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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邪教引发的蒙汉仇杀:中国赢得内蒙却丢了外蒙

2018-01-14 老衲读史

老衲读史三千年读史,不外功名利禄;九万里悟道,终归诗酒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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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此地作别,也好他乡再见~~~~



“近年来一大批汉人涌入蒙古,沿着这种途径形成社团,居住在库伦及蒙古其他地方。光绪17年,在内蒙古卓索图盟和昭乌达盟汉人突然叛乱,任意屠杀喇嘛及平民,男女老少,并烧毁了许多防务。如果类似的事件再度发生,将会使我们遭受巨大的灾难。”


这段话出自1911年外蒙古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派代表团前往俄罗斯寻求沙皇政府帮助独立时的请愿书。长期以来,对于外蒙古独立大多从国际关系解读,极少有谈及蒙古独立背后的民族问题——蒙古族与汉族的矛盾,尤其是发生于光绪17年(1891年)的民族仇杀。按照马克思哲学的观点,如果说,国际关系是外因的话,无疑民族矛盾的内因才是决定性因素。


1913年法国摄影师斯蒂芬·帕塞拍摄的蒙古喇嘛与白塔


汉族的外迁与蒙汉矛盾


另一方面,中国对于内蒙古地区的控制却因而增强。暴动平息后,李鸿章给出的解决蒙汉矛盾之道是:“佃种蒙地者,由地方官征收,蒙古王公派员领取;商民领取蒙古赀本贸易,或彼此赊欠致有亏折,亦应送地方官持平论断,毋稍偏倚”。也就说,蒙古王公被剥夺了行政管理权,仅保留从地方政府获取租税的权力,清朝地方政府取得了这一地区的完全控制权,实现了“改土归流”,为民国时期的建省奠定了基础。


此外,在暴动中大批蒙古人北迁避难,加速了内蒙古地区蒙古族的农耕化。位于大兴安岭南部的科尔沁右翼前旗的农耕化就是由金丹道暴动中逃难的卓索图盟蒙古难民开创的。内蒙古地区的农耕化,无疑会加深其与汉族地区的经济联系,使其融入整个中国经济体系,再难分离。从而使内蒙地区尽管不乏闹独立者如德王,但从未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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