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哲：我所知道的陈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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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的书本知识确实丰富，需要时，信手拈来。这些本来是优点，然而他却将其当成投机的资本，在风云变幻的“文革”中得到了充分的表演。本文原载于《文史精华》2002年第8期，作者师哲，原题《我所知道的陈伯达》。

文革中陈伯达陪同江青到外地视察

初识陈伯达

我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的第二天见到了毛泽东，之后，毛泽东请从苏联回来的同志吃饭，算是“接风洗尘”吧。毛泽东、陈云、张鼎丞陪周恩来、任弼时一桌；柯庆施和陈伯达陪我。我就是在这时认识了他们并逐渐接近和了解的。

当时，柯庆施任统战部副部长，陈伯达在柯手下工作。柯庆施前前后后讲到的陈伯达的情况是这样：

30年代初，柯庆施在天津做地下工作时，是负责统战工作。1931年陈伯达从苏联回国以后，也到了天津，但找不到党的关系，幸而遇到他在苏联留学时相识的柯庆施，总算接上了关系。但柯对陈伯达的工作却很难安排，因为他说一口福建惠安的方言，一般人听不懂。他的个性又古怪，很难同别人合得来。于是柯庆施便把他留在自己身边工作。柯庆施曾派陈伯达到吉鸿昌那里执行过任务。吉鸿昌祖籍是陕西韩城，和我同乡，吉曾回到韩城祭祖归宗，在群众中颇有影响。吉的公开身份是抗日将领，实际是我党的秘密党员，京津地区党的地下工作，在经济上靠吉鸿昌支援，柯庆施则帮助吉做统战工作。

关于陈伯达被捕的经过，柯庆施是这样说的：陈伯达在北京被国民党的宪兵三团(此为当时对付共产党最凶恶的组织)抓住，但发现他有病，经检查，确诊为“老鼠疮”。宪兵三团一方面怕被传染；另一方面认为患了“老鼠疮”反正活不长，就把他释放了。随即陈就离开京津，往西北而来。

陈伯达到达延安时，柯庆施已先于他回到了延安，并担任了统战部副部长。陈伯达是柯的“老部下”，所以仍到柯那里工作。

统战部位于杨家岭后沟，出出进进总有机会遇到毛泽东，毛有时不免要问问这是何人，那是何人，说上几句话。陈伯达不放过一切同毛泽东说话的机会，并且向毛泽东哭着鼻子诉说他的委屈，说他1926年至1928年在莫斯科受王明的“排挤打击”。这种话，毛泽东是爱听的——受王明排挤打击的人越多越好！认为又多了一个活教材。至于毛泽东是否相信，则另当别论。反正从此毛对陈重视起来。毛还很快了解到：此人没有什么本事，不过笔杆子还可以，就把他安排在自己身边，发挥其长处。

陈伯达在莫斯科的全过程，就是在中山大学学习。他所说的受到王明的“排挤打击”究竟怎样呢？据和他同期在中山大学的同志说：陈伯达在中山大学和谁都不来往。和苏联人之间固然因为语言不通不便交往，和中国人之间呢，因为他那福建惠安的方言，也很难交往。他个性孤僻，还自视清高，看不起人。所以在平时，他除了读书，别无所好。日常生活中，他是只顾自己，从不关心他人。于是他在中山大学实际上是“孤家寡人”，除了读书，无所事事。在苏联几年，仍听不懂俄语。所以有些文章说在毛泽东访苏期间，陈伯达从苏方人口中听到了什么，那是绝对不可能的，陈绝对听不懂。那么他在中山大学是怎样学习马列呢？他读的是中文书。就是这样。上述情况，陈伯达对毛泽东也不讳言，所以毛泽东当然知道他是怎样的“受排挤”、“受打击”了。毛泽东有时一面笑一面说：“伯达同志就是受打击、排挤的。”其意是肯定还是怀疑，令人难以琢磨。

对陈伯达的使用

毛泽东既要拉住陈伯达，还要使用他的长处，是费了一番心思的。先是让他到马列学院去上课，他的话学员听不懂；开会时本来讨论很热烈，他一发言，会场就涣散了。实在很难找到适合他的工作。

任弼时对陈伯达的品德是有看法的，对他不感兴趣。但因毛泽东要用陈，又无法安置，任弼时在担任中央书记处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时，只好自己来管。于是在中央办公厅下面成立了一个政治研究室，约20人，让陈伯达任研究室主任。有时毛泽东出题目，让他写文章。《评<中国之命运>》和《人民公敌蒋介石》就是这样产生的。

陈伯达是个非常小气、非常自私的人。担任了政治研究室的主任，他既不领导研究室的工作，又不关心研究室的人员，他只顾自己写文章，还利用研究室的同志替他搜集资料，甚至把他们写的初稿拿了去自己用，用后又扔掉，写成文章却是他一个人的。这就引起研究室的同志不满，闹“不团结”。陈伯达曾说他“擅长行政工作”，这就是他的“擅长’。任弼时和我都下过很大的功夫给他们调解，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无法改变他把别人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的这一嗜好。所以那些同志给陈伯达起了个“臭虫”的别称。

延安“抢救运动”中被打成“王实味反党集团”成员的著名的成全、王里、宗铮、潘芳4人都是政治研究室的成员，他们是王实味的好朋友，都是很有才华的人，但在陈伯达手下施展不开自己的才能，憋了满肚子的气是可想而知的。整风开始后，成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建议不仅要整“三风”还要整“人风”，其中对陈伯达提了一大堆意见；也有人给任弼时写信，也是反映对陈伯达的意见(这些信我都看过)。但这些信没有得到答复，被压下来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把本来是对陈伯达的意见，变成了对党的不满，于是事情就闹大了。在康生的一手策划下，王实味被打成了“反革命”，再把成全、王里、宗铮、潘芳4人打成王实味的“集团”，进一步把研究室的其他人都挂上。这些人被整得很惨，只有陈伯达，没有触动一根毫毛。

整风后期，大多数被整的同志得到了甄别平反。政治研究室的同志得到平反后，都以各种理由要求调到前方，政治研究室也就不复存在了。整风以后，我被调到社会部第一室(情报室)任主任，住在枣园。毛泽东住在枣园前部的围墙内，社会部部长康生住在枣园后沟。我往在枣园围墙外，就近围墙有一小门可以通行，这样我离毛泽东比离康生更近，为的是毛泽东找我方便些。我的近旁是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

这时陈伯达也到了枣园。先是住在枣园围墙内，毛泽东不让他在那里住，他又搬到围墙外，但我们这里没有他的伙食，他吃饭得到围墙里面的中央办公厅灶上去打饭，很不方便。这样对付了几个月，他搬走了。我在社会部办了个“书报简讯社”。那时，边区要订外面的报刊是很困难的，但在我们那里，通过各种渠道，竟集中了国统区、敌占区和国外的许多报刊。这些报刊除社会部本身使用外，还供总参谋部和国际友人(如野坂参三等)使用。为了有序工作，安排了几个人管理这些书报，并作研究摘录，印送给中央领导和“七大”部分代表参阅。这一工作曾受到领导同志的夸奖。书报简讯社为了管好这些书报，建立了一些必要的制度，如：限制了阅读范围、不准带出室外等等。不过陈伯达虽不在阅读范围之内，也可以阅读，因为他在为毛泽东服务。我知道陈伯达从不遵守纪律，所以我特地告诉他：书报简讯社不对外；阅览时要办手续；不得进人书库；不得携出室外等规定，希望他自觉遵守，不要让工作人员为难。陈伯达口头上答应了，实际上根本不听那一套，依然我行我素，不仅随便进人书库，还把书拿走，进而又给工作人员布置“任务”—为他搜集资料。工作人员很为难，向我报告，我只好这样答复：“你们任务很重，有时间可以帮他干。”

有一次，陈伯达把拿走的资料又偷偷摸摸送了回来，在书报简讯社门口遇上了李克农，他自己心虚，又想讨好李克农，恭维几句，便说：“你守着书，一定看了许多。”

李克农因为眼睛不好，恰恰看得并不多，便以为陈伯达在挖苦人，于是回敬道：“阁下，不恰当的假谦虚，比虚伪更讨人嫌！”

陈伯达听了，满头冒汗，说不出话来。

陈伯达的书本知识确实丰富，需要时，信手拈来。这些本来是优点，然而他却将其当成投机的资本，在风云变幻的“文革”中得到了充分的表演。

陈伯达的笔杆

《评<中国之命运>》一书是陈伯达写的，但那是毛泽东授意和修改的。毛泽东的本意是：让无名之辈陈伯达去评，以示看不起蒋介石。毛曾得意地说：“让陈伯达把他评了！”但在贬低蒋介石的同时，却抬高了陈伯达。这本书的出版，使陈伯达的形象在人们心目中骤然升高了许多。《人民公敌蒋介石》也是得到毛泽东的授意、审改和赏识的，陈伯达在理论和文字方面的才能，也确实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1945年为“七大”起草文件，刘少奇领导的一个组有廖鲁言、胡乔木、安子文等。搞了几个月，起草了几次，都不理想。陈伯达则在冷眼旁观。有人提出请陈伯达执笔，又怕请不动，因为一开始没有请他参加起草小组。刘少奇说：“人家有本事，就给人家磕个头嘛！”

于是由任弼时和刘少奇一起找陈伯达做工作，请他来写。陈伯达虽然未马上接受，但又怕失去一次极重要的表现机会，所以略作推辞之后也就接受了。他将起草小组收集到的资料和几次初稿拿去，不到一个月，写出来了。经讨论，没做大的修改，一次敲定。

“七大”期间，陈伯达和我在一个小组，共五六人，李富春是组长。在讨论他执笔起草的那个文件时，他显得十分紧张，生怕有什么异议，好像如果对文件有意见就是对他陈伯达有意见似的。

由于他处处都在盘算如何对自己有利，他的灵魂和他那冠冕堂皇的作品极不相符、不协调，所以那时人们又称他“假圣人”、“伪君子”。康生和陈伯达关系密切，他们都称自己是受王明“排挤、打击”的，他们都有较多的机会接近毛泽东，于是也就互相利用，在毛泽东面前互相吹捧，达到利益均沾。另外，康生鬼点子多，陈伯达写东西之前，几乎总是先请示康生，康生给他出主意，告诉他怎么写。陈伯达写好后，也总是先请康生审阅，然后才送到毛泽东那里。直到60年代中苏两党论战，写“九评”时，依然是这样。康生曾打开自己的柜子让我看其为“九评”准备的材料和意见，并说这都是提供陈伯达写文章的。

由于他们是这样一种关系，所以在“抢救运动”中，政治研究室的同志都挨了整，惟独陈伯达安然无恙，就不足为怪了。

康生给陈伯达出点子，供材料，为什么不自己写呢？这正是康生的狡猾之处—既实现了自己的意图，又能得到陈伯达的好感更重要的是：一旦政治风云起了变化，则溜之乎也，不留一点痕迹。就这一点来说，陈伯达比康生傻多了。

他们二人又都拉拢我，和我靠近，无非是因为我常在毛泽东身边，想利用我在毛泽东面前替他们多美言几句。不过陈伯达靠近我还有一层用意，就是利用我替他收集俄文资料，并译成中文。我也的确在这方面帮助过他，因为他是为毛泽东服务的。

这里顺便说一下，许多地方把陈伯达说成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还有的地方把我也说成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无论是我，还是陈伯达，还有其他一些同志，都曾为毛泽东做过一些秘书性的工作，事实上，中央机关的同志都是在围绕着毛泽东工作。但是无论是陈伯达还是我，都不曾正式担任过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是胡乔木，我是任弼时的政治秘书，这些是明确了的。

几件琐事

从一些琐事也能看出其人。

陈伯达在延安经常讲他是陈嘉庚的学生，陈嘉庚是他的“恩师”。人所共知，陈嘉庚是爱国华侨，在延安享有盛誉。陈伯达和陈嘉庚是同乡。陈嘉庚在自己家乡兴办教育事业，做了很大贡献，陈伯达上中学时就是上的集美中学，该校就是陈嘉庚出资兴建的，并且对贫苦学生给予补贴，陈伯达都是享受过的，因而他对陈嘉庚有感激之情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陈嘉庚并没有授过课。所以他过分地同陈嘉庚套近，就有个动机问题了。

大约是1945年，陈嘉庚访问了延安。陈嘉庚来延安，组织上对迎接和招待做了周密的安排；而陈伯达兴奋得像疯了一样。他不仅参加迎接，而且整天陪着陈嘉庚不离左右。但陈嘉庚对他的过分殷勤似乎并不大欣赏。陈嘉庚到延安是晚上，乘车从川里通过，两边照映着一排排、一层层整齐的灯光(窑洞里的灯光)，陈嘉庚心里异常惊讶—这里还有这么多的大高楼！次日早晨起来一看，大高楼为什么没有了？像这样有趣的事情陈嘉庚竟没有向守在身边的陈伯达讲，而是同其他同志接触中说的。

毛泽东接见陈嘉庚时，陈伯达也主动陪在一旁，无非是想抬高自己的身价。

在延安时，结婚、离婚都没有严格的法律程序，比较简单。陈伯达的第一个妻子到延安不久，无法同他生活，离开他到前方去了；第二个妻子，可能是抗大的一名学员，是个幼稚的小青年，只凭听到的陈伯达的名声(陈伯达发表了《评<中国之命运>》，正是名声显赫之时)，便接受了他的追求。可是到一起生活之后，这个小青年受不了了，也离他而去。似乎在此之后，他还有一次婚姻(记不准了)，时间更短促，女的也是跑掉了。

他婚姻多变的原因，主要是他除了读书和写文章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生活内容，而且只想自己的需要，从来不知道还有别人。从来想不到别人，更谈不上关心照顾别人。

陈伯达的住处，我从来不愿意去，只有一次，是曹轶欧(康生的妻子)拉我去的，我才领教了一回：他的屋里臭哄哄、乱糟糟。桌子上、床上、地上堆满了书，根本无处下脚。似这等样子，谁也无法同他生活。

他同人接近，都是为了利用。就连晚饭后同谁散步，他都是有目的、有选择的，决不做无谓的“消耗”。我是常常被他选中的一个，其原因如上所述：为了我同毛泽东的工作关系和给他搞资料。

有一个傍晚，我们好几个人在杨家岭沟口散步，其中也有陈伯达。有人提议比赛作诗。陈伯达要是会作诗，他决不会放过表现自己的机会。他立即紧张起来，但用戏谑掩盖了自己的窘迫。他望着天空说：“东一个星星，西一个星星，南一个星星，北一个星星。这不就是一首诗吗？”陈伯达的脑袋，有他愚蠢的一面，也确有他灵敏的一面。

陈伯达利用一切机会表现自己，抬高自己，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他是得逞了。至少一度给人造成他是“理论家”的印象。人们也很想从他那里获得知识，于是慕名组织大报告的时有举行。可是听报告的人越多，他那惠安口音越重。于是每次为他组织的大报告，开始时人很多，渐渐地人越来越少，能坚持到底的没有几人，也还是不知所云，仅仅是出于礼貌在坚持听；而陈伯达自己却心安理得—“不是我没学问，只怪你们听不懂。”

在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时

1949年末至1950年初，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时，陈伯达也去了。中央考虑：有个做理论工作的人陪同前往，也许用得着。毛泽东本来想带胡乔木去，我也希望胡去，工作容易配合。但周恩来要胡乔木在国内帮他工作，毛泽东也认为只是一种准备，不一定用得着，就同意胡乔木留下，带陈伯达去。

在莫斯科期间，陈伯达没有参加过会谈。因此，关于毛泽东“访问苏联时把他从谈判席上撵走”之说不实，没有这回事。他没有参加谈判，当然不可能从谈判席上撵走。但是，凡中国代表团全体参加的宴会，陈伯达是参加的，而宴会上是不谈正事的。

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到达莫斯科之后，有一次中国代表团应邀到克里姆林宫赴宴，一行5辆小汽车，陈伯达在最后一辆车上，不知为什么他的车落后很远，其他车进了克里姆林宫几分钟之后，他的车才到，被门口挡了一下，得到证明，放了进去，没发生大的麻烦。这次宴会是在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产生了隔阂(或者叫误会)的时候，斯大林极力想改善气氛，想让毛泽东愉快起来。但是斯大林采取的办法只能是他们传统的办法，陈伯达的洋相就出在这里。

宴会时，一条长桌，苏方坐在一边，中方坐在另一边。而惟独陈伯达坐在了苏方一边，又不好纠正，随他去吧。苏联人在宴会时为了高兴，也为了多饮酒，通常要找一个嬉戏、捉弄的对象，斯大林捉弄的对象通常是米高扬，这次也不例外。同时他们很快发现中国人中也有可捉弄的对象，那就是陈伯达。于是对陈进行挑逗。先是斯大林说：他读过《人民公敌蒋介石》，然后笑指陈伯达说：“这是个危险分子！”(意思是：这个人不能得罪，得罪了，他会骂人，骂得厉害着呢—笔者)陈伯达当然知道这是夸奖的话，夸奖他骂蒋介石骂得痛快。于是就昏昏然了。他酒量本不大，被劝着猛饮。苏方其他人追随斯大林之后也逗他，开他的玩笑，一杯一杯地灌他。他们觉得陈伯达好玩；陈伯达还以为有了突出自己、表现自己的机会，根本无视毛泽东、周恩来的存在，毫无礼貌地径直向斯大林碰杯，异常张狂。苏方越觉得他可笑，他越发疯，自己把自己当猴子耍。

宴会后返回住处的路上，我对毛主席说：“陈伯达过于放肆了！”

毛泽东只轻描淡写地说：“嗯，是不妥。”

但是回到住处孔策沃，毛泽东把陈伯达叫到自己的房间，怎么谈的不知道，只是叶子龙进去了一下，出来以后，向着我用两根指头从眼睛往下划，意思是：陈伯达在哭。

斯大林是想用他们的传统方式缓和气氛，然而实际上适得其反，因为毛泽东有自己的传统观念——你耍笑我的人，就等于耍笑我。

苏联方面为了把中国代表团的人都照顾到，也安排陈伯达这位理论工作者一些活动。陈的活动共有三次，都是费德林陪他并为他翻译的。一次是赴莫斯科学者宫开座谈会；一次是看芭蕾舞剧；一次是参观。

为了同学者们座谈，陈伯达应该有一个相应的学者名义，于是为了他的头衔费了心思。费德林出了个主意：就说陈伯达是“教授”吧。是哪一门专科的教授呢？这就难了。因为他哪一门都不专，和人家的专家一交谈就会露馅。还是费德林出主意：就算“哲学教授”吧，因为“哲学”是个泛称。陈伯达的“教授”头衔就是这么来的。在延安时，有人私下称他“教授”，那只不过是一种戏谑。

第二次活动，就是所谓的“《红婴粟花》风波”。《红婴粟花》是苏联的芭蕾舞剧，该剧的技巧是很高超的，也很受苏联人的推崇。编剧的人和推崇的人都是出于好意，认为这是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的内容，而婴粟花又是很美的，它们盛开时，各种颜色都有，五光十色，美不胜收。之所以单单挑出红色婴粟花，是为了红色象征革命。

然而，这却和中国人的感情相悖谬！

婴粟花的子房膨大，长成茹果，就可以割出汁来，这汁就是鸦片的原料：鸦片既是药品，又是毒品。中国人曾经深受英国输人鸦片之害，林则徐烧鸦片是中国妇孺皆知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鸦片战争是中国人民的爱国战争，但其结果，给中国带来的耻辱也是代代不能忘怀的！因此尽管婴粟花很美，但中国人总是把它同毒品联系起来，进而同国耻联系起来，不仅喜欢不起来，而且很反感！但一般的苏联人对中国的这段历史并不知晓，对中国人的感情更是意想不到的。而剧中象征苏联的海军同中国革命的联系竟是通过一个妓女，这又是中国人极为反感的。这次看演出我也去了，陈伯达确实很不高兴，表现了中国人的感情。我们看不下去，从包厢跑到休息厅去了。苏联人看出来也懂得了我们的心情—原来他们引为骄傲的《红婴粟花》却大大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至于说陈伯达说了什么，我没听见)。所以从此之后，该剧再也没有上演过。

陈伯达的第三次活动是参观莫斯科的东方博物馆，该馆以中国展品居多，但也只是一些零碎的、杂乱无章的、意义不大的东西。

陈伯达的这些活动总共加起来不到两天的时间。那么他在苏联的几个月干些什么呢？他除了上述活动和参加宴会外，就是睡觉、看书，而且是躺在被窝里看书，只有吃饭时才起来。服务员想收拾房间而不能，问我：“能不能请他起来一下，我们收拾收拾？”我回答说：“可以收拾，也可以不收拾。他起来你们收拾；他不起来，你们就不收拾。”

至于有的文章说陈伯达搬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去住，又被毛泽东叫了回来。我不知道有此事。不过我想：驻苏大使王稼祥也不会允许他住进大使馆的。不过毛泽东确实说过陈伯达“老鼠搬家”，指的什么，我不清楚。陈伯达的表现总是有些鬼鬼祟祟，令人生厌。他总想给自己安排一些活动，利用一切机会揣摩、争取。不过他的活动，事前费德林是向毛泽东请示的，并且分析活动的内容、可能发生的事情、如何对待等。回来以后，费德林向毛泽东汇报，讲活动的情况，陈伯达的表现等。而陈伯达是从来不汇报的，只想突出自己，表现自己。我知道毛泽东对这些是不满意的，“老鼠搬家”是否指的这些，也未可知。

回到北京以后

毛泽东同斯大林的多次会谈中，斯大林特别重视和关心毛泽东著作的编辑、翻译和出版，建议要抓紧进行这项工作。毛泽东对这一建议很满意，并要求斯大林给他派一位理论上强的人帮助编辑整理。所以斯大林派到中国的顾问团是两方面的，即经济建设方面的和政治理论方面的。经济建设方面的总顾问是阿尔希波夫，政治理论方面的总顾问是尤金。而尤金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工作程序是：田家英、陈伯达等人整理毛泽东手稿，毛泽东亲自审阅定稿，然后我和费德林译成俄文，尤金再根据俄文在理论上把关。所以《毛泽东选集》第一版是中、俄文同时出版的。

这里附带说明一下：《陈伯达其人》一书第148页至150页引用了费德林的回忆录《历史的篇章—夜间会谈》中的一部分，这些文字也被别的书引用。但这部分文字基本上是不真实的，或者说完全是虚构的。至于费德林为什么要编造，只有他自己知道，但也不难理解：政治的需要！而且是政治虚弱的需要！费德林说：斯大林当着毛泽东的面、当着中国代表团的面斥责他：“你还打算长时间地在这里搞秘密活动吗？”费德林说这是他翻译遇到了困难，正在问毛泽东的时候，期大林说他的；“那你为什么不问问我呢？”“而你觉得在这里应该听谁的呢？”费德林说这是他同毛泽东在议论斯大林为什么把红、白葡萄酒掺在一起时，斯大林说他的。为此目的，还想象了毛泽东的一段话(讲战争故事)，但那些话同毛泽东的身份根本不相称，同当时的环境也不相容，事实也是根本没有的。斯大林是不是暴君，至少在我们面前没有这种表现。再说，如果斯大林真的说费德林和毛泽东在搞“秘密活动”，毛泽东能答应吗？这会谈还谈得下去吗？苏联还会派顾问到中国来吗？中国能要吗？所以假的就是假的，只要稍加思索，是不难辨析的。事实上，全部会谈过程，除个别时候由我一人翻译外，都是我同费德林商量着翻译的，由于互相帮助，我们的翻译是准确的。而毛泽东和斯大林都是很有涵养的领袖人物，怎么可能那么无礼和粗野呢？

1950年3月初，毛泽东一行回到北京，尤金和费德林随后也来到北京，立即着手毛泽东著作的整理、编辑和翻译。田家英和陈伯达等人在城里整理毛泽东的著作，我和费德林住在香山原青年疗养院(国民党时期，国际组织为中国患病青年的康复而建的)翻译。

最先定稿的是《矛盾论》和《实践论》。这两篇论文的译文很快到了斯大林手里，斯大林读后，极有兴趣，至为推崇。认为文字活泼、通俗、新鲜，与欧洲哲学著作的僵化形成形成鲜明的对比。斯大林亲自批示在《布尔什维克》杂志(苏共中央理论刊物)上发表。发表后是一片赞美声。后来有些搞理论的人又有不同看法，那是后话。

由于毛泽东工作太忙，整理出来的稿件无暇审阅，我们的翻译也就接续不上，于是把我和费德林放出去旅游，陈伯达也借机营点私。

在莫斯科期间，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机关刊物《争取世界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的主编米金曾向陈伯达这位“教授”约稿。陈伯达为此写了稿，并把他的文章拿了来，要我们为他译成俄文。他那文章的题目是《斯大林与中国革命》，这时候夸夸斯大林当然是最合时宜的。

我读了陈的文章，总觉得似曾相识，后来想起来了，那是1949年12月《人民日报》上(不知什么人写的)发表过的，是庆祝斯大林70岁诞辰的，他拿来稍加改动，再往外发。费德林当然知道这位“教授”的根底，发现文章前后有矛盾，就想耍弄陈一番。费氏把陈伯达找来，指给他看，并问他：“你看前后矛盾不？”

陈伯达立刻紧张起来，一把抓过就要改。费德林挡住他说：“不忙，你先把思想弄清楚，到底是什么意思？”

陈伯达一答，费氏又一问；陈伯达再答，费氏再问……反正陈伯达未能自圆其说。费德林耍够了，让他走了。陈伯达走后，费德林说：“‘教授’的本事就这么一点儿，给他捏拢算了。”

陈伯达“翻车”

我是1959年下放到陕西扶风农场的，1962年被软禁，1966年被关进秦城监狱。被监禁之前，一些大的事件我还是知道的。

1959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本来是要纠正“左”的倾向的，因为“大炼钢铁”、“大跃进”……确实搞得民不聊生，有目共睹，纠正“左”的错误是很得人心的。陈伯达也看准了这个风向—既是毛泽东的本意，又是人心所向，于是他就支持了彭德怀。这就是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说的，陈伯达“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其实，支持彭德怀的何止陈伯达，又何止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合称“彭、黄、张、周军事俱乐部”)，连朱德、周恩来都是支持彭德怀的意见的。但毛泽东突然一改初衷，变成了“反右倾”。何以如此？我根据自己多年的了解，也不难窥其缘由：彭德怀的“万言书”如果仅仅是反映当时的民情，不至于激怒毛泽东。彭在意见书中联系了江西苏区，联系了长征和毛儿盖等历史问题。张闻天的意见虽不长，却也涉及了这些问题。这使毛泽东过敏地感到(其实是误以为)“你们要跟我算总账”，“要打倒我”。这是转向的实质所在。风向突然转了180度，使得陈伯达这个转轴脑袋也跟慢了半拍。虽然他“反戈一击”，暂时保住了自己，但他投机的本质却暴露无遗。

1961年9月的庐山会议，讨论工业60条，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说：“据他(指陈伯达—笔者)自己说，上山几天又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陈伯达投机屡屡得逞，便有些得意忘形，忘乎所以。这里所指是这样一件事：会议期间，他也不请示，也不请假，便自己下山去了。为什么下山，下山干什么，确实无人知晓，但是有一件事是人们知道的。那就是他下山时，无意中遇到刚从苏联回来不久的贺子珍(贺子珍是江青之前的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只是在庐山游玩，并不知道毛泽东在此。陈伯达告诉她：毛泽东在山上开会，江青住在山下，如果想见毛泽东，这是个极好的机会。贺子珍本来就想见毛泽东，于是向毛泽东的住处走去，他们相会了。陈伯达到了山下，见到江青，又把他见到贺子珍，贺子珍去会见毛泽东的事告诉了江青。于是江青“杀”上山去，大闹了一通。陈伯达并非故意挑起事端(他不敢)，但毛泽东会怎样想呢？

1970年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是陈伯达投靠“林副主席”最紧密的时候，也是他走向彻底“翻车”的时候。

我在秦城监狱，对这段经过未能及时了解，但也有蛛丝马迹可寻。

1970年，要我揭发陈伯达，我不干。我说：“你们向我宣布过：全国7亿人口中，只有6个人是受保护的，其中就有陈伯达。你现在要我揭发保护圈里的人，要我上当，我不干。”

那些人捶胸顿足、发誓赌咒地说可以揭发，不是骗我。后来有两个至少是副部级干部，轮番动员，我故意不买账，就是不干。直到1970年秋，他们拿了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的手迹影印件给我看，那是几个大字和一些小字，我认得确实是毛泽东的字体，才开始试探着写点陈伯达的材料。那位干部要我写好以后保存好，不得交给别人，他亲自来取。后来得知：1971年初，中央发过一个文件，文中称：“‘苏修特务’师哲检举陈伯达……”云云。批判陈伯达，要师哲来开头，用心何其良苦！却为着何来，至今不明。1971年4月，“批陈整风”推向全党全国。仅从我自己的经历看，从搜集陈伯达的材料，到公开“批陈”，历时一年有余，陈伯达自己恐怕是蒙在鼓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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