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门战役老兵被俘虏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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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心怡的眼里,父亲的前半生,被国民党俘虏;后半生,被她的镜头俘虏。尽管金门战役已过去了61年,台湾社会也已"解严"23年,而父亲的种种心结和"恐慌"却并未消失。本文原载于《看历史》2010年第6期，作者何书彬，原题《被俘虏的人生》。

金门战役中的战俘

在古宁头的沙滩上，陈书言每向前一步，对面太武山上的国民党守军就对着他“嘣嘣”来一次点放，陈书言作势倒在地上，假装被射倒了，趁对方不注意，他再跳起来前进。

后援迟迟不至，坚持了三天后，陈书言弹尽粮绝了。见势不好，他把党证撕碎，吞到肚子里。

他成了“国民党军”的俘虏。之后他被押送到台湾基隆港，紧接着被送到新竹接受思想改造，被 40 33193 40 13306 0 0 8239 0 0:00:04 0:00:01 0:00:03 8239入“国军”后仍遭受长期监控。

他所经历的1949年10月的金门之战，在国民党的军史和台湾的历史教科书里一直被作为“古宁头大捷”大肆宣扬，然而对于陈书言来说，这却是一场持续几十年的梦靥。

他从来不对任何人讲起他的经历，包括他的妻子、儿女。一直到了2008年，他用心掩藏的“私家机密”才被他的女儿用摄像机“强行”打开。

此时，陈书言已垂垂老矣。在台北县的街道上，他看起来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古稀老人，但是他仍在担心，他曾经是“共匪”的身份一旦被人知晓，会给他的家人带来“不好”，甚至有可能让他遭受牢狱之灾。

在如今的台湾，有着像陈书言这样的“顾虑”的老人仍然不在少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1949年国共金门之战的“共军”战俘。

■ “你是共产党？”

在陈书言的女儿陈心怡的印象里，父亲总是一副很阴郁的样子，喜欢酗酒、发脾气。这让她从小就不喜欢过周末、春节，因为一到这个时候，在外地工厂工作的父亲就回到了家里，开始喝酒、打骂母亲。

这些常常发生的家庭暴力是陈心怡成长的阴影，也自然而然地导致了父女关系的恶化。这使得她会本能地不喜欢父亲的出现，而没有意识到他的“脾气不好”是有原因的。

2002年，陈心怡27岁。这一年，她陪父亲到大陆去探亲。之前父亲已经回乡探过两次亲，但都是独自前往。

正是这一次探亲之旅，让陈心怡意识到了父亲的过去。

在江苏兴化老家，陈书言和外甥一直在兴致勃勃地谈论“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俩人一边推杯换盏，一边谈论“共军”如何神勇，“国军”如何溃不成军。陈心怡的这个大陆表哥曾在部队服役17年，还看过很多军事著作，对解放军的战史了如指掌，这让陈书言非常高兴，越谈越来劲，全然忘了自己已经是72岁的老人，和外甥聊上一整个晚上的解放战争，还一点都不觉得累，全然不似在台湾时阴郁沉默的样子。

白天人多的时候，陈书言一个人就能拿着酒瓶子讲上半天，一桌子人围着老人听战争年代的精彩故事。

陈心怡在一旁不断地听到“渡江”这个字眼，这让她感到很厌烦，同时好奇父亲为何这么关注“‘共军’怎么神勇，怎么去打国民党”。

回到台湾后，她试探着问父亲：“你是共产党？”

父亲犹豫了一下，回答：“是。”

然后他就沉默了。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的过去。

与父亲疏离多年的陈心怡产生了了解父亲的渴望。她觉得，她所不知道的那些事，应该就是导致他们父女关系不良的症结。她必须去了解父亲，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掉横亘在父女之间的那些问题。

让这个习惯了自我封闭的老人开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2008年，由于眷村不断改建，为了保留历史记忆，外省台湾人协会（外台会）开始推行一项纪录片拍摄计划，召集眷村子弟记录老荣民的故事。虽然自己家不在眷村，但陈心怡看到了这项活动的海报后，仍决定报名参加。她把父亲这个“共产党”作为拍摄对象的计划书引起了外台会的注意。从2008年3月份起，陈心怡一边上着外台会为他们这些“没有拍摄经验的人”专门组织的培训班，一边开始了对父亲的拍摄。

■ 那些“私家机密”

为了让父亲说出那些隐藏了几十年的秘密，陈心怡不得不采用了一种很强硬的方式，她把镜头几乎拉到了父亲眼前，大声地追问父亲，“逼迫”他讲述。不这样的话，他会以“我听不懂”之类的话来回避她的提问。

陈心怡说这是一场“辛苦的对话”。她就是这样把父亲的个人历史一点一滴地挖掘出来的。

1930年，陈书言出生在江苏兴化，那正是兵荒马乱的年代。小小年纪的陈书言挑了一担小白菜上街去卖，本来可以卖240个铜板拿回家，结果遇到了汪精卫伪政府的部队。小白菜被阿兵哥抢了，连陈书言自己也差点被扣留在兵营。这让陈书言“很气”。在镜头前他说：“那时就暗暗地想，只要你来打这个地方，我就去参加，多少帮一点忙。”

新四军来到兴化，13岁的陈书言就参了军。当然也有很实际的原因，那就是家里很穷，他排行老二，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当兵也是一条出路。

解放战争开始后，陈书言连续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部队一路势如破竹打到福建沿海。每次作战，陈书言都在先锋部队，屡建战功的他领了很多奖金。

1949年10月24日晚上，陈书言随部队从泉州的石井出发，乘坐征召来的当地渔船，开始进攻国民党部队守卫的金门，在古宁头登陆。

“每条船都坐满，一条船上有20多个人。”陈书言对着镜头回忆当年的惨烈战况，“古宁头在我来讲，这一生是气得很，因为跟我一起出来参军的，一个袁伯伯，被国民党的战车履带压到沙滩里。”

此后陈书言再也没见到过“袁伯伯”，他几乎可以肯定“袁伯伯”已经不在人世了。后来回大陆探亲时，面对“袁伯伯”家人的询问，他只好含糊其辞。

进攻金门失利，陈书言们成了战俘。这些战俘到底有多少人，却一直有着不同的说法，仅据台湾不同时期公布的数字，就主要有5000和7000余人两种说法。陈心怡采用的是“国军历史文物馆”提供的“7000多人”这个说法。对此，常年关注台海史的闽南地方史专家洪卜仁说，实际数字需查阅军事档案，而这些档案目前还没有完全公开。

在女儿的镜头前，陈书言不断说自己年纪大了，记忆力太差，对许多事情记不清楚。那些过去的往事如此繁杂，要厘清所有的日期和事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陈书言仍清晰地记得他们被押送到基隆港的日期。那是在1949年11月6日的清晨，太阳从海面上升起，还不太高。不少人已经在押送途中死掉了，他们身上所有的东西，包括陈书言口袋里的那些之前受奖励得到的钞票，都被搜走了。在船上，这些人只能吃残余的生大米，一些人饿死了，还有一些人在争抢大米的过程中，从“那个一层一层的船”的上面掉到船舱底部，摔死了。

在讲述这些事情的时候，往往是讲着讲着，陈书言就不肯再讲了：“这些是机密的问题，我们私家的机密，讲出来都不成机密了”，在镜头前，他很认真地解释。

■ 被俘虏的人生

在基隆，陈书言被押上战俘列车。列车的门窗全部钉死，只有一个入口。列车开往新竹方向，到了湖口后，他们下车步行。接下来，陈书言被关押在海边的一个小学校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开会”，他称之为“洗脑”。

“就是讲如何恨共产党，共产党如何骗你们，你如果讲一句违反的话，马上没命，明天早上就看不到了。大部分都是活埋，子弹要留着打‘共匪’，不能浪费在你身上”，陈书言说，他的心情“坏到极点”。

开完这场“会”后，陈书言被补充到“国军”队伍，但是恐惧并没有消失。在部队里不时有人来“套”他的话，问他觉得国民党如何一类的问题，他必须很小心地回答。有些人性子耐不住，骂“国军王八蛋”，就会马上被处分。

更让陈书言难以忍受的，是“上面”会让他们这些同有战俘经历的人互相“咬”，如果他的“共产党”身份被发现，等待他的可能就是杀身之祸。

战战兢兢的生活让陈书言养成了“守口如瓶”的习惯和阴郁的性格。1966年，他从军中退伍，进入工厂做工。1974年，他结婚成家，妻子很快就领教了他的难于相处。在镜头前，陈心怡的母亲讲述她这些年来的生活：“他喝了酒，就把我推出门去，不让我进来。关到12点多，可能是良心发现，又让我进来。”她也是直到陈心怡拍摄这部纪录片时才知道丈夫的过去：“（以前他）不跟我讲，我也不想知道，这些事情都是他现在才讲，我也不问，反正他的事情都是秘密。”

虽然有自己的家，有妻有子，陈书言却生活得像一个独居老人。他自己上市场卖菜，自己煮饭，经常对着家中的小鸟说话，却很少和家人沟通。

在某种程度上，他是不会表达自己的心意。在女儿给他拍摄这部纪录片时，正逢上2008年的母亲节。那一天，陈书言坐在沙发上，拿出一个金戒指，当着全家人的面说今天是母亲节，要把这个戒指送给妻子，不料妻子因为正在忙家务，没听见他这番话。陈书言立刻觉得自己被冷落，勃然大怒：“××××，以笑脸讨人家的冷屁股，还×××不高兴！”说这些话时，他很可能想到了自己以往如履薄冰的经历。

2008年8月份时，纪录片拍摄要完成了，陈书言突然又“反悔”，他在镜头前和女儿激烈地争执，要求把片子中有关“共匪”的那些内容删除。

“我现在还在，还不能公开，公开对我不好，对你们也不好”，陈书言说，他担心这些内容会让自己吃上“牢饭”，“我虽然老了，也不想受那种冤屈。”

女儿陈心怡则大声质问：“难道你以为现在还有人监视你吗？”

父亲回答：“是，我看不到，但我想得到，听得到，你没有经过那个时代，你没有经过那种痛苦，你没有经过那种恐怖。”

他怀疑现在的台湾社会是否已经“公开化”，“什么公开？哪里公开？”

对此，陈心怡只有苦笑，她把完成拍摄的片子取名为《被俘虏的人生》。她这样解释这个名字：“父亲前半生，被国民党俘虏；后半生，被我（的镜头）俘虏。”

■ 尚未打开的心结

不管如何，让陈心怡欣慰的是，拍摄完这个片子后，父亲“松了一口气”，因为毕竟他释放出了多年郁积于胸的心事。她自己也在部分程度上为之前恶劣的父女关系解了“套”，“不拍这个片子，我可能没有机会了解他”，她说。

陈心怡想起来她在读小学以前，家里经常有一些“伯伯”来找父亲一起喝闷酒，他们有着和父亲同样的经历。她念小学后，这些“伯伯”就很少来了。

在拍摄这部纪录片的过程中，陈心怡也带着父亲去拜访了这样一位“伯伯”。她本来想让这个“伯伯”也说一下自己的故事，但是她父亲却再三警告她：“不准提问。”

她就去问那个“伯伯”的孩子：“知道你父亲以往的经历吗？”他们都摇头说：“不知道。”

后来她了解到，那个“伯伯”是领了“终身俸”的，他担心他曾是“共匪”的经历被曝光后，“退辅会”就不再给他发这笔钱了。

“不是我父亲不肯说，所有与我父亲同样身份的人在台湾都不肯说”，陈心怡说。所以他们的历史一直被埋没。

今年（2010）5月15日，陈心怡把这部《被俘虏的人生》在北京“雨枫书馆”办的纪录片放映活动上进行了播放。但是在来大陆之前，她没有告诉父亲，因为“对他说了他会恐慌。”

看过这部纪录片的观众都被陈书言这位老人的故事打动了，因为觉得它“很有意义，不然的话，这些事都要湮没了，不会有人知道。”

有人想知道更多，但是陈心怡拒绝提供她所知道的那些与他父亲经历一样的人的名字,“不要写名字，他们不愿意被公开”，她说。

如今金门战役已过去了61年，台湾社会也已“解严”23年，陈书言的种种心结和“恐慌”看似已经多余，但若是从他波诡云谲的生平出发，又变得很让人理解。

回到台湾，陈心怡仍得继续面对她父亲的“恐慌”。“很多人都看过这个片子了，都觉得这些‘公开’没有什么，但他就是还会恐慌”，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