声。于是，第三次从台湾调国民党第52军开赴朝鲜战场作战的计划又在东京、台北、华盛顿之间热烈地议论起来了。
原来在5月中旬，克拉克由意大利调到东京后，发现远东地区处在苏联和中国两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威逼之下，日本的防务极其空虚，除国内自卫队的7.5万名警察外，竟无一管美国的地面部队，他感到非常吃惊，于是，这位新上任的“联合国军”总司令便老话重提，再次向五角大楼和华盛顿提出要蒋介石提供2个师的部队入朝接替美军的防务，以便从朝鲜战场抽出3个师的美军去防守日本。同时，他还陈述理由，认为在中朝军队力量强大，美军在后继兵员不足的情况下，美国很难实现“光荣停战”的目标。美国为了维护在远东的战略格局和有利态势，应该政治军事双管齐下，以军事实力实现谈判的目标。为此，他坚决主张进一步扩充韩国的军队。
踌躇满志的克拉克满以为这项建议能获得通过，遂同时电告蒋介石并说出大话：“这一次总统和五角大楼对我的建议非常重视，望早日做好出兵朝鲜的一切准备。”
但是，此时的蒋介石心里清楚只要杜鲁门还在白宫、艾奇逊还当国务卿，从台湾派军队去韩国的事就难以实现。不过，蒋介石为了配合克拉克的行动，还是叫孙立人通知第52军的参谋长王楚英进行准备。同样，第52军的官兵这次也远没有前两次那样认真，特别是作为负责这项工作的军参谋长王楚英此时已经暗中做好了起义回大陆的准备工作(1954年3月由香港潜回大陆起义)，此刻只是打起精神，假做认真地操持有关的准备工作。蒋介石对此次能否出兵朝鲜心中本来也不抱有什么希望，因此，他自从下达了一个命令之后，便再也没有真正关心过这件事。
但是，这时的五角大楼和华盛顿出于对全球战略格局的考虑，却是真的认真起来，杜鲁门多次召集阁员门对克拉克的建议进行了近一个月的全面研究。此时，由于朝鲜半岛的战局已经基本稳定下来，韩国总统李承晚首先提出异议，他要求美国在此情况下与其让蒋介石出兵朝鲜，莫不如进一步加强和充分利用韩国的力量，并反对无视韩国的利益使用台湾的军队。同时，驻台湾军事顾问团团长蔡斯也极力反对台湾出兵朝鲜。他认为：在台湾政局不稳的情况下，国民党的军队应该以加强和巩固本岛的利益为主。如果在这种状况下将其精税送往朝鲜半岛，不仅这些部队有被中共部队消灭的危险，而且对台湾本岛的防务也会带来不测。
对此，五角大楼进一步研究认为，国军出兵朝鲜，虽然可以减轻美军负担，但是这一目的通过增强韩国军队同样可以到达。另外，在目前朝鲜半岛战局已经趋于平稳的状态下，没有必要也没有足够的事实说明派遣国民党军入朝就会使朝鲜战局再发生什么重大变化。与此同时，艾奇逊仍然以强硬派的立场坚决反对蒋介石出兵朝鲜，并顶住了来自克拉克方面的建议。这次本来是同意蒋介石出兵朝鲜的杜鲁门出于无奈，只在拖延了一个多月后通知克拉克，取消第52军援朝计划。
在蒋介石面前已经说出大话的克拉克，在这种情况下也只好“深怀歉意”致电蒋介石，请其撤销第52军支援韩国的安排。
对此，蒋介石已经知道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所以他对这次准备出兵受挫，心中似乎没有感到有什么意外。但是他在回复克拉克的电文中还是“深为遗憾”，并再次表示“中华民国将一如既往，随时准备接受来自盟国的任何有效建议”。
蒋介石虽然对出兵朝鲜已经不再报有任何希望，但是他把客气话留下了。不过，说了大话的克拉克对蒋介石的“客气话”却是当真的，他总是想在蒋介石的面前再找一个适当的机会，把他的大话圆回来。
这一天，机会终于又来了。
1952年11月5日，杜鲁门下台后，艾森豪威尔当选为美国第34届总统。他在正式就职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在12月2日至5日秘密视察了朝鲜战场，旨在兑现竞选总统时的允诺，并力求在新政府和五角大楼达成共识，早日全面结束朝鲜战争。因此，艾森豪威尔在飞往朝鲜之前，认真听取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关于前方战局情况的汇报。布莱德雷着重汇报了克拉克新制定的“B-52号作战计划”，并具体介绍了该计划企图通过对中国大陆实施海上封锁和空中轰炸，并在朝鲜半岛实施严厉的军事打击迫使中共军队屈服，让第8集团军推进到朝鲜平壤至元山一线的蜂腰部。为完成这一地面作战，至少需要增加8个师的兵力。因此，克拉克仍打算使用国军来弥补兵力不足。而参谋长联席会议感到“克拉克的这一计划仍然有麦克阿瑟的味道，并不表示欣赏”。所以，当艾森豪威尔征询布莱德雷的看法时，这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首先表示反对在朝鲜使用国军。
这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表态正中新任总统的下怀。艾森豪威尔听后当即也明确表态：“新政府希望早日结束朝鲜战争，反对战争的进一步扩大化。因此，理所当然也反对蒋介石的军队介入朝鲜战争。”
当这个消息传到东京后，聪明的克拉克鉴于前车之辙，不再像麦克阿瑟那样傲不驯，他心里权衡了一下，觉得虽然在蒋介石的面前说了几句大话，丢了一点面子，但总比在总统面前跌一个大跟头强。因此，当新总统到朝鲜前线视察时，知趣的克拉克不再提起让蒋介石的军队入朝参战的事情了。
至此，蒋介石三次企图出兵朝鲜战争的预谋才算彻底破灭了。
在朝鲜战争中，特别是美军在军事惨败的紧要关头，美国政府多次否决麦克阿瑟等人建议蒋介石出兵朝鲜战争的建议，并三次拒绝蒋介石出兵朝鲜参战的请求，似乎让外人感到有些费解。其实，只要透过现象去探究美国政府决策的深层原因，就不难发现美国政府这是从美国的全球战略来考虑的。美国政府认为，如果允许国民党军入朝参战，虽然在朝鲜半岛的局部战场上可以暂缓一个军事上的危机，但对于美国的全球战略格局至少将在三个主要方面产生严重不利的影响。
一是国军出兵朝鲜很可能引发美国与中国的全面战争，减少美国可调往欧洲的军事力量，甚至造成美苏在亚洲直接对抗。
当时的美国，还没有足够的力量进行一场世界大战，也无力同时进行两场局部战争。因此杜鲁门从一开始侵朝即力避由此引发的全面战争。而蒋介石在逃往台湾后既无力重返大陆，认为朝鲜战争爆发后，国军可以入朝参战为名，再借助美军从朝鲜进入东北。
同样，麦克阿瑟多次邀蒋参战的动机也不符合美国政府的全球战略。麦克阿瑟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主张欧亚并重的全球战略。在他看来美国如果在亚洲败给共产主义，则欧洲必然沦亡。因此必须赢得朝鲜战争的彻底胜利。因此，他在局部战争无法取胜的情况下，全然不顾战争进一步升级的可能，多次坚持提出使用国军等一系列报复性建议，与美国政府的立场发生严重冲突。
美国政府从全球战略上考虑，不愿把过多的美军陷入朝鲜半岛这一次要战场，并力争尽快结束朝鲜战争，撤出军事力量帮助北约加强实力。因此，布莱德雷对麦克阿瑟引蒋入朝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的主张做了这样的结论：“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这一战略将使我们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对手打一场错误的战争。”
二是国军出兵朝鲜必然造成美国与盟国的分裂，甚至导致西方军事联盟的解体。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鉴于亚洲力量有限和欺骗世界舆论的需要，极力拖住联合国会员国中的主要盟友，组织“联合国军”共同侵朝。美国西方和东方的盟国虽然一致同意武装干涉朝鲜，但大都不愿把中国与台湾问题扯在一起。他们普遍认为如果蒋介石出兵参加朝鲜半岛的战争，必然招致中共的全面介入和爆发更大的战争。因此，在1950年7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致电艾奇逊：英国可以支持美国在朝鲜问题的立场，但贵国总统6月27日的声明却扯上了台湾，英国和多数亚洲国家不愿因台湾而和大陆闹翻。
三是国军出兵朝鲜有可能导致台湾陷落，危及美国西太平洋的防御体系。
美国奉行的全球战略重点是欧洲，而在亚洲风向主要是采取战略防御态势。1949年夏季，解放军第3野战军投入解放台湾的战役准备。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除非美国军事介入，否则台湾陷落是不可避免的。但直接军事卷入不符合美国利益，明智的做法是通过经济和外交途径尽力防止台湾陷落。”为此，1950年1月12日，艾奇逊在国会发表演讲时宣称：美国必须全力保卫西太平洋半月形安全防线。该防线北起阿留申岛，经日本、琉球、南至菲律宾。但在这一次的演讲中，台湾并没有被美国人划入他们的西太平洋防线。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在事实上开始把台湾纳入西太平洋防线。1951年1月4日，国务院顾问杜勒斯就“太平洋公约草案”发表意见时明确指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防务范围应该是日本—琉球—福摩萨—菲律宾—澳大利亚这样一条近海岛屿链。由此，台湾被列入防御链上重要的环节。麦克阿瑟则提出了台湾在战时将是美国“不沉的航空母舰”的观点。布莱德雷则强调：台湾陷落将迫使美军从菲律宾至冲绳的空中、海上交通线绕道，并使敌人获得潜艇和飞机基地。
美国政府基于上述的战略分析和根本利益所在，当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保证西太平洋防线的全局利益，更加看重台湾的安危，不想为了朝鲜半岛的局部利益而导致台湾这艘“航空母舰”的陷落。因此，在美国全球战略的棋盘上，蒋介石出兵参加朝鲜战争一直没有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