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三次补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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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世纪》2010年第4期，作者顾志兴，为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原题《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三次补抄》。
主持《四库全书》补抄的三位功臣：张宗祥（左）、钱恂（中）、丁丙（右）
清代乾隆皇帝主持纂修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修成后，前后共抄缮了七份，分贮于北京皇宫文渊阁、北京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沈阳清故宫文溯阁，史称“内廷四阁”，通称“北四阁”；此外还颁赐江浙二省三部，即是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和杭州西湖孤山的文澜阁，史称“江南三阁”或“南三阁”。
“江南三阁”的建设和《四库全书》的颁赐，倾注了乾隆皇帝关心江南士子的心力。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第一份《四库全书》缮成以后，乾隆皇帝在初八这天一连下了三道上谕，其中两道都与浙江有关。他认为现在所修《四库全书》宜广布流传，以光文治。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杭州圣因寺行宫文澜阁，皆为藏书之所。于是下旨“著交四库馆再缮写全书三份，安置各该处，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观摩誊录，用昭我国家藏书美富，教思无穷之盛轨。“(乾隆皇帝上谕见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158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乾隆皇帝的这个决定，就是著名的”江南三阁“的由来。同日他又下谕旨给福隆安、和珅，令传谕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两淮盐政伊龄阿、浙江布政使、署理杭州织造盛住落实三阁藏书事宜，其中有关文澜阁的，他明确指出：“杭州圣因寺后之玉兰堂，著交陈辉祖、盛住改建文澜阁，并安置书格备用。”江浙两省接到乾隆皇帝上谕，自是一切照办。只是陈辉祖、盛住在勘察过程上发现玉兰堂逼近山根，地势潮湿，难以贮藏书籍，后移地建造文澜阁。为此于同年八月初十日专折奏报，“并绘图进呈”。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杭州文澜阁建成。次年初，计划贮于南三阁的三部《四库全书》缮成，开始陆续颁发。后经重校，大批颁发是在五十五年(1790年)后。四十九年(1784年)乾隆皇帝第六次南巡，特地驾幸文澜阁，作《文澜阁》、《趣亭》、《月台》三诗。当时西湖孤山没有高大建筑，文澜阁巍然而立，加之后来入贮的《四库全书》真是“阁巍书香，美轮美奂”。
但是，不到八十年的时间，清咸丰年间太平军进入江浙，镇江文宗阁与所贮《四库全书》悉毁于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入镇江，文宗阁及库书均被焚。咸丰四年(1854年)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遭遇同样命运，阁及书均被焚毁。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初次攻入杭州，逗留数天而去；次年十二月初一日又攻入杭州，占据杭州两年有余，文澜阁及《四库全书》遭遇厄运，阁圮而书散。“江南三阁”遭遇同样的命运。然而如今文澜阁依然屹立于西子湖上，文澜阁《四库全书》仍然得到妥善的保护，这个奇迹的出现，是靠杭州和浙江的一批文化人的努力才得以实现的。
一、文澜残编 西溪现踪
最早发现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残编，是杭州著名藏书家丁申(1829—1887)、丁丙(1832—1899)兄弟。丁申字竹舟，丁丙字松生，他们对《四库全书》的价值十分清楚。太平军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冬第二次攻入杭州，城内一片混乱，居民纷纷出逃。兄弟俩商议渡钱江至萧山暂避，在混乱中两人走散，后至陶堰，丁丙见兄丁申题壁留言，始知兄已赴杭州城西西溪留下镇。西溪是他们的熟稔之地，他家的祖坟就在山中。
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丁氏兄弟相会于留下镇，避地西溪。西溪范围较广，其地山、河、湖、荡交错，当时太平军势力尚未控制，相对安全。为寻访散失亲友，他俩决定在留下镇设肆售米。市肆售货常以字纸包裹。一日丁申购物时偶尔发现包物纸“皆四库书也。惊曰：‘文澜阁书得无零落在此乎？'随地检拾得数十大册。君之搜辑文澜阁遗书实始此矣。”(俞樾《丁君松生家传》)。到了此时，丁氏兄弟始知文澜阁《四库全书》已经遭遇劫难，四处飘散。
二、冒死抢救 护书沪渎
眼见文澜阁本《四库全书》的散失，作为读书人和藏书家，丁氏兄弟忧心如焚，经过熟商，他们决计置生死于不顾，一定要抢救国宝文澜阁《四库全书》。其抢救过程，据丁立中(丁丙之子)所撰《先考松生府君年谱》引丁丙《宜堂小记》云：“先是，兄见留下市卖食物，率裂四库书包裹；乃集胆壮数人，乘夜检拾，陆续藏西溪至数千册。至是余随之收其散帙，至书尽而止。”此事今日看来似乎甚易，但当时行之甚难。丁氏兄弟乃一介书生，从西溪至孤山，约一二十里地，需涉山过河。加之其时为太平军所据，行路到处盘查，需躲开岗哨，真是处处荆棘，一不小心，即有性命之虞。非有大勇气，且对《四库全书》有充分所识，是不敢冒此大险的。
为了保护文澜阁库书的安全，丁氏兄弟决定将库书残编运至当时相对安全的上海保管。他们走的水路，渡钱塘江而至宁波，再由宁波入黄浦而至上海市区。但在运书过程中还是险象环生，据王同《文澜阁补书记》中称：“及由西溪至歇浦，道出乌戍，经逆党要隘盘诘，见朱玺累累，知为官家物，虎视蜂拥，举白刃相向。同舟者咸心悸目瞪，而二君独从容剖辩，卒能保其所深藏者，出虎穴而达沪渎。……”(《文澜阁志》卷下)。故而丁氏兄弟为保护文澜阁本《四库全书》是历经艰险的。
到了上海以后，丁氏兄弟仍继续从事抢救文澜阁本库书。他们想到杭州自清代起，民间有“惜字”的风俗，并有“惜字会”的组织。所谓“惜字”，就是爱惜有字之纸，其起源可能与杭州崇尚文化、爱惜书册有关。杭人以为有字的纸是不能亵渎的，即使手写之字纸无用亦不能揉成一团掷于地上，亦不能作生火的引火物。凡有字之废纸必须集中一处加以焚化；亦有人专门雇人收买字纸焚化以后，将纸灰运投江海。丁氏兄弟就以“惜字纸”的名义，辗转委托时在上海的杭州书商周汇西间道返杭，假借“惜字纸”名义搜求阁书。于是得装订成册的十之一，其余则打成纸包，每包高二尺许，有八百包之多，皆悉数运往上海交与丁丙。丁氏兄弟就在这八百包废纸中加以整理，连同从文澜阁抢救出来的阁书，共达8689本，约为总数3.6万余册的四分之一。同治三年(1864年)二月二十四日太平军撤离杭州，丁氏兄弟遂将抢救出来的文澜阁本库书雇舟运回杭州，因其时文澜阁已毁，报请地方官府同意暂贮于今杭州劳动路孔庙的原府学尊经阁内。
三、重建故阁 谭丁之力
在“江南三阁”中至今文澜阁岿然独存，起重要作用的是谭钟麟和丁丙。文澜阁的《四库全书》经丁氏兄弟的努力，抢救出8千余册，这为后来恢复全书奠定了基础，正因为此，重建文澜阁才有可能提到议事日程。谭钟麟(1882—1905)，湖南茶陵人。咸丰六年(1856年)进士，历官江南道监察御史、杭州知府、河南按察使、陕西布政使，陕西巡抚、浙江巡抚，陕甘总督，吏部、户部左侍郎，工部尚书及闽浙、两广总督等，所至政声称佳，卒谥文勤。谭在同治间曾任杭州知府，对丁氏兄弟抢救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义举心甚感佩。及至光绪五年(1879年)冬任浙江巡抚，再莅杭州，以为兴废举坠，百端待理，而文澜阁旧藏库书已得约四分之一，则重建文澜阁实乃刻不容缓之事，遂与丁丙共商重建文澜阁之事。此事乃丁丙心愿，故丁丙于光绪六年(1880年)九月绘就重建文澜阁的图样送谭审阅。谭钟麟十分重视其事，指定丁丙、应宝时主其事，并命丁丙、邹在寅具体负责此项工作，并于九月十二日下札子命浙江布政使划拨经费。
经费落实后，丁丙与应宝时估核工料费为银圆一万二千九百十三元，分三次领到西洋铸造的银圆一万二千元。重建工程即于同年十月初八日丑时动工，十一月二十八日上梁，次年三月落成，全部重建工程于九月告竣，为时不足一年。
光绪七年(1881年)十月初六日前，暂贮于杭州府学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及谭钟麟购赠的《古今图书集成》全部搬迁至重建的文澜阁内，原藏之《钦定全唐文》已全毁，丁丙将家藏的《钦定全唐文》一千卷亦捐阁贮藏。同年，光绪帝应谭钟麟之请还颁赐了御书满汉文的“文澜阁”匾额。
四、丁丙首倡 补抄库书
按理说，文澜阁重建了，四分之一的阁本库书抢救出来，事情也该画上完满的句号。就丁氏兄弟而论，他们在抢救文澜阁《四库全书》有功，光绪皇帝御赏“丁申四品顶戴以示奖励”，丁丙在同治三年(1864年)早就经左宗棠保举其为知县，发江苏补用，江苏官民亦素闻其贤，盼其早去，而丁丙不赴，后又加同知衔，丁丙仍然婉辞不就。
原来丁丙仍寄情于文澜阁的《四库全书》，他提出补抄文澜阁的《四库全书》，使文澜阁的库书恢复原貌。此话说来容易，但真要实行，却是万难。当时有人倡议，筹款北上，用宫内的文渊阁本补抄，然而大内宫禁岂能让民间百姓每天成百人进去抄书？也有人提议将文渊阁本从皇宫内借出来抄，这又如何行得通？最后由丁丙拍板利用家中藏书和向全国著名藏书楼借用底本补抄。就这样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正是这关键的一步，加上民国时钱恂、张宗祥继之，中国藏书史竟然出现了一个奇迹，文澜阁《四库全书》得以补抄完成。
光绪八年(1882年)文澜阁《四库全书》补抄工作在得到谭钟麟的批准并经浙江布政使发出照会，其经费“准予用丝捐内每年照数提用”，经费解决后，设局于东城讲舍进行补抄，其时抄写者达100余人。办法是用统一印就的仿照阁本的样式纸张由抄写人携回家中抄写，底本则由丁丙家中的八千卷楼提供。尽管丁家藏书甚富，然随着补抄工作的开展，渐觉丁家藏书不敷应用，于是向全国著名藏书家借用底本补抄。
商借底本之事由丁丙出面。丁家为杭州藏书世家，声名素著，加之补抄文澜阁库书的消息传出后，各地藏书家闻讯自是极表支持，这是个有利条件。但清代藏书以浙江、江苏最盛，本来商借不难，唯因太平军后期进入江浙，且停留时间较久，许多著名藏书楼均毁于此时，有的甚至楼毁人亡，这亦带来了困难。为了借书，有的由丁丙备函商借；外地藏书楼主人已死亡的，则备祭文、祭礼上门向后代商借；有的则以杭州丝绸为礼品派人上门与该楼主人洽谈借书；有的则用家藏之书，与对方交换己所需补抄之书；对路途遥远而对方又不愿借出的，则派人到对方所在地租屋暂住借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根据文献记载，为补抄文澜阁本《四库全书》的缺卷向长沙的卧雪庐、宣城瞿硎石室等十余家藏书楼商借过底本补抄，最远的是广州孔氏二十三万卷堂。
除以上十余家曾借藏书以助丁丙补抄库书外，据王同《文澜阁补书记》所载，其时“声气所同”、“四方借助”、“乐观厥成”的尚有孙衣言、金日修、朱一新等三十余人。这些人中多数为学者、藏书家，他们都对丁丙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起到助力的作用。
五、钱恂后继 乙卯补抄
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丁丙补抄结束，到民国4年(1915年)不到三十年时间，文澜阁《四库全书》又有钱恂继起，为之补抄。钱恂(1853—1927，一作1855—1927)，初名学嘉，字念劬，浙江吴兴人。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随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诸国，三十一年(1905年)为赴东西洋考察宪政大臣参赞，三十三年(1907年)任出使荷兰大臣，次年改使意大利。民国2年(1913年)任总统府顾问，次年任参政院参政。钱恂的经历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他曾参与过丁丙的《四库全书》的补抄，对文澜阁《四库全书》感情深厚。二是民国元年(1912年)浙江图书馆孤山馆舍落成，2月钱恂任浙图馆长。在任馆长十个月中，清理检点文澜阁《四库全书》，编成《壬子文澜阁所存书目》，为尔后的续抄做了准备工作。再是为保护库书，钱恂自作主张将浙图西面一墙之隔的红洋房改为贮藏库书。这所红洋房为清末所建，原拟作为德国皇太子访华时的接待用房。辛亥革命后成为浙江军政要员的游乐场所。将红洋房改作书库，这就招致了那些军政要员的不满，纷纷到浙江教育司“告状”。其时主管社会教育的是朱希祖(逖先)、沈兼士和钱玄同，司长是沈钧儒(衡山)。按理此事要由社会教育部门出面处理，但据张宗祥回忆“玄同是念劬养大的小弟弟，见了这位老大哥比耗子见猫还怕，逖先、兼士都是章太炎的学生，太炎和念劬是老友，两人脾气有点相似，他们极清楚的，不敢去问念劬。”后来沈钧儒决定由时任中等教育课课长张宗祥出面处理。事先沈、张统一了这幢洋房还是供人聚饮或者赌博的好，还是藏书的好这样一个原则问题。张宗祥就去浙图找钱恂说明来意，要钱恂写了一封信给浙江教育司。沈钧儒就在政务会议上读了钱恂的信，会上通过红洋房从此成为浙图的馆舍，用以贮藏《四库全书》。自此文澜阁《四库全书》改善了贮藏条件，书与阁也从此分开。
钱恂在浙图当了十个月的总理(馆长)，他是民国元年2月到任，11月辞离到北京去任袁世凯的大总统顾问和参政院参政。离杭之日，文澜阁的《四库全书》补抄仍系于心，临行之日请浙江省政府拨给公款四千银元，作为补抄库书的经费。到了北京后，又与北京的浙江同乡会，联合倡议补抄库书，并劝募得千余银圆，以补费用之不足。老先生办事老到，先请浙江省巡抚使行文教育部，商借其时已送京的原热河避暑山庄文津阁本《四库全书》作补抄底本，最后又呈请时任大总统的袁世凯批准，在北京设立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馆。另外在浙江聘请单丕、陈瀚为驻杭分馆校理。这次补抄始自民国4年(1915年)，终于12年(1923年)，因民国4年为乙卯年，故称“乙卯补抄”。
钱恂主持的“乙卯补抄”，共抄成待抄书十三种、待访卷二十种，另外又从书肆中购回旧抄本一百八十二种二百六十八卷，共用去银圆六千二百余元。钱恂为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曾向浙江省政府领去公款四千银元，不足的二千二百余银圆是钱恂募集的。
关于此次“乙卯补抄”的经费，还有件轶事值得一提，颇见钱恂的性格。据张宗祥回忆：补抄不到三年时，浙江省议会开会对于这一笔四千银圆的抄书费不见报销，就提出责问案，省政府照例只向本人一转，答复不答复完全不问。“念老收到这份公事之后，也向字纸篓内一丢。从此以后，每一次开会必有一份质问书，北京受璧胡同钱宅老先生书房字纸篓内也一定有一团废纸。可是因此就连绘好的《离骚图》和《西清砚谱》等书，也不肯往浙江邮寄了。”这个僵持局面后来还是靠张宗祥给打破的。
民国11年(1922年)，张宗祥离京南下任浙江省教育厅长，钱恂为张在家置酒饯行。同席的有单丕(钱恂妻弟)、钱玄同(钱恂之弟)、钱稻孙(钱恂之子)等人。趁钱恂离席不在时，单丕提出补抄一事得结束了。张宗祥说“谅各种收据都不会有的，其中尤以蝶仙工资占极大部分，好在蝶仙人在杭州，我去向他要两年多的逐月薪水收据。其余帐目大概情形有没有轮廓？”钱稻孙就拿出几页帐纸交给张宗祥。张宗祥认为浙江省议会“决不会疑心老先生吃吃铜(杭谚贪污的意思)而是闹闲气”。这样“非常事非常办”，就由张宗祥携带抄好的库书回杭，在省议会开会时由张提出一份报告，书则交入浙图，此事遂了。
六、宗祥接“棒” 浙人筹款
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补抄这一文化抢救工程好似运动场上的“接力赛”。打个比方，丁丙跑完了关键的第一棒，钱恂毫不迟疑地接过了“第二棒”，张宗祥则接过“第三棒”以冲刺的速度跑到了“终点”，终使文澜阁库书得复全貌。在整个库书的抄补过程中，应该指出的是，钱恂实际上曾参与过丁抄，而张宗祥又是对钱抄起到助力的作用。张宗祥(1882—1965)，原名思曾，慕文天祥为人，改名宗祥，字阆声，号冷僧，别号铁如意馆主，清杭州府海宁州(今海宁)人。少时苦读，与蒋百里齐名，乡里有“文有张冷僧，武有蒋百里”之说。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举人，三十三年(1907年)应聘至浙江高等学堂教地理学。辛亥革命后任浙江军政府教育司课长，民国3年(1914年)进京任教育部视学，次年兼任京师图书馆主任，11年(1922年)南下杭州，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浙江图书馆馆长等职。
张宗祥自沪返浙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后，知道文澜阁《四库全书》尚未完全抄竣，对此事他是日系于心，决心续事补抄，使成全璧。然其时最大困难是经费无着，他为人清高，“不愿向公家要钱，受着种种闲气和束缚”。经再三思量，想到在上海的浙江籍的丝商、盐商以及达官贵人财力相当雄厚，于是在11年(1922年)初冬赴沪一行，与周庆云、张菊生、沈冕士、蒋汝藻、张泽民、张澹如、王体仁等相商，说明现在机会好，可据文津阁本补抄文澜阁尚缺之卷。为此他提出筹募抄书经费的对象和办法，主要有三条，关键是第一条，募款对象一定要是浙江人，若非浙人，即使富可敌国的也不募。还好有了这一条，不然后来书的归属恐怕就要生变。
张宗祥的这一倡议，得到周庆云等的积极支持，纷纷解囊捐金，回杭后经一段时间的努力，共募得一万六千二百银元。捐款人员主要当时军政界、实业界人士，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藏书界、文化界知名人士。这些人尽管政治态度、信仰等有所不同，但其共同点是他们热爱浙江文化，对保护文澜阁库书具有共识，所以走到一起来了。
卢永嘉(1867—1933)，字子嘉，出生于山东济阳，自认祖籍浙江宁波。民国8年(1919年)任浙江督军，时称浙江军务督办。据张宗祥回忆：有次到督办公署去，卢永祥问我“听说你在办一桩什么事，到上海去募过款了，是不是？”张将情况向他说了，卢就笑嘻嘻的说：“我也是宁波人，应该捐助一点的。”张回到厅中，会计急忙来报告，卢督办送了四千元一张支票来。
张载阳(1874—？)，字暄初，浙江新昌(一说杭县)人。时任浙江省省长。据张宗祥回忆：在卢永嘉捐款后数日，碰到省长张暄初，他第一句话就说：“冷僧，我可没有许多钱捐助你的事业。”我说：“这是量力而为的事情，省长能出多少是多少，哪有一定要向卢督军看齐的道理。”他也送来五百元来。
此外捐款的有夏超、张寿镛、王体仁、刘锦藻、刘承干、庞元济、周庆云、王晓籁、叶景葵、蒋抑厄等人。
张宗祥主持的文澜阁本库书的补抄始于民国12年(1923年)，按夏历干支纪年为癸亥年，故史称“癸亥补抄”。此次补抄至民国13年(1924年)全部竣工，据周庆云《补抄文澜阁四库阙卷纪录·弁言》称：“钞书四千四百九十七卷，都二千四十六册”；次年又重校昔日丁抄二百十三种，“五千六百六十卷，都二千二百五十册，共费饼金一万六千元有奇，自是全书完备，交图书馆仍贮阁中，可为浙中文献留一纪念”、“俾两浙文化蒸蒸日上”。
“癸亥补钞”分两地进行。大部分是在北京京师图书馆利用文津阁本补抄，少数缺书则用浙图所藏善本补抄。抄书经费全由浙江籍人士捐助，未动用公家一纸一笔，纯属民间行为。民国34年(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其时远徙重庆青木关的文澜阁《四库全书》返“家”也提上议事日程，可出现了小的曲折，一是某一“有力之人”想留此书在贵阳，理由当然是冠冕堂皇的；也有人主张将库书留于四川。但上述两种意见都未公开提出过，仅与张宗祥等私下商议过。时任中央图书馆馆长的蒋复璁曾向张宗祥提出，“现在国都定在南京，南京为四方观瞻之地，江南三库就只剩文澜一阁，浙江地较偏僻，杭州虽有西湖，究不若南京阔大，一部书放在南京更起作用，就为此想征求你的意见。”蒋还声明这是教育部的意见。对此，张宗祥的回答甚为巧妙得体，他说“：(文澜阁《四库全书》)这本是一件公物，是民国向清室接收下来的财产，任凭当局的处置，我个人有何意见可以发表。不过我补抄时未用公家一纸一笔，都是向浙江募来的私财，外省的富翁也不曾惊动一个。所以现在这一部书多多少少有一部分是浙江人公有的，好在菊生(指张元济)、湘舲(指周庆云)等几位都在上海，你何妨向政府建议征求浙江父老的意见看是如何？至于我个人的意见是希望留在浙江的。”
蒋复璁碰了个软钉子，自是无话可说。遥想当年“癸亥补抄”张宗祥浙江募款似有先见之明。设若没有这一招，文澜库书调拨南京，则大陆解放前夕定与其他国宝运往台湾，西湖徒留故阁，阁与书隔海相望，岂不令人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